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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很深刻的，所以我总是想先生是不会随便写一词、一句乃至一段文字的；鲁迅是很难理解的，所以我总是想尽可能地去读懂先生的意思。这想法也使我吃尽了苦头，有时候绕来绕去，使自己钻进了死胡同。可我又总希望在山穷水尽时柳暗花明，在疑云重生时豁然开朗；然后再把这种思考和顿悟传达给学生。于是便有了这篇关于《范爱农》的题为《希望之为绝望》的短文。
文章从徐锡麟被杀写起。1907年光复会组织安庆起义，7月6日徐锡麟在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上刺杀巡抚恩铭，乘势起义。后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消息传到东京，便引发了所谓的“同乡会”争执。徐锡麟被杀是和“同乡会”争执确实有因果联系，所以有人认为，这两个方面重点是写二人的争执。这样的理解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前后两面是各有其用意的。徐锡麟刺杀恩铭，“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这里仅用寥寥数语即点出了问题的关键：封建统治的凶狠残暴。死的有徐锡麟，有秋瑾，家族亦将被牵连。封建统治者对革命者的反抗的血腥镇压是决不手软、决不姑息的，致使“人心很愤怒”。前一层意在揭露封建统治之残暴。
徐锡麟之被杀，引起了“同乡会”之争执。鲁迅主张发电，“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这部分缘起于先生的唤醒民众的启蒙思想；范爱农不主张发电：“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这是范爱农满腔悲愤的宣泄。持论者以为，“年轻气盛的鲁迅不理解这一切，只是偏激地认为‘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可恶。’”（《教师教学用书》15页。北京出版社，2007年6月）以为是在将范鲁二人做比较，突出表现范爱农思想的冷峻深刻，而鲁迅的肤浅偏激。这里先生的偏激是有的，但着意不是为了写二人谁对谁错，谁深刻谁肤浅。实际上，鲁迅还是比范爱农年长些，而且见解似乎鲁迅也较深之于爱农。作者只是为了用自己的愤激来反衬范爱农的悲愤。打电报有无用姑且不论，单是满怀悲愤的范爱农，怎能用一份电报或几行电文就能一纾爱农悲愤的心情！后一层重点在突出爱农无比悲愤的情感。
第二件事，写的是二人故乡重逢。相同的人生境遇，便是二人“理想的头碰了一个大钉子”（《为了忘却的记念》）。于是“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闲谈之中，说起了当年的逸闻旧事，不仅冰释前嫌，也给我们留下了思索的余地。
“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这些号称革命者的青年，依然为“师母”背负着一双沉重的“绣花鞋”；中国读书人的迂腐，即使是革命者，甚至是青年，也是难脱其桎梏的。“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对此，鲁迅都“很不满”，连续两次摇头。意在说明，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对封建主义和封建思想的批判，鲁迅先生是从来不隐讳的，总是给予无情地鞭挞和嘲讽。
这里我们看范爱农的态度：
“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是谁的？”
“还不是我们师母的？”他瞪着他多白的眼。
“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
“谁知道呢？你问她去。”
范爱农的答话是带有强烈的语气和感情色彩的。“还不是”有明知故问的反诘，“谁知道呢？”是无可奈何的感喟。其中自然隐含了范爱农对此种种的态度：不满和无奈。可见，鲁迅和范爱农反封建的思想认识的基点是一致的。
课文第三部分是全文之重点，作者着墨也最多。“报馆案风波”是这部分所写的主要事件，作者以此为介，勾勒了辛亥革命的全过程，同时也婉曲地写出了范爱农对革命的心里路程。这里作者巧妙安排了两条线索：
一是客观表现辛亥革命的过程：（辛亥革命的“革命者”）投机革命——收买革命——镇压革命——窃取革命果实。
王金发做了革命的都督，“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那些原本“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大概换上了皮袍子了”。鲁迅用极其形象而简洁的语言，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辛亥革命的实质。这也就恰如阿Q革命之洋钱和女人，革命性质之狭隘局限略可窥见一斑。而这些所谓的革命者对革命之认识亦如阿Q一样肤浅。当一群少年看到了这一点，便“要办一种报来监督他们”，然而却未能看清王金发的蜕化变质，错误地将其用来收买革命的钱视之为“股本”。这其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写都督的蜕变，辛亥革命已经变质变味；二是少年对政府和革命的基本认同，对革命的性质缺乏根本性的理解。“报馆案是我到南京后两三个星期了结的，被一群兵们捣毁。”王金发派兵捣毁报馆，德清遭难，“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连绍兴师范学校校长的职位也落在了孔教会会长傅力臣手中。投机，收买，镇压，窃取，这才是辛亥革命之全过程和本来面目。今天我们回视德清带着寸长刀痕的照片，无形中会有这样的认同：辛亥革命不过是一场革命者自取其辱的游戏。
