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赵弘文是明末清初泰山名士。他的思想蕴含了一种儒家涵养与道家情怀的心理情结，折射出明末清初的社会矛盾和思想文化背景，是当时社会心态的反映。
赵弘文（1591—1673），字东渊，号朴庵，明祟祯十年（1637）进士，官礼部行人司行人。
明亡，于清顺治初年，再任广东道监察御史，改巡按苏、松等处兼督沿海综核将领等职。后辞官归隐泰山。他“进而在朝耆猷，足以绵宗社；退而在野硕望，足以系人心”。
朝野口碑俱佳，堪称泰山名士。深入研究此人，不啻为地方史所需，亦为探索明清之际大动荡的时局，多有启迪。笔者研究发现，在赵弘文的思想中，蕴藏一种鲜明的儒家涵养与道家情怀的心理情结，它折射了明末清初的社会矛盾和思想文化背景，是当时社会心态的反映。
在有关赵弘文的一般史料中，诸多细节如乡里别居、师承关系、仕朝时间、入山致仙处等，或语焉不详，或索性阙如。而这却攸关我们认识赵弘文的思想，故需先作考辨。
（一）乡里别居 据《泰安赵氏家谱》载，赵弘文远祖于明初永乐年间从直隶枣强县野鹊窠，
迁至今泰安城东史家庄、高北、谷家庄一带卜居。传十余世至其父时，始定居于谷家庄村，赵弘文的童年即在这里度过。
赵弘文的别居，应有两处：一为泰安州城内的梅花馆。《赵公墓表》记：赵弘文“晚年，惟坐卧梅花馆中，调诸孤侄读书各成名”。
清代名臣赵国麟追述：他创青岩义社之初，首先得到了赵弘文后代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收其后人为首批弟子，故“岱东诸昆仲入城寓梅花馆者，必来青岩视子侄艺业；予亦时至馆中与诸昆仲把酒论文，容且不倦，相得甚欢。”
此可证梅花馆在城中无疑。该馆当为赵弘文初入仕时所购，大致在城内东南部。
另一别居在艾洼村。赵弘文甲申蒙难脱险后，“遂入山，致方士，营石子涧，将老焉”。
此“石子涧”，即流经艾峪的泰山东溪，“艾峪东有艾洼村，地多艾。”
该村相传为赵氏兄弟始创，缘由就在于此。这从赵弘文《山庄志感》诗可得证实。诗有引：“戊申岁，余买山一区，水可种鱼竹，堪听雨，稍厪匠石，饶有生趣，乃逡巡不果。余年八十有一矣，漫赋俚言，聊以志感。”诗日：“春衣典尽买山泉，对坐清流思冥然。茅屋风雨频入梦，林峦苍翠欲浮烟。漫言大隐多廛市，乃有樵人思辋川。何日将相云外侣，竹丛共醉一壶天。”
如果说城中梅花馆，主要用于“调诸孤侄读书”，那么艾洼的茅屋以及后石
黄华洞，则是他入山致仙的处所。他在《宋忠铭诗序》中说：“丙戌（1646）秋，余以荐举谪，退居山麓，引壑以自娱寝处，于楞岩黄庭服习，则吐纳导引。”
这里的“寝处”即“茅屋”，“黄庭”即黄华洞。对于后者，有其《黄华洞赋赠张仙师》为证：“几年梦绕万松游，策杖重登百尺楼。片片云霞随破衲，霏霏花雨点丹丘。池边澄水空心境，洞口扶桑作日休。一自天仙翀举后，金泥工简付谁收。”
（二）师承关系《赵公墓表》记：赵弘文“年廿六始补弟子员，廿八岁戊午（1618）举于乡。”就是说，他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始入州学，师从于州学的学正、训导。此前又就学于何处则不得其详。依常理，童年求学似不会离故里太远。如果是入书院，那么闻名天下的李汝桂“育英书院”就在其村西北不远处。据称，入州学前他曾与友人“同受知于对亭吴夫子之门”。
对亭，即对岱亭；吴夫子，当为宋焘门人吴逵，或宋焘眷亲吴希孔。他们应是宋焘之后青岩社的继办者。
