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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正祀中的泰山祭祀产生了新的变化。从泰山所在地来看，除曹魏、北齐之外，泰山常规祭祀难以维系。而非常规的皇帝亲临祭祀、遣使致祭、祈祷雨晴等临时祭祀，不绝如缕。从非泰山所在地来看，随政权所在地而多处并存，或随首都转移而连动，成为这一时期泰山祭祀的突出特点，且制度建设相对较为完备。这一时期的不同政权几乎都努力争取并保持泰山的祭祀权力，以表明自己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无疑为国家走向统一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
秦汉时期，国家正祀中的泰山祭祀，逐渐形成了所在地的祭祀与非所在地的祭祀两个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两个泰山祭祀系统虽然被继承下来，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本文拟从泰山所在地与非泰山所在地两个方面，对这一时期国家正祀中的泰山祭祀进行梳理与考论。
魏晋南北朝共 369 年，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受此影响，泰山所在地的常规祭祀虽然在一定时间内正常进行，但更多情况下难以得到正常的维系。此外，非常规祭祀则时见于史书。具体考论如下：
220 年，曹丕代汉建立魏政权。魏沿置泰山郡，领奉高、博、梁父、钜平等十一县，郡治奉高。曹丕政权高度重视五岳祭祀，第二年，恢复了正常的山川祭祀制度。“六月庚子，初祀五岳四渎，咸秩群祀”。 [1] 这是曹魏政权的首次五岳之祭，并按次序祭祀其他神祇。又据《宋书》：“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礼五岳四渎，咸秩群祀，瘗沈珪璋。” [2] 表明以珪璋为礼并瘗埋的方式祭祀泰山等五岳。这次祭祀的其他细节未交代更多，应是于五岳四渎所在地祭祀。
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十二月，诏曰：“先王制祀，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川泽，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1] 曹丕诏书指出曹魏祀典包括：第一郊社，第二宗庙，第三三辰五行，名山川泽。不在此列的，不列入祀典。据前，泰山等五岳是列在曹魏祀典的名山。魏明帝青龙元年（233），“诏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1] 这表明，郡国对在祀典的所在地山川进行祭祀，而不得对祀典之外的所在地山川进行祭祀。
虽然曹魏时期所在地的泰山祭祀材料并不充分，但仍可推断，自黄初二年起，恢复了泰山郡的泰山的祭祀，以珪墇为礼，并瘗埋。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继续设置泰山郡。称帝伊始，泰始元年（265）十二月下诏书，称以前的圣帝明王，祭祀五岳、四渎，名山川泽，各有定制，而汉末不笃信正道，僭越礼制，亵渎神灵，纵欲祈祷，苟且求幸，舍正趋邪。“故魏朝疾之。其按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妖淫之鬼，不乱其间”。 [2] 表明了对曹魏祭祀制度的认同，所以，西晋时期，应该继承了曹魏的山川祭祀制度。至于泰山祭祀的具体活动，未见记载。
1.东晋
