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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禅为中国文化史上一种非常现象。本文以唐代封禅为个案，利用功能分析的方法，分别从君臣各自的目的、外交政策以及予后代的影响等多个方面，揭示了唐代封禅所具有的功能及意义。
作为中国文化史上一种非常现象，皇帝封禅活动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繁缛的仪式过程。封禅既是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礼乐制度的具体演示，是研究中国文明史的窗口和标本。封禅活动不仅仅反映出国泰民安的社会状况；同时又以盛大的场面和固定的进程，向人们强化当时政权的神圣性、合法与合理性。封禅是维护现有政权的一种象征手段，是稳定社会秩序的一种黏合剂；因而研究封禅制度的流变和封禅过程的象征及意义，恰恰是对整个中国礼乐文化探索中的一次个案考察。笔者曾著文区别了封禅与郊祀、巡狩之间的不同内涵，勾勒出中国历史上七位皇帝封禅活动的轮廊，以此作为归纳唐代封禅三个特点的背景结构。同时运用人类学的仪式理论就封禅过程给予细节剖析，涉及仪式过程、空间象征、数字象征、礼器象征和参与者角色转换五个方面，显示出封禅活动维护社会秩序和阶层等级的本质功能。
一桩社会事件，总会有主观上的企图和客观上的意义。功能分析在于揭示封禅对于参与者的动机及其历史性的影响，这里从皇帝、大臣、外交政策、后代的影响等角度来作一分析。
在唐代，封禅对于皇帝来说，可以告成功，加固统治，又能为民祈福。
封禅需要天时和人和，不会出现异常天象和自然灾害，周边安宁无事。能够在长期的准备后成功地举行封禅，也恰恰被用来作为德洽民安的象征。太宗两次欲封泰山而未果，高宗三次拟封嵩山而中寝，玄宗同样准备西幸华山而作罢，都是因为天灾人祸迫使他们中止行动，
客观上维护了封禅的神圣性，也给了封禅是告成功的一种说法。
封禅反映出国泰民安，所以贞观初年，太宗能够接受魏徵的劝谏，罢除请封奏议，因为当时的国力并不强盛，如同一个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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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宗、玄宗封禅时却是农业丰收，边境安宁。据《旧唐书》卷 4《高宗纪上》记载：“（麟德二年）大稔，米斗五钱，
（麦《资治通鉴》作‘麦豆’）不列市。”在开元十三年，据《资治通鉴》卷 212 载：“东都斗米十五钱（《旧唐书·玄宗纪上》）作‘十钱’），青、齐五钱，粟三钱”，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所以高宗在朝觐群臣时理直气壮，先批评前代封禅“或为求仙克禋，或以巡游望拜，皆非尊崇祖业”，然后又欣慰地低语：“属国家无事，天下太平，华夷〤安，远近辑睦，所以躬亲展礼，褒赞先勋，情在归功，固非为己，遂得上应天心，下允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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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在封禅时更有特殊的做法，将过去帝王秘不示人的玉牒书公之于众：“四海晏然，……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既告成功，又为子孙和百姓祈福。在封祀山巅的前夜，因天气酷寒，玄宗朝天诉说：“某身有过，请即降罚。若万人无福，亦请某为当罪。兵马辛苦，乞停风寒。”为民祈福之情溢于言表。在《纪太山铭》中，玄宗也自豪地总结成功：“赖上帝垂休，先后储庆，宰相庶尹，交修皇极，四海会同，五典敷畅，岁云嘉熟，人用大和”，指出自己封禅“实欲报玄天之眷命，为苍生而祈福”，最后批评“秦灾风雨，汉汗编录，德未合天，或承之辱”，以“道在观政，名非从欲”表明了自己对封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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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与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总结的封禅四要素“受命”“功至”“德洽”“日有暇给”相类似。
