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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时期，统治者推崇儒术、“以文治国”，泰山及附近地区儒学思想发达、学术研究浓厚，致使“泰山文人”快速崛起。对泰山的推崇和践行古人泰山情怀的做法，使金朝文人对泰山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结。
金朝统治时期，泰山及附近地区文化昌达，人才辈出，涌现出一大批贤士文豪。他们为寻求天下大治、强国富民之道，要么开宗立派、播扬学理，要么独标新帜、建构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要么以文词诗赋赞颂朝廷及家乡物事和抒发自己情感。这些人物不仅以“文”著名于世，而且大多有着不凡的仕宦经历，他们与当时朝廷的政治、文化多有关联，很值得作深入研究。在金代趸起的文人中，以泰山或周边地区所产生文人最多，当之无愧可称为“泰山文人”。仔细梳理这些文人学士，大致可划分为三类。一类是崛起于泰山本地的文人；一类是生于泰山周边区域而闻名于金朝的名士；另一类是任职于泰安或为探寻前人事迹而活动于该地区或归隐于此地的文人。
第一类文人主要以黄久约、王绘、李之翰、王去非、王去执、党怀英、赵悫、赵沨等《金史》《中州集》记载的名人为主，他们不仅人数多且影响大（据不完全统计，文献记载有 20 人之多）。如生长于奉符南城（今山东泰安岱岳区徂徕镇邓家庄村附近）的党怀英，隐居徂徕山一地，曾主盟金代中期文坛。他去世后，“上（金章宗）尝叹文士卒无如党怀英者”（《金史》卷七十三《完颜守贞传》）。而“文章字画盖其天性，儒、道、释诸子百家之说，乃至图、纬、篆、籀之学，无不淹贯”。“至论得古文之正脉者，犹有以公（党怀英）称首”。 [1]
第二类主要以张子羽、马定国、刘迎、郭长倩、刘瞻、张万公、贾铉、张行简等文人为代表。他们不仅有文集传世，且闻名于金朝。如东阿人张子羽的“文章无所不能”；茌平人马定国的石鼓文及诗闻名金代，有《荠堂集》行世；东莱人（今山东莱州）刘迎诗文当时很受金章宗推重，诗文乐府集《山林长语》，曾作为金朝国学刊行，惜已失传；莒州日照人张行简颖悟力学，淹贯经史。《金史》赞曰：“张暐、行简世为礼官，世习礼学……金诸儒臣，唯张氏父子庶几无愧于古乎。” [2]
第三类主要以杨伯渊、和速嘉安礼、张安适、王遵古、姚孝锡、赵秉文、元好问等为主。如姚孝锡作为金初文人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他不仕新朝，超然世外，不羁风神，广泛结交金代文人胥持国、刘迎、李仲略、毛麾、田彦皋、王寂、赵可、王竞、党怀英、马钰等，畅游山东等地，著有《鸡肋集》。其行广为当时士人称道，并成为金代一些文人效仿的楷模。作为金后期文坛盟主，元好问淹贯经传百家，多次来临泰山，并游历山东诸地。尤其是通过泰山之游，他与当地人士严实、严忠济、杜仁杰、王玉汝、徐世隆等积极交往，搜集到了许多有关泰山的奇闻逸事和当地名人的史料。
终金一代，在泰山及周边所产生的各类文人就达 80 余位，他们或供职于泰安及周边，或亲临泰山，游历山东诸地，或举办义学、创办教派，或探寻前人事迹。他们的遗迹及创作的文集无疑是后人研究金、元史和泰山名人文化的重要史料来源与基础。他们的存在，进一步提升了泰山的地位与影响。
金代，泰山及周边地区特殊的自然风光及人文文化和独尊地位，强烈地吸引着众多名人文士前来泰山，并与之产生难以割舍的情怀，正如学者所言，这些文士“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无法排解的泰山情结。泰山之于他们，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具象，一种精神存在，一种心理象征”。 [3]（P5） 所以今日研究泰山的文化，就不能不研究这些名人与泰山产生的情结。纵观金代文人群的经历，不难发现，除了他们对泰山一带大自然优美环境的追寻外，还更多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泰山早在华夏文明初肇之时，便已凸显于中国的历史舞台，此后更绵历千年，文明传承迄未中断，故清代史家阮元才有“史莫古于泰山”之说（《泰山志序》）。远古时代起，泰山就因气候温暖、草木繁茂，“以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淮南子·地形训》）成为先民繁衍生息的乐土。自始，泰山周围一带逐渐发展成为华夏最重要的文明区，从而使泰山也具有了深厚的文化积淀。泰山周边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及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的驻足流连和所留墨迹，无不强烈吸引着对文化艺术狂热追求的金代文人，使之难以割舍与泰山的关系。金代帝王对泰山的眷顾，也进一步加深了金人对泰山的推崇。如金世宗统治时期，敕令重建泰山普照寺，并赐额“普照禅林”，立《奉敕重建牒碑》。大定十八年（1178）岳庙失火，金廷于次年就进行重修。三年告成后又立《大金重修东岳庙碑》于庙庭（今岱庙大殿东南）。明昌元年（1190），金章宗封徂徕山神为护国感应侯，立祠于徂徕山顶及独秀峰下（今皆圮）。
