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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崇拜在华夏文化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其深远的历史原因。《海经》中的昆仑就是泰山；夏前华夏族活动在泰山周围的山东中南部及其周边地区，创造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先民是华夏族的祖先。几千年来，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对泰山的封禅祭祀不过是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三位一体的泰山崇拜的一种表现。泰山文化应该定位于“华夏之源，中华神山”。
泰山文化的主题是泰山崇拜。泰山崇拜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吸引着历代帝王、文人墨客和普通百姓，也给我们留下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泰山在华夏族心目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有如此重要的影响？流行的解释是：泰山雄居东方，巍峨耸立于华北大平原，在古代被认为是“万物之始，交代之处”，因而被推为五岳之宗，成为历代帝王封禅、朝拜的圣地。这种用五行说解释泰山文化现象的理论，忽视了五行说是附会出来的理论，它的形成不过两千多年历史，而泰山崇拜则是五千年甚至五万年、五十万年前就存在着的文化现象，倒置了五行说与泰山崇拜的因果关系；更不能说明古代帝王禅泰山下云云小山、梁父小山等的原因。其实，泰山崇拜文化现象的实质是：泰山是华夏上古先民心目中的神山，是“（天）帝之下都”，是“天”的象征，而这种文化产生的背景，乃是泰山周围为华夏族的发祥地。五千年（或更远）来，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对泰山的封禅、祭祀、朝拜不过是对泰山的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文化现象的一种延续。所以，泰山文化应该定位于“华夏之源，中华神山
”。
将泰山文化定位于“华夏之源，中华神山”需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古昆仑虚（丘）就是泰山；二是夏朝以前华夏族就生活在昆仑虚周围。所以，确立以上定位，必须首先从昆仑虚开始。
今天能证明昆仑虚就是泰山的直接证据已经不多，但仍能从蛛丝马迹中发现一些线索。其一，现临淄与博山之间，还有大昆仑村名和小昆仑的山名；其二，位于泰山北麓济南历城区柳埠镇距岱顶 22.5 公里的昆瑞山在晋朝时还叫作昆仑山（《山东省志·泰山志》）；其三，《史记·孝武本纪》云，汉武帝封泰山时曾“天子从昆仑道入”；其四，比较《庄子·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上，登乎昆仑之丘”和《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的记述，说明泰山和昆仑虚有某种联系。以上证据，虽然不能肯定昆仑虚就是泰山，但却给了我们一些启发，那就是应该对泰山和昆仑虚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
由于历史的原因，关于昆仑虚的典籍史料少之又少，近几十年来，“出于唐虞之际”（见西汉刘秀（歆）《上〈山海经〉表》。王充《论衡》、赵长君《吴越春秋》亦称禹、益所作，《颜氏家训·书证》也认为“《山海经》，禹、益所记”。）的地理类典籍《山海经》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而且挖掘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自夏商西周以来，由于政治中心由黄河下游，西移至黄河中游，将人们的地理视线转向中原及潼关以西，同时，由于疆域的扩大，人们的地理视野也随着扩大了。由于《海经》有“河水出（昆仑）东北隅”的记载，曾引起一些误解：最先是汉武帝根据使者张骞的错误结论，把于阗南山定名为昆仑；其后历代探究“河源”（即黄河源头）的人，莫不把自己主观判断的河源之山，当作《海经》中的昆仑。至于离开古图书以定昆仑位置的，也大有人在。各种误解中，以于阗南山说最早，影响也较大，以至今天地理教材、辞书都把于阗南山当作昆仑。于阗南山为昆仑说，两千年来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司马迁说：“今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史记·大宛列传》）班固在《汉书·张骞传》赞语中，更加上“放哉”（荒唐）的判断词；王充在《论衡·谈天》中也说：“《山经》《禹记》，虚妄之言。”在儒家的排斥下，《山海经》也很少有人过问。近几十年来，一些学者更对昆仑虚是于阗南山的说法提出了挑战。苏雪林提出了《昆仑质疑》，何幼琦发表了《〈海经〉新探》，肯定了《海经》中的昆仑山就是泰山。
