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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潜是北宋时期著名学者，学术上属泰山学派，对《易经》有深入研究，政治上属于与王安石对立的保守派阵营，曾因“沮格”青苗法而挂印出走。他性格旷达、交游广泛，不喜作诗而善制墨，与王公贵族交往不肯稍有屈节，颇有名士风度，在当时学界和社会上有较大影响。他的生平经历折射出北宋宽松活跃的人文环境。
在人才辈出、众星云集的北宋时期，有这样一位学者：他虽地位不高、功业不显，却以其特立独行而广为人知，并与帝王将相、硕学鸿儒颇有交集，堪称名士，此人就是泰山学者姜潜。
姜潜，字至之，北宋奉符（今山东泰安）太平镇（今宁阳县磁窑镇西太平村）人，于宋仁宗（赵祯，1010—1063）康定元年（1040）成进士，大约生卒年为 1015—1090。他曾师从泰山学派开创者孙复（992—1057）、石介（1005—1045）研究《春秋》和《易经》，后经田况（1005—1063）举荐召试学士院，授明州（今宁波市鄞州区）录事参军，不久因母病思乡“求致仕”。后经吴奎（1011—1068）、韩绛（1012—1088）共同举荐，改任兖州录事参军，中经郓州教授，又荐为国子监直讲、韩王宫伴读。宋神宗（赵顼，1048—1085）即位后闻其贤能，曾召问治国之道。后出任陈留令，到任不久，值王安石（1021—1086）改革变法，随即因“沮格”青苗法去职。退出官场后，姜潜回到家乡，于徂徕山中教授生徒，多所成就，约 76 岁时辞世。另据记载，姜潜藏书丰富，其制墨技术也堪称一绝。从姜潜身上，可以窥见北宋时代文化的多个侧面。
姜潜少而笃学，家中“藏书数千卷” [1]（P92） ，尤好《周易》，名其书斋曰“读易堂”。他先后拜孙复、石介为师，后来又继承石介衣钵，成为泰山学派后期代表人物之一。
泰山学派，出现于北宋庆历（1041—1048）前后理学崛起前期，对宋代理学形成具有重大影响。泰山学派创始人为教育家、经学家孙复。孙复，字明复，号富春，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他曾热心科举，但屡试不第。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已 42 岁的孙复第四次落第，流落京师。此时他经人介绍，结识了石介。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今泰安市岱岳区徂徕镇）人，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授将仕郎、郓州观察推官。此时郓州秩满，刚刚调任南京留守推官兼提举应天府书院。二人一见倾心，石介认为孙复乃唐代韩愈（768—824）之后未有之大贤，可上继儒家道统之大儒，乃出资在泰山筑室，名“泰山书院”，专供孙复著书讲学之用，石介本人亦与姜潜等“躬执弟子礼，师事之” [2]（P72） 。孙复从此退居泰山 8 年，潜心研究《易经》、《春秋》，撰写了《易说》64 篇、《尊王发微》12 篇等代表性著作，逐渐声名远布，学者纷纷上门求教，尊称之为“泰山先生”。孙复、石介与理学先驱、思想家、教育家胡瑗（993—1059）后来曾在太学共事，史称“宋初三先生”。三先生虽彼此学术见解不尽相同，但却有着共同取向，他们互相砥砺，彼此推许，其学大盛，形成了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泰山学派”。孙复认为“尽孔子之心者《大易》，尽孔子之用者《春秋》” [1]（P223） ，因此特别注重研究《周易》和《春秋》。其治学特点正如欧阳修（1007—1072）在《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所说：“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 [3]（P458） 对三先生在历史文化上的贡献，南宋思想家黄震（1213—1280）曾评价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瑗）、泰山孙先生（复）、徂徕石先生（介）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周敦颐所创濂学）、洛（程颢、程颐所创洛学）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二程之学）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 [2]（P73） 充分肯定了泰山学派在宋代理学产生中的地位和作用。