元帝建武元年（317）渡江，即位建康，建立东晋。北方进入十六国时期。据清人徐文范《东晋南北朝州郡表》，这一时期泰山郡政权归属变动如下：
元帝太兴二年（319），郡守徐龛叛降石勒，自称兖州刺史，寻反覆；永昌元年（322），后赵杀龛；永和八年（352），复；十年（354），徐州刺史荀羡使戴遂将三千人守之；太和元年（366），入燕；五年（370），入秦；太元九年（384），复；十一年（386），郡守张愿叛降翟辽；十五年（390），愿降晋；十九年（394），入后燕；隆安二年（398），入南燕；三年（399），南燕以慕容法为兖州刺史，镇梁父；义熙六年（410），复；十年（414），郡守刘研等帅流民七千余家降魏，旋复；宋武帝永初三年（422），入魏，魏之泰常七年也。 [3]
东晋十六国时期，泰山郡城头变幻大王旗，泰山的归属变动不已，自 317 年到422 年前后 106 年内，泰山郡至少十三次易主；政局纷乱如麻，人心不稳。更重要的是泰山郡政权的反复动荡，多为太守自乱所致。乱局之中的泰山祭祀自然会深受影响。
东晋明帝太宁三年（325）七月，诏曰：“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自中兴以来，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时五郊之礼都不复设，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载在祀典应望秩者，悉废而未举。主者其依旧详处。” [4]
据此可知，自晋南迁以来，只举行南郊之礼，未曾进行北郊，而且四时五郊之礼也不复存在。明帝重点提到列入祀典应该望祭的五岳四渎、名山大川等，因无北郊而被废不举。这一方面表明，东晋南迁以来，九年间未曾望祭泰山等五岳，另一方面表明，明帝意欲重启已废止九年的望祭泰山等五岳的礼仪。之所以采取望祭的方式，恐怕与东晋偏安江南，失去了对江北名山大川的控制有极大关系。比如，此年的泰山被后赵石勒占据，至其所在地祭祀已无可能。所以，东晋因势利导，运用望祭的方式，对泰山等五岳进行祭祀。晋明帝让掌管祭祀的人依旧例，审阅处理。由于明帝这一年即去世，至于具体实践如何，并无下文。
东晋穆帝升平（357—361）中，何琦论修五岳祠，由其文亦可见东晋时泰山祭祀之一斑：
唐、虞之制，天子五载一巡狩，省时之方，柴燎五岳，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飨报功德。是以灾厉不作，而风雨寒暑以时。降逮三代，年数虽殊，而其礼不易。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著在经记，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及秦、汉都西京，泾、渭长水，虽不在祀典，以近咸阳，故尽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阙哉！自永嘉之乱，神州倾覆，兹事替矣。唯灊之天柱，在王略之内，旧台选百石吏卒，以奉其职。中兴之际，未有官守，庐江郡常遣大吏兼假，四时祷赛，春释寒而冬请冰。咸和迄今，已复堕替。计今非典之祠，可谓非一。考其正名，则淫昏之鬼；推其糜费，则四民之蠹。而山川大神，更为简阙，礼俗颓紊，人神杂扰，公私奔蹙，渐以滋繁。良由顷国家多难，日不暇给，草建废滞，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歼，宜修旧典。岳渎之域，风教所被，来苏之人，咸蒙德泽，而神祇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废尚矣。崇明前典，将俟皇舆北旋，稽古宪章，大厘制度。其五岳、四渎宜遵修之处，但俎豆牲牢，祝嘏文辞，旧章靡记。可令礼官作式，归诸诚简，以达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诸妖孽，可俱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渎。 [2]