为说明昆仑虚不是今于阗南山之昆仑山，现将《山海经》记述的昆仑虚特征摘录并说明如下：
《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虚，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乔，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所谓“帝下之都”是说天帝在下界的住所；“玉槛”者，即今大理石围沿；“门”，应是牌坊，“九门”即九重天；“开明兽”即着兽皮衣或有兽像标记的人，对此，《海内西经》有说明：“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虎类而九首，皆人面。”又，《海内北经》：“昆仑虚南所，有汜林方三百里。”《山海经·西山经》云：“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有兽焉，……有鸟焉，……有木焉，……有草焉。”《大荒西经》云：“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有人，……名曰西王母。”
可见，昆仑虚一是上古先民心中的一座神山，是天帝在下界的住所；二是山前有九个牌坊，而且有人看守；三是上面有大树、有草、有鸟、有泉、有水池，水池用石槛围着；四是山前有大面积的森林；五是被一条河流环绕着。
而今于阗南山之昆仑山，大部分在雪线以上，寸草不生，更不必说人的存在了，且也找不到环绕之水。可以断言，昆仑虚不是今于阗南山之昆仑山。
首先指出，《海经》记述的疆域并不大。《海外东经》云：“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如按现在的亿为万万计，每步 0.8—1.0 米，五亿步则为 40—50 万公里，相当于围绕地球 10 圈还多，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上古时的亿为十万，《诗·大雅·假乐》云：“子孙千亿”，郑玄注曰：“十万曰亿。”据此，把“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折为 60 万步，以每步 0.8—1.0 米折，则为 480—600公里。也就是说，当时“自东极至于西极”的距离在 500 公里左右。而所有《山海经》的注释“西去玉门三万里”等云云，都忽视了这一计量概念，搞乱了人们的视野；而所有忽视这一概念的《山海经》研究者，都不能确定《海经》的疆域大小。
由于《山海经》出于史前的“唐虞之际”（或禹、益所作），至今已 4100 多年，年代久远，后人不断增补和注释，尤其是《山经》，不像《海经》那样有湖海、河流的制约，后人增补内容更多，造成了地望和名称上的混乱。据清代郝懿行统计，《山经》为 21265 字，而《山经》原文则为“右《五藏山经》五篇，大凡一万五千五百三字”。说明秦汉时就被增了近 6000 字，如 40 字记述一座山，则增了 150 座山。也就是说，《山经》中至少 27.1％的山是后人增补的，加上名称的混乱，就足可以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鉴于此，本文在确定地望时，不引用《山经》的记述。而且《山海经》以山川、河流、湖海、氏族特征相互标证，加上古图书的遗失，今天已很难辨认。奇怪的是，一部《海经》对于泰山却只字未提，《山经》虽然提到了泰山，但却没有记述泰山的功能。这决不是泰山的功能不重要，泰山上主天下主地，“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史记·封禅书》）为什么偏偏没有记述呢？可能的原因是名称的变迁，《山经》关于泰山的记述可能是后人在原有记述昆仑虚的基础上，又加进了泰山。另一可能的原因，《海经》记述年代早，这一点可以从《海经》记述的氏族上加以确认，《海经》上记述的除夏后启及个别明显属后人增补的人物外，全是夏以前的氏族，《海经》记述的年代最迟也在禹、益之际，这也与《史记·五帝本纪》中禹“平水土”、益“为朕虞”的记述是一致的。而《山经》记述的年代则可能较晚，是后人把二者合编在一起，合称为《山海经》的。
虽然今天已很难理清《海经》记述的所有山川河流，但仍能找到一些线索。它所讲的地区，中心是座大山，名为昆仑虚。山的四周有几条大川，分别流入附近的几个大海（湖）。这是我们确定昆仑虚的线索。
《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海内西经》：“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赤水出东南隅，以行其东北，西南流，注南海，厌火（光）东。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夺数句）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东，又北，又西南，过毕方乌东。”又云：“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西南入海。”