皇帝封禅，正是借助上苍的神秘力量来加强统治，维护秩序。仪式中种种等级象征的礼器和过程，也都在向人们意识中加固天子统治的神圣性和合理性。不仅臣僚，甚至连蕃国的客使也都为这盛大的仪式所折服。
高宗封禅，大告成功，追绩先祖。武氏封禅嵩山，政治目的性更强，为了让时人接受她的武周政权，在配帝和亚、终献人选上，都选用自己的家人；仪式中多采用《周礼》中的规则，也是向世人显示，她的政权是从周的，是有源头的。相比而言，玄宗的封禅，是对武氏的一次拨乱反正，将扭曲为周的政权重新拉回到李唐的轨道上来，重新突出李唐先祖的功绩；同时为百姓祈福。
皇帝可以借封禅给臣僚加官加爵，树立自己的形象和威信。《旧唐书》卷 5《高宗纪下》载：东封之后，高宗赏赐臣僚，三品以上赐爵二等（《资治通鉴》作“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阶，导致“比及末年，服绯者满朝矣”。武氏在朝觐群臣时，“内外官三品以上通前赐爵二等，四品以下加两阶”。玄宗在朝觐百官时，同样为“内外官三品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下赐一阶，登山官封赐一阶”。在返回东都的途中，玄宗又特别提拔怀州刺史王丘、魏州刺史崔沔、济州刺吏裴耀卿，因为他们“不劳人以市恩”，在接待天子时都从俭处理。 [4] 同时，他们还处处向百姓施恩。高宗赐“齐州给复一年半，管岳县二年。所历之处，无出今年租赋”。武氏在登封禅嵩岳的当天，赐“天下百姓无出今年租税”； [5] 朝觐之日，又赐“洛州百姓给复二年，登封、告成县三年”。玄宗也在朝觐百官时“大赦天下，流人未还者放还”“给近山二十户复，以奉祠神”， [6] 显示出他们的惠政。诚如张用衡总结的那样：“（唐代）封禅虽仍然与政治密切相关，但迷信的色彩相对少了，而是增加了皇帝本人对自身道德的反思，……把自身的道德修养同封禅的资格联系起来，唐玄宗在封禅史上开创了一个新境界。” [7]
封禅作为一种非常之祀，在唐代却举行了三次，这自然与当时的国力强盛不无关系，自然是一种“粉饰盛时”， [8] 但太平盛世只为封禅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依据仪式理论，非常规的祭祀活动具有一种强化功能；就唐代封禅而言，高宗借向天地告成功以阐明李唐君临天下的合理与合法性；武氏封禅，妄图给自己的新政权一个神圣性的解释；玄宗封禅则是对武周政权的一次拨乱反正，仍然是通过祭祀天地，达到强化李唐政权正统性的目的。
封禅中的大臣有两类：礼官和权臣。礼官可以发挥自己的知识优势，上书直陈己见，被采纳后就有迁升的礼遇。权臣可以借封禅向皇帝献殷勤，邀得权力，还可以作为击败政敌的手段。
据《旧唐书》卷 73 《颜师古传》：在贞观十一年春，颜师古就写成《封禅仪注书》。十五年的封禅仪注大讨论中，颜师古又上书陈述己见，得到太宗的赏识，当时撰定的仪注，多从师古之说。他也很快从秘书少监升迁秘书监、弘文馆学士。
《旧唐书》卷 188《孝友传》载：裴守真具有丰富的礼仪之学，“当时以为称职”，高宗拟封嵩岳时准备射牲之事，裴守真引经据典，又从仪式中时间的具体安排上来驳斥射牲的不可行，令人信服，为高宗所接受。他又指出高宗听乐时“不合起立”，也为高宗采纳。
《旧唐书》卷 189 下《儒学传下》载：武后在封嵩山时，诏王元感与韦叔夏等草仪注，“众推其练洽。转四门博士，仍直弘文馆”。武氏对韦叔夏十分看重：“自今司礼所修仪注，并委叔夏等刊定讫，然后进奏。”韦叔夏也从封禅中岳后的成均司业升为春官侍郎，后拜为国子祭酒。
武氏在封嵩岳时，“将取弘文国子生充斋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选，前后不可胜数”，结果导致“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 [9] 封禅吸引了许多大臣的注意力，他们各显其能。名噪一时的员半千，写了十二首《封禅四坛碑》献给武氏，受到称赞和赐绢。 [10]
据《新唐书》卷 200《儒学传下》：康子元力主先祭后燔，得到玄宗的认可，东封后玄宗减从官，唯子元等以学士从，久乃徙宗正少卿，以疾授秘书监，致仕，死后赠汴州刺史。康子元很得玄宗赏识，曾命人为其画像和作传。徐坚也以参定封禅仪典，在玄宗东封后加封光禄大夫。 [11] 贺知章因回答封禅仪注得到玄宗赏识而被提拔，从礼官学士升为礼部侍郎，又兼集贤院学士，充皇太子侍读。 [12] 施敬本针对张说等议定的封禅仪注提出八条驳奏，后迁升太常博士，并参加撰修《大唐开元礼》，后又迁为右补阙、秘书郎。 [13]
封禅仪注的讨论为礼官提供了学以致用的机会，甚至成为他们卖弄知识、打击敌手的工具。高宗东封时路经濮阳，询问濮阳又名帝丘的由来，窦德玄作为检校封禅使回答不上来，许敬宗答以“昔颛顼居此”，又挖苦窦德玄说：“大臣不可以无学，吾见德玄不能对，心实羞之。” [14] 一派盛气凌人的样子。