自唐、虞以来五岳四渎即被列入国家祀典，为正祀。但自永嘉之乱后，神州颠覆，五岳四渎之祀衰废。只有天柱山（即今安徽省境内之霍山）在国家的疆域之内，选择百石吏卒，管理供奉。所谓百石吏卒，即百户吏卒，为下级小吏。《晋书》引何琦文作“百户吏卒”。 [4] 《三国志·魏纪》：“黄初二年，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 [1] 《水经注》卷二十五引此文作“百户吏卒”，“魏黄初元年，文帝令郡国修起孔子旧庙，置百户吏卒”。 [5] 足见魏晋时期，朝廷选用百石吏卒（百户吏卒）对国家祀典中的地方性庙宇进行专门管理。以此推之，泰山庙也当如此。只是永嘉之乱后，泰山所在地的官方祭祀毁弃。
东晋偏安江南后，天柱山庙未有专职管理人，而由所在地郡守派遣大吏代管，按四时祈祷报赛。自咸和至今，连南岳天柱山祭祀也衰败毁弃了。以至于五岳四渎的祭祀仪注，包括俎豆牲牢，祝嘏文辞等已经失传。东晋域内的南岳尚且如此，其他四岳也就可想而知了。
列在祀典的五岳祭祀衰败，而不在祀典的淫祀却大行其道，人神杂扰，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给东晋带来众多负面影响。为获得国家的统一与振兴，急需在宗教祭祀领域正本清源，确立正常的山川祭祀制度。所以，何琦力主恢复重修五岳四渎庙，重新制定祭祀仪注，恢复其常规祭祀。
需要指出的是，穆帝时期，泰山仍在东晋控制之下，但从何琦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此时的东晋也只有在军事行政上对泰山区域施加影响，已无能力与精力对泰山进行常规祭祀了。当然，何琦以五岳为总名，实际上是夸大之辞，只是一种理想罢了。但这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泰山等五岳祭祀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时人对这一制度恢复的理想与企盼。最后，何琦的文章穆帝并未阅读，其建议自然也是没了下文。
2.十六国
十六国时期，375 年，王猛病重，苻坚“亲祈南北郊、宗庙、社稷，分遣侍臣祷河岳诸祀，靡不周备”。 [4] 时泰山在秦境，当有前秦侍臣至此祈祷致祭。除此之外，北方各政权没有国家祭祀山水的记载，缺乏稳定持久的政治文化环境是其重要的原因。
这一时期的泰山庙状况因东晋伍缉之的《从征记》得以展现。义熙五年（409），东晋中军将军刘裕率军北伐，进攻南燕。五月，泰山郡被东晋据有。军中将佐派使者，以牺牲玉帛进献岱岳庙，奉高女巫秦氏为之预卜胜期。
伍缉之跟随刘裕北征，后据所见所闻撰《从征记》。其为这一时期的泰山庙留下了珍贵材料：
《从征记》曰：泰山有下、中、上三庙，墙阙严整，庙中柏树夹两阶，大二十余围，盖汉武所植也。赤眉尝斫一树，见血而止，今斧创犹存。门阁三重，楼榭四所，三层坛一所，高丈余，广八尺，树前有大井，极香冷，异于凡水，不知何代所掘，不常浚渫而水旱不减。库中有汉时故乐器及神车、木偶，皆靡密巧丽。又有石虎建武十三年永贵侯张余上金马一匹，高二尺余，形制甚精。中庙去下庙五里，屋宇又崇丽于下庙，庙东西夹涧。上庙在山顶，即封禅处也。 [5]
伍缉之记载了这一时期，泰山庙已有上中下三座，其中下庙：墙阙严整，汉柏夹阶，楼榭四所，门阁三重，坛墠三层，乐器神车木偶、靡密巧丽，张余所上金马，形制甚精。中庙距下庙五里，建筑更加高大华丽。上庙在山顶帝王封禅之处。从伍缉之的记载来看，泰山庙虽处在各种势力的争夺之中，却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而何琦所说的衰败毁弃，大概仅指东晋官方对泰山祭祀的放弃而已。也表明这一时期，可能民间对泰山进行独立的祭祀活动，从而使泰山之祀在民间得以延续，当然这些与国家正祀无涉。