（三）仕朝时间 依明朝定制，殿试在三月初一。中进士二、三甲者，可再考庶吉士，不中者即授官。赵弘文于崇祯十年（1637）中进士，无庶吉士之记载，且其母“卒于崇祯戊寅（1638）十一月二十三日”。
因而赵弘文在服母丧前已被授官无疑。三年服除（按，实际是 25 或 27 个月），应于崇祯十四年（1641）初，复职于礼部行人司行人，直至十七年五月“甲申泰安事变”止，前后仕明四年余。
明亡，甲申五月下旬赵弘文入山隐居。是时，同科进士、已降清的山东巡抚方大猷等人，屡屡致信劝赵弘文出山，无奈之下，“乙酉（1645）始克赴阙叩恩”，
“丙戌（1646）秋”谪退，故仕清不足一年。
赵弘文是在传统文化的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封建士大夫，故其思想构成中占主导地位者，当然是儒家思想。他的儒学涵养，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的优秀思想品质，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深刻影响。前者，可从赵弘文的践履得到体现；后者，可结合“阳明心学”在泰山的传播情况加以印证。
忠君报国，清正廉洁；宽厚爱民，抚老恤幼；珍视人才，崇雅黜浮。这是赵弘文的践履所显现的优秀思想品质。崇祯甲申（1644）五月，赵弘文奉旨巡视山西、山东两省，事毕，过家门尚未及回京复命，正遇李自成攻占北京，并设官分守山东各郡县，泰安亦设有防御史。赵弘文与弟赵圣文及高桂等人，联络士绅，擒斩了泰安防御史，传檄旁邑，号召聚兵勤王。李自成部将郭升闻讯后，迅即反攻泰安，城破，赵弘文被俘，赵圣文被杀。此事史称“甲申泰安事变”。赵弘文坚贞不屈，被郭升军裹挟，先后至莱芜、淄川、邹平、长山、章丘、济南，历尽折磨。他自刭未遂，血溅满地，忠义之气令郭升感动。不久，李自成兵败撤离北京，赵弘文获释。此事虽内含忠君之愚，但古代的仁人志士常把爱国与忠君结合为一体。因而赵弘文的“血溅贼营”，恰似汉代苏武的“血溅匈奴”。
赵弘文奉旨出使各省，地方官难免“颁赐多物”，但他“分毫不受”。不只如此，他初仕清朝时，面对时政“贿赂公行”的夙弊，即向摄政王多尔衮“上章极言，不知忌讳”，令“同官皆为战栗”。此举深得多尔衮嘉叹，其奏章亦为朝官捧诵。他巡按苏、松，职满北归时，“惟文卷僮仆耳，此外无长物”，因无所奉献于上司，竟“大拂群情”。
在征服江南时，清兵的残酷屠城，使江南士大夫极为仇视，拒不与清合作。赵弘文巡方江南，则“申谕各官，以安戢抚慰为主，一切扰乱隙孔悉为弭却，万民贴于枕席矣。”依当时清政府令，“绅缙名士有隐迹山林征求不应召者，加重罪”。而赵弘文则“多方调停，或为荐举，或为开释，一时宦室得以保全矣”，“南士大夫喜，向之”。赵弘文也因之而遭人弹劾。
赵弘文辞官隐居时，亦多关心民间疾苦。如泰安人民苦于漕米解运德州，赵弘文遂呈请当局改拨至安山，结果“每岁省民财千金余”。《泰安县志》载，他于顺治六年重修州学。后还与山东学政施闰章同修“鲁两先生祠”。
赵弘文的思想在继承了传统儒家优秀品质的同时，又明显受到当时社会思潮——阳明心学的影响。科举制沿用至明朝已极为刻板。顾炎武指出：“惟国家以经术取士，自《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性理》诸书而外，不列于学宫；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