姜潜与刘牧（1011—1062）、祖无择（1006—1085）、张泂、李缊等皆为孙复和石介的门生。姜潜出仕后曾任国子直讲，在京师政、学两界交游广泛；退出政坛后，重回徂徕，讲学授徒，影响颇大。他秉承孙复、石介的学术精神和治学风格，其《易经》研究的特点是不追求对《周易》经传的文字训诂，而注重因经明道，以探求易理为基本特征。这一特点使他既与以注重象数卦气和注重文字训诂的汉代易学区别开来，也与以老庄哲学思辨诠解《周易》的魏晋易学判然有别。他虽没有留下传世之作，但《宋元学案》将其列为泰山学派的后劲，不为无据。
姜潜虽未享有高官显爵，且“不喜人作诗，尝曰：‘损心气，招悔吝’” [2]（P115） ，但因其在学术文化界颇有影响，并且受过皇帝专门召见，因此名声很大。其一生交游，不仅范围颇广，而且层次也很高。出仕后，他和欧阳修、苏轼（1037—1101）有过交游，与田况、吴奎、韩绛更为至交；在读易堂授徒时，刘挚（1030—1098）、梁焘（1034—1097）、晁说之（1059—1129）等均拜于其门下，而这些人都是北宋时期政、学两界的精英人物。
姜潜从石介学《易》，二人自然为师生关系，按姻亲姜潜亦为晚辈（姜潜之妻为石介侄女）。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又不同于一般的师生和亲戚，而是亦师亦友。
石介世居徂徕山下，为著名儒家学者，经学家、文学家，学者习称其为“徂徕先生”。他“笃学有志尚，乐善疾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 [2]（P103） ，导致命运多舛，英年早逝。姜潜与石介虽然在性格特点、人生追求等方面不无差异，但却建立了肝胆相照的深厚情谊。
石介对姜潜十分欣赏。他在京任职期间，曾多次写信向人推荐姜潜，认为其“负文武才略，有英雄之气，习于兵，勇于用，智识通敏，精力坚悍” [1]（P199） ，给以极高评价；又称道说：“有姜潜者，……介素所畏服。其人存心笃道好学，服善乐死，忠义能守志节，亦能佐阁下行道者也。” [1]（P171） “素所畏服”之语，既可见其竭力推重之诚，又可知他对姜潜并非以弟子和晚辈视之。后来石介在赴任嘉州初登栈道时写有《寄题姜潜至之读易堂》一诗云：“我不从官君下第，其间险易两何如？连云栈外四千里，读易堂中一帙书。慈母含饴垂秃发，先生怀道按茅庐。莫将清泪频频洒，蜀道之难欲上初。” [2]（P47） 诗中对姜潜称为“君”“先生”，也足以证明石介更多地是把姜潜视为同道好友，而非一般的门生晚辈。
姜潜则对石介十分敬服，恭执弟子之礼。他不仅学术上继承石介，其为人处事亦以石介为楷模。石介因庆历五年（1045）写《庆历圣德颂》招致政敌攻击，为避罪自请外放，授濮州通判，未至任所，即于当年七月病逝于徂徕。此时石介家无余财，“妻子冻馁不自胜” [3]（P508） ，姜潜不避政治风险，带头捐资为石介治丧。后来石介政敌夏竦（985—1051）向仁宗诈言“介实不死，北走胡矣”，欲派人到徂徕开棺验尸。经京东转运使吕居简居中调停，姜潜又与石氏亲属、门人及棺敛之人共同“结罪具保”，才使石介免于死后开棺之辱。二十年后的英宗治平二年（1065），政治风向已变，石介“谤焰”既息，姜潜等又重新安葬石介，并请欧阳修撰写了《徂徕石先生墓志铭》，给以高度评价，使石介的道德学问得以弘扬光大。
欧阳修为久居庙堂的三朝元老，而姜潜官小位卑，但二人却互相欣赏。庆历四年（1044）八月，欧阳修被任命为河北转运按察使，他特别举荐姜潜同行，在给宋仁宗的《举官札子》中写道：“太庙斋郎姜潜，有文行，通晓民间利病，熟知河北事宜。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路县令或主簿差遣。” [3]（P1782） 太庙斋郎是太常寺里供郊庙之役的属员，没有品级，地位低下。欧阳修破格予以举荐，可见其对姜潜的深知和厚爱。石介的墓志铭，是姜潜等人出面请欧阳修撰写。当时欧阳修为参知政事，正如日中天，他与石介为同年进士，既曾有长期的交往，也有学术观点的异同，能够为石介写出那样一篇激情洋溢、高度评价的墓志铭，姜潜之“请”应为一重要促成因素。
姜潜与苏轼的交游虽有记载者不多，但二人亦颇相得。宋人孔平仲（1044—1111）《孔氏谈苑》里曾记载姜潜与苏轼同为京官时的一件趣事：“苏子瞻与姜潜同坐。潜，字至之，先举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药名。’乃指子瞻曰：‘君，药名也。’问其故，对曰：‘子苏。’子瞻应声曰：‘君亦药名也。君若非半夏，便是厚朴。’问其故，曰：‘非半夏、厚朴，何故谓之姜制之？’” [4]（P220） 由此文人雅趣，不难想见二人之间的熟悉和融洽程度。