南北朝时期，泰山归属变动如下：
魏：宋武帝永初三年（422），入魏，魏之泰常七年也。宋元嘉七年（430），克复。十年（433），割山茌入青州所立之太原郡。泰始二年（466），全入魏。永安元年（528），徐纥依郡守羊侃，与之起兵降梁，梁使羊鸦仁专将兵应接羊侃，侃、纥遂奔梁。北齐：魏皇兴（467—471）初，置东泰山郡于南城，至齐天保（550—559）中废，并改泰山郡曰东平，改博平县亦曰东平。 [3]
南北朝 170 年间，泰山曾经为刘宋占据三十余年，其他时间全为北魏、北齐占有，泰山的政权归属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段。
1.南朝
南朝宋、齐、梁、陈，只有刘宋政权曾拥有泰山，泰山所在地的祭祀不见于史书。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六月丙辰，诏令祭祀霍山，但有司一不知派何官员，二不知用何牺牲祭品，三不知用何祭器。真可谓一问三不知了。殿中丞丘景先认为这是由于山川祭祀之事“业旷中叶，仪漏典文”。 [2] 祭祀之事中世以来旷废日久，祀典中山川祭祀礼仪缺漏不全，可见刘宋并未建立起系统的山川祭祀制度。三年不为礼，礼必废，即使刘宋境内的霍山的祭祀，时人也已经不能详尽其仪了，所以，虽然当时拥有泰山，但更不可能也无法对泰山进行常规的国家祭祀。
2.北魏
北魏前期，虽然泰山不在其境，却在平城之北建五岳四渎庙进行祭祀（详见下文），至魏太武帝拓拔焘太延元年（435），五岳之中，恒岳、华岳、嵩岳三岳为北魏据有，“立庙于恒岳、华岳、嵩岳上，各置侍祠九十人，岁时祈祷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币”。 [6] 从中可以看出，北魏重视五岳所在地的祭祀，这表现在以九十人侍祠，进行岁时祈祷水旱，这样的专职五岳祭祀的人员数量在这一时期是规模最大的；并且派遣中央官员率领当地刺史在春、秋进行祭祀，可谓兼有西汉之遣使持节致祭与东汉之太守致祭之制度。此时泰山尚在刘宋之境，故无其所在地祭祀规制。但若以此推断，泰始二年（466）泰山全入北魏后，其祭祀之制亦应同此。
北魏中后期因地缘关系，与泰山有着密切的关系，史书也记载了北魏在泰山本地的多次祭祀活动。这些泰山祭祀活动包括：皇帝亲临祭祀、遣使致祭、祈雨祭祀等。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太武帝拓拔焘南征，经过恒山，祀以太牢。浮河、济，祀以少牢。“过岱宗，祀以太牢”。 [6] 后魏无功而返，泰山仍归东晋占据。此为皇帝亲临祭祀泰山。
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天安元年（466），宋兖州刺史毕众敬归附北魏，泰山一带从此彻底归入北魏版图。北魏献文帝拓拔弘皇兴二年（468），“以青徐既平，遣中书令兼太常高允奉玉币祀于东岳”。 [6] 此为遣使致祭泰山。其《祭岱宗文》被唐《初学记》收录：
维皇兴二年，敢昭告于岱宗之灵。正趾坤元，作镇东夏，齐二仪以永固，崇至德以配天，故能资元气以造物，协阴阳而变化。若其嵓岭峭峙，川谷幽深，神怪谲诡，倏忽百灵，吐纳风云，育成万品，摄生之所归焉，祯祥之所萃焉。是以历代帝王之崇，封禅铭功，以告其成，七十二君，咸在兹焉。自非功侔造化，应同自然，孰能若此者哉！自我国家，肃恭禋祀，怀柔百神，邦域之内，罔不咸秩。往以天路未夷，虽望祭有在，今大化既同，奄有淮岱，谨荐于岳宗之灵，尚飨。 [7]