《淮南子·地形》“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勃海，入禹所导积石山。赤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弱水出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夺数句）入于南海，羽民之南。”
综合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昆仑虚周围的特点：1.它的周围有赤水、河水（黄河）、洋水、黑水、青水、弱水和流沙等七条河川，流往不同的方向，有的注入厌光之东、羽民之南的南海。2.河水流往它的北面。西南进入勃海，出海后又“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勃海实际上是一个调节湖，《海经》中讲的勃海、西海等是“大荒”中的大湖，后因河水携带的泥沙湮塞，今大都成为桑田；所谓“海”，也指湖泊，类似今洱海、中南海等称谓。3.弱水环绕它的三面，形成⊂形。用这三个条件衡量后世的各种昆仑说，任何一个都不具备，都不够格。而所谓“黄帝游乎赤水之上，登乎昆仑之丘”，也行不通。
要想重新确认昆仑虚的具体地望，必须根据《海经》记述的昆仑虚的特征和它周围的河流走向与实际地理相对照，尤其要避免和今天的地理名称挂钩。为了说明昆仑虚就是泰山，现把何幼琦先生的研究结论引述并说明如下：
1.赤水。出自昆仑虚东南而向西南流入南海的赤水，就是现在的沂水。不过在那时，它不是同泗水会合，而是在赣榆入海。它注入的南海，就是现在的黄海。《淮南子》说的丹泽，大概就是骆马湖一代的泽薮。
2.流沙。出于钟山，有流向，先向西，再向南，入南海；而且接受弱水的余波，转注入南海。表明流沙是一条河川，决不是沙漠瀚海。它只能是现在的泗水。《水经注》说泗水“冬春浅涩，常排沙通道”，可见它是以多沙闻名的，它所注入的南海也就是黄海。至于泗水所接受的余波，即今宁阳县
城坝向南的
水。泗水源于蒙山（钟山），先向西，再向南，从曲阜西济宁南入微山湖，再从沛县向南入海。
3.弱水、青水。弱水就是大汶河。至于《海经》说“出西南隅以东”，何幼琦认为，这是讳言东南隅，以免同赤水重复。《淮南子》说的穷石，相当于新泰北师乡、沂源县张庄乡和莱芜市交界的地方，发源后先向西北，再向西南。合黎相当于
城，余波相当于
水，流沙就是泗水，毕方乌东就是今天的东平。所谓弱水环绕昆仑是：在东平以上是汶水，东平以下进入古济水的下游（现在的黄河下游），弱水从发源地至东平向北再向东偏北入海，正好将泰山围绕了三面，形成环形，即所谓“弱水之渊环之”。至于余波，明初在
城筑坝以前，汶水有一支分流的
水，向西南流至济宁以东，注入泗水，这就是“余波入于流沙”，由泗水入南海了。青水就是现在的康王河。
4.洋水、黑水。何幼琦认为：这应是流向相反的两条河流，“《海经》和《淮南子》的记述都有缺文。……原文可能是：‘黑水出西北隅以东，东行又东北，注北海，青邱北。洋水出巨山，西南流，入于南海，羽民南。’”“出昆仑西北隅以东”的只有黑水，从《大荒西经》看来，昆仑位于黑水前，即黑水在昆仑之北，符合“东行又东北”流向的黑水河就是今济南小清河。而且《海内经》说：“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关于小清河，它发源于泰山北麓济南历城高而地界，即泰安市大津口乡药山之北，正是泰山的“西北隅以东”。“幽都”即济南高而一带。“南入海”的是洋水，现在叫沭水，据《水经注》记载，沭水故渎是在江苏赣榆入海。
5.河水。“河”，古时专指黄河。由于“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要想确认“河水”，必先搞清“出”字之义及“勃海”“积石山”之地望。
关于“出”。出有二义，一是发源，二是流经。河水用的“出”是流经，如《海内北经》“阳汙之山，河出其中；凌门之山，河出其中”，“出”都是流经之义。其他六水之“出”则是发源之义。《海经》的编者，可能是出于文学上的工对，凑成了四隅出水。正是这个“出”字，骗得汉武帝和一些地理学者，硬是把河源（即黄河源头）之山当作《海经》的昆仑。其实，《海经》中关于河水的记述从字面上看，“出东北隅”向北与“西南又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文字顺序本身就有矛盾，好像两个河水。正确的顺序应是“河水西南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出昆仑东北隅，以行其北，入禹所导积石山”。即使这样，也说不清河水的“出”处，而且直接讲“入勃海”，河水就成了无“出”之水。可见，《海经》的作者在河水和昆仑的关系上，是费了一番心思的，那就是回避河水源头，直接讲与昆仑虚的关系，结果让后人困惑了几千年。
关于“勃海”。是钜野泽的古名，这个古名一直袭用到汉初，魏晋时钜野泽还被人称为勃海。《战国策·赵策》中苏秦说：“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勃海，燕出锐师以佐之。”这里的勃海显然是钜野泽。
关于“积石山”。《海外北经》说：“禹所积石之山在其东，河水所入。”《大荒北经》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槛大逢之山，河济所入，海北注焉。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积石。”河济入先槛大逢之山，后入海，必在今无棣、沾化一带，禹所积石也不会太远。《禹贡》说河水“至于碣石，入于海”，积、碣音近，积石山就是碣石山。顾炎武在《肇域志》肯定：“山东海丰县马谷山即大碣石山。”近来研究成果也肯定了这一点。
