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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考古学暨历史学的材料表明，中华民族的东部先民们自新石器晚期至春秋时代，以泰山周边地区为核心地带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它包括物质遗存及思想文化典籍两大部分。东部先民们所创造的文明，水平高于同时代的中国其他文明，其辐射范围南至江浙、北到东北、西达汉中，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过独特贡献。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华文化的起源和构成是多元的，由此引起了更多的人去注意对楚、越、蜀诸文明的研究。但是，就中国历史的重心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是长江以北地区而言，中华文化的构成是二元的，是东西两种文明的互相融合与发展。西部文明是以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为典型的仰韶文化的发展与延续，东部文明则是以泰山为中间核心地带，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自公元前 5000 年左右开始，一直延续发展，下限至春秋战国时期。并且，东部文明比西部文明较早地影响和辐射了中国中东部的广大地区。《文汇报》知名记者郑重在实地探访中国东西部古文明的一些遗址及访问了许多当代知名学者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华文化的构成一半是海水，一半是黄土，认为中华文化的内涵有明显的二元性质。
郑重二元论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将其中的海水一语换成泰山似更妥当。其中原因，分述如下。
我国的古代历史教科书讲到中国氏族社会历史时总有这样的表述：仰韶文明代表了中国母系氏族社会的文明程度，大汶口文明反映了中国父系氏族社会的文明状况；两者一个居前一个在后。
这样，就人为地把二者本来的并列关系描述成了前后递进的系列关系。但是，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二者不属于同一文明系列。东部大汶口文明自有其自己的系列和体系。
大汶口文明是泰山宏观长时段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此处所说的泰山文明是指，中华民族的东部先民们依托泰山山脉、以泰山周边地区为核心地带创造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它包括物质遗存及思想文化典籍两大组成部分。据目前所知，该文明的起源始自北辛文明，
辐射范围包括中国东北、中原的部分地区和华东的大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一书在谈及龙山文化影响时曾指出：“辽东半岛、山东、河北、苏北以及河南、安徽的某些地区，物质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表明这里的氏族部落存在着历史的、文化的共同传统。”郭书所述地域就是泰山文明的基本辐射区域。不仅如此，它的波及范围还要更大些。比如：我国古文明中拔牙风俗以大汶口文化为最早，也最为普遍。1976 年至 1978 年发掘的湖北房县七里河龙山期遗址，发现拔牙风俗遗存，十四个成年男性有八个经人工拔牙，五个成年女性有三个人工拔牙。
董楚平先生在《〈国语〉防风氏笺证》一文中认为，“大汶口文化属少昊族系，防风氏即其后裔。房县七里河先民有拔牙风俗，房县古称防渚。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说明早在‘禹（杼）杀防风’之前，即龙山文化时期，山东以防为氏的部族已有一支来到了汉水中游”。
再比如：前揭董文根据《国语》透露的关于防风氏的历史信息，参之以前人注释，在杨向奎先生研究和今浙江德清县一带为东周以后防风氏族裔重要聚居地的史实基础上认为，禹杀防风氏的地点“也应该在山东泰山附近”；“从新石器时代到东周时期，山东与江南海路畅通，文化关系密切”。董文上述推断不是无稽之论。实际上，董说的后一点郭沫若书中讲述有关问题时似乎也早已经觉察到了。书中写道：“以山东为中心的龙山文化是在大汶口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给予良渚文化以强烈的影响。”
良渚文化的集中分布地区就在江浙一带。
郭沫若书中关于辽东半岛、山东、河北、苏北以及河南、安徽的一些地区文化面貌一致的论断与多年来的考古发现是一致的。中国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分布自北而南依次是：辽宁有新乐文明、辽南文明，渡海进入山东有龙山文明、大汶口文明，再往南是江淮地区的青莲岗文明，上述文明类型基本上覆盖了郭书所述地区。其中，在这一带形文化分布区内，它的中心地段正好是泰山地区。泰山山脉，它的南麓有大汶口文明的典型遗址，它的北麓则是龙山文明的首先发现地。考古表明该地区的文明程度在当时的中国地域之内所达到的水平最高。是泰山地区较高层次的文明在当时给其他文明以重大影响而不是相反。它们之间的关系大致如下：先是大汶口文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龙山文明得以大规模发展，然后，以山东地区为中心的龙山文明又给予其他文明以巨大影响。并且，就目前所知，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泰山文明所覆盖的面积之大是其他相近时期区域性文明所不能比拟的。如果把发生部分变异的龙山文明分布区计算在内，它大约覆盖了中国现有版图的三分之一以上。