这是现存第一篇泰山祭文。首先，这篇祭文对泰山之神进行了高度的赞美，称其为生长万物的根元，育成万品，维持生命，萃集祯祥，作镇东夏，与天地齐，至德配天。这是对泰山神格职司的首次明确界定，基本上确立了后世对泰山职司的判断，其行文用语对后世祭泰山文也影响极大。其次，后世称泰山“配天作镇”，这里是能见到的最早出处。最后，以往北魏因天路未夷，只能望祭泰山，现在奄有淮岱，所以，能到泰山荐飨泰山之神。表明这是北魏首次于泰山所在地进行祭祀。
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元宏南征齐，“夏四月己未，行幸瑕丘，遣使以太牢祠岱岳”。 [6] 此为遣使祭祀泰山，牲用太牢。唐《初学记》亦收录其《祭岱岳文》：
维太和十九年，敢昭告于泰山东岳之灵。造化氛氲，是生二仪。玄黄既辟，山川以离。四流含灵，五岳苞祇。并兼万象，出纳望义。岱宗穹崇，梁甫盘崛。青丘崎嶬，春阯郁律。肇生庶类，启光品物。上敷神工，下融灵秩。载协化文，四气以溢。百王镌成，莫不兹室。 [7]
与高允祭岱文相比，此祭文突出了五岳四渎随天地而生的神圣来源，“四流含灵，五岳苞祇”，诞生之际，即有泰山神祇。并且也如高允祭岱文一样，说明了泰山“肇生庶类，启光品物”的神格职司。最后点出，历代帝王，没有不在泰山上镌刻成功的，亦即封禅。表明自己以“百王”后继者自居的真实心态。
孝明帝元诩正光三年（522）六月己巳，因“炎旱频岁，嘉雨弗洽，百稼焦萎，晚种未下，将成灾年，秋稔莫觊”。下诏：“今可依旧分遣有司，驰祈岳渎及诸山川百神能兴云雨者，尽其虔肃，必令感降，玉帛牲牢，随应荐享。” [6] 此为因旱祈雨，于泰山所在地祈祷祭祀。“旧分”说明是惯例。
3.北齐
天保元年（550）五月，文宣帝高洋在邺代东魏称帝，建立北齐，六月即下诏“载于祀典者，咸秩罔遗”。 [8] 说明北齐立朝之始，即对祀典之内的神灵进行全面祭祀。“诏分遣使人致祭于五岳四渎”。 [8] 分别派遣使者致祭于五岳四渎，此时泰山在其境，则至泰山所在地进行祭祀。
据《隋书》，北齐确立了固定的山川祭祀制度，并有专门机构人员掌管。“太庙兼领郊祠、掌五郊群神事。崇虚掌五岳四渎神祀，在京及诸州道士簿账等事”。 [9] 北齐设崇虚局，掌五岳四渎神祀。这样，北齐立朝之始，即恢复了泰山所在地的常规祭祀制度，且由崇虚局进行常规管理。
西汉末年，泰山等五岳开始从祀于国家郊祀，“自从成为郊祀的对象后，五岳以及那些名山便跨越了地域限制，成为政权存在的一种合法性体现。对于五岳而言尤其是这样”。 [10] 这一时期，泰山非所在地的祭祀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格局，相对稳定持久的政权在其国家祭祀的核心，几乎都对泰山祭祀给予足够的重视。现考述如下：
220 年，曹丕代汉称帝。皇帝资格必须通过即位礼仪来获得。这年十月，曹丕筑坛于繁阳（今河南许昌市西南临颍县繁城镇），庚午（28），在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的注目下，曹丕“升坛即阼”， [1] 接受了献帝的玺绶，完成了皇帝登基的仪式。
辛未（29），曹丕以皇帝的身份举行告天的燔燎祭祀：“燎祭天地、五岳、四渎” [1] 等大神。“与群寮登坛受帝玺绶，告类于尔大神；唯尔有神，尚飨永吉”。 [1] 改元黄初。
即位礼仪是最高统治者获取权力的象征。作为国之至尊的最高统治者，其拥有“皇帝”和“天子”等不同的称号，不同称号、相应权力的获得和拥有，都是通过即位礼仪来实现的。曹丕通过接受玺绶策书，完成皇帝即位。又以皇帝的身份，就受皇帝位一事向天地、五岳、四渎报告，求得它们的承认并接受天命，并由这个天命来保证曹丕的天子地位。所以曹丕自称，“吾应天受禅”， [1] “朕受天命，帝有海内”， [1] 以表明自己天子地位的合法性与正统性。
曹丕即位仪式中，燎祭天地、泰山等五岳、四渎，无疑采用了西汉末年以来郊祀天地的复合型仪式。两汉皇帝即位，未见有燎祭泰山等五岳的仪式。直到曹丕登基，泰山、黄河等岳渎，才明确作为山川之神的代表，进入皇帝即位仪式，接受燎祭。所以，曹丕是“阼燎”泰山的第一人。这是两汉五岳祭祀制度的升华，泰山等五岳从此明确成为皇帝登基受天命的神圣来源。
