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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地理来看，泰山高大主峰坐北面南，次高群峰偃伏环卫，形成自然而巧妙的“群峰拱岱”的自然走势；古人从“天人合一”的观念看，“群峰拱岱”正与天上“众星拱北辰”遥相对应，北辰为“帝座”所在，泰山也应为“天帝”之居，因此泰山成为历代帝王拜谒封禅之圣地。“泰山北斗”成为天地间相匹配的圣迹伟观。
翻开祖国地形图，我们可以发现，依照不同颜色所标示的不同高度，我国地形呈现着由西而东的梯形递低变化。地理学家们依次分为三级阶梯，这就是以“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为中心的第一级；以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准噶尔盘地、塔里木盆地为主体的第二级；以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沿海一带地区相连带的第三级。就在第三级这一片绿色狭长地带的中部，有一孤岛似的褐色三角区，这就是被称为“势压齐鲁”“雄峙天东”的泰山山脉。它好像整个中国版图的一只巨眼，突兀耸峙于祖国的东方，傲视着世界上最大的一片水域太平洋。
泰山山脉居于山东半岛的西部，华北大平原的东部。整个山脉多向走势，环绕绵亘数十公里，纵横根盘数百平方公里，有大小山头一百多个，其中主要有天柱峰（1545 米）、望府山（1463 米）、摩天岭（999 米）、傲徕峰（997 米）、黄岘岭（964米）、凌汉峰（630 米）、招军岭（472 米）、凤凰岭（725 米）、天烛峰（1198 米）、虎山（125 米）、金山（229 米）、蒿里山（198 米）、徂徕山（1027 米）、灵岩山（723 米）、莲花山（994 米）、新甫山（925 米）、五峰山（565 米）、卧虎山（353 米）等。在这群峰如笋、层峦叠嶂的巨大山系中，其主峰天柱峰以稳重的根盘，庞大的山体，雄居于群峰之中，昂首于众山之上。经历过数十亿年的沧桑之变，虽没有新锐峻拔的凌厉之势，但其老成持重之威严，绝然为众山之首领，堪称“东天一柱”。主峰之巅玉皇顶为泰山极顶。
据地质学家考证，今日泰山是在古泰山的地壳沉降带岩层褶皱隆起的基础上，经过数亿年的海陆演变，在距今 1 亿年左右的中生代晚期，山南麓产生数条北东走向的高角度正断层而引起的地壳抬升而形成的，总体地势表现为北高南低、西高东低、南陡北缓的地貌特征。而主峰耸立偏北，大多侧峰星布于主峰之南，呈扇面形分布，宏观看起来，高大主峰坐北面南，次高群峰偃伏环卫，形成自然而巧妙的“群峰拱岱”的自然走势。
群峰拱卫泰山，犹如灿然怒放的睡莲。
主峰玉皇顶为众峰拱卫的核心，推展开去便有日观峰、月观峰、大观峰、莲花峰等，组成岱顶群峰簇拥之势。由岱顶辐射开去，又有鸡冠峰、雁领峰、天烛烽、丈人峰等，而外又有傲徕峰、凌汉峰、中溪山、摩天岭等，这些峰岭走向不一，但都拱卫着玉皇顶，与主峰成鳞次栉比，等而次之之势，正如莲花初放，层层花瓣拱护着花心。
泰山主体之外，又是一群匍匐散列于周围的众山，如海拔 1108 米的鲁山，1032 米的沂山，1150 米的蒙山，1023 米的徂徕山，994 米的莲花山等，还有若干点缀其间的低山高丘，对泰山主峰来说，似若离去不忍又归来有距的浪子游魂，陈列于齐鲁大地。
追溯往昔，在古人眼里泰山的所处位置简直是得天独惠的。《淮南子·地形篇》中曾确认泰山是天下的中心：“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从此段行文看，古人认为，东至辽东，南至衡山，西至陕西，北至雁门以北，在这一广大区域里，岱岳（泰山）是居其中央的。这种地理观念的形成，当然是受当时人类活动范围的局限，也与泰山在古人心目中的独特地位有关，而独特地位的形成，既是自然的，也是心理的。也就是说，“群峰拱岱”首先是说这一大片区域内的众多山峰，很少有超过泰山主峰的海拔高度的，多半是偃伏其侧，拱卫而列；其次而言，便是由于泰山巨大而久远的人文影响，而使人们在心目中对泰山愈发景仰有加。事实上，从祖国地形图上看，北自燕山，西自太行、华山、伏牛山，南至大别山、黄山、天目山等，这一圈内的广大区域，确实只有泰山及诸峰是耸立于绿色平原上的褐色孤岛，而泰山主峰又是被诸多低山伏岭簇拥着拔地而起的，愈显其高大巍峨，自然成为被群峰围护的“向日莲花”。