可以确定，在《海经》时期，河水是贯钜野泽，向北夺徒骇河，再夺马颊河入海的，河水所入的积石山（碣石山），就是无棣县北的马谷山（现名大山）。
虽然古黄河曾多次改道，然入山东后，自西向东，贯钜野泽，然后再向东北，或夺漯水，或夺马颊河，“出（流经）”泰山东北隅入海的事实，即使没有以上介绍，今天也依稀可辨。而且，《海外东经》记述的“自东极至于西极”500 公里的距离也和现山东莱阳至聊城约 400 公里的距离大致相等。
综上所述，可以确认，《海经》中讲的昆仑就是今日的泰山。何幼琦指出：“只要不怀成见，实事求是地印证一下华北的地图，便不难理解，昆仑虚就是泰山，《海经》中的山川、疆域就是山东省中部的地区。”回过头来，再将《海经》中记述的昆仑虚的特征同今日的泰山相比较，二者又有什么区别？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博山以北，至今还保留有昆仑的山名和大昆仑的村名以及为什么《史记·孝武本纪》言汉武帝封泰山时，“天子从昆仑道入”。至于汉武帝依据使者报告，确定昆仑为于阗南山，说明汉武帝时泰山是昆仑虚的概念已基本消失，只有很少人（如济南人公玉带，见《史纪·孝武本纪》）还隐约有这个概念。
郭沫若曾说：华夏族源于东方，后迁中原；吕思勉曾说：“以嵩高为中，乃吾族西迁后事，起初实以泰岱为中。”王献唐也说：泰山一带，为中华原始民族之祖国。依据《海经》，下面对这一论断进行诠释。
首先，《海经》所描写的就是夏朝以前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中南部及其周边地区的山川、氏族等。《海经》有海经、荒经，其所谓荒者，是因泰沂山区周围在上古时曾是一片泽国，其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湖泊、丘陵地和沼泽地，最大的湖泊是从东平梁山到菏泽一带的钜野泽（古勃海）；所谓海内、海外者，概言湖海、泽薮众多，近则为内，远则为外。当我们确认了《海经》中的昆仑虚就是泰山以及它周围的几条河流后，再与今天的地理对照，这种线索就越加清晰。删除几条明显属后人增补的河流后，《海经》的轮廓就十分清晰地展现出来了。所有《海经》中的西经，讲的都是商丘、亳州、徐州、济宁、泰安一带；南经讲的是枣庄、临沂、日照、连云港一带；北经讲的是济南、淄博、滨州、东营一带；东经讲的是潍坊、胶东一带。如果要在《海经》中找出地理中心的话，这个地理中心应在新泰、平邑一带。如《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也就是说，《海经》中泰山居西北方位。又如夏后启，《大荒西经》中有记述，说明居西，“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汉代人避汉景帝刘启讳而改）”。西南海应是微山湖或是商丘之北孟诸一带，赤水即沂水，流沙即泗水。“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应是现苏鲁豫皖交界的地方，即砀山、徐州、商丘一带。这一方面说明，夏后启的活动地域在《海经》的疆域中居西南；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海经》记述的确是夏朝之前的山东中南部及其周边地区的山川、氏族。从大的范围讲，《海经》的区域是燕山以南、太行伏牛以西、淮水以北的扇形区域。
其次，《海经》所记述的山川名称，后因华夏族的外迁（这多半是武力征伐的结果），也逐渐移植到江南、潼关以西等地区。也就是说，随着华夏族的迁徙，自夏朝以后将《海经》中的地理中心由泰山一带位移到中原一带，并随着疆域的扩大，将《海经》记述的疆域也进行了放大，将《海经》所记述的山川河流名称向外进行了移植，根据当时政治中心所在位置标定这些河流山川的方位，进行了命名。如《海内东经》：“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本来这些部落方国离泗水不远，在泗水以西，可后来却因“流沙”把这些名称命名到了西域新疆、阿富汗一带，并依此对《山海经》进行了诠释，这就是后人理不清《山海经》的原因，也是伏羲、黄帝部族西来说形成的原因，也造成了我们对西王母来自于阗南山以及舜死广西梧州（一说湖南）葬湖南九嶷山等传说在地理位置上的困惑。甚至有人对《山海经》记述的年代提出了质疑。同时，由于《山海经》记述氏族特征时，用了大量类似鬼怪的文字画，给人一种《山海经》谈鬼说怪的概念，而且流传很广，所以，司马迁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史记·大宛列传》）。
最后，许多上古帝王事迹和传说中的神话故事大都可以从《海经》中找到线索，而且就发生在泰山周围。
太昊。太昊（一说伏羲氏），《海经》上只提过两次，具体地望不便结论。但太昊是东夷族首领的说法，则是早有了的结论。夷者，从大、从人、从弓，即带弓矢的大个子。其实，所谓的“东夷”是用方位特征来记述各地部族的方法，类似今天的“山东大个”，《海经》上没有所谓的“东夷”，只有“大人国”，记述在《海外东经》、《大荒北经》和《大荒东经》中，居于东方，即潍坊、胶东一带。说明《海经》记述的时代还没有“东夷”的提法，作者怀疑，“东夷”是夏以后的提法，夏族本身就是西迁后的“东夷”人。所谓夷夏关系，也是夏以后西迁的“夷”和仍留山东和苏北的“夷”的关系，而西迁后的“夷”因夏代的原因，被后人称作夏族。据杜在忠先生考证，夷夏部族原处泰山周围，这就是见诸史料的夏对外关系全是夷夏关系的原因。
