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孔子与泰山是生民与山岳中的出类拔萃者，又加上地缘关系，两者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明代前期，与元君祠、东岳庙相比，泰山多处与孔子有关的景观规模甚小，主题不清，更没有制度保障。嘉靖年间朱衡首倡在岱顶立孔子庙，至万历十四年建成，并制定了完备的祭祀制度，使之与道教、佛教等景观鼎立于泰山。此后虽有反复，但是社会各方力量的持续接力重建维护，直到民国时期岱顶孔子庙仍然屹立不倒，并最终完成了“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岳中之孔子”的主题文化建设。
今天泰山上有关孔子的景观遗迹几乎全是明代初创，如红门“孔子登临处”坊、岱顶孔子崖孔子庙、岱顶“孔子小天下处”碑、“孔登岩”等，显示着这一时期人们对泰山与孔子实际历史关系的追认与重塑。儒家文化在泰山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历史上看，孔子与泰山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泰山孔子庙无疑是泰山与孔子关系的典型写照，无论对孔子研究，还是泰山文化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学界对泰山孔子庙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本文拟以岱顶孔子庙为中心，对明代泰山与孔子的相关事项钩沉梳理。
明人汪子卿嘉靖三十四年（1555）刊行的《泰山志》是现存最早的泰山志书，其卷二《圣贤》列“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子过泰山叹苛政猛于虎”“孔子游泰山见荣启期”“孔子上泰山指引颜子望吴门”等条目。周郢对“孔子过泰山”有详细考论：
孔子之过泰山，据《孔子文化大典·生平卷》考其事在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冬，时孔子因鲁乱至齐，途经泰山侧。清人杨方晃《至圣先师孔子年谱》则定其事于昭公二十八年（前 514）。至孔子叹苛政之所，传有二处，一在岱阴猛虎沟，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二“泰山之侧为鲁林义”条云：“《礼·檀弓》云：‘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新序》云：‘孔子北之山戎，有妇人哭于路，其哭甚哀。’此路盖经泰山西。今泰山西桃峪上源有老虎窝、猛虎沟，云是当日遗迹。”（并可参清俞樾《茶香室续钞》卷十二）。一在虎山岩岩亭旧址侧，明张邦教《泰山咏》诗云：“明时苛政绝，行坐仰尼丘。”后自注云：“右岩岩亭，夫子闻妇人哭处。” [1]（P307 — 308）
足证孔子确实与泰山有着确实的历史关系。而明查志隆万历十四年（1586）《岱巅修建孔庙议》一文对历史上有关孔子与泰山的关系的史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集与考论：
窃照泰岳灵区，在寰宇最胜，而古初遗迹，惟圣哲最崇。然圣哲中之有孔子，犹山阜中之有泰岳也。岂惟诞育降自岳神，乃其里居尤为密迩。遐想辙
之日，师弟子相从登高览胜者屡矣。故孟子则云“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礼记·檀弓》则云孔子过泰山，问妇人之哭而叹苛政猛于虎；《列子》则云孔子游于泰山，问荣启期之“三乐”而善其能自宽；《韩诗外传》则云颜子从孔子上泰山，望吴阊门之系白马，而颜子对以有如系练；《孝实录》则云曾子耕泰山下，思其父母而作《梁山歌》；凡此故事，凿凿可据。
