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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万世推崇，泰山精神博大精深。然而就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未多见。本文探讨了孔子与泰山在地位、精神内涵方面的相通性、孔子与泰山的历史关联性以及孔子思想在泰山上的新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孔子与泰山，一个是“圣中之泰山”，一个是“岳中之圣人”，虽分处在思想界和自然界，但在其地位、形象、内涵、精神等方面具有密切的相通性。
泰山，因其东临大海、西襟黄河、雄峙天东的特殊地理位置，在远古时期就成为中华祖先崇拜的对象。岱顶玉皇庙内悬挂的“柴望遗风”，说的就是泰山上“柴望”这种远古最神圣的祭天仪式。随着历史的沿革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便形成了“封禅”这一泰山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称作“封”，在泰山山脚下的小山丘上除地，报地之功称作“禅”。“封禅”仪式是封建帝王宣扬其“受命于天”“功德卓著”等理念的一种形式。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借以炫耀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现实载体，泰山的“圣山”地位逐步形成。
孔子，与泰山相距不足百里，被封建帝王称作是“万世师表”，所缔造的儒家思想被万世推崇，为了表达对孔子的敬仰，封建统治阶级用其思想教育和控制人民，维持封建秩序，有作为的帝王还举行“祭孔”仪式。“封禅”与“祭孔”都是“国家祀典”。特别是汉朝董仲舒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过历代统治者的强化和名家阐释与弘扬，孔子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正统地位，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石。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泰山与孔子“至高”“至上”的威望与地位。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中的两句话，可以涵盖孔子及其思想的精华。“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孔子认为，作为君子，既要有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阳刚禀赋，又要有胸怀宽广、品德高尚的阴柔品质，要能容人容己，坦坦荡荡，无愧天地。“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泰山处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华北平原的中心地带。上古时期称之为“中央之山”，汉代诏定“五岳制度”，泰山居五岳“宗长”。然而就泰山本身而言，却“居高不傲”，有着博大的“海天之怀”。泰山葱茏伟岸，万民观仰，草木生于其上，百鸟群集其林，各种各样的动物得以休养生息。泰山盛产山珍，富藏矿产，生养万物，其山涧和极顶的风云雾瀑更给人以贯通天地的生命气息之感。从泰山的文化特点来看，帝王文化在这里展现，民俗文化在这里发扬，平安文化在这里祝福，宗教文化在这里递延，人本文化在这里升华，生命文化在这里繁衍，泰山文化的兼容并蓄、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泰山拔地通天的巍然雄姿，激发了人们登攀向上的渴求，“泰山之壮美，尽在攀登中”，正是在不断的攀登过程中，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也正是通过攀登的感受，促使人们努力进取，奋斗不息。而这些无不展示了泰山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品质。
山有脊梁，人有人格。宋代大儒朱熹则认为，孔子正是在这种泰山精神的感召下，在追求人格自我完善的修炼中，从山的形象中看到了同自己道德品质相通的特点，创立了他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 [1] “山莫大于泰山”，登上泰山峰顶，会使人切身感受到自然的伟大与自我的渺小，进而产生对生命意义的全新理解和抛却名利的自然之心。要做人中“君子”，人中“丈夫”，就要像泰山一样稳重厚实，执着恒定，不为面前的困难所折腰，不为外在的事物所动摇；就要像泰山一样立得高，看得远，不役于物，也不伤于物，不忧也不惧；就要像泰山一样博大宽厚，平静宽容，以爱待人，以爱待物。也正是孔子与泰山在精神内涵上的这一相通性，才有了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仁者心境和千古名言。
不仅如此，在“礼”方面，孔子还认为泰山是一座“礼”的圣山。孔子曾登泰山，考察封禅制度。历代帝王在改朝换代，并致太平以后，都要封泰山，以示受命于天，四海率从。《管子·封禅篇》中有“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的记载。这种隆重庄严的封禅大典有一套神圣而严格的仪式，这对十分重视礼乐制度的孔子有极大的吸引力。孔子一生以周公为榜样，以恢复周期政治和礼乐制度为己任，准备随时辅弼国君实现这一主张，则封禅大典是必须掌握的重要国礼。《韩诗外传》记载：“孔子升泰山，观易隆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反复对照，发现历代封禅的具体仪式差异很大，为他掌握封禅礼仪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当时的封禅与祭山活动都要由国君举行，诸侯以下举办是不合礼节的。据《论语·八佾》，鲁国掌权的大夫季孙氏要祭泰山，孔子急忙赶去制止。而在孔子编订的《诗经》中，也有歌咏泰山的诗篇：“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谁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诗歌用比兴手法，把泰山描写为东方各国景仰的礼治德政的象征。淮夷土著，都景仰鲁国，依附鲁国，这都是鲁国以礼治国的结果，诗歌非常自豪地讴歌了鲁国在东方传播文化的伟大功绩。孔子自己也写过一首泰山诗《邱陵歌》：“登彼邱陵，峛崺其阪。仁道在迩，求之若远。遂迷不复，自婴屯蹇。喟然回顾，题彼泰山。郁确其高，梁甫回连。枳棘充路，陟之无缘。将伐无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叹，涕落潺湲。”此诗历代皆传为孔子所作。如是，则为孔子第一首专门吟咏泰山的诗歌，也是他继《龟山操》之后第二首有关泰山的诗，它开创了咏山水以抒情言志的先例。诗中运用以“山道”喻“仁道”的比兴手法，形象寓意十分恰切。《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明显受到孔子诗的影响。在孔子心目中，泰山不仅是一座故国的家山，更是“郁郁乎文哉”的周礼的象征，是一座象征“礼”的圣山。
明代《泰山志》说：“泰山胜迹，孔子称首。”泰山上与孔子活动有关的史迹有多处，其中既有孔子亲身经历的地方如孔子小天下处、望吴圣迹坊、孔子登临处坊、猛虎沟等，也有后人纪念孔子的地方如孔子庙、五贤祠等。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则记载：