黄帝。号轩辕氏，轩辕是上古闻名的氏族，在传说中作为黄帝的氏名。《海外西经》说：“轩辕之国，位于穷山之际。”又说：“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淮南子》说：“弱水出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弱水就是大汶河，穷石相当于新泰、莱芜、沂源交界的地区。何幼琦认为，穷石就是穷山，也就是说轩辕国在今沂源、新泰、莱芜三地交界的地方。又，《大荒西经》云：“西有王母之山，……有轩辕之台，……有轩辕之国。……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可见，王母之山、轩辕之国、昆仑之丘相距不远。大而言之，轩辕丘应在泰安市、莱芜市、长清县、平阴县、曲阜市界内。最近有学者考证，黄帝出生在曲阜的寿丘。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管仲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并明确黄帝之前的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曾封过泰山，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本来就是泰山周围的氏族或部落联盟首领。在大禹治水之前，河、淮泛滥肆溢，“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大荒”之中或河流、或湖海、或泽薮，远处部落封泰山、禅梁父一则山川阻隔，二则难免会和东方氏族部落发生战争。而且，远处的部落未必崇拜泰山，禅云云小山、梁父小山更没道理。至于黄帝陵在陕西，最近史学界研究认为，陕西黄帝陵只是其衣冠冢，汉代才有的。
炎帝。炎帝是不得不谈的人物，但《海经》上记述的很少，活动地域不可考。但传说中，炎帝生于常羊（阳）之山。从《海经》上记述的常羊之山的地望看，常羊之山应在苏鲁豫皖交界之处。首先，炎帝的妻子是“赤水之子”，即居沂水两岸。《海内经》云：“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
生炎后。”其次，炎帝孙子灵恝，居于常羊之山。《大荒西经》云：“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名曰夏后开，……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灵恝，灵恝生互人，……西南大荒之中隅，有偏句、常羊之山。”这里的西南海应该是微山湖或商丘的孟诸一带；“西南大荒之中隅”说明常羊之山已位于西南边界了。关于常羊（阳）之山，《大荒西经》记述的地望离昆仑之丘不远，同在《大荒西经》内。《大荒西经》云：“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羊之山，日月所入。”“日月所入”者，说明居“西极”。而苏鲁豫皖交界之处，也确是在“大荒”之中，也是当时疆域的“隅”，也是夏后启的祖居地。
西王母。《海内北经》讲“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在昆仑虚北”；《大荒西经》：“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大荒西经》又说：“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是谓沃之野。”需要首先说明的，西王母既不是从什么青海、新疆，甚至阿拉伯、波兰来的，当确定昆仑虚就是泰山之后，这一点就非常明确了；也不能说是一个老太太，而是一个生活在泰山周围的氏族首领，而且离沃野不远。应该在今济南章丘一带。据悉，有人考证西王母就住在济南的玉盘山。至于后来西王母被女性化，纯是因“母”字音望文生义，讹传成真。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泰山有王母娘娘庙，也才能理解所谓王母娘娘蟠桃盛会的传说。其实，除后来的如来佛，华夏族汉以前从来没有供奉过外来的神，一直保留着敬天敬地敬祖先的传统，这也是自古以来泰山封禅、祭祀活动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颛顼帝。即高阳。《海内经》说它是黄帝的曾孙，“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生韩流。韩流生帝颛顼。”《史记·五帝本纪》则说他是“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古乐》云：颛顼生自弱水，实居空桑。弱水就是大汶河，空桑之山在曲阜。又，《大荒东经》云：“少昊帝孺颛顼于此”，而少昊之墟在鲁已是不争的事实。活动范围“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