早在 20 世纪初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就指出，泰山地区是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当代学者吕思勉、杨向奎和蒙文通也分别在《先秦史》《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及《古史甄微》中称，中国古代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泰山地区。除前述论据外，泰山周边地区的详细考古资料及有关史籍的成功破译也可佐证以上诸人的论断言之有理。1959 年在泰山大汶口一带考古发掘出一批氏族社会墓葬。从中得知，当时社会成员之间的阶层分化已相当严重。随葬品各社会成员因身份的不同而多寡悬殊，说明当时该地区文明程度是高的，说明社会财富的生产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当时，这里的先民们制作了大量精致的骨、角、牙器及磨制精良的石器，所有这些都是当时中国其他地区的先民社会所从未达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及交流流向一般是由高而低而不会是由低而高，此事可从一个侧面佐证章氏诸人之说成立。
现代学人何幼琦先生对中国古代地理书《海经》的成功破译为章太炎等人的论断提供了新的论据。何幼琦在《〈海经〉新探》一文中指出，《海经》中讲的地域，它的中心是一座大山，名为昆仑虚，就是今天的泰山山脉。《海经》一书所勾勒出的地图就是四千余年前今山东省中部的氏族、部落分布图。文章中明确指出，古代传说中的轩辕、共工、祝融、欢兜、三苗、高阳等十八个部落，其活动范围都在泰山周边不远的地区之内。文字图画是特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古代人的文字图画亦然。何氏从这一思路出发对《海经》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可信的。
依据史籍、兼采口碑而著史的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称古代有七十二帝封禅泰山。此事同样有可信的成分。如与何氏所解《海经》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话，很可能是当年那些在泰山周边生活的众多部落中的一些重要首领祭山历史的真实反映。同时，此事也可告知人们，古代的中华先民们有相当一部分生活的区域不会离泰山甚远。因为，处于洪荒时代的部落酋长们不远万里东来泰山封禅是不可能的事情。
今天许多中国人心中的先祖黄帝世传其居地在今陕北，相当牵强。历史上有黄帝曾与敌手在阪（板）泉一带大战之说。今莒南县境有一古地名板泉。此事似可与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中所说“舜死葬近莒之纪城”语联系起来考虑。因为远古时代的先民们，作战不可能像后世的人们一样有千里万里之外长距离进击，作战地点肯定不会与其居地相距太远。本人认为如果黄帝板泉之战地点在今莒南境一说无误的话，此事可佐证何氏关于黄帝（轩辕氏）居地在今沂源一带之说有理。
此外，由汉初学者缀辑商周旧文而成的我国最早辞书《尔雅》中“中有岱岳”之句同样也可佐证何氏之论有理。因为，中国古代先民中这种固定的地望认识，也同前述有关事例一样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它应当是先民们活动范围长期以来不曾远离泰山地区，泰山长时期内是先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的历史的曲折反映。总之，何氏对《海经》的新解有理，而何氏之说又为章氏诸人的泰山政治文化中心说提供了有力论据。
如果说何氏对《海经》的成功破译能进一步说明夏代之前泰山地区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的话，那么，进入国家形成时期后的夏商时代，这一地区仍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最发达地区（或说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此点许多历史古籍中的材料可给予说明。
关于夏代。一般的说法是夏代由禹之子启建立。照此说法，夏也当在泰山文明所统摄的范围之内。因为，据历史记载，提拔禹为部落联盟领袖的舜一生的活动范围都是在山东（甚至是在泰山周围）地区。《孟子·离娄篇》中说“舜生于诸冯（今山东诸城），迁于负夏（负夏一作负瑕，春秋时鲁邑），……东夷之人也”。《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历山在泰山北麓，即今之济南千佛山，雷泽在今菏泽鄄城境，寿丘在今曲阜一带。舜死后的葬地也是在山东地区。《困学纪闻》引薛氏语曰：“舜葬海州苍梧山，近莒之纪城。”何幼琦据《大荒南经》中的“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句推断，葬舜之地苍梧在今沂水之东。据以上两条材料可大致推断葬舜之地当在今莒县或莒南县。