其一，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在泰山孔子崖下有一处北斗台，这是专为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而建筑的一座特殊的纪念碑。“登泰山而小天下”是孔子从登山感受中悟出的哲理。登高才能望远，登高才能怀大，才能使眼界更加开阔。孔子之后一千多年，青年杜甫在泰山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这是对“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最好回应。几千年来，“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哲理，“一览众山小”的雄心壮志，已远远超出了登山的乐趣，激励人们去勇敢攀登事业的高峰。其二，《锦秀万花谷》（《韩诗外传》略同）说，孔子上泰山（今泰山顶望吴胜迹坊处），孔子望吴，见阊门外有白马，引颜渊以指之曰：“若见吴阊门乎？”颜渊曰：“见之，有若系练之状。”孔子抚其目而止之，因与俱下，渊发白齿落，遂以病死。孔子在岱顶看到了千里之外吴国的国都（今苏州）城门外拴着的一匹白马，而颜渊却只能看到类似系马的白绳子，可见孔子作为“圣人”所具有的高远眼界非常人所能及。其三，《礼记·檀弓》记载，孔子过泰山侧（现泰山猛虎沟），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忧者。”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孔子痛斥当政者是禽兽，认为当时统治者推行的苛政胜过专性食人的虎狼！可见，孔子“爱人”的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其四，据《列子》，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
之野（今泰安宁阳境内），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惟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孔子认为荣启期是一位很能自我宽慰的人。但是荣启期的话并没有能够阻止孔子周游列国的车轮。以天下为己任的圣人虽屡受挫折，“累累如丧家之犬”而精神不改，晚年退居讲学，仍然为推行“仁道”而贡献力量。“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两千多年来一直鼓舞和激励着无数的志士仁人，为理想和信念、为大众的解放和自由，奔走呼号，死而后已。
从“望吴圣迹”石坊顺着石阶往上走，就是中国唯一的高山孔子庙。岱顶孔子庙为明嘉靖年间尚书朱衡建，万历年间重修，庙有山门、正殿、配殿，内奉孔子，配祀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孔子庙山门之上有清人徐宗干题联：“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语上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由此也可以看出泰山在儒家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虽然是神的天下，却不是所有的神仙都能在此建庙，泰山顶更是如此，但在泰山极顶却建有规模不小的孔子庙，显然，孔子的地位在当时十分崇高，而且已经是神话中的神仙了，因为只有神仙才有这样的资格。
孔子之后，儒学发展史上几个著名的代表人物，无一不和泰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孟子就出生在泰山东南的邹邑，孔子的人格理想是文质彬彬的“君子”，孟子的理想人格是有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即“居天下之广位，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由于孟子“至大至刚”的大丈夫人格与泰山的形象完全一致，所以后世儒家都赞颂孟子有“泰山岩岩”气象，他所确立的人格理想，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起到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在孔子思想向孟子思想的过渡演进过程中，曾子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据《曾子·孝实》，曾子“敝衣力耕泰山下，天雨雪，冻甚，旬月不得归，思其父母，作梁山歌”。“孔子之学，曾子独得其宗”《论语·里仁》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果说仁和礼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核心的话，那么，忠恕则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方法。曾子对孔子的思想方法有了准确的定位和把握，把孔子修身思想尚未关注的另一侧面即修心问题凸显了出来。
泰山“五贤祠”祭有孙复、石介、胡瑗、宋焘、赵国麟五位先贤。孙复、石介是泰山书院的创始人，泰山书院是北宋初年山东境内最早、最著名的书院。孙、石二人既是著名的古文家、教育家，也是宋代理学的先驱。他们以儒家理学精神，培养了一批富有成就的人才，树立了一代严谨学风，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泰山学派”。孙复提倡忠诚王朝和民族意识，是宋儒中较早提倡此说者，他以继承孔孟韩愈的道统自居，注重于阐发儒经义理。石介“以仁义忠孝之道发于文章，为诸儒倡”，他继承了孔孟民本思想，提出“民者、国之根本也”的主张，这两位学者从小在泰山读书，对于宋朝的理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后人称这两位为宋朝礼学的“开山始祖”。清代徐宗干说：“夫孔孟之道，阐于程朱，程朱之源，开于孙、石。”胡瑗，曾与孙复、石介为同学，在泰山讲学期间，废寝忘食，十年不曾回家，他是中国第一个明确阐述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学者，他认为一个学者就应该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在儒学理论上，孙、石、胡建树颇多，成为宋代新儒学——理学的先驱。朱熹称孙、石、胡为“宋初三先生”。明代宋焘和清代赵国麟，之所以能增祀五贤祠，也是因为他们分别在泰安创建书院，弘扬儒学，继承了“三先生”的办学传统。泰山学派倡导的新儒学，注重联系实际，注意团结中下层儒生，通过讲学方式议政干政，形成新的学风，具有一些民主性的进步因素，这一点也在宋明理学中得到继承体现，值得肯定。可见，泰山书院和泰山学派，为北宋复兴儒学，立下了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里，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因为泰山和泰山孕育的儒子们，得以延续，得以发展，得以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类文化的高峰。
[1]孙玉平.中华泰山[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刘渊（1966—），男，山东东平人，山东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清华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博士。
原载于《泰山学院学报》2007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