二是写范爱农对辛亥革命的情感态度的变化。革命前，范爱农和作者一样，热切地向往革命，这是他们的政治理想和革命追求。所以当革命到来时，素以喝酒为好的爱农带着“从来没有见过的笑容”说：“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革命的到来，使爱农一扫久抑的苦闷，虽然真相却并不尽如人意。“满眼是白旗”“内骨子是依旧的”。可爱农还是竭尽自己之能事。做了学监的范爱农“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绍兴革命也不过是昙花一谢，一切又恢复了旧观。鲁迅要前往南京了，“爱农也很赞成，但颇凄凉，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罢……’”这“凄凉”是爱农在认清了现实，对革命的失望乃至绝望之再次碰壁。这也就自然成为爱农之死的社会因素。不难看出，爱农对革命正是循着这样一条线索：向往革命——参加革命——绝望革命——（殉葬革命）。
这里我们不妨截取上面分析的几个结论，一徐锡麟被杀，揭示了封建统治在政治上的凶狠残暴；二绣花鞋事件和让座风波，表明了封建统治在思想上的根深蒂固；三“报馆案风波”，昭示辛亥革命的结局和范爱农精神理想的破灭。一二两部分从历史的客观性上表明辛亥革命的艰巨性，为下文写辛亥革命的失败，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做了张本。和鲁迅一样，范爱农也是一个精神战士。当一个革命者的精神理想被彻底扼杀时，无异于抽却了范爱农的精神生命之灵魂。所以说，辛亥革命的失败是范爱农之死的社会根源。
文章以徐锡麟被杀开头，结尾又以范爱农之死作结，巧妙连缀，别具意义。徐锡麟被满清统治者血腥镇压，预示了革命之残酷和艰巨性；范爱农却死在辛亥革命的当口，死在封建遗老遗少的围攻和排斥中，充分表明爱农的悲剧正是辛亥革命悲剧的缩影和写照。
当然，范爱农之死也有其自身的性格因素。文章的结尾写范爱农死有这样一句话：“第二天打捞尸体，是在菱荡里找到的，直立着。”“直立着”三个字，形象地归结了爱农的性格特点——固执，倔强，耿介，狷直。这是他与黑暗社会格格不入的体现，也是他追求精神独立的真实写照。他是一个“眼球白多黑少的人”，作者刻意表现了他的冷峻，揭示他作为一个革命者对封建统治者的仇恨。“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回忆“同乡会的争执”，坦然地告白自己对鲁迅的情感态度，表现出了万分的坦诚和直率。辛亥革命时的热情和勤奋，表现了他暂时走出苦闷和颓废的欣喜和兴奋。“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单是这句话，我们又不难看出他生活的窘迫和性格的天真。这让我忽然想到鲁迅评价笔下的另一个人物——刘半农时的一句话——“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鲁迅《忆刘半农》）。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直至他“景况愈困穷”“在各处飘摇”，已是“唯死而已，端无生理”（范爱农致鲁迅信）。所以先生才疑心“他是自杀”。
爱农去了，带着他对革命的满怀隐痛的绝望，也淡去了周遭世界对他的厌恶和迫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死，是他对腐朽社会强烈不屈的抗争，也是他作为一个精神战士对辛亥革命的生命的薄奠。
行文至此，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鲁迅和范爱农经历大体相同，都留学日本，又都参加了光复会，都是革命的精神战士，可是他们的人生命运之结局却不尽相同，为什么？
在我看来，鲁迅与范爱农的交往时间不长（1905——1912），可二人的思想认识，情感态度，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对革命的热情期盼，革命失败后的苦闷和彷徨，对朋友的真诚，甚至嬉笑怒骂，很相像。“同乡会的争执”，鲁迅对范爱农有过误解：“天下可恶的人，——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这是作者愤激的言语，借此来突出范爱农无比悲愤的心情，对于徐锡麟被杀，鲁迅主张发电报，也表现出了悲痛和愤怒。就此而言，二者的情感态度所指是一致的；甚至后来范爱农直言相告：“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也不过是因误会而起，没有根本的矛盾。第二部分写鲁迅两次摇头，表现出对封建思想的否定和批判；而透过范爱农的语言和表情，可以看出他的认识和思想和鲁迅毫无二致。第三部分对辛亥革命的态度，鲁迅和范爱农一样，经历了向往革命，热情投身，悲怆失望三个阶段。即使在私人感情上，也是相互牵挂，包含着对对方的无尽的思念。一个在北京，一个在绍兴。“我想为他在北京寻一点小事做，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没有机会。”“也许明天就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在范爱农死后不久，鲁迅即写了三首诗悼念，“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甚至在爱农死后十多年，鲁迅还依然牵挂着他唯一的女儿。“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殷殷之情，系于言表。所以贯穿二人生活思想的共同线索为：愤恨——无奈——绝望——苦闷——思念。
身处同样的时代，历经相同的遭遇，感受了同样的思想变化，可他们的结局却迥然而异。在我苦思冥想的当儿，忽然记起了鲁迅在《野草·希望》中引用裴多菲的一句名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和范爱农，一个是在绝望中抗争，走向新生；一个是在绝望中沉沦，走向死亡。
忽然又想起钱理群先生的一句话：“带着极大的屈辱，竭诚奉献了一切，却被为之牺牲的年轻一代，以至整个社会无情地抛弃和放逐。”（《与鲁迅相遇》285页。三联书店，2003年8月）这话是在写鲁迅，我以为更适于范爱农。
（本文刊于《语文学习》2009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