[2]（P168）
在议请中，查志隆认为，因为地缘关系，孔子与泰山有着密切联系。查志隆对历史上有关孔子与泰山的关系的史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搜集与考论，包括：（1）孟子云“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2）《礼记·檀弓》所记孔子过泰山叹苛政猛于虎；（3）《列子》载孔子游于泰山问荣启期之“三乐”；（4）《韩诗外传》云颜子与孔子上泰山望吴阊门之系白马等，得出了“泰山胜迹，孔子称首”的结论。可以说，这是历史上首次对泰山与孔子关系进行系统而完整整理的文献，所搜集的孔子与泰山的历史记载非常详尽，为泰山与孔子的关系提供了真实的历史基础。
此外，泰山上现存“孔登岩”“舜登孔至”等题刻，也昭示着泰山与孔子的关系。
据明查志隆《岱史》载，岱顶修建首座孔子庙，首倡于嘉靖间巡抚朱衡，建成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查阅明代相关史料，我们发现在此之前，与孔子有关的景观以下几处：（1）红门“孔子登临处”坊；（2）岱顶挟仙宫；（3）岱顶孔子崖；（4）十八盘过化楼。
岱顶挟仙宫，《岱史》卷十一载：“在岳顶观海亭之西。万恭扁曰‘凭虚御风’。宫后石坪大书曰‘孔子小天下处’。” [2]（P173） 其具体位置，据乾隆二十五年（1760）《泰安府志》卷三《山水志》载：“（玉皇）顶之东为乾坤亭，以御碑得名，即挟仙宫故址。其后有碑曰：孔子小天下处。又迤东为日观峰。”
所谓“乾坤亭”，《泰山道里记》称：“平顶南为乾坤亭，明挟仙宫故址。亭始于康熙二十三年建，中有碣：‘孔子小天下处’。” [3]（P22） 这表明明代挟仙宫在今“孔子小天下处”石刻之北。
明人陈文烛于万历六年（1578）九月游泰山，作《游泰山记》记其事，其文云：“下挟仙宫，谒孔子像，至小天下处。” [2]（P396） 此文记载了陈文烛在泰山极顶挟仙宫处拜谒孔子像，又至“孔子小天下处”，说明挟仙宫设孔子像以供奉孔子，又以碣“孔子小天下处”标识此处与孔子的历史渊源。
又明人钟宇淳于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初三日游泰山，作《泰山纪游》，其文云：“下挟仙宫，尼父石像在焉，肃拜瞻礼，崖石铲‘孔子小天下处’。” [2]（P381） 交代了挟仙宫孔子像为石质雕像。
根据以上史料，可以断定在孔子崖孔子庙建成以前，泰山玉皇顶左侧的挟仙宫，设石质孔子像祭祀孔子，并且从“挟仙宫”的名称来看，有着明显的道教色彩。
明人黄一桂《抚台观风泰安登山记》，记载了万历六年（1578）山东巡抚赵贤巡视泰安时游历泰山的经过：
迤北，登玉皇宫，岱宗至是绝顶矣。爰贞石表于其上。循西数十武许，有石劖“孔子小天下处”。相传孔子崖旧未有亭，公谓孔子登览地盍亭，诸属庀工增构识石于亭内。 [4]（P246）
由《登山记》可见，首先，明时孔子崖有“孔子小天下处”摩崖刻石，其次，赵贤在孔子崖创建亭子，并在亭内立石以为标志。
明人吴同春《登泰山记》，记载了其万历十一年（1583）十月首次游历泰山的经过，其文云：
由顶左折，观广生殿、元君寝宫，又西南折，登孔子崖，即孔子小天下处，一铜像置斗室，泰山祠宇辉耀而孔子庙尔尔，辄为叹息，施经东岳祠，观唐磨崖碑。 [2]（P377）
由吴同春游记可知，万历十一年（1583）时，孔子崖有孔子铜像，放置于像斗一样的极小房子中，这应该就是山东巡抚赵贤所筑小亭。在其他辉耀祠宇的映衬下，斗室小亭显得寒酸与渺小，故吴同春“辄为叹息”。