前引《孟子》书中称舜为东夷之人，此语可信。这里的东夷之人，不能同周秦或以后中国西部居民泛指边鄙野人的“夷人”概念等同理解。有人著文本意是想指出夷人文化的发达，但多引这一时期的关于夷人的带有贬意的资料，导致作用相反。因为，自从周人东来之后，越往后，夷人的概念之所指就越是专指少数未归化的落后边民了。除去“少昊可能是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的悖论，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提出的中国古代“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的观点颇有道理。
许多史料表明有夏一代夏族人与夷族人是难以泾渭分明地加以区分的。可以断定，当时整个泰山文明区域之内夷族、夏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成先民的原始性社会，共同促进着社会的进步与生产的发展。比如，《韩非子·十过篇》中说夏禹作祭器，常做成外边黑色、里边红色的式样。正好在夷人聚居地的龙山文化分布区内，古代遗物中也有这种外边黑亮里边赤红的陶器。再比如，有些确知是夷族的人，其对当时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水平不但不低于夏人，甚至高于夏人。大概在夏朝雏型之时，东夷族首领皋陶（一作咎繇），相传他被舜任为掌管刑法的官，工作做得出色，曾被禹选作继承人，只是后来因其早死而未成为现实。夏代正式建立后，东夷首领后羿曾夺得王位。要从外部夺得王位得经过两军对垒的长期苦战，但有关后羿代夏的历史叙述不是如此，颇有宫廷政变的味道。很可能后羿就是夏朝原来的管理者之一。神话传说中有关于羿射九日的故事，很可能这是羿在当时是位颇具才能的人物，对当时的人民做出过兴利除害贡献之史实的一种曲折反映。当代学者徐中舒先生在《论周代田制及社会性质》一文中讲，后羿以善射著称，这与龙山遗物中发现矢镞最多的条件相合。他也认为羿之事可信。寒浞（一作韩浞），相传是夏代东夷人的又一重要首领，居地寒，在今潍坊东北。他曾是后羿的助手。在羿代夏后，他又通过宫延政变形式推翻羿的统治而自代。像这样的政权更迭不太可能发生在夷夏明辨的时代。此外，太皓、少昊二东夷部落直至春秋时期仍有任、宿、须句、颛臾、郯等国，并且它们保持有各自的某些部族传统之事，也能说明此点。可以推断，有夏之时国家形式基本是点式，而不是面式，当时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并无夏族夷族之分。华夷之辨当是以后很远的事情。像西方哲人所讲的，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写成的。后来对东夷人的诬称，有可能与周人东来后东方人反对其殖民统治一事有关。
契是商人的始祖，其居地蕃在今山东滕县一带。有关他曾助禹治水的说法，以及以他为首的商人同其他部族和睦相处之事，也可证夏之时部族分野不深。《国语·周语下》中有“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之句，意思是自契开始，商人就一代一代与夏人平行发展，传到第十四代时终于取代夏而建立了商王朝。
商王朝建立实际上是泰山文明所达到的又一高峰。依泰山而壮大，从商族的兴起看是如此，从它们的活动轨迹和建都选择上看也是如此。夏初之时，商的活动中心是以泗上和孟诸泽一带为中心，东过泰山，北达河北，在东方地区广泛活动。太康失国后羿夺取夏政权时期，契的孙子相土进一步依托泰山求得了较大发展。相土在泰山之下的今满庄镇一带建立东都，
曾大力向东扩展势力。《诗经·商颂·长发》讲：“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很可能商这时的活动范围达到了东海之滨。《商书·盘庚》中有“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之句，当是指相土迁都泰山脚下带来商人事业大繁荣之事。
孟诸地区在兖豫平原东南，为河济余水充斥的卑湿薮泽之地。商人向该地区发展后，契的六代孙冥曾带领商人大力排除水患，开辟农田，对该地区的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国语·鲁语上》中的“冥勤其官而水死”之句即讲的此事。冥死后子王亥继立。《世本》中讲，“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管子》中也讲，“殷人之王，立帛（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这都说明了当时商人注意生产技术的革新、发明创造，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经过四百余年的发展，到夏朝末年商在东方已经是一个势力强大的方国，至汤时终于灭掉夏而建立起强大的商帝国。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商代建立后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发生了西移，
但这仍然是泰山文明内涵暨外延的扩张。除前述商人的兴起与发展是依托泰山外，就是它建立了奴隶制帝国后行使统治也是依托泰山文明中枢地区而进行的。比如，商朝有两次重要的建都，一次是建都在亳，一次是殷，它们分别在今天的山东曹县境和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上述两地都在泰山文明的核心区域之内。
可以这样说，商代的社会文明在三代中是最发达的，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讲来也是高水平的。比如，文字的使用、历法的制定、青铜器的制作、玉器的制作，还有高度发达的商业等，当时世界上能与之相匹敌的不多。其中，尤其能显示出商文明水平的是 1939 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司母戊大方鼎。无论从鼎的高度还是鼎的重量来讲，它都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古代青铜器之最（有关商文明问题下文还将涉及）。