田况，信都（今河北冀州）人，累官观文殿学士；吴奎，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历官端明殿学士、枢密副使；韩绛，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历官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这些人都是姜潜的知音，曾多次举荐姜潜。
刘挚，字莘老，永静东光（今河北东光）人，哲宗朝历任御史中丞、尚书右仆射。梁焘，须城（今山东东平）人，哲宗朝历任御史中丞、翰林学士、尚书右丞、尚书左丞等职。晁说之，字以道，号景迂生，开封人，曾任中书舍人兼詹事。这些人均出自姜潜门下 [2]（P123） ，其政治倾向和学术主张也和姜潜基本一致。由此可知，姜潜自己虽然未能直接对当时朝政发挥多大影响，但通过其门生弟子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济世理想。
姜潜著作今不存。是当时述而不作、未立专著还是身后佚失，已不可考，令人遗憾。
姜潜几次为官任职时间都不长，其后期正值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改革的年代。他的政治倾向，属于反对变法的保守派阵营，而其最突出表现，也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则是在担任陈留县令时对推行“青苗法”的有意“沮格”。
“青苗法”亦称“常平给敛法”“常平敛散法”，是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的王安石推行的变法措施之一。宋朝初期，在各地设有常平、惠民等仓库，用以调剂粮食歉收时的人民食粮不足，但收效不大。王安石执政后，于熙宁二年（1069）推行经济改革，其中之一即为“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以用田中青苗为抵押，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为防止借贷不还，借户实行贫富搭配，10 人为保，互相检查。贷款数额依各户资产分五等，一等户每次可借 15 贯，末等户 1 贯。借款随当年春秋两税归还，每期取息 2 分。这是世界史上最早的试图用金融信贷手段管理经济的尝试。该法最初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实行，随后其他诸路也推行开来。王安石实施这项法令的本意是为了抑制兼并，在青黄不接时救济百姓、扶持生产，但在各种社会条件尤其是既有官僚政治体制并未改变的状态下，实际执行中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偏差：许多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并随意提高利息（实际有重达三四分的），不少官吏为了邀功，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使之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最后，变法不得不宣告失败，于元祐元年（1086）停止执行。
姜潜以研究经学出身，且有长期在社会下层生活的经历，对这一改革可能带来的后果有清醒的认识。但因官小位卑，不能直接抗拒，只能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应对。据《宋史·隐逸传》记载：“姜潜……知陈留县，至数月，青苗令下。潜出钱，榜其令于县门；已，徙之乡落，各三日，无应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愿矣！’钱以是独得不散。司农、开封疑潜沮格，各使其属来验，皆如令。而条例司劾祥符住散青苗钱，潜知且不免，移疾去，县人诣府请留之，不得。” [5]（P13444）