此小亭斗室应当就是“过化亭”，《岱史》卷十一载“过化亭”：“在岳顶稍西孔子崖。吴谦勒石崖曰‘泰山乔岳’。” [2]（P173） “泰山乔岳”今存岱顶孔子庙后孔子崖，款为“万历吴谦书”。其右下又有另一则题刻“过化亭”，其款云：“万历壬午秋吉，古晋三泉因柱题”，万历壬午为万历十年（1582），据此推测，赵贤所创建的亭子命名为过化亭。
过化楼，明代汪子卿《泰山志》载：“在斗母观南，其上有孔子铸像，旧匾题曰‘孔子过化处’。大理评事叶彬篆书易今名。” [1]（P256） 据周郢考证：“楼久圮，故址在十八盘渡天桥附近。” [1]（P427）
明人马一龙《玉华子游艺录·东封纪略》记其嘉靖间登泰山事
，其中记“过化楼”：
此入山来第一奇处，命镌工作“至此始奇”四字于石，复转折下行，再挽而上，则宗师过化处也。下舆礼拜，但庙貌芜秽，只如斗母殿门庑之神，殊焉媟渎。吾徒俨饰元君而独后其师，何哉？ [5]（P691）
“至此始奇”题刻今存云步桥北。又其《泰山赋》自注：“为先师过化处，因下舆趋谒。山岳灵神，各有庙貌，先师孔子乃在斗母殿门庑间，岂崇重尊隆之意，其徒能无泚颡耶？” [5]（P697）
据此可知，首先，过化楼，原有匾“孔子过化处”，大理评事叶彬改为“过化楼”。其次，孔子过化楼并非单独供奉孔子之处，只是斗母的从祀神，与其他道教神灵混杂在一起，马一龙认为这是非常亵渎至圣孔子之举，儒生们应该感到惭愧。
总之，在岱顶孔子崖庙建成前，岱顶已经有挟仙宫、过化楼、过化亭等多处与孔子有关的景观，但这些景观，首先与元君祠、东岳庙相比，在建筑规模上难以匹敌，堪称可怜。挟仙宫道教色彩浓厚。在过化楼，孔子神位甚至与其他道教神灵杂处在一起，成为斗母的从祀神，其儒教正统教主地位荡然无存。这几处孔子景观建筑，应该是由民间或者官员个人行为随意建设而成，几无官方色彩，难以在制度上对祭祀孔子予以保障。
正如万历十四年（1586）查志隆撰《岱巅修建孔庙议》一文指出的：
夫何时世变迁，踪迹泯灭。惟孔子崖铜像仅存，残毁者半，而颜、曾、孟杳然无可考见。夫老、佛之宫，广袤山谷，灿烂丹青，固无庸置论。即如宋时孙明复、石守道两先生，犹然俎豆泰岳之麓。而圣如孔子，贤如颜、如曾、如孟，生平固其涉历之地，没后独无栖神之所，临风吊古，宁不感凄！ [2]（P168）
查志隆慨叹时世变迁，泰山上孔子的踪迹泯灭，只剩下孔子崖残毁过半的孔子铜像。今山上下遍布佛、老之宫，即使是孙明复、石介也得以在泰山之麓享受供奉。而圣如孔子、贤如曾子、孟子者在泰山却无栖身之处，让人顿感凄凉。这也正是明代孔孟传人在泰山立孔子庙的最大动机，此后孔子庙至圣殿的建设，则开始有意识地摆脱这种局面。
明人查志隆在《岱史》卷十《灵宇纪》“孔子至圣殿”条，记载了岱顶孔子庙的建设经过：
在岳巅玉皇顶西，稍下可半里许。其地相传为月观峰，其下为孔子崖。……嘉靖间，尚书朱衡谋拓基于此，构建祠宇，以奉孔子，迄迁任弗果。万历十有一二年间，先任济南府郝推官大猷创议建正殿三间，前为门一间，四围垣墙俱全，专为崇奉孔子设也。又以迁任未及安神奉祀，以竟其事。今盐台侍御谭耀修《岱史》，稽考胜迹。有司议请重修前项殿宇，奉孔子神主，配以颜、曾、思、孟，悉如学宫之制，春秋行释菜礼。仍于殿之两偏构道房，居黄冠，以供扫除云。其时，抚台中丞李、按台侍御毛悉可其议，行藩司覆核修举。由是孔子与群贤登临遗迹，昭揭于泰山，相为终始，瞻仰者快焉。 [2]（P166）
由此可知，岱顶孔子崖之孔子庙（至圣殿）的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嘉靖间，朱衡谋划在孔子崖开拓地基，构建至圣殿奉祀孔子，因其迁任而未能完成。《岱史》记载较为简略，需借助其他史料补充说明朱衡此举。《明史》载：“朱衡，字士南，万安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历知尤溪、婺源，有治声。……出为福建提学副使，累官山东布政使。三十九年，进右副都御史巡抚其地。” [6]（P3912） 朱衡在任福建提学副使时，编撰《道南源委录》十二卷，记述了二程伊洛学术在福建的传承延续脉络以及从宋代至明朝的流变渊源。“为二程伊洛之学在闽中的传衍确立历史统绪，以接续程朱理学的宗传”。 [7]（P24） 足见他对儒学传统的重视与深入考察研究。
