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的这本著作主要是对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与《三经新义》展开研究，同时在这个基础之上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

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与《三经新义》的关系给我们的一种印象就是：王安石用来指导变法的著作《三经新义》好像有些沦为变法的政治宣传资料之嫌，其学术成就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内圣外王并重的体系：既将德性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注重对功利主义的追求，这是其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本质特点。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是以“道”为本体的思想体系，他提出了“法其意”和“道之全”的思想。“法其意”就是要效法其精神实质，所以形式上可以而且必然与先王不同，他以此强调了“变”的思想。“道之全”与理学家以五常为道本体的体系有很大不同，王安石以“道之全”的思想为指导主张公开吸收佛道诸子百家的思想，他从“惟理之求”和“合吾心者”的标准出发，挣脱了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因而他所确立起的道不仅仅包括了一些道德伦理的内容，而且还有功利主义的因素。王安石的道本体作为最高的范畴表现在万物之中的人身上，就是人性。与其道本体相对应，王安石人性论的内涵中既有德性的一面，又有智性的一面。德性是道德心性修养的根据，智性是外在事功的依据。所以，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本质上是一个内圣外王兼重的思想体系，与理学家偏重内圣的思想体系有很大的不同。

王安石哲学思想重视内在修养和功利主义的特性必然要在适当的时候以外王的形式体现出来，而王安石变法正是其哲学思想外王实践的形式，这个形式又是通过《三经新义》这个媒介将二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以，王安石哲学思想是“本”，这个“本”在注释《三经新义》的过程中将其思想贯彻和体现了出来。所以《三经新义》主要体现了王安石的哲学思想，在学术上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当然作为变法期间颁布的《三经新义》因政治环境的影响不免染上了为变法服务的色彩，也出现了一些与其哲学思想不相协调的因素。主要表现为用《字说》的解字方式来训释经典，因而造成了穿凿和形式主义的弊病。但是简单地将其等同于为变法服务的工具则是不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