姜潜此举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北宋以来的正史、逸史、笔记、小说等多种文献中皆有记述。由于自南宋初重修《神宗实录》时确定了“是元祐而非熙丰”，“唯是直书安石之罪”的编撰宗旨，乃至认为王安石变法是“祸国殃民”，应该承担北宋亡国的责任；南宋理学家则对王安石的荆公新学进行了彻底批判，其影响既深且远，直到清末，历代统治者及史家一直对王安石变法持完全否定态度，而姜潜的这一做法则受到很多人的赞赏。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其初衷是无可非议的，其经济改革措施则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在 20 世纪末叶提及王安石，我们更感到惊异：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贷款的方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 [6]（P155） 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又是历史注定的。因为“当时社会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支持这项改革实验成功的程度” [6]（P139） ，受政治经济制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变法措施不可能不在执行中严重扭曲；而且由于变法的准备很不充分，也未能在统治阶级内部得到大多数官吏的理解和支持。许多优秀的官员如司马光（1019—1086）、欧阳修、苏轼、邵雍（1011—1077）等人都属于改革对立面，足以说明这一点。
当时的姜潜只是一个小人物，他在王安石变法的大风大浪中的态度与立场，与他的“尚古”思想和理学信仰是一致的，他对青苗法的“沮格”行为，绝非随机应变的官场投机伎俩。过去对他的过高评价固然不足取，但简单地以是否拥护改革来评判历史人物也显然有失偏颇。
姜潜一生没有做过大官，但却有很高声誉，这既由于他的学术成就，也缘自他的名士风度。
“名士风度”得名于魏晋，故又称为“魏晋风度”，其主要特点是标新立异、任情率真、超凡脱俗、傲视王侯。一般认为，魏晋风度终结于东晋，其实直至南朝甚至隋唐不少士大夫仍保持其流风余韵。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7]（P2260） ，即其显例。而至于北宋，姜潜与苏轼当称其最。姜潜与帝王宗亲交往，也保持着不卑不亢的平等态度，而不以功名富贵为念。《宋史》将其列入《隐逸传》，这应该是主要原因。
《宋史·姜潜传》记载：姜潜任国子监直讲期间，有一次去拜访赵宋宗室北海郡王、时任大宗正的赵允弼（1007—1069）。门吏要引导他到大厅里去拜见，姜潜却认为允弼不出门迎接，有失待客之礼，“呼马欲去”。门吏赶紧回报允弼，允弼才迎出门来“以客礼见” [5]（P13444） 。这一典型事例说明，在姜潜心目中，并不因自己与亲王地位悬殊，就认为应屈节趋奉，而是认为主客交往，应该平等相待的。
更典型的是他与宋神宗的交流。《宋史》本传记载：“熙宁初，诏举选人淹滞者与京官凡三十七人，潜在选中。神宗闻其贤，召对延和殿，访以治道何以致之，对曰：‘有《尧》、《舜》二《典》在，顾陛下致之之道何如。’” [5]（P13444） 姜潜当时身为国子直讲，他的被召，应是以京官身份。作为新登基的皇帝，神宗应该算是“不耻下问”的了。但姜潜不仅没有诚惶诚恐，也没有侃侃而谈、借机呈现自己的治国安邦之才，而是采取了答而不答、不答而答的办法。谈话于是无法继续下去，神宗自然也不会满意，姜潜随后被外放知陈留县。
姜潜在陈留县因未能推行青苗法，知道难免被追责，遂称疾挂冠而去，也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特立独行。
在宋人洪迈（1123—1202）的《夷坚志》里，载有一则姜潜年轻时遇鬼的故事，更能见其飘逸脱俗的风采：
致知（按：姜潜字至之，原文此处有误）先生姜潜，兖之奉符人。居县中，其读书处相去百里。每欲归省其父，随意即登途，不问朝暮。一日夜半，乘马行，佩弓矢于腰。一童前导，睹林薄间灯烛荧煌，悚怖不敢进。姜曰：“不过是鬼耳，何足畏哉！”驶马迫视，乃十数人披发席地赌钱。即引弓一发，旋即惊散，不知所之。见叠钱凡数百贯在地，知其纸镪也，挥鞭划之，碎为灰炧。独碧石大骰盆莹澈可爱，遂取之。 [8]（P1164）