国家遇大事，或望祭、或遣使祭告泰山等五岳，这种制度汉代已经萌芽，曹丕以后，这样的行为日益增多。曹丕“阼燎”泰山的做法，对后代祭告五岳之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曹丕以后，魏明帝举行过两次郊祀，但这两次为郊天。自正始（240）以后，曹魏没有再举行过郊祀。所以，曹魏一朝，除曹丕阼燎泰山外，泰山应未出现在其他郊祀仪式中。
西晋的郊祀出现了新的变化，晋武帝有意变革曹魏郊祀制度，弃郑学而采用王肃的郊祀理论。泰始二年（266）冬至，晋武帝最后一次亲祠圆丘后，合并圆丘于南郊，合并方后丘于北郊，“自是后，圆丘方泽不别立至今矣”。 [2] 武帝之后，西晋不再郊祀。西晋一朝的郊祀活动中，未出现泰山等五岳从祀的具体记载。
元帝太兴二年（319），即渡江后的第三年才开始讨论郊祀问题。并在建康南郊南方偏东处建郊坛，“三月辛卯，帝亲郊祀，……是时尚未立北坛，地祇众神共在天郊”。 [4] 元帝采取天郊与地郊合一的方式，但其从祀神并未明示。
明帝太宁三年（325）七月，晋明帝才下诏立北郊：
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自中兴以来，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时五郊之礼都不复设，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载在祀典应望秩者，悉废而未举。主者其依旧详处。 [4]
这表明，南渡九年间，只有南郊，并无北郊与五郊礼，国家祀典中应该望祭的五岳四渎、名山大川的祭祀礼仪因此而无法举行，于是明帝下令主管者按旧例仔细处理。但北郊未建，明帝驾崩，此事又被搁置。
又过了九年，直到成帝咸和八年（333）正月，才在南京北覆舟山立北郊坛。
地郊则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岳山、白山、霍山、医无闾山、蒋山、松江、会稽山、钱塘江、先农，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诸小山，盖江左所立，犹如汉西京关中小水皆有祭秩也。是月辛未，祀北郊。 [4]
这样，直到十八年后，东晋才正式建立了北郊制度。泰山等五岳列北郊从祀神第一位。从此，北郊时，泰山等五岳共四十四地理神灵得以明确从食于北郊。
1.南朝
南朝宋、齐、梁、陈的山岳祭祀制度，都是在东晋咸和八年建立的北郊制度的基础上增减而成。
宋武帝永初三年（422）九月，司空徐羡之，尚书令傅亮等奏曰：“地祇之配，虽礼无明，先代旧章，每所因循，魏、晋旧典，足为前式。” [2] 得到了刘裕的认可。刘宋北郊从祀之神虽未有明文记载，但上文表明刘宋时的北郊，沿袭了魏、晋旧典。
梁“为方坛于北郊。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有陛。其外为壝再重。与南郊间岁。正月上辛，以一特牛，祀后地之神于其上，以德后配。礼以黄琮制币。五官之神、先农、五岳、沂山、岳山、白石山、霍山、无闾山、蒋山、四海、四渎、松江、会稽江、钱塘江、四望，皆从祀。太史设埋坎于壬地焉”。 [9] 梁郊祀，地郊在天郊的下一年，都在正月上辛日。泰山等五岳共十座大山从祀，只是其位次与前相比有所下降，排在了第三位。
“陈制，亦以间岁。……北郊为坛，高一丈五尺，广八丈，以皇妣昭后配，从祀亦准梁旧。” [9] 陈的郊祀全面继承了梁的制度。
这样，虽然泰山等四岳在南朝管辖之外，但仍从祀于其北郊。
2.北魏
十六国百余年的纷争，为北魏的统一北方创造了前提。天兴元年（398）七月，道武帝拓拔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开始营建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十二月，即皇帝位。第二年正月，即在南郊初祠上帝。第三年正月，即在北郊祭地。