人类与山岳等自然界的关系天然而密切。山岳不仅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而且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条件，马克思就曾形象地把自然界称为“人的无机身体”。所以人类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或者说是自然史中的“一个现实部分” [4]（P52—85）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类似认识，如古人主张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其实就是这一观点的具体概述。《韩诗外传》所载：“山者，万物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殖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吐生万物而不私焉”，便是古人对山岳崇敬认识的最好见证。
远古时代，当人类对某些自然灾害无法解释或抗拒时，认为这或是山川神灵对人类行为的不满和惩罚，就选用祭祀、祈祷等方式来表示对上苍神灵的忏悔和崇敬，遂自然地产生了人类与大山的密切关系。《左传·昭公元年》所谓“山川之神，则水旱厉疫之害，于是乎禜之”就是此现象的真实记载。“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由此被列为古代帝王“八政”之一。从遥远的帝舜时代开始的“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尚书·舜典》），后世相沿不废。这样，泰山由自然的山开始逐渐变为一座神圣的山，成为历代政治家和文人崇拜的主要对象。
对后世名人文士产生巨大影响和示范作用的，则从春秋孔子开始。如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情怀，就成为中国古代积淀深厚的一种文化心理，后逐渐蔓延成为流传久远的一种文化风气和传统文化的一大景观。至汉代，司马迁宣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更成为华夏儿女人生事业奋进的标尺；三国时期，曹植宣称自己“我本泰山人”，并把泰山看作自己精神寄托与生命的归宿，也对后人影响至深；唐代时期，李白泰山狂吟“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杜甫高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和他们所创造出的奇丽壮美神奇意境，在给世人传达出一种乐观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感悟下，又充分展示了唐人对泰山的敬爱以及诗人纵横天地的放逸意向。无疑古人的这种泰山情怀，必然影响着宋、金时代的文人学士。
宋、金对峙时期，文人名士面对辽、金与宋之间的斗争及宋大厦将倾，顿感政治失意、个人前途无望，必然想借助泰山的功能，来表达自己的心怀。如宋代苏轼、苏辙兄弟就大叹“恨君不上东封顶，夜看金轮出九幽”；梅尧臣梦中更是吟出“晨登日观峰，海水黄金鎔”之诗句。金人党怀英、赵沨等人，尽管最初寓居泰山时生活极为困难，但生此长此的这些文人，主动地接受了这种现实，并真正喜欢上泰山这个地方，更将名人钟情于泰山的这种铭心镂骨的情怀（如党怀英现存六十九首诗歌中，描写泰山的诗歌占有十八首之多），展现在世人面前。所以深受这种古人名山情怀影响的金代文人，生此卒此的心态，自然就顺理成章。
中国古代文士除喜爱隐逸天下，陶情山水外，魏晋士人的避世思想及追求，自然也是后世士人效仿的楷模。而金代文人在面临金占山东后，“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的高压民族政策和饥荒横行、盗贼四起的社会局势，“反抗和寻找出路成为山东地区乃至北方知识阶层和普遍百姓的生活主题”。 [5]（P78） 而对于在金朝统治下，出于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差异，一些一心不事二主的汉族士人，他们既不愿在金皇朝做官，与女真族金人统治者为伍，在当时情势中又不愿去参加抗金斗争，于是走上谈玄论道、消极隐遁的道路。如姚孝锡入金后不仕新朝，超然世外，弃官时间达五十五年之久。对于几次陷入困惑及面临难以抉择问题时，金人党怀英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避世的思想，而风景秀美、宗教林立、文化深厚、民风质朴的泰山自然成了金代文人的首选之地。金代文士钟爱于此，也就不足为怪。
在金代泰山周边，之所以出现像黄久约、王去非、王绘、石震、党怀英、赵悫、赵沨、安升卿、元好问等为首的一大批文学巨匠，其原因学界并无涉猎。笔者认为，这一状况的出现与金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这些文士的自身追求分不开，具体讲包括以下几点。
恩格斯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6]（P222） “在当时中原战乱中，每个政权和王朝为求其社会在稳定中恢复和发展，吸取以前的经验，提倡仁政，以中道治国”， [7]（P118） 成为各民族在中原建立地方封建割据政权的首要任务。为强化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缓和民族矛盾，金代最高统治者极为重视汉文化，并相继推行了一些重要措施。