在朱元璋、朱棣父子的倡导下，科举以朱熹《四书集注》和其他理学家对《五经》的注释，作为命题考答的依据。这使朱熹之学在明朝前期风靡天下。然而，也正由于朱熹之学的独尊地位，既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又限制了其自身发展。所以明中期以后，朱熹思想体系的内在矛盾便日益暴露出来。于是，王守仁的心学便通过泰州学派的传播，逐步取代了朱熹之学的主流地位，以至于“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孙祚民认为：“山东朱学的退潮和王学的兴衰都要比浙江、江西一带晚一个节拍。在嘉靖中期以前，这里仍是朱学的重镇。到晚明时期许多地区，朱学已有复苏之兆，王学渐遭非难，而山东却依然是王学的天下。”
隆庆、万历时期，这里的人们放言高论，大谈“良知”。天启、崇祯间，“乡塾有读《集注》者，传以为笑，《大全》、《性理》诸书，束之高阁，甚至不蓄其本”。
王守仁做山东乡试主考官时，选聊城人穆孔晖为解元。此为阳明心学在山东的第一个传人。后又有茌平人张后觉、孟秋等通过师承泰州学派，在山东大力传播阳明心学。
泰山地区本来就是宋代学术的发源地。全祖望指出：“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
胡瑗（安定先生）、孙复（泰山先生）、石介（徂徕先生）是泰山学派的鼻祖，对宋明理学的产生起了“矩范”作用。嘉靖末年，泰州人王栋任泰安训导。他是王守仁弟子王心斋的学生，在任期间，“日以其所学启迪诸生”。
育英书院的李汝桂、青岩社的宋焘也都是阳明心学的传播者。赵弘文在这样的环境和思想氛围中成长和接受教育，受阳明心学影响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
例如，阳明心学强调“心即理”，只要“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耶？”
赵弘文中举人后，即回家侍奉父母，“为家人欢娱，不乐仕也”，它正反映了这一思想。
阳明心学又主张“致良知”，而“良知人皆有”“人胸中各有个圣人”。这就使阳明心学的奉行者，多追求修心养性，争做贤人雅士。赵弘文的挚友亦多雅士，山东学正施闰章就是其中之一。《清史稿》载其“崇雅黜浮”“崇奖风教”“扶掖后进”；孝友纯笃，为政清廉，有冰鉴之誉，施佛子之称；善诗古文词，辞清句丽，称为“宣城体”。施赵二人情投意合，交往密切。直到晚年施闰章任江西参议回京述职过岱时，二人仍相会，把酒对诗。闰章诗曰：“垂白矜欢会，登堂遽把杯。自言家酿薄，不道故人来。剪烛看颜面，忧时卧草莱。难忘为真率，马上首重回。”赵弘文以原韵赋诗，并有小引，其诗曰：“星使临天际，山房理素杯。平明分袂去，薄暮寄书来。揽辔勤拯溺，裁诗注草莱。履霜葛屦日，旭照喜同回。”
阳明心学派与实学派观点相左，多有攻讦。而东林党、复社人士偏向于实学。所以赵弘文反对结社和党争。明后期的党争曾给社会造成巨大危害，而明末清初，党社运动又再度兴盛。据谢国桢先生研究，“明末士子的结社，所谓社集，起于明崇祯初年，迄于清康熙的初年，约可分为三个阶段。”参加成员二三千人，前后延续四五十年。
社集者要“刑牲而盟，告之天地，倚盖终身，砥砺期许”
。即
血为盟，所以社集也称“社盟”。这种风气很像春秋时期的盟会。赵弘文遂写了《盟说》一文，予以抨击。他认为“盟”之所以在《春秋》中屡屡记下，是因为“盟”等同于“私”和“疑”。“私也，乱之阶也；疑也，祸之伏也。何以言之？乱则党同伐异，疑则阳是阴非，皆为万盟实基之。”凡盟集者，其动机无外乎名利二字，即所谓“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野”。“迨争利者于朝，争名者于野，而天下事不可为矣！”由此他告诫世人：“今天下侈谈盟矣，亦何利于人，而习俗且比比也！”
