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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泰山封禅”的君王行为，与其早年的性格养成、所受教育等有着密切关系。倘若忽视和轻视了对其个人这方面的研究，无异于割断联系，并不能够真正解析他这种帝王情结。宋真宗封禅动机可作两点补充：一是长期的压抑心理；二是鉴于“天象”的不利。
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到“泰山封禅”
[1]（
卷
67、68、69、90）[2]（
卷
282、283、287）
，成为泰山封禅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
，颇遭后人讥讽；但在当时却是宋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研究此事件的治史者，目光几乎均聚焦在论述该事件本身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一“后果”，而往往疏于考究追溯该事件的肇造者真宗为何要一意孤行“封禅”的“前因”。很多时候性格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行为，而个人所处的具体成长环境和所受教育，可以促成个人性格形成的最关键因素。从这个角度讲，被后人目为荒唐“闹剧”的宋真宗“泰山封禅”，也应与其早年的性格养成、所受宫廷教育分不开。
至道三年（997）三月，而立之年的真宗赵恒继位，成为北宋王朝第三代皇帝，也是宋代历史上第一位正常继统的皇帝。自宋太宗“烛影斧声”之夜即位后，这继统顺序“就成了一个变数”（王瑞来先生语）。此后所立皇太子，一是未必是长子，二是皇太子的确立、即位，也并非在位皇帝一人能决定，其幕后往往隐伏着朝廷中的派系之争
。真宗的懦弱性格，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
做太子期间这种充满了明枪暗箭政治斗争的生存环境，不可避免会影响真宗性格的养成，最终迫使他养成了一种懦弱、压抑的君王性格。性格的懦弱，注定了他日后不可能成为咄咄逼人的强权君主，也不敢贸然选择一些激进的施政措施；而长期的自我压抑心理，又使身为帝王的他总是处于一种渴望宣泄、释放内心压抑的现实寻求之中。这就为他日后“泰山封禅”埋下了不可忽略的伏笔。因此深入分析真宗性格很有必要。
1.父皇太宗的政治压力。真宗是太宗亲立的第三任太子。第一任太子为长子元佐，因反对太宗迫害秦王廷美，被废为庶人。第二任太子为次子元僖，失宠病死时，被诏罢册礼，其宠妾被太宗下令缢死，左右的人也被下狱。这两任太子的废立，对权力欲极强而又心胸狭窄的太宗刺激很大，此后凡是向他建议立储者，都被他以盛怒拒之，最后在病重时才接受寇准建议，立第三子元侃（真宗）为太子 [1]（ 卷 38）[2]（ 卷 281）[4]（ 卷 4） 。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巩固并不稳固的皇太子地位，真宗谨小慎微，委曲生存，生怕太宗一怒之下废黜自己。做太子无为，没有政绩，当然不能取悦太宗。他判开封府期间，遇到旱灾，便果断“赈济百姓”，免除了 17 州县的租税，“民情大悦”。但有了政绩却受到别有用心的攻击，太宗颇为不悦，下令调查。幸好王钦若负责调查此事，从中曲为维护，极力辩白，避免了更大政治风波。真宗“留心狱讼，裁决轻重，靡不称惬”，故而京狱大空，威望更著。而太宗“屡诏嘉美”之余，又生妒心，竟对寇准说：“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真宗为太子之艰难，可见一斑 [1]（ 卷 42）[2]（ 卷 6、81） 。
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真宗做太子初期，尚具有一种果敢有为的性格。然而由于太宗超乎寻常的严加管束，让宫廷师傅以“礼乐诗书之道”来教育真宗，令他“每见必拜”，且“动皆咨询”，进退都予以牵制，实际是剥夺了他作为太子应有的自主决策权 [1]（ 卷 38） 。结果使得真宗还未即位便已丧失了父辈君王果敢有为的强权开拓气质，由果敢有为而变为畏缩慎微。积习难改，这性格在他即位时已然定型。