朱衡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五月任山东巡抚，当年十一月即在泰山盘路起步处建“孔子登临处”坊。题刻落款云：“嘉靖三十九年岁次庚申冬月吉，吉水罗洪先谨书。”朱衡为修建“孔子登临处”坊，专程请远在千里之外的罗洪先题写“孔子登临处”五大字。《岱史》收录了罗洪先《题孔子登临处》一文，云：“大中丞镇山朱君，保厘东土，庶务未遑，首标圣躅，索题千里。因探千古学脉。” [2]（P356—357） 表明了朱衡修建此坊的用意正在弘扬儒家文化的千古学派，且把它当作首要任务。
罗洪先（1504—1564），江西吉水人。江西吉安府是阳明讲会活动最兴盛的区域，罗氏是吉水学者中，对阳明讲学活动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嘉靖时期，由罗洪先、邹守益等带出的讲学，是阳明讲会活动的鼎盛时期。吕妙芬认为：“罗洪先一生没有见过王阳明，也是始终没有以门人自居，甚至从其学问的旨趣与晚年自得的认定看来，他对王阳明之学并不像其他王门弟子一样地服膺不悖。钱穆指出罗洪先论学著重周敦颐和《周易》，其学脉则本之朱子。” [8]（P227） 可见朱衡不远千里请罗洪先题写“孔子登临处”，一方面是因为罗氏为当时之大儒，另一方面又与其推崇程朱之意默契相合。朱衡谋划在岱顶修建孔子庙，应当是其在泰山倡导儒学的系列规划活动中的重要举措，惜其未完成而迁任中央。
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朱衡在泰山弘扬儒学千古学脉之举，并非是孤立的一个人而为。如邹守益是吉安府重要的阳明讲学领袖，其子邹善继承家学。隆庆间，邹善任山东学政，重修泰山仰德堂，增祀宋儒胡瑗，改名三贤祠。并于隆庆三年（1569）在三贤祠题刻“侍立石”“授经台”“讲书台”三处刻石。如在以《金刚经》刻石闻名的经石峪，明人刻《大学》于《金刚经》刻石东北。《岱览》称：“明人或刻《大学》圣经于上端，康熙间犹有存者，今佚。”
[9]（P363）
此处儒家圣经《大学》应刻于嘉靖间
[10]（P49）
，刻石者以此与佛经争夺泰山空间之思想与宗教正统地位。
就在经石峪《大学》石刻旁，万历六年（1578）李邦珍刻“经正”二大字于石，后有跋：“孟轲氏云：‘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石上之经亦经也，今以圣经反之，故曰‘经正’。”面对佛教之《金刚经》，李邦珍提示《大学》才是真正的经典，呼吁回归万世不易之常道的儒家经典。而李邦珍官至福建监察御史，是朱衡的学生，《道南源委录》一书即由朱衡纂录，李邦珍定稿成书。师徒二人在泰山两相呼应，又一次完成了倡导继承儒学学统的活动。
万历六年（1578），山东巡抚赵贤在三贤祠立碑题刻“胡安定公投书处”，也是重振泰山儒学的重要举措。
可以说，由朱衡创立“孔子登临处”坊、谋建孔子庙为先导，其他诸儒紧紧跟随，声气呼应，在泰山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光大弘扬儒学学统的活动。所以，岱顶孔子庙的创立，朱衡功不可没。
第二阶段：万历十一、十二年间（1583—1584），郝大猷创建正殿三间、正门一间、垣墙四围，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安放孔子神像就迁任而去。岱顶孔子庙的建设又暂停下来。
第三阶段：此后，因盐台侍御谭耀修《岱史》，有司稽考胜迹，于是议请并完成了重修孔子庙之事。终于在万历十四年（1586）完成了岱顶孔子庙的建设。