癸亥，瘗地于北郊，以神元窦皇后配。五岳名山在中壝内，四渎大川于外壝内。后土、神元后，牲共用玄牲一，玉用两珪，币用束帛，五岳等用牛一。祭毕，瘗牲体右于坛之北亥地，从阴也。乙丑，赦京师畿内五岁刑以下。其后，冬至祭上帝于圆丘，夏至祭地于方泽，用牲帛之属，与二郊同。 [6]
与汉制名山与四渎共同从祀于外壝不同，道武帝则按类安排山川神灵的从祀位置。泰山等五岳名山位于北郊坛兆的中壝内，四渎大川在外壝内，可以看出北魏出对泰山等五岳的重视。虽然这时，拓拔珪的势力还没到达黄河之南，豫州之地并没有被占领，北岳之外，泰山等四岳应不在其版图。虽不在其域而郊祭之，表明北魏一开始就认同中原五岳观念与文化。与秦始皇重序天下山川，以西方山川为重不同，拓拔珪的山川祭祀制度显示了对五岳进行文化认同与接纳，为行政和军事全面进入岳域做好文化与宗教的铺垫。
泰常三年（418），在平城之北、桑乾河之南立五岳四渎庙：
泰常三年，明元帝拓跋嗣又立五岳四渎庙于桑乾水之阴，春秋遣有司祭，有牲及币。四渎唯以牲牢，准古望秩云。其余山川及海若诸神在州郡者，合三百二十四所，每岁十月，遣祀官诣州镇遍祀。 [6]
这说明，泰常三年起，与其他山川每年十月遣使至其所在地致祭不同，北魏对五岳四渎的祭祀定在了桑乾河之阴的五岳四渎庙进行。祭祀时间为春秋两次祭祀，用牺牲及玉帛。雷闻认为：“承认岳渎之重要性，正是北魏汉化的重要一步。” [11] 泰山当时为东晋据有，所以北魏无法在其所在地进行祭祀，只能在此立其庙，以对其祭祀。可见对北魏泰山的合法祭祀权的重视与争夺，也显示泰山等五岳在这一时期是政权合法化的神圣来源。元人吴澄认为：“五岳四渎立庙自拓拔氏始，当时惟总立一庙于桑乾水之阴”。 [12] 此为首次在泰山所在地之外为泰山立庙，只不过拓拔嗣把泰山与其他四岳四渎合为一庙祭祀。但这已经是泰山祭祀史上的创举了。
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元宏将都城迁到洛阳，该年二月即在洛阳之北、黄河以南规建方泽之所，至太和二十年（396）五月，终于在河阴建立了方泽，并祭地于方泽。 [13] 至于方泽之祭的从祀之神，大概应是沿袭平城之制。
3.北齐
《隋书·礼志》记载了北齐的方泽之祭：
方泽则以黄琮束帛，夏至之日，禘昆仑皇地祇于其上，以武明皇后配。其神州之神、社稷、岱岳、沂镇、会稽镇、云云山、亭亭山、蒙山、羽山、峄山、崧岳、霍岳、衡镇、荆山、内方山、大别山、敷浅原山、桐柏山、陪尾山、华岳、太岳镇、积石山、龙门山、江山、岐山、荆山、
冢山、壶口山、雷首山、底柱山、析城山、王屋山、西倾硃圉山、鸟鼠同穴山、熊耳山、敦物山、蔡蒙山、梁山、岷山、武功山、太白山、恆岳，医无闾山镇、阴山、白登山、碣石山、太行山、狼山、封龙山、漳山、宣务山、阏山、方山、苟山、狭龙山、淮水、东海、泗水、沂水、淄水、潍水、江水、南海、汉水、谷水、洛水、伊水、漾水、沔水、河水、西海、黑水、涝水、渭水、泾水、酆水、济水、北海、松水、京水、桑乾水、漳水、呼沲水、卫水、洹水、延水，并从祀。其神州位在青陛之北甲寅地，社位赤陛之西未地，稷位白陛之南庚地；自余并内壝之内，内向，各如其方。合用牲十二，仪同圆丘。
[9]
北齐圆丘方泽之祭三年一祭，称为禘祀。圆丘在正月上辛。其后诸儒定礼，圆丘改在冬至。方泽之祭在夏至，从祀之山达 53 座，其中岱岳位于社稷之后，列众山之首。
4.北周
北周之方丘之祭，并未明示其从食之神。其五郊祭则有岳镇海渎从祀的记载：
后周五郊坛，其崇及去国，如其行之数。其广皆四丈，其方俱百二十步。内壝皆半之。祭配皆同后齐。星辰、七宿、岳镇、海渎、山林、川泽、丘陵、坟衍，亦各于其方配郊而祀之。其星辰为坛，崇五尺，方二丈。岳镇为坎，方二丈，深二尺。山林已下，亦为坎。坛，崇三尺，坎深一尺，俱方一丈。其仪颇同南郊。冢宰亚献，宗伯终献，礼毕。 [9]