2.手足兄弟的潜在威胁。太宗共有九子，李皇后生三子元佐、元僖、元侃均先后被立为太子。真宗为太子时期，这些手足兄弟中，以废太子元佐最具竞争实力，宫中有李皇后、大太监王继恩支持，朝内有参知政事李昌龄等人拥戴，还有朝野上下或明或暗“立嫡以长”的传统舆论声援。
手足兄弟的潜在威胁，使真宗为人处事更加战战兢兢，谨慎小心，唯恐稍有失误即被废黜。他对这种威胁采取的对策只能是一方面对上极力取悦太宗，按照太宗要求塑造自己的性格；另一方面对下折节屈己，谦恭迎合，努力争取更多大臣的支持。事实上，若非顾命宰相吕端“大事不糊涂”，在太宗驾崩之际，及时扣押了握有内廷兵权的大太监王继恩，又驳斥了李皇后一向主张立长子元佐的提议，真宗即位很可能就成为泡影了 [1]（ 卷 4）[2]（ 卷 281） 。
即使继位之后，真宗也丝毫不敢放松警惕；但他的懦弱性格，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便已经有所暴露。例如他一反历代帝王对凡“篡逆”者必被血腥消灭、无情清洗的传统铁腕，相当低调地处理了这次宫廷政变，没有制造流血和大狱事件；不是以“铁血”政策巩固皇位，而是希望以“抚”的软手段来达到消弭手足们觊觎皇位的野心。在继位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对五弟一侄封王封公，加官赏爵 [2]（ 卷 6） 。在第一次亲征契丹时，他任命了一个长期卧病在床的弟弟壅王元份为东京留守，在元份病重已不能正常履行留守职责时，仍不敢选用一位健康的皇弟接任，而是暗派随驾的参知政事王旦悄悄返回京城代行其职 [2]（ 卷 283） 。他对皇室兄弟有可能借留守之际取彼而代之的刻意防范措施，虽有必要，却也同样是非常懦弱。
3.宰辅大臣的政治压力。真宗为了争取大臣的拥戴支持，对他们的政策一贯是屈己敬彼，宁可自己委屈，也要让臣下满意。被立为皇太子刚一个多月，他就主动向太宗提出不要让大臣对他自称臣下 [2]（ 卷 5） 。对待大臣，更是恭敬有加。“见宾客李至、李沆，必先拜，迎送降阶及门” [2]（ 卷 6） 。“上（真宗）居忧日，对辅臣于禁中，每见吕端等，必肃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请，上曰：‘公等顾命元老，朕安敢上比先帝？’” [3]（ 卷 3） 因为并不年幼的他已经意识到：一旦发生宫廷政变，能保护他的，只有他悉心笼络的大臣。
正是这样严酷的生存环境、巨大心理压力等诸多因素的合力，最终导致了真宗懦弱性格的形成。
在真宗懦弱、压抑性格的形成过程中，他所受到的宫廷教育，特别是师傅李至、李沆的教育，起到了明显的推波助澜作用。
以李沆这个典型的“危机感”教育家为例。真宗自做皇太子那天起，就一直充满着“被废”的危机感；当他坐稳了皇位后，“被夺位”的危机感逐渐淡化，李沆又把对社稷江山的另一种危机感不断向他灌输。“李丞相每朝谒奏事毕，必以四方水旱盗贼不孝恶逆之事奏闻。上为之变色，惨然不悦。既退，同列以为非。问丞相曰：‘吾侪当路，幸天下无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后幸已之。’公不答。数数如此。因谓同列曰：‘人主一日岂可不知忧惧？若不知忧惧，则无所不至矣。’” [4]（ 卷 2） 这种教育让本来就承受了沉重心理压力的真宗，更加惶惶不可终日，战兢不安，衣寝不宁，“或至旰食”。李沆故意制造的这种危机气氛和这种“危机感”教育，虽屡被赞颂表彰，但平心而论，对为君的真宗就可谓残忍了；当时很多大臣也不忍心，“同列以为非”，对李沆表示不满。时任参知政事的王旦也表示反对，“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但均被李沆义正词严地拒绝 [2]（ 卷 282） 。
李沆的教育理想，与其说是为了培养一位谨守儒家为君之道的君王，不如说是培养一台“无欲无好”的政治机器更合适。真宗喜欢一个妃子，欲立为贵妃，“公为相，真宗尝夜遣使持手诏问，欲以某氏为贵妃如何。公对使者自引烛焚其诏书，附奏曰：‘但道沆以为不可。’其议遂寝” [2]（ 卷 282）[4]（ 卷 2） 。这一件事，被《东都事略》、《宋史》等李沆的传记广泛征引，而李沆因有勇气抵制君王备受褒扬。然而真宗却是一个活人，不可能没有私欲之心，他人伦之乐的被剥夺，没人同情，没人理会，这崇高的孤独无疑更增添了他加倍的心理压抑。