至此，始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朱衡创意，至万历十四年（1586）完工，历时二十七年，岱顶孔子庙（至圣殿）方告建成。
万历十四年（1586）议请在岱顶修建孔子庙者正是《岱史》修撰者查志隆，《岱史》载其万历十四年（1586）十月十日之《岱巅修建孔庙议》已经对孔子庙的形制与祭祀制度进行了预先设计：
查得岳顶玉帝观之西，有空殿三间，墙垣俱全，其中绝无神佛塑像。盖在二三年前，先任济南府推官郝大猷创议营构，原为崇奉孔子设也。续缘本官迁任，未竟始谋。迄今庙宇空虚，渐至颓坏。然因其旧费，加以缮修，费既不多，工可刻日。相应命官，经费虑材鸠佣。待其修理完日，于殿内设立孔子神座神主，正中南向；而东西配以颜、曾、孟，并入子思各神座神主，东西相向，一如学宫之制，春秋丁祭。每岁管香税官备办祭品，照州、县释菜果肴，各神座前一桌，其特牲则总供猪一口、羊一口，本官如期致奠。仍于殿旁构道房三间，责令本山道士二名常住看守，报名在官，以便稽查。及孔子崖铜像、亭宇，一并修整，仍于旧址供奉。 [2]（P168 — 169）
查志隆提议：
（1）在郝大猷创建孔子庙的基础上，重加修理，在殿内设立孔子神座神主，东西配以颜渊、曾子、孟子、子思神座神主，其形制采用学宫之制。
（2）春秋丁祭，所谓“丁祭”，又称“祭丁”，为祭孔之礼，唐开元年后专用春、秋二仲的上丁日举行祭祀。明代遵循宋元旧制，自洪武元年（1368）始，确立每年二月、八月第一个“丁日”祭孔子的制度。此为地方府州县学释奠常祀孔子的典礼。
（3）每年由香税官备办祭品，包括：参照州县释菜果肴，并用猪、羊各一口。按《明会典》卷九十一《群祀·先师孔子》载洪武二十六年（1693）释奠仪，正坛孔子神位牺牲用犊一、羊一、豕一，四配位每位羊一、豕一，两相对照，则岱顶孔子庙之牺牲共用羊、豕各一的少牢之制，而且其他祀料参照了每月初一祭拜孔子的释菜礼，其祭祀规格自然比真正的庙学要低许多。
（4）由本地官员任祭官。
（5）从本山道士中选择二名常驻至圣殿看守，并报名在官，由官府稽查管理。以道士驻守岱顶孔子庙，显然与真正的庙学不同，这当然只是为了方便其日常管理。
（6）至圣殿中的孔子像为新制，原先的铜像保留在原处供奉。
据《岱史》载：“其时，抚台中丞李、按台侍御毛悉可其议，行藩司覆核修举。” [2]（P166） 中丞李即李戴，按台侍御即毛在，查志隆之议显然被采纳。并且巡按御史毛在亲撰《委官安神祝文》及《常祀祝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在《委官安神祝文》中指出：“敬奉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配享左右，共妥神明。亦谓夫四子之于圣师，犹群岳之于泰岱。” [2]（P167） 即将孔子与颜、曾、孟、思四配，将泰山与其他四岳相类比，这种形制结构的类似，更加深刻地阐释和突出了孔子庙与泰山同构的喻义。
首先，从查志隆所修《岱史》看，其明显地将岱顶孔子庙与其他宫观区别开来，即卷十单列《灵宇纪》，将孔子庙与鲁两先生祠收录其中，卷十一为《宫室志》。其用意，《岱史》卷十《灵宇纪》卷首语称：“此卷特录吾夫子殿宇，盖别于神佛寺观也……以存道脉云。” [2]（P166） 他认为，岱顶孔子庙，有别于神佛寺观，将孔子庙列于诸宫室之首，表明其视儒家为诸教之首，可见其持存儒家道统的追求。
其次，岱顶孔子庙至此从建筑规模与祭祀形制上，与元君祠、东岳庙、青帝宫相颉颃，并驾齐驱。
最后，由于采取了正规的文庙学宫形制与祭祀制度，它的诞生，是岱顶祭祀孔子的正本清源之举，从此岱顶有关孔子景观的芜杂色彩一扫而尽。如过化楼，周郢指出“在此后《岱史》中已告消失，说明于嘉靖后不久即废为榛莽”。 [1]（P12） 挟仙宫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最终无迹可寻。