“归省其父，随意即登途，不问朝暮”，已见姜潜之潇洒率性；以一人而震慑群鬼，更可知其光明磊落，胸中充溢着至大至刚之气，所以不仅没有被鬼吓住，倒把群鬼吓得落荒而逃，正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夷坚志》固然为小说家言，群鬼赌钱之事尤属荒诞不经，但作为相距不远、基本为同时代人的洪迈在书中记载此事，则说明当时确有此一传说；而把这一传说附会于姜潜身上，也不是毫无道理的。196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不怕鬼的故事》曾将这一故事收入，影响甚广，扩大了姜潜在当今时代的知名度。
姜潜作为宋代名士，其文化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博览群书，也雅好藏书，为山东历史上著名藏书家之一 [9]（P27） 。姜潜还掌握了一套独特的制墨技术，成为北宋制墨高手。元代陆友所撰《墨史》一书有载：
姜潜字至之，兖州人，隐居奉符之太平镇。文潞公（名彦博，1006—1097）通判州事日，访墨于姜，姜曰：“近颇难得，当求佳煤自制。”久之，携纸囊访公，曰：“此即煤也，泻之则盈盘，按之则如故。”又曰：“此亦可以如茶，啜之无害。”公如其言，啜一茶瓯。食顷，忽发欬声，香气上袭，芳馥如射（麝）。姜曰：“此所谓射煤也，研射入者，传之误矣。”墨成，颇珍惜之。 [10]（P101）
据此所载，姜潜的制墨技术当时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姜潜制墨，据记载主要原料是一种“射（麝）煤”。所制之墨，“泻之则盈盘，按之则如故”，且“亦可以如茶，啜之无害”，的确堪称墨中奇珍。姜潜制墨所用的这种“射（麝）煤”是否得之于当地（姜潜所居太平镇之东不远即产煤炭，即今新汶矿务局华丰矿区），姜潜制墨的具体工艺是怎样的，现在已无从得知，令人遗憾。可以设想，如果姜潜的制墨绝技能传诸后世，则泰山制墨一业或当不让徽州。
可以说，姜潜的名士风度固然使他困顿于仕途，但也为他赢得了难得的声誉。
《宋史·姜潜传》、《宋元学案·泰山学案·姜潜》俱称姜潜“兖州奉符人”。考兖州，宋初承后周之旧为防御州，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升大都督府，所辖乾符县同年改名奉符（今泰安）。所谓“兖州奉符”，乃依以州领县之例。石介《朋友解》称“潜居奉符之太平镇” [1]（P92） ，不过细化至更具体的居地而已。咸丰版《宁阳县志·良吏·姜潜传》谓之“奉符太平镇人”，即据石介之说。元代陆友《墨史》则称其为“兖州人，隐居奉符之太平镇”。因为这些记载表述的歧异，姜潜籍贯乃有兖州、泰安（即宋之奉符）、宁阳三说。其实历史地看，这些说法并不矛盾，因为兖州辖奉符、奉符辖太平镇，因而当时称其为兖州人、奉符人、太平镇人均无不可。至于是祖居此地，还是后来“隐居”于此，已难确考。以情理论，本州士民居于辖区内任何市镇，而非藏身深山古寺幽微之处、脱离地方行政管理，即无所谓“隐居”；姜潜无论祖辈还是当世由异地迁徙至此，也只能算是“迁居”。而太平镇，为古钜平旧址，位于汶水南岸，历来为交通枢纽和地方商贸中心。当时属奉符，自明初以来属宁阳，其治所西太平村，今称磁窑镇。若按现在行政区划，姜潜为今宁阳人，应无疑义。
由于姜潜传记资料粗略，《宋史》本传仅留有“年六十六”一条线索且并不可靠，姜潜本人没有留下可资考证的文字，亦无可查阅的族谱碑传资料，因而其生卒年一直未获确认。只能考察其履历和交游，借以推知其大概。
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冬，石介在泰山筑室，邀孙复前往讲学，并与刘牧、张泂、姜潜、李缊等执弟子礼师事孙复。姜潜此时“从孙复学《春秋》”，年龄应在弱冠（20 岁）前后，不可能更小。若此说成立，则其生年应为 1015 年左右。
姜潜门生中年龄最少者为晁说之。晁说之生于仁宗嘉祐四年（1059），卒于高宗建炎三年（1129），享年 71 岁，是跨越北、南两宋的人物。《宋元学案》称晁“于泰山孙氏之门，从姜至之讲《洪范》。” [2]（P860） 这里记载的晁说之的学习经历，未著年份，不明先后，但其随姜潜学《易》，应在任兖州司法参军期间（1087—1089）；因为姜潜在京师任国子直讲时，晁说之尚不满10 岁，不会进入国子监。按1088 年推算，为姜潜陈留挂印、退居徂徕之第 20 年。证明姜潜至 1088 年时仍在世，还在开馆授徒，其卒年可推定约在 1090 年左右。
若按姜潜卒于 1090 年计算，他若享年 66 岁，则生年为 1025 年，那么，他 1035年与石介师事孙复时只有 10 岁左右，尚属发蒙阶段，显然于理不合。因此，笔者推断，《宋史》本传中的“年六十六”似应为“七十六”之误，其生卒年约为 1015—1090 年。