与太宗希望官僚们都主动“自结人主”一样，真宗也很希望官僚们成为皇帝个人的私党。为此他希望李沆经常“密奏”，但李沆拒绝说：“臣待罪宰相，公事则公言之，何用密启？夫人臣有密启者，非谗即佞，臣常恶之，岂可效尤！” [2]（ 卷 282） 因此真宗对李沆是敬则有之，亲则未必。宫廷师傅李沆的这种自以为得的“压制”教育，愈发增添了真宗“高处不胜寒”的郁闷。贵为皇帝而殊无人君之乐，本来应该可以非常亲近的师傅又那么一本正经和严厉，无怪乎后来“五鬼”王钦若等所谓“小人”虽屡被压制而仍一跃登上庙堂高位，成为真宗心腹；并成为他日后“泰山封禅”的得力助手，君臣得以联手，显然就不是偶然了。
长期心理压抑的结果，必然也在真宗心底埋下了抗争的种子。虽然父命师恩，以及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他会自觉地隐忍克制。然而，身为帝王而自觉无帝王之尊威的他，一旦认为找到了宣泄释放的出口，必然会不顾一切，从前所有的压抑委屈，变本加厉地全盘发泄出来。这种变态或者是近乎变态的心理，是可以解释他为何不止一次伪造“天神托梦”，自欺欺人地为“泰山封禅”制造祥瑞舆论的。这一出被后人很难理解，评价为“头脑发热”的“泰山封禅”荒诞“闹剧”，其实若从这种心理学常识来理解，就不奇怪了。自然，他冠冕堂皇的借口是“封禅涤耻”，“潜消其（此指契丹）觊觎之志”，其实他故意导演一出“天命付于（赵）恒”的“神道设教”闹剧，目的在于宣泄心底的长期压抑，把“泰山封禅”作为一次提升皇权尊严、宣扬“君权神授”的机遇。
所以在这出“封禅”闹剧中，他才忽然一反“每事问”“非（王）旦言不决”处理政务的惯例，决心要发动“泰山封禅”；并处心积虑，事先安排王钦若先做通宰相王旦的工作，还不惜用珍珠贿赂王旦的“帝王小聪明”，使之默允 [5]（ 卷 22） 。这种心态，正是他长久以来弱势君权积淀下的一种帝王压抑心理要宣泄的必然现实表现。
真宗之所以会视“泰山封禅”为一个绝好的、可以宣泄长期压抑、提升帝王权威的借口，自然是因为泰山封禅大典，历来是我国封建王朝的最隆重典礼，“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是公认的一个可以确认王朝政权“奉天承运”合法性的最隆重典礼仪式，是皇帝“镇服四海、夸耀天下”的一种政治手段，如《易经·观卦》即认为“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然而笔者认为，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原因，就是当时“天象”的不吉利，是促成此事件的关键。
真宗即位以后，就非常注意利用一些“祥瑞”或“天象”之类为自己皇位的“合法”与“正统”进行舆论上的引导和宣传，企图通过一系列的“祥瑞”宣传来逐渐确认赵宋政权是“天命”赋予，他本人继统也是“早有天定”，从而达到消弭他人觊觎自己皇位的个人目的。但是“天象”之类并不总尽如人意，这使得他认为有必要伪造“天瑞”，来发动一次大规模的“造神”运动，统一舆论，服务王朝政治，这就是后来所发生的“天书封禅”大典。
例如真宗即位初期不断有“祥瑞进献”，他虽然对吕端说这些“甚无谓”，“但令稼穑丰稔，且得贤臣，乃为瑞”。并且还“诏天下勿复献珍禽奇兽及诸祥瑞”，但是“祥瑞进献”却禁而不止。不久有大臣上书说：“陛下即位之初，符瑞频仍是天应之兆。是天为陛下贺也，岂可禁也？”他对“祥瑞”具有巩固皇位的特殊政治作用便心领神会，不仅不再禁止“祥瑞进献”，而且顺势加以引导和利用 [1]（ 卷 41）[2]（ 卷 6） 。
“至道三年九月，寿州献绿毛龟，全文粲然界道”，真宗“以为介虫而毛，天意或有所警戒，令宰相详考以闻”。吕端等人回答说：“是龟特为陛下而生，特使陛下后天而老，既寿且昌乎。”“望陛下钦若天意”。真宗却虚晃一枪说：“岂天意有所属乎？卿等其悉心修辅，慰朕意焉。” [1]（ 卷 42） 明显是以“天意”要求臣下尽心辅佐。咸平四年十一月载，“癸未，京城民获金牌，有‘赵为君万年’字” [2]（ 卷 7） 。这实际是一次“天书”的预演，是真宗有意在利用“祥瑞”之类“天象”为宋王朝和个人皇位的“正统”“合法”性作舆论宣传，其实是他为巩固自身统治的一种“神道设教”。