由万历十四年建成的孔子庙及其祭祀制度，并没有得到所有官员的认同，至万历二十七年（1599）时即被泰安州知州秦懋约撤除。明人谢肇淛于万历二十七年仲秋游泰山，知州秦懋约亲自接待了他，谢肇淛作《登岱记》云：
历元君寝宫，至丈人、月观诸峰，以及孔子望吴门亭，亭亦毁矣。亭旁故有文庙，秦守以非礼撤去，余谓“庙去而存亭可也”，嘱刘君葺之，已遂夷犹纵步岩间草际，搜括殆遍，复至祠憩焉。 [2]（P401 — 402）
从谢肇淛所记来看，秦懋约认为孔子庙不合礼制而将其祭祀之制撤去，空余文庙委身于芳草间。作于明崇祯间的《泰山小史》“孔子崖庙”条载：
原有铜圣像一座，配以四大贤，庶宣父登临之遗迹，得并泰山终始矣。奈残毁日久，仰承者迄今未见底迹也。
……朅彼焕金碧，非玄即佛乘。载瞻空亭像，吾道宁夷陵。愿俾后来者，杰构遒崚嶒。过化仍存神，千秋钦服膺。 [11]（P79 — 80）
可知明末时，泰山孔子庙已经残毁日久，对于孔子庙的意义，作者萧协中认为孔子之道千古高扬，而今泰山金碧辉煌的建筑，不是佛教寺院，就是道教宫观，振衣冈处孔子庙却夷陵不堪，但儒教是不会夷陵的，寄望后来者能重建孔子崖庙。
萧协中的愿望在清代得到了实现，有清一代并没有让岱顶孔子庙继续荒凉下去，而是持续不断地重修营造，使之不绝如缕，与泰山相辉映。
如孔子六十三代孙孔贞瑄《泰山纪胜》记其康熙十二年（1673）任泰安州学正时登泰山所见孔子崖庙：
孔子崖：泰山惟孔子崖极空阔，无障蔽，可以穷目力之所至。后即山阴路，崖前二短碣，纪与颜子望吴门事。旧有讲堂，今成荒烟蔓草矣。
孔子庙：庙在极顶之东。先年重构，复倾，基址尚存，碑记“小天下”数字。今诸祠鼎新，惟此未遑修举，过者慨之。 [12]（P5）
由“先年重构”可知康熙十二年前，孔子庙已经进行过重建，只是再次倾圮，只剩基址，蔓草丛生，景象荒凉，使经过的人油然感慨。
据《泰山道里记》载：“国朝康熙十五年，吴云、杨霖又重建，砻石为像。” [3]（P21） 孔贞瑄《聊园诗略》卷七《岱顶重建圣祖庙同吴舫翁相宅》小序称：“岱顶圣庙，旧在翔凤冈，久圮，江西高隐吴舫翁与杨柘翁太守侨寓太安，谋新之，谓翔凤冈风高，改筮于孔子岩下，采蓍得吉，遂定基焉。” [13]（P183） 孔贞瑄为此次兴建撰写了《重建岳顶圣庙碑》，碑文分载《岱览》、《聊园文集》，文字略有不同：
余同舫翁及公子登岳，相地卜基于德星之岩，与岳庙邻，定基三楹，刻期完工，聿观厥成焉。 [9]（P312）
予同舫翁、部山登山相宅，卜地于德星之岩，揲蓍得鼎之晋，遂定基焉。为殿三楹，周垣门庑刻咸修，肖正尊、四配，为石像五。率州人士
献作乐，如丁祭礼，告成事焉。
[13]（P254）
从孔贞瑄《重建岳顶圣庙碑》所记看，吴云、杨霖所建圣庙与明人至圣殿并不在一处，而是重新选址于岱顶东岳庙东之德星岩下。其次，明人所建孔庙，圣像为铜像，而吴云、杨霖所建圣庙圣像为石像。另据张锦等《皇清诰封怀远将军丁酉科武举人显考心孚府君行述》载：“继学宫而修者，文昌阁、泰山至圣殿、蒿里森罗殿也。”知督建此次工役者为泰安举人张所存。
此后，康熙五十六年（1717）泰安知州石键又于原处重修孔子庙，请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等瞻拜安设孔子新像仪式。并作《岱顶重修孔庙碑》记其经过：
康熙甲寅岁，江右黄冠吴云建庙，塑石范圣像暨四配神像，以成其志。迨流传三十余载，几同茂草。今抚都院李宪崇儒重道，于康熙五十六年丁酉春檄修泰山各庙，兼命经营圣庙。遂建正殿三间，并东西配殿。更设牌坊，以彰圣迹，整盘路以便自下登拜。……州佐石门张君是冬有事于岱顶月余，虔心加彩，于十月既望新像安神，而次日孔府圣公偕博士诸君诣顶瞻拜。夫神位甫安，而圣裔适至，孰非夫子之灵有以默启者乎？ [14]（P160）
乾隆三十五年（1770），又在旧址南面改建，乾隆皇帝赐额曰“因高喻大”。