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支柱，即在于“天人合一”论。大体而言，“天人合一”是指“天道”与“人道”即自然与人事的相通、相类、相统一的关系。溯其本原，当肇始于商周时期的天命神学观。《礼记·表记》曰：“殷人尊神，率人以事神”，这时的神权与王权是合一的。
当然，这种与“王权”紧密相连的“天人合一”观是建立在未经启蒙的原始宇宙观、人生观基础之上的。先民们来到这个万象纷呈的大千世界上，对生生不息、变化无穷的万事万物茫然以对，大惑不已。当天空响起炸雷、闪着疾电的时候，当大地震动、洪水肆虐的时候，先民们开始想象天地之间似乎有一个巨人在主宰一切，这便是超乎凡人的神灵或天帝，它应是万物生成或变化的依据。当时的人们确信，“天”乃人类的父母（《诗》曰：“天生
民”“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是万物主宰之天创造了人类，“天”成为具有人格意志的最高存在。但随着商周之际朝代的更替，社会的动荡，怨天、恨天的呼声骤起，作为主宰一切的“天”的信念，受到了怀疑。时至春秋时期，人们便提出了“民为神主”（《左传》）的观念，人的地位可通达于天。于是便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易经》）的说法，由此，“天人合一”被古代哲人视为人生的理想境界。
“天人合一”的另一层含义，即“天人相类”，认为天人在形体性质上都是相似的，“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吕氏春秋》），即是说，天和人都如有阴阳相类而相应，天上似若人间。
由此，“天”的内涵已不止于自然之天，或指主宰万物之神，或指人生准则之本，或指“天道”即自然规律之必然。“天之道”与“人之道”合一。道是包容万物的，一切都不能超越“道”这一根本之理，万物的生生不息，变化万端都是遵循着“道”的变化而变化的。哲人们正是从天人关系的沉思中来领悟世界及人生的意义。客观地看来，“天人合一”论看到了自然与人事的统一，并谋求其和谐，也是一种合理的文化生态观。作为“天人相类”的思维范例，古人总善于“仰观天象，俯察人事”，由此发现一些看似神奇，实则怪谬的天人相类现象。如《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一诗所述。此诗本意在于讽刺和抨击周幽王的施政无道，以致灾异频生，百姓受难。但诗却把怨怒指向了“日月之蚀”：“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日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应当看到，“日月之蚀”是“天之道”，是无所谓善恶的，而“下民之哀”却多半是“王无道”造成的，天与人之间在这里并没有必然联系。
但古人从来是十分看重天象的，而且常常把“天象”与“地气”相对应以推究人事之变。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著《史记》中，专以《天官书》之卷来总结古人的天象观。他综论道：“自初生民以来，世主何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把天上的星宿与地上的州域对应起来，建立星宿的“分野”，主要是为了观察灾祥的天象，以占卜地上所配州国的吉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宗教迷信的占星术相联系的。古人对于某些异乎寻常的天象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于是在崇敬天帝的思想基础上，把天象的变化和人间的祸福联系起来，认为天象的变异预示着人事的吉凶。例如上述日月之蚀被推究为一种凶兆灾运，又如彗星的出现被认为是兵灾的凶象，“岁星”（木星）正常运行到某某星宿，则地上与之相配的州国就五谷昌盛，而“荧惑”（火星）运行到这一星宿，这里就要发生种种祸殃。占星家还认为某星主水旱，某星主饥饿，某星主疾疫等，这显然是迷信无知，但古人却坚信不疑，依之行事，并长期顽固地占据着人们的头脑，成为“天人合一”观的具体体现和延续。