阳明心学不是空中楼阁。它的横空出世，是汲取多种思想材料营养的结果。王守仁本人就先“泛滥于词章”，继“笃信朱学，循序格物”，再“出入于佛老”。
他主考山东乡试时，写有《登泰山》诗：“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
抒发了强烈的道家情怀。令人惊奇的是，赵弘文不但推崇阳明心学，而且同样表现了这种倾向。
有泰山研究者曾访见一传世画像，画像中的赵弘文身披得罗，正襟危坐，道貌岸然。赵弘文不是道士，但这却极为形象地展现了他对道家之术的热恋。
道家、道教思想博大精深，且变化多端，气象万千，但主旨无非是：以神仙信仰为中心内容，以长生不老为追求目标，以服食、行气、房中术、守一、内丹、外丹诸道功和斋醮、符箓诸道术为修炼手段。赵弘文对其中一些内容的遵奉是始终不渝的，许多史料都能证明这一点。
《赵公墓表》称其“里居时时原本道德学，为清静自正。人谓有得于神仙术”。另一墓志铭中也说：“朴庵公素好老子神仙术，不举子。”他自己讲：他于“甲申泰安事变”后“梦醒黄粱”，“决计偕谭子孔教、李子
，匿迹石子涧中耳”。
前述艾洼“茅屋”和后石
黄华洞就是他修道的主要处所。他的诗《入山》曰：“求死不□得，黄冠入山去。清磐冷云心，古道白日暮。采芝果何人？期与斯人遇。吁嗟岩下松，苍苍同凡树。”《自悟》曰：“识得先天气，方知浊与清。有无观窍妙，上下自通明。日醉非关酒，洞箫不在声。仙人亲口授，且莫恋浮生。”
能得“仙人亲口授”作吐纳、导引，足见其涉道之深。由于潜心静修，使他饱受伤害的身心得到了良好的调理，使生活恬淡自如。他在《夏日小园记事》写道：“自领闲中趣，非逃世上名。种鱼兼种菊，谋道不谋生。叶密莺声细，窗虚午梦清。茗香合药里，只此足生平。”辞清句丽，甚合于施闰章之“宣城体”诗；境幽情恬，无逊于陶渊明之《归田园居》。
什么原因使赵弘文对道家之术如此钟情？除了前述阳明心学与道家思想有着难分难解的因缘之外，尚有三个因素不容忽视。
其一，明末清初泰山地区浓郁的道教氛围的熏染。海岱自古多方士。“由于燕齐一带濒临大海，明灭变幻的海天，迷茫隐约的海岛，云雾缭绕的海市蜃楼，都容易引发对神仙幻境的联想。故神仙传说很丰富，方士也极多。”
又因泰山居东，拔地通天，被认为是万物之始，人神相会之地，列为道教仙境三十六洞天之第二洞天，所以道教在这里有肥沃土壤。“终明之世，朝廷对道教的尊宠甚于金元，亦不逊色于两宋。”
明世宗崇道近于痴狂。他深居宫中，焚修斋醮，服习丹药，竟至几十年不上朝视事。明神宗时又全面恢复崇道政策。他在《正统道藏》之后，敕令编修了《万历续道藏》，对中国道教又一次作了总结。明统治者的倡奉，又为道教的兴盛提供了有利条件。明末，泰山道教除了全真、正一教派继续存在外，更倾向于与民间信仰坚密结合，及时吸收了民间信仰的众多神灵，使自己有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随着民间信仰逐渐把崇拜的神灵集中于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泰山宫观建设及道士的活动，也多围绕它们而进行。
赵弘文广交泰山道士，尤以后石