此后之事，民国十八年《重修泰安县志》卷二“至圣庙”载：“康熙甲寅吴云与杨霖重建，砻石为像。丁酉巡抚李树德檄修，庙南立石棹楔，题曰‘望吴圣迹’，知州石键有碑记。日后屡奉勅修岱上下祠宇，庙制遂以完整，殿五楹，两庑各三楹，缭以门垣。”
最后，由黄炎培、庄俞《泰山》所载“泰山顶观云海”图 [15]（P160） ，可见民国初期岱顶孔子庙保存相当完整，清代维修管理之功，亦可知自明代初创岱顶孔子庙后，后继者执着接力，将孔子在岱顶不断发扬光大。
综上所述，在明代岱顶孔子庙的创立过程中，明儒查志隆首次厘清了孔子与泰山关系的历史事实，这为在岱顶立孔立庙提供了历史基础，也为后代讨论孔子与泰山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撑。
面对此前泰山驳杂的孔子景观，以及道教佛教在泰山的辉煌灿烂景观，明儒们开始有意识、有针对性地进行孔子景观的建设，并设想以此既与佛道三足鼎立，又借助泰山弘扬儒家道统。
岱顶孔子庙的建立，为孔子在泰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景观，也为人们提供了一条延续至今的在泰山纪念祭祀孔子的重要场所，虽然其间受时间、空间条件的限制，孔子庙时兴时废，不断沉浮，但在一定的时间点上，总有人站出来修葺重建，这就使泰山的儒教道统在泰山不绝如缕，不断激发人们的历史与社会记忆。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岱顶孔子庙大门外东侧石壁上“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岳中之孔子”题刻，成为今天人们对泰山与孔子关系的最好概括。追根溯源，这一主题判断形成于先秦。
《孟子·公孙丑上》载孟子引用孔子弟子有若称赞孔子的话：“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16]（P235） 有若以类比的方式评价孔子是人中最优秀的，诸多类比项中有泰山一项，即泰山是山丘中最高大的。也就是说就像泰山是山中的极致，孔子是人中的圣人，二者都是同类中的出类拔萃者。《孟子·尽心上》又载孟子言：“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16]（P356） 表明孔子登过泰山，并且登上泰山，觉得天下变小了。泰山与孔子互相辉映，境界相通，前者一览众山小，后者登山小天下。可以说，《孟子》记载了孔子登泰山，并以泰山类比孔子或者说将孔子与泰山相提并论，这在孔子与泰山的关系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由于《孟子》的独特地位，其影响后世甚巨。
明朝游士李邦奇《红门验单官题名记》
指出：
泰山，山之至也；圣人，人之至也；经文，文之至也。是故，微泰山不能喻圣人之神，微圣人不能敌泰山之高，微经文不能阐圣人之幽。是故，诵岩岩之章，而恒衡嵩华失其山；思孔子之登，而秦汉唐宋失其人；睹大学之篇，而摩崖石经失其文。
李邦奇认为，泰山，是山中的极致；孔子，是人中的极致；经文，是文章的极致。如果没有泰山，就无法比喻圣人孔子的神圣；如果没有圣人孔子，就无人能敌泰山的高大。一诵泰山岩岩，其他四岳就算不上是山了；孔子一登临泰山，秦皇、汉武、唐高宗、宋真宗的封禅就不值一提了。李邦奇直接从更深层次进行思考，通过类比的方式，将泰山与孔子紧紧联系在一起，联系的纽带，并非孔子登临泰山的史实，而是二者之间的价值与意义的高度一致的相似性。这一判断应该是有明一代人对这一关系的代表性认识，这一认识明显地受到了《孟子》一书的影响。
明万历十四年（1586）查志隆撰《岱巅修建孔庙议》称：“窃照泰岳灵区，在寰宇最胜，而古初遗迹，惟圣哲最崇。然圣哲中之有孔子，犹山阜中之有泰岳也。” [2]（P168） 查志隆将泰山与孔子进行了有意义的比较，认为圣哲先贤中的孔子，就像山岳中的泰山，将泰山与孔子的意义价值关系概括得极为高妙至真。