“天势”与“地利”的天然结合，带来了“五岳独尊”的泰山独特优势，形成了“泰山北斗”的历史人文景观。
所谓“天势”，即北方星空北斗七星拱卫北极之星。北斗七星是我们祖先最早认识的星辰之一。在远古时代的洞穴石壁上，在石头和贝壳上，都可以找到古人雕刻的北斗七星图画，古人就是根据斗柄的指向来定时间和季节的，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就是古人借黄昏时七星斗柄指向决定四季的经验总结。更重要的是，根据“天人相类”原理，《史记·天官书》中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古人把北斗七星想象为天帝的御车，是运行着的天帝宝座，可见其地位的重要。东汉武梁祠的石刻上就有一幅天帝坐斗车而临制四乡的图画。环行着的七星是帝车，居中守恒的北极星自然是帝座，是天帝居所。
所谓“地利”，即指“天下居中”的泰山群峰拱卫着天柱主峰。泰山其势素有“特好主峰”（宋·郭熙语）的称誉。即是说，泰山主峰突兀，卓尔雄峙，且所谓泰山“四大奇观”（旭日东升、晚霞夕照、黄河金带、云海玉盘）的最佳视点也都在主峰岱顶之上。孔子的哲人之语“登泰山而小天下”更把登上岱顶之无穷奥秘推到了极致，成为有志之士的宏图伟业。当年与权臣严嵩势不两立因而被害的明嘉靖进士杨继盛就曾慷慨留诗：
志欲小天下，特来登泰山。
仰观绝顶上，犹有白云还。
泰山之巅，风光无限，实在令人遐思神往。
与“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圣人之言天地相应的是孔子的“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的慧眼睿思之语，也就是说，圣人早就发现“天上北辰”只有“地上泰山”可以相匹配。“泰山北斗”一语正是对这一“天作之合”的历史总结。
“众星拱北辰”是天上的奇迹，“群峰拱岱宗”是地上的伟观。对此，古代文人多有描述：
峰峦咸北拱，日月早窥东。
（明·杨文祎：《登岱》）
天连北极千山拱，
云拥黄河一线来。
（明·查秉彝：《登岱》）
万叠层峦拱岱东，
苍崖峭壁削芙蓉。
（明·邹德溥：《登岱》）
错落山形皆北拱，
微茫海气自东来。
（明·谢兆浙：《登岱》）
由此可见，许多诗人不约而同地用一个“拱”字来表述泰山主峰与群峰序列相依的自然走势，到清代嘉庆年间，孔子后裔来登泰山时，便把“群峰拱岱”四字镌刻成碑石，立于泰山之上。现在想来，这无意之作也算是对其先哲孔子的圣人之思的一种巧妙呼应吧。
“拱”字在此，可谓微言大义。天上北辰所指，北极星也。此为天之枢纽，为天帝所居，自然成为一天之极则，众星之中心。地上泰山与之相当，自然也是帝座所在。最初，孔子也许正是发现天上星辰的这种独特序列组合是有特别寓意的，所以，用来表述他心中的道德律。其实，这也正是中国数千年等级社会中人伦关系的一种经典模式。所谓“南面而王”“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礼记》）是一种铁律，而这，不正与“群峰拱岱”的泰山天然之势暗合吗？与之相类的，如古代的建筑设计，器具摆设，礼仪阵势等，几乎都是众人“拱”一君的，否则，稍有不规，都将罪莫大焉。我想，这也是贯通中国人文史迹的“天人合一”观的绝妙注脚。
天上北辰，众星拱之；地上泰山，群峰拱之，是为至尊。泰山为何成为历代皇帝拜祭封禅的圣地？从这里也可以得某些信息。这也许正是中国其他大小山脉绝无泰山之灵气和威严的个中缘由吧。
[作者简介]杨树茂（1939—），男，山东章丘人，泰安师专学报编辑部教授。
原载于《泰安师专学报》2001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