这里所用周代概念包括西周、春秋和战国三个历史时期。
在商之时，地处黄土高原的周族部落兴起。大约在公元前 1027 年前后，周人灭商，建立了周朝。总体而言，周代建立后创造了较前人要高一些的文明。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在商品观念上他们就有倒退。以往人们每论及西周历史时讲的更多的是周人东来的创造，而不讲清周文明的发展基础，这就掩盖了下面一个基本史实：周人当年战胜商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落后战胜了先进，野蛮战胜了文明。周人当初对商人的胜利大致与蒙古人及女真人政权对汉民族政权的胜利相似。此点可从许多历史事例中得到说明。比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水平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但许多材料表明周部落代商之时他们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水平不及商人。尤其是商业，由于周人卑视经商活动，加之他们实行官工官商制度，周王朝建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曾达到商代的水平。
就社会文化的整体而言，先进和落后撞击能够使不同的文明融合后焕发出新的生机。但这里要说明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仍然主要是原有文化的发展和原有文明机制的内部调整，而不是原有文明的中断和消失，不是原有文明的失败。齐鲁文明崛起的历史能有力地说明此点。
周人战胜商人后分封、殖民，在泰山文明的核心地带先后派周公和姜尚建立了鲁和齐两个东方大国。鲁国定都奄（今曲阜市），由周公长子伯禽建立；齐国定都营丘（今临淄北），由姜尚建立。大约在公元前 8 到前 4 世纪之间两个西周封国之内孕育出了构成中华文化基本框架的齐鲁文明。尤其是鲁国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它不但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影响至深，而且影响东亚广大地区并有世界影响。应该看到的是，儒家学说的创立，仍与泰山地区自身文明程度有直接关系。以往，著史者总有这样的认为，鲁文化兴起的主导原因在于它是一个代表王室镇扶徐、奄的东方大国，分赐有“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各种文物制度一应仿照王室而设置，其文化的兴盛主要受益于原封的典籍、文物之丰。这其中大有偏颇。应该看到，鲁文化的兴起，最主要原因应在于其基础文明的与众不同，在于其起点甚高。在此方面我非常赞成范文澜先生的如下观点：周文化的发展与借助商文化的高水平基础密不可分。
鲁国若不是“据少昊之虚”“因商奄之民”，不可能有如此辉煌的文化成就。道理很简单，文化沙漠中决不会建成文化的高楼大厦。典籍、文物受封较盛对文化发展有重要影响，但若无较高文化发展水平的人群、社会作基础是不会开花结果和大放异彩的。此点，周王室所处西部核心的周边地带诸国，他们与周人来往频繁，周对他们的文化灌溉不会不多，但其文化成就甚微的历史事实可以给予说明。
此外，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远祖是东夷人一事也可佐证泰山文明对推动中华文化发展进化之功不可抹杀。孔子是宋微子之后，亦即殷人之后。《史记·宋微子世家》中说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左传》中说少昊名挚。《路史》注引《世本》说“少昊名契”。郭沫若则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明确指出“古挚同契同部，挚之母常仪、契之母简狄，实系一人”。这就是说，少昊即是殷人始祖。由此推开去，郭氏实际上是告诉了我们这样的历史信息：孔子的祖先是地地道道的泰山周边地区老居民；自父系氏族社会时代至春秋时代泰山周边地区的人类社会中一直有高水平的古代文化在传承，中间不曾发生中断。
中国人世代沿用的习语中多有对泰山涉及者：认识问题看不到主旨时会被人讥讽为“一叶障目，不识泰山”，“有眼不识泰山”；人或事物有崇高价值时，会赞扬其曰“重于泰山”；人有高尚德行者会被“仰之如泰山”。这些中华文化中特有的泰山文化积淀现象决不是就事论事，简单从泰山本身的孤傲挺拔、气势宏伟上所能完全解释得了的。近代著名学人郁达夫在论山水时曾讲到，山水知名度与人们长期对它的颂扬有密切关系
。郁氏所言可信。同理，中国人世代习用的上述关于泰山的语言以及前述人们关于在地望上形成的以泰山为中心的观念，是泰山及其周边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着具有高度发达文化的人类社会的另一类例证。这种现象的形成当也是泰山地区文明程度较其他地区要高，泰山地区与其他地区长期存在着位差与双向交流的结果。总之，泰山文明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曾长期存在，并且对中华文化的生成发展作出过极为重要的贡献。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历史学界的重视。
[作者简介]万昌华（1956—），男，山东新泰人，泰安师专政史系副教授。
原载于《泰安师专学报》1999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