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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鲜明特色。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与来自外部的凶恶敌人进行殊死搏杀的同时，也在同自身的不正之风进行着艰苦的斗争，并从中逐渐培育和发展起了优良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过程中，倡导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关心人民群众生活，进行延安整风运动，总结革命和党的建设经验，逐步提出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奠定了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先进政党，但党的作风建设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民主革命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里，党内曾严重存在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教条化的倾向，给中国革命带来过严重危害。沉痛的历史教训使全党有了一次重要的思想觉醒。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强调党的建设及其实践应“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思想。鲜明提出党的作风的中国特色问题，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大贡献，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形成，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紧密联系着的。早在党的创立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使党能够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毛泽东强调党必须树立一个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新的作风。他强调要进行调查研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此，毛泽东身体力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著作，为我们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树立了光辉典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党风建设的思想在系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得到了全面展开。1929 年 12 月，古田会议决议把思想建党放在党的建设首要地位，提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明确提出党内批评的主要任务。古田会议决议从理论上较系统地阐述了党性修养的内容和方法，是加强党性党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1930 年 5 月，针对党内一些同志盲目崇拜苏俄革命与建设经验、严重脱离中国实际、主观主义、“本本”主义严重的情况，毛泽东在进行调查之后，写作并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文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思想路线”这一科学概念，并深刻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后来，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中，又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辩证关系，为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针对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局部范围内执政党的客观现实，毛泽东提出了“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著名论断，要求苏区干部“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与群众呼吸相通。为此，他强调要十分注意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他说：“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延安整风期间，党的作风建设取得重大发展。1942 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党风”这个概念，指出：“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全党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通过学习毛泽东的整风报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党的其他文献，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同时，也使党的作风建设的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了。在延安整风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把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并指出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对党的“三大作风”的集中概括和深刻论述具有开创性意义，不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本质特征，同时又赋予了它深邃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中国特色，标志着党的作风建设的思想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解放战争时期，党在经过二十多年革命斗争的实践锤炼和延安整风的洗礼后，经受住了新的斗争考验，党的优良作风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1947 年开始的整党运动是全党范围的一次党性修养活动，经过一年的党性教育和锻炼，基本上克服了党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现象。这次党性修养活动，采用了“党员与党外群众结合开会”的方法。这种方法，既可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批评审查党的干部，又可以把群众所信任和拥护的干部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对于今天揭露和克服党内存在的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等侵犯群众利益的现象，切实改进党的作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面临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迫切任务。能否在执政条件下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并适应党的历史方位转变形成和发展新的作风，成为党在实现这一转变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基于这种要求，在 1949 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思想的提出，是毛泽东在深刻反思历史经验基础上对执政党作风建设做出的科学判断，深刻体现了党在历史方位转变中对党的作风建设认识的升华。新中国建立初期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既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在全党连续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重点整顿各级领导干部的作风，解决党群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加强思想、工作、生活三方面作风的整顿，不仅使党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取得了警惕和抵御“糖衣炮弹”袭击的显著效果，而且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得以巩固，使党的各级组织在各条战线发挥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作用。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理论的创立者和实践倡导者，执政以后党的作风建设的路径选择同样带有创立者本人独特的风格特征。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加强执政党作风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仍然沿袭着传统的思维方式，借用了革命战争年代整党整风的成功经验，主张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解决党内作风问题，甚至将腐败现象一举铲除。这种整党整风的形式在新中国建立前期取得了良好成效，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受到了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和消极后果，也留下了沉痛的历史教训。实践证明，用大规模整党整风和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党内作风问题，应当说在特定的时期确实取得了成效，但随着党的历史方位转变，这种方式的弊端也开始显现。探索一条与长期执政相适应的党的作风建设的新路子，已经成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启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非常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这方面，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邓小平对十年内乱给党的肌体带来的损害有切肤之痛，深感党风迫切需要加以认真整顿，指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内腐败现象滋长蔓延的情况，邓小平严肃地指出：“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他还反复强调说：“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陈云 1980 年也就党风问题发表谈话，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邓小平对党的作风建设的重大理论贡献，就是明确提出必须把党的作风建设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的思想。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解决党的作风问题，不能单纯靠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治本之策是制度建设。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为了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中共中央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于制度建设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具体规定，如《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等。1980 年 2 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党内政治生活的十二条基本原则，要求党员和党的组织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党性，根绝派性”、“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等等，为新时期加强党风建设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和方向。紧接着，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并从 1983 年起用 3 年时间对党的思想、作风和组织进行了全面整顿。经过全党的努力，党内健康力量已占强大优势，党的纪律得到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1987 年党的十三大总结了党的制度建设的经验，提出要走出一条不靠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这些党内制度规章对于推动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世情、国情和党情，围绕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的作风建设提升到了新水平。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特别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和启迪。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脱离群众是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最大危险，而官僚主义加腐败必然使党蜕化变质，严重脱离群众。只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始终立于不败之地。1990 年 3 月 9 日至12 日，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强调必须坚持不懈地同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消极腐败等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进行斗争。四年之后，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再一次强调“要继续抓好党的作风建设，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进一步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此后，党中央始终把党风问题作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紧抓不放，先后在全党开展了以“三讲”为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2000 年 2 月，江泽民同志在深刻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时代课题，而且明确提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与时俱进。在党的作风建设上，既要发扬自毛泽东以来为党执政所确定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又要培育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求的新的作风，不断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与时俱进。在 2001 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又指出：“要认真总结我们党加强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抓住当前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学风和干部生活作风等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工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江泽民进一步强调：“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要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努力培育新的作风。一切不符合党的事业发展要求、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不良风气，都应坚决克服。”这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任务与要求。2001 年 9 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作风问题，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决定》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科学论断，并针对党的作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纠正措施，丰富了党的作风建设的时代内涵。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扎实开展党的作风建设，把党的作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2002 年 12 月，胡锦涛同志带领中央书记处成员到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了毛泽东“两个务必”的教诲，号召全党继续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分析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出现的一系列阶段性特征，提出和坚持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为载体，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整体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大力倡导弘扬优良传统和作风，并带头树立为民、务实、清廉作风，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要求，开创了党的作风建设的新局面。2007 年 1 月 9 日，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提出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强调要加强党风党纪教育，改进学风和文风，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推进各项工作。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兴密切联系群众、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以坚强党性保证党的作风建设，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思路。党的十八大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对党的作风建设的新要求。
经过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不懈努力，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不断赋予党性党风建设以新的时代内涵；建立了切实管用的规章制度，改变了党风建设无章可循的状况；探索了党性修养与党风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取得了关于党性党风建设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这一切为今后进一步加强党性党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