道士为密。他的《黄华洞赋赠张仙师》诗已有所显示，而他的《壬子长至日祝曲若水仙真寿》则更有明确表臼：“万松深处隐仙官，静转法轮药两丸。白刃如饴我度劫，元关有经汝登坛。一拳打破浮生梦，四大全无世界宽。漫道年来常是醉，壶中已结大还丹。”
适宜的道教环境，不仅可以耳濡目染，而且能得到“仙人亲口授”，这使他的道功、道术非同一般。
其二，挫折情绪的强化。心理学上的挫折，是指个体在从事有目的活动受到障碍和干扰时所表现的情绪状态。它会对人的心理造成巨大伤害，常表现为处世冷漠、极度失望，或孩童似的无理智退化行为，或产生攻击行为。赵弘文的挫折情绪表现为对清初政治的极度失望。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特别是甲申蒙难自杀未果，使他产生了“求死不得生是恨”的强烈情绪。仕清后，满汉统治者的尔虞我诈、浊清不辨、相互倾轧，又使他抱负难展，“梦醒黄粱”。这无异于给他“素好老子神仙之术”的心灵，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其三，明末遗臣的社会心态使然。中国正统士大夫善效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采薇而食”的故事，坚持一身不侍二主的节操，而清政府的强迫剃发，更使明遗臣士子倍感污辱。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宁死不作清臣，拒不与清合作。为逃避征召令，不少人选择出家。由于出家于佛，苦于佛经之玄奥，且仍需剃度，而道教只需一身黄冠道袍，即可拂袖而去，因而修道成为最佳选择。
赵弘文的复出仕清，代表了北方士大夫的另一种心态，也是遗臣效忠亡朝的歪曲形式。这是由于北方士大夫受李自成农民军打击惨重，又目睹了明王朝的覆灭结局，所以家国之恨都指向了“闯贼”，赶走“闯贼”者，又恰是清军。清人入关后，首先对直隶、山东两省士民采取极尽优抚的政策，因而汉族士大夫都想假清人之手以报家国之仇。赵弘文的同年科进士、山东巡抚方大猷的劝进信中，就是以“新朝代雪不共之仇”作诱引的。南方地区，因有南明政权苟延残喘，士大夫降清者少。
儒家与道家的纠缠，集于“入世”与“出世”“宦游”与“逍遥”。入世吧，世道险恶，仕途多舛，“机遇不偶”，壮志难酬；出世吧，父母恩育，家国之仇，百姓愁苦，难舍难忘。这种矛盾的心理情结，使赵弘文时有忧思和痛苦，此种情感多有表露。例如，他的《闻鸿有感》：“何物声凄切，风中断续闻。飞鸣悲远道，摇落叹离群。铩羽迷荒草，含悲话冷云。哲人应有泪，好向野鸿分。”《闲中有感》：“顿解愁千缕，群壑分一宫。博观游物外，小憩寄人中。春径花方艳，秋林叶又红。玄珠隐赤水，前路思无穷。”《寄谭酉石明经》：“回首芳华梦里过，间愁不道晚来多。梅花几欲传春信，微骨严寒奈若何。’他在《盟说》一文的结尾写道：“吾不能忘情于斯世，吾不能无意于斯人，故援盟为之说。”说明他仍然关心时事。他的《箴拾遗穗妇》和《咏麦被冰雹》两首诗，则表现了强烈的忧民意识。
然而，赵弘文“入世”可以血溅贼营，又能淡泊名利；“出世”可以清静无为，又能拯民于疾苦，被时人建生祠纪念。
可见他矛盾的心理情结中，既有对立，又有统一。后者更为难能可贵，因为它迸发着千古仁人雅士的流世神韵，正如诸葛亮所言：“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作者简介]赵兴彬（1962—），男，山东泰安人，泰安师专政史系讲师。
原载于《泰安师专学报》1999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