《宋史》本传及《宋元学案·姜潜传》均未明确记载姜潜的进士身份，而其任职则均属由人推荐，因而有人怀疑姜潜是否中过进士。查《徂徕石先生文集》，《朋友解并序》一文中称“今奉符县尉李缊，与进士姜潜同师受业” [1]（P92） ；《石氏墓表》中称“吾兄生……女三人，长适进士姜潜” [1]（P253） ，均称其为进士。《泰山书院记》中云：“今先生（按：指孙复）……门人之高第者，石介、刘牧、姜潜、张泂、李缊” [1]（P223） ，此处虽未以进士相称，但既称为“高第”，理应也和其他几人一样有进士身份。石介本人是严谨的学者，他一再称姜潜为进士，绝不可能是杜撰。因此姜潜的进士出身，应该是不必怀疑的。
至于姜潜是哪一年进士及第，则需进一步考索。《宁阳县志·选举》以为“其举进士当在仁、英两代间”，属推测之词，且失之过于宽泛。据石介写于宝元元年（1038）的《寄题姜潜至之读易堂》一诗中“我不从官君下第”之语，可以肯定姜潜1038 年尚未及第；而据石介文中径称“进士姜潜”，则又可肯定姜潜中进士在石介作上列各文之前。据王茜《石介年谱》，《泰山书院记》作于康定元年（1040） [11]（P31） ，《石氏墓表》作于庆历元年（1041） [11]（P37） ，《朋友解》写作时间未予确定。若其前二文系年无误，则姜潜中进士应在 1040 年即仁宗康定元年。因为自仁宗景祐二年（1035）开始，规定贡举隔年举行一次 [12]（P104） ，1039 年并没有开科取士。
按照古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13]（P790） 的标准，姜潜似乎算不得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因为按照孔颖达的解释：“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13]（P790） 对姜潜来说，立德、立功显然谈不上，而作为文人擅长的立言，他似乎也并不用心。他研究《易经》，但没有著作传世；他不喜作诗，因而没有跻身于诗人之列；他制墨有术，但当时被视为小道末技。唯一可称道的，仅仅是他不为时势所屈、任情率性的独立人格。按照钱穆先生“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之标准，姜潜显然属于后者。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每于此类无表现人物多有称道与钦敬，这一特点被钱先生称之为“中国之史心，亦即中国文化传统精义所在” [14]（P87—91） 。应该是就此类人物虽于事功上无所表现，但却以其自身的存在传承了中国文化某一方面的优良传统而言。他们不汲汲于功名利禄，精神超脱于世俗之外，其人格和思想境界高出于许多“有表现的人物”之上。其受到后人重视，在历史文化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至于姜潜傲视王侯，淡泊功名，与当政者不合作，却能够全身而退，则和北宋时代独特的人文环境有直接关系。北宋建国之后，宋太祖赵匡胤（927—976）接受前代历史教训，实行了强干弱枝、偃武修文的国策。在军事方面，他以“杯酒释兵权”的策略解除了大将对军队的控制，并设立中央禁军，将各地精兵收归京城禁军管辖，使宋朝对军队有了完全的掌控权。在政治方面，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将宰相职位由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军事长官）、参知政事（副宰相）、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使皇帝掌握的权力超过了历朝历代。在科举方面，为了做到“田野无遗贤，朝廷多君子” [5]（P3608） ，扩大了进士名额，并采取殿试的方式对考生进行最终的考核。这样一来，北宋王朝的官僚队伍和后备人才得到了壮大，从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政权得以巩固。当时尽管北有契丹、西有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和侵扰，但宋真宗、宋仁宗通过“澶渊之盟”和“庆历和议”，以一定的经济付出（类似于补偿贸易）换取了长期的边境安定，此后历经英宗、神宗，经济文化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尤其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最高峰。