金朝开国之初，百端草创，谈不上修文治武，所以天辅、天会二朝（1117 年—1137），文学非常朴陋，统治者对中原文物，尚不免加以敌视摧残。《金史》载：“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 [8] 金熙宗（完颜亶）当政时，积极利用辽、宋降臣为他建立典章制度，采取“以文治国”策略，金人开始高度重视儒学，并积极崇学养士。《金史·文艺传序》云：“自太宗继统以来，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各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以文而不以武也”， [9] “天会以来，设科取士，使得文风振而人才辈出，治县张而纪纲不紊。有国虽百余年，典章文物至比隆唐宋之盛”。 [10]
“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特别是章宗（1190—1208）“性好儒术，即位数年后，建太学，儒风盛行。学士院选五六人充院官，谈经论道，……群臣中有诗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擢居要地，庶几文物彬彬矣”。 [11] 明昌元年（1190），他“诏修曲阜孔子庙学”，“二年（1191）四月戊戌，增太学博士助教员……壬寅，诏袭封衍圣公孔元措视四品秩人”，“三年冬十月，戊午，谕尚书省访求博物多知之士”，“四年八月丁未，释奠孔子庙。” [12] “章宗为金源郡王，喜读春秋左氏传……尚书、孟子皆圣贤纯全之道，顾留意焉。’王嘉纳之。” [13]
对于金人政策的这种调整，金人刘祁在《归潜志》卷十二载：“世宗天资仁厚，善于守成，又躬自俭约以养育士庶，故大定二十九年岁致太平。所用多敦朴谨厚之士……不烦扰、不更张，偃息干戈，修崇学校，议者以为有汉文景风……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大臣宰执，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政令修举，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 [14]（P136） 而清人庄仲方在他所编《金文雅序》里亦说：“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太宗入宋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后先归之，而文字灿兴，然犹借才异代也。”这些，为泰山文士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正如学者所言，“特别是金太宗灭辽及北宋后，加快了对儒家思想应用的步伐，到熙宗时，把孔子已抬到至高的地位，儒学成为金帝所奉行的治国思想”， [15]（P118） “金世宗、章宗主要致力于如何在保持女真贵族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将中原封建王朝的儒家统治思想和政策充分地运用于女真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之中……这一指导思想运作于官僚制度集中表现为任用宪执的三个重要政策：其一……其二，重用文人的政策……遂将金朝推向了繁荣鼎盛的时期”。 [16]（P17—23） “金代文学虽上承北宋，却又不为北宋所拘束，就金代文风而言，是比较宽松的，文人各好其好，正是这种宽松的气氛，使金代文学得到长足的发展”，“之所以如此，这和金代统治政策与山东地区文化的结合不无关系，金入主中原后，对中原文化接触，特别是对发源于山东的儒家文化逐渐吸收，‘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不变’，这是金文人辈出的基础”。 [17]（P45—46）
中国儒学在经历汉学、宋学阶段后，于 12—13 世纪进入女真族统治的大金王朝，由于金朝建国前后，儒家思想及经典在北方地区已有广泛传播，因而灭辽、宋后，儒学在金朝各地仍继续发展，且于金代中后期还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正如学者言：“虽然《元史》的作者认为，在金的统治下，北方儒学几乎等于无，直到蒙古把南宋学者赵复掳往北方后，才知道有程朱理学……但实际上在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儒学的发展并未断绝”。 [18]（P625） 金初女真贵族多让羁留在金国的宋朝使者教授女真子弟并学习经书和文化知识，金初天会年间的科举，也以“经义”取士。为推动儒学发展，金熙宗还在上京建孔庙，并宣扬说，“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遵，使万世景仰” [19] ，以后的几朝皇帝也都尊崇孔子和重视儒家思想。尤其是世宗、章宗执政时期，力崇儒学，不仅以女真字翻译儒家经书，而且规定学校以《论语》和《孝经》为必读课本。如世宗曰：“朕所以令今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命颁行之。” [20]