但是“祥瑞”之外还有“灾象”，这当然对其宣传不利。“有星孛于井鬼，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余，犯五诸侯，历五车入参，凡三十余日没”。他对这一自然天象的发生，十分诚惶诚恐：“垂象如此，其咎安在？”李沆说：“陛下修德布政，实无所阙，第恐分野有灾耳。”真宗遂自责说：“朕德薄，致此谪见，大惧灾及吾民。密迩诞辰，宜罢称觞之会，以答天谴。” [1]（ 卷 55）
这次“天象”过后不久，在景德元年改元的正月，京师发生了大地震。紧接着，京师之地又发生了两次大地震 [2]（ 卷 7） 。在改元的正月接连发生了三次大地震，这在当时是非同小可的政治事件，京师“一时惶然”。即位未稳、“危机感”还很强烈、性格又懦弱的真宗，其内心的恐慌可想而知。
而又一次“宫禁火灾”的不吉利“天象”，更让他惴惴不安。“宫禁火灾，旦驰入。帝（真宗）曰：‘两朝所积，朕不妄费，一朝殆尽，诚可惜也！’旦对曰：‘陛下富有天下，财帛不足忧，所虑者，政令赏罚之不当。臣备位宰府，天灾如此，臣当罢免。’继上表待罪。帝乃降诏罪己，许中外封事言得失。”（后来查明这是荣王宫中失火后火势蔓延所导致，真宗大怒，要处死很多人，被王旦劝阻。） [2]（ 卷 283） 可以说，接踵而至的“灾象”，加剧了真宗对国内政治舆论形势的恐惧和担忧。真宗对“天象”的担心，当然未必尽然是迷信“天象不吉利”会给他的王朝带来灾难；他所担心的，在于这些“灾象”是否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大做政治文章，妖言惑众，不利于他的统治，因此即使一次火灾，他都哀叹“天灾如此”，并急忙“降诏罪己”，才如此担忧。
真宗对谣言如此恐惧，恐怕是他战战兢兢为太子时，那种有所扭曲的帝王性格留下的“政治后遗症”。在他为太子时，就“时有飞（蜚）语闻上（太宗）” [1]（ 卷 42） 。即位前就对这种“飞语”非常惊惧，即位后“过于自律”的习惯心理仍使得他对一些谣言或“灾异”非常敏感，例如他看到“有星孛于井鬼”的天象后，竟然为此放弃生日庆典，恐惧、紧张的程度，让人难以想象。这种深层恐惧心理上升到政治上，就是体现在一方面他不择手段利用“祥瑞”“封禅”之类“神道设教”来巩固统治，另一方面就是异常严格地防范臣下以“谶纬”“星相”名义结私党。在王旦的神道碑中有一则记载：日者上书言宫禁事坐诛，籍其家，得朝士所与往还占问吉凶之说。真宗怒，欲付御史问状。（此事亦被王旦劝阻。） [2]（ 卷 283） 真宗对“日者”交结“朝士”，“言宫禁事”之举，显然颇为嫉恨，竟欲因此大兴一次党狱。他为何如此敏感？答案不言而喻，就是为了遏制那些政治上的流言蜚语和防患未然。为此，他还曾“诏：民间天象器物谶候禁书，并纳所司焚之；匿不言者死” [2]（ 卷 7） ！
今人对“泰山封禅”的评价，张其凡先生考论之后，遂成定评。王瑞来先生又补充了“这更是真宗强调自己皇位正统的政治宣传”的看法
，言之有理却几笔带过，惜未专论。评价大致有三种：（1）是美化讳饰。如《读史漫录》说：“自古符瑞图谶之兴，皆人主所惑，信以为真有而从之，未有明知其伪而为之者也。……以是知道经符篆之书，效佛经而为者，皆起于真、徽之世明矣。”
这种“为王者讳”做法已为今人摒弃，但一些人又走上了“一概否定”的另一个极端。（2）从统治政策角度评价，认为这是“闹剧”“愚民”，而忽视了真宗的种种政治用心。（3）从经济角度论述，认为这是“劳民伤财”“荒诞挥霍”，这也有其片面之处
。
笔者认为：评价“泰山封禅”，首先要搞清楚其之所以发动的偶然和必然的历史原因，在此基础上才可能给予这一政治大事件以科学、客观、全面的定性语认识。当然，真宗“泰山封禅”，也确实带来了奢侈妄费等消极社会影响，这是不容置疑的；而后人由此加以指责，也是可以理解的。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宋]徐自明.宋宰铺编年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Z].四库全书本.
[5][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作者简介]闫化川（1974—），男，山东梁山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03级博士研究生。
原载于《泰山学院学报》2004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