清雍正十一年（1733），山东巡抚岳浚撰《圣祖御题匾额记碑》立于岱顶，其文曰：“泰山为五岳之宗，孔子为万世之师，至圣临至高，周揽八遐，表里洞澈。孟子曰：‘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信而有征也。” [9]（P261） 又是一处深受《孟子》影响，而作出的对泰山孔子关系的典型判断。
所以，《孟子》一书开启了人们对泰山与孔子关系的判断，直到明代在岱顶立孔子庙起，孔子与泰山的关系才真正成为社会精英们关注的话题，通过时贤们不断思考与建构，泰山与孔子的关系才真正明晰起来。最后清人汪稼门的“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岳中之孔子”
，成为对这一关系的最为精准的判断而传颂至今，也正式标志着孔子与泰山文化主题建设的最终完成，这应该是明代岱顶孔子庙最大价值所在。
[1]周郢.泰山志校证[M].合肥：黄山书社，2006.
[2]马铭初，严澄非.岱史校注[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2.
[3][清]聂剑光.泰山道里记[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7.
[4][明]袁
，泰山蒐玉集[Z].济南：泰山出版社，2005.
[5]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108[Z].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
[6][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7]卢钟伟.论朱衡“道南源委录”的学术史特色[J].史学史研究，1992，（4）.
[8]吕妙芬.明代吉安府的阳明讲会活动[C].“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1（35）
[9]孟昭水.岱览校点集注[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7.
[10]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德国海德堡学术院.山东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经及周边题刻的考察[J].考古，2009（1）.
[11]萧协中.新刻泰山小史[M].赵新儒，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
[12]孔贞瑄.泰山纪胜及其他四种[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32）[Z].济南：齐鲁书社，1997.
[14][明]任弘烈（修）.[清]邹文郁（续修）.泰安州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5]黄炎培，庄俞.中国名胜第六种·泰山[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
[1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作者简介]刘兴顺（1965—），男，山东泰安人，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副教授。
原载于《泰山学院学报》2017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