金中后期，随着科举制度的日益定型及不断完善，以及各地各级官学的逐渐建立和发展，进一步加速了儒学发展和儒家经典的广泛传播，有愈来愈多的文人学士开始学习儒家经书，并涌现出一些通晓经学的人士。在儒学广泛传播的地区，屡遭战乱的山东无疑仍是儒学传播的中心区。尤其在金初，山东地区学术研究的氛围非常浓厚，聚集和吸引了一大批奇才。如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蔡珪、高士谈、马定国、王广道、王明道、吴大方、吴大年、石震、郭长倩、刘瞻、黄久约、赵悫等。这种浓厚的儒学环境，从而为泰山文士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金熙宗后，由于战争减少，民族融合的步伐加快。到金世宗至章宗时，政治尚称清明，又蠲免了一些租税，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这一段时期里，备受战争创伤的北方社会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如山东、河北、河东等地“人稠地窄”的地方，皆“寸土悉垦”，亩产量高达五石。山东等地经济的快速恢复与发展，促使金朝采取了较为和缓的政策，同时也使金朝有更多余力寻求人才、发展教育，从而为泰山文人的崛起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泰安以泰山而得名，而泰山及其众多支脉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及优美的自然风光，自然成为文人学士求学的良好场所。加之该地地近孔孟故乡，儒风醇厚，“士人志于道”及“出仕”“致仕”思想浓厚，从宋代以来，泰安一地就产生过像冯起、魏能、梁适、梁固、郭劝、马寻、李参、石介、马伸、钱乙等二十二位重要官员，这种良好的文士阶层基础，无疑为泰安本地士人提供了前进的动力，亦是他们极力效仿的榜样，这就不难理解在泰安一地，光是金代就产生了像黄久约、王广道兄弟、党怀英、赵沨、侯挚、高霖等二十余位文士。
[1]赵秉文.滏水文集（卷 11）[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脱脱.金史·张行简传（卷 106）[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袁爱国.泰山名人文化[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9.
[4]恩格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牟钟鉴，白奚，等.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M].济南：齐鲁书社，2005.
[6]恩格斯.反杜林论[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 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15]张博泉.略论金代的儒家思想[J].社会科学辑刊，1995（5）.
[8]脱脱.金史·完颜守贞传（卷 73）[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脱脱.金史·文艺传（卷 125）[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王恽.浑源刘氏世德碑铭并序[A].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 5）[G].四部丛刊本.
[11]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 21）[A].章宗皇帝（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脱脱.金史·章宗本纪（卷 9、卷 10）[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脱脱.金史·移刺履传（卷 95）[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刘祁.归潜志（卷 12）[M].崔文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程妮娜.论金世宗、章宗时期宰执的任用政策[J].史学集刊，1998（1）.
[17][18]安作璋，王志民.齐鲁文化通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9]脱脱.金史·熙宗本纪（卷 4）[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0]脱脱.金史·世宗本纪（下）（卷 8）[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1]聂立申.金代名士党怀英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聂立申（1970—），男，山东新泰人，泰山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原载于《泰山学院学报》2013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