，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史记·五帝本纪》），幽陵即济南历城南，流沙即泗水。活动范围在黄河、泗水及沂水两岸范围内。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古“四渎”是江（沂水）、河、淮、济的原因。屈原自称“帝高阳之苗裔”，说明高阳在被神话为帝以前，是个氏族首领。
舜。舜耕济南历山（一说泗水历山）的故事已家喻户晓，也被多数史学界人士认定，不再赘述。关于舜葬之处，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死广西梧州（一说湖南），而葬湖南九嶷山。这种说法让人怀疑，一则华夏族在禹除水患前，足迹到不了广西；二则从梧州到九嶷山有千山万水，葬到九嶷山也不合常理。《海内经》说：“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野，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苍梧，《大荒南经》云：“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赤水，即沂水，沂水以东，可能在沭水附近。关于苍梧的地望，《困学纪闻》云：“舜葬海州苍梧山，近莒之纪城。”可以互证。至于出现舜死梧州葬九嶷的说法，应是后来把山名移植到了南方，后人依山名望文生义，以讹传讹。
华夏族在黄帝之前只剩下几个神话人物，虽然进行了大量的考古挖掘，但华夏族到底和哪些史前古文化遗址有直接关系，至今还是个谜。
应当指出，从考古挖掘看，史前文化遗址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分布，什么青莲冈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仰韵文化等，这些文化的遗留者中哪些是华夏族的祖先，是在我们解决了上述问题之后应当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活动在山东中部及周边地区的先民不但创造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而且是华夏族的祖先。
据考古调查与发掘证明，被史学界称作“泰山文化区”的泰山一带，是古代人类起源早，经济、文化均较为先进的地区。其中发现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是 1965年在沂源县马鞍山发现的距今 40 万—50 万年前的“沂源猿人”遗存，还有 1996 年在新泰乌珠台发现的距今 5 万年前的智人牙齿化石。距今 1 万年前后的中石器时代，泰山文化区内也有大量的遗迹遗物发现。最引人瞩目的是新石器时代，泰山地区一脉相承的文化发展序列，即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典型龙山文化。吴汝祚先生在《大汶口文化——东夷族的早期史略》一文中总结道：“特别是鲁中南泰山周围一带，遗址密集，发掘内容丰富，生产的发展、文化的发达都居领先地位，形成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地区。”距夏朝最近的龙山文化，最具典型性、先进性的也是山东龙山文化。考古资料表明，大汶口文化的氏族，还曾以强大的文化势力西迁到豫北、豫西地区，形成对黄河中游地区文化的强烈渗透。大汶口文化的先民还曾远征到长江流域。杜在忠先生指出：“在我们祖先迈入文明时代前后，在泰山周围黄河下游和中州大地之间，存在着一种自东向西、从早到晚文化传播的信息。”
文化的先进应是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表现。山东中部及其周围，资源丰富，气候适宜，可渔可猎，可农可畜，而且受水灾、瘟疫等自然灾害侵害也少，适于人类繁衍，虽是山地丘陵，但交通还算便利，容易发展成为强大的氏族部落联盟，并在氏族间的斗争、联合、交流中，逐步建立起相对先进的社会组织体系和文化体系。黄帝时华夏族就实现了空前统一。《海内经》说：“少昊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大荒东经》说“少昊孺颛顼于此”，说明般与颛顼同是少昊之子，黄帝曾孙或玄孙；颛顼时就有了弓箭，在体力就是战斗力的上古时期有能力通过战争向外扩张。周围其他地方的氏族因地理条件、自然资源、气候条件等不具备形成与山东中部及周边地区氏族联盟争胜的条件。这就是活动在山东及周边地区的部族走向江淮、中原等地的综合国力原因。而华夏族迁徙最顺畅的路线是沿黄河、淮河间的通道溯向河南、山西之间的中原地区。至于迁徙的年代应是夏之前就早已开始了的一个时间序列。
黄帝西来说是流行的说法。但是，黄帝部族如果是来自黄河上游，无论是其生产力水平，还是天时、地利、人和，都难以打败东方的蚩尤部族。其实，黄帝、蚩尤都在山东，泰山一带，他们的战争属于华夏族部族间的内部战争。而北狄、苗民（不是今天的苗族）等也是黄帝的后代，对此，《海经》有明确的记述。《大荒西经》云：“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大荒北经》云：“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又云：“颛顼生
头，