北宋政权是比较完善的文官政府。建立文官政府的基础是完备的科举制度。据统计，宋太宗在位 21 年，通过科举而得官的将近 1 万人。宋仁宗在位 41 年，单由进士一科得官的就有 4517 人。进士均经过皇帝主持的殿试，因而被称为“天子门生”。皇帝对这些“门生”，总体而言是关爱有加的。文臣们即便被认为犯有错误或罪过，也往往是外放或贬官而已，一般不抓不杀，也极少有“文字狱”。比起前后历代帝王的嗜杀和严酷来，可谓宽厚之至。例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都多次被“贬官”，而又不止一次被重新起用。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促成了学术和文化的繁荣。当时文化学术、文学艺术流派之多是其他朝代所难以企及的，科技发明也盛极一时，尤其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便利了文化的传播。王国维先生认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 [15]（P185） 陈寅恪先生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16]（P177） 两位大师的评价绝非虚誉。客观地说，北宋时期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思想最活跃的阶段，也是学术文化的鼎盛期，大批理学家和文学家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姜潜生活于这样一个时代显然是幸运的。他对皇帝“不敬”并没有因而获罪，他“沮格”青苗法、挂印出走也没有受到追究，退出官场就可以优游林下，自由从事学术研究和交游。而如果是在明清两代，姜潜就不可能有这般幸运了。
[1][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清]全祖望.宋元学案·泰山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宋]孔平仲.孔氏谈苑[A].丁晋公谈录（外三种）[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7.
[7][唐]杜甫.饮中八仙歌[A].全唐诗（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9.
[8][宋]洪迈.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王绍曾，沙嘉孙.山东藏书家史略[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10][元]陆友.墨史[A].砚笺·墨史[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
[11]王茜.石介年谱[D].郑州大学，2002.
[12]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13]左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三联书店，2001.
[15]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A].周锡山.王国维集（第 4 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6]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A].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
[作者简介]魏伯河（1953—），男，山东宁阳人，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教授，国学研究所所长。
原载于《泰山学院学报》2016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