后周五郊坛祭配与后齐相同，说明北齐即用此礼，岳镇、海渎等各在其所在方向配祭从食。岳镇为坎祭，其坎方二丈，深二尺。此为首次明确记载祭岳用坎祭。
以上我们从所在地与非所在地两个视角，对这一时期正祀中的泰山祭祀进行了考述。从所在地的角度来看，因时局动荡不已，泰山所在地的常规祭祀难以持续。当然其中也有例外，如曹魏、西晋以及北齐时期。梁满仓认为：“国家祭祀山水需要如下几个条件：第一，国家必须有统一的地域版图，或者起码有相对统一的地域版图。第二，国家必须有一套稳定的礼仪制度体系。第三，国家必须有稳定的社会环境。” [14] 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时段，确实缺乏如梁满仓所说的三个条件，导致泰山所在地的常规祭祀无法正常展开。而泰山所在地的祭祀更多的是非常规的皇帝亲临祭祀、遣使致祭、祈祷雨晴之祭等，这在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不绝如缕。既然泰山常规祭祀难以展开，临时之祭则成为国家的最好选择。只要时间、地点、机遇合适，国家仍要进行及时的祭祀。
与泰山所在地的泰山祭祀相比，这一时期，非泰山所在地的泰山祭祀要丰富得多，且制度建设较为完备。随政权所在地而多处并存，或随首都转移而连动，成为这一时期非泰山所在地祭祀的突出特点。
这是因为，这一时期泰山所在地政权变动不已，许多政权，如齐、梁、陈等，已经无法至泰山所在地进行祭祀。两汉以来，泰山等五岳列在祀典，尤其是西汉末年以来，逐渐确立的泰山等五岳从祀于国家郊祀，使泰山从一座区域性的山岳成为超区域性的山岳，从而成为政权合法化的神圣来源。泰山等五岳从祀于郊祀已成传统。到这一时期，这一传统更加深入不同政权的政治与国家版图意识。“祭祀山水还具有版图领有的象征意义。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远长于统一的时期，其中北方分裂的时间最长。在国家祭祀的众神中，南北各有自己的体系……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每个体系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双方都有的，如五岳、五镇、四渎。另一部分是双方各自独有的……五岳、五镇、四海、四渎是在魏晋南北朝以前早已确定的山水祭祀神灵，祭祀体系中没有他们，不足以表明其继承先人的正统性。” [14] 在这样的局势下，随皇都而转移的泰山祭祀既合乎传统，又相对稳定与方便。
其中的祭祀形式有如下几种：一是在泰山所在地之外为泰山立庙祭祀，如北魏；二是利用方泽祭祀，如东晋、宋、齐、梁、陈等；三是五郊祭时祭祀；四是皇帝即位时告祭。
所以，虽然政局纷争，相互分裂，但这些政权几乎都把泰山等五岳列为祭祀的对象，以表明自己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不同政权的相同的对泰山等五岳的祭祀，无不暗示着这些政权对统一全国的意志与向往，所以这些祭祀显示了这些政权的共同追求：拥有五岳等传统祭祀对象的祭祀权力，这样，无疑会为华夏的统一与凝聚提供了共同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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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兴顺（1965—），男，山东泰安人，泰山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泰山研究院副教授。
原载于《泰山学院学报》2012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