头生苗民。”也就是说，华夏族不是东夷、西夏、南蛮、北狄的大杂烩，而是夏前活动在泰山周围的各氏族部落之和（有的学者称之为泰族）。
封禅在中国神文化和政治文化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对此专门作了记述，而且在《史记·孝武本纪》中讲汉武帝时，用大量的篇幅记述武帝封禅泰山的历史。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不仅知道封禅的意义，也知道历史上封禅时太史公的职守，所以当武帝封泰山而没有让他参加时，临终前，他痛哭着对司马迁说：“是命也夫，命也夫”，可见，封禅在当时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孔子也曾想整理封禅史，因其“俎豆之礼不章，盖难言之”，说明这种远祖的敬天仪式，在春秋时已经不知道它的详细内容了。虽然去古已远，但孔子还知道泰山封禅的政治含义，知道它是神圣的事业，所以当“季氏旅于泰山”时，孔子进行了讥讽。
封禅，是“自古受命帝王”的定制。《史记·封禅书》云：“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封禅的帝王，春秋时已有七十二帝王，《史记·封禅书》云：“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山经》也说：“封于太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关于“七十二家”封泰山，历来争论很多。其实，《海内北经》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如果这里的“台”即封禅台，则说明三个问题：一是丹朱（尧之子）封过泰山，不过丹朱因种种原因历史痕迹留下的很少，管仲没有发现。二是尧台、喾台、丹朱台、舜台都在泰山东尧观顶上，后来被人清理了。三是他们封禅台是方的，而非圆的，而且各二个。其实，我们不必追查这“七十二家”的历史事实，真要找出“七十二家”何人何代，已无可能，况且“七十二”之说可能是虚数，用以说明中国古代帝王多行封禅。至于是封禅还是燔柴等，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封禅既然是祭天通天、祭地告地的大典，为什么一定要在泰山及其周围进行？
日出东方，泰山雄峙天东，并不是泰山崇拜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华夏族源于泰山周围，崇拜泰山，由远古华夏族对泰山的自然崇拜演绎为后来的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三位一体的泰山崇拜。地理上，《尔雅》称：“中有岱岳”，《淮南子·地形》说：“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可见，泰山为东岳说是后来才有的。吕思勉在《先秦史·民族原始》中说：“以嵩高为中，乃吾族西迁后事，其初实以泰岱为中。”政治上，章太炎先生认为泰山地区是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文化上，徐中舒先生认为泰山地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蓝。泰山既然是上古时期华夏族的活动中心，而它在这个地区内又最大、最高，理所当然地成为“天”的象征，成为古代求神祭天的圣地，成为上古先民的崇拜对象。虽然地理上泰山由“中央”变为后来的地方，名称上也由昆仑“帝之下都”变为岱（主交代之神山）宗，最后变为东岳，但“天”的地位、神山的地位却难以一下子从人们的意识中抹去。即便华夏族后来迁徙到中原及其他地区，泰山崇拜作为一种文化和传统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所以，封禅文化也好，祭祀文化也好，是历史和文化在心理上的积淀，这种积淀和传统才是周成王、秦始皇等后代帝王封禅泰山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如果华夏族不是源于泰山周围，就形不成泰山的神圣地位，也就没有几千年来“自古受命帝王”的封禅祭祀活动。
[1]何幼琦.《海经》新探[J].历史研究，1985（2）.
[2]《山海经》[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3]杨向奎，等.关于方以智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讨论[J].历史研究，1985（1）.
[4]山东省志·泰山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3.
[5]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6]刘秀池，等.泰山大全[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仇念华（1960—），男，山东嘉祥人，泰安市统计局工程师。
原载于《泰安师专学报》2001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