王毛仲在玄宗东封时，组织了数万匹的马队相随，同一种颜色的马排在一起，看起来像云锦，被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 [15] 张说在登山时，“引所亲摄供奉官及主事等从升，加阶超人五品，其余官多不得上。又行从兵士，惟加勋，不得赐物，由是颇为内外所怨”。 [16] 他的女婿因为升得太快而引起了玄宗的注意。 [17] 据《旧唐书》卷 190 中《文苑传中》载：李邕在汴州拜见东封回来的玄宗，累献词赋，甚称上旨。然而自夸当居相位，为张说所厌恶，后因陈州赃污事发，李邕被贬为钦州遵化县尉，连上书救李邕的孔璋也流岭南而死。
封禅作为外交手段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军事威慑，陈兵边疆，突出自己的军事实力，达到恫吓对方不敢在封禅过程中来犯的目的，如汉武帝在首次封禅泰山之前，陈兵十八万于朔北以威慑匈奴。这是一种治标的方法。其二是怀柔策略，邀请邻近蕃国一起参加封禅大典，向他们展示君权的神圣性，让他们觉得无比荣耀和被同等对待。
唐代采用的是外交怀柔政策。据《新唐书》卷 217 下《回鹘传下》：贞观十五年，延陀夷男利用太宗东封泰山的机会，南击匈奴李思摩，后被太宗派兵打败，重新与匈奴修好，向唐朝贡。据《资治通鉴》卷 201 载，高宗封禅前，让百济的“熊泽都尉扶余隆，与新罗王法敏，释去旧怨。（麟德二年）八月壬子，同盟于熊津城”，协调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随后由“刘仁轨以新罗、百济、耽罗、倭国使者浮海西还，会祠泰山。高丽亦遣太子福男来侍祠”。所以才会在东封队伍中：“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
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
[18]
《新唐书》卷 220 《东夷传》载：流鬼的儋罗在“麟德中，从帝至泰山”。《旧唐书》卷 194 上《突厥传上》载：高宗东封泰山，突厥的“狼山都督葛逻禄社利等首领三十余人，并扈从至岳下，勒名于封禅之碑”。高宗通过封禅改善了同周边邻国的关系，致使“自永徽已后，殆三十年，北鄙无事”。
玄宗时的裴光庭，是倡导怀柔策略的代表人物。据《旧唐书》卷 194 上《突厥传上》记载：玄宗东封时，张说担心京师空虚，夷狄会乘间入寇，准备加兵以备突厥。而裴光庭却认为：“封禅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恩德无不及，百姓无不安，万国无不怀。今将告成而惧夷狄，何以昭德也？大兴力役，用备不虞，且非安人也。方谋会同而阻戎心，又非怀远也。有此三者，则名实乖矣。且诸蕃之国，突厥为大，贽向往来，原修恩好有年矣。今兹遣一使征其大臣赴会，必欣然应命。突厥受诏，则诸蕃君长必相率而来。虽偃旗息鼓，高枕有余矣。”说得有理有据，使张说叹服：“吾所不及。” [19] 通过摄鸿胪卿袁振的外交联络，突厥果然派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入朝贡献，扈从东巡。
玄宗与阿史德颉利发过于亲密，经常让他们入仗驰射，引起了起居舍人吕向的上疏：吕向先指出突厥“安忍残贼，莫顾君亲”的本性，又分析称臣的原因，“陛下持武义临之，修文德来之，既慑威灵，又沐声教，以力以势，不得不庭，故稽颡称臣，奔命遣使”，让他们从封和侍游已经是莫大的恩赐，操弓同乐则未免“屑略太过，未敢取也”，因为这些人“各怀犬吠，交肆盗憎，荆卿诡动，何罗窃至，暂逼严跸，稍冒清尘，纵即殪玄方，墟幽土，单于为醢，穹庐为污，何塞过责？”最后建议玄宗“勿复亲近，使知分限，待不失常，归于得所，以谓回两曜之鉴，祛九宇之忧”。玄宗于是命令诸蕃出仗先行。
经过这次外交连络，突厥与唐的友好关系得以持续。开元十五年，突厥小杀还揭发吐蕃企图联合突厥寇边的事，玄宗厚赏突厥，继续在朔方军西受降城与之互市。突厥新可汗继位后仍然与唐保持友好往来，形成“东封泰山，西戎扈跸，开元之代，继踵来降”的局面。
据《旧唐书》卷 199 下《北狄传》载：契丹的邵固在玄宗东封时，“谐行在所，因从至岳下，拜左羽林军员外大将军、静析军经略大使，改封广化郡王，又封皇从外甥女陈氏为京华公主以妻之”。
玄宗通过封禅达到了怀柔外交的目的。刘慧也同样指出：“唐王朝非常注重利用封禅这一特殊的宗教祭祀活动来加强与各少数民族及国外的联系。……封禅在加强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封禅是一个王朝和平统一的象征。” [20]
封禅的成功实践，是各种祭祀仪式（包括南郊、北郊以及宗庙祭祀）的总演习，也是祭祀制度完善定型的一个标志。《大唐开元礼》就出现在玄宗东封之后，是封禅盛典的文献性总结和成果。
由张说提议修撰的开元礼，是对唐前期礼制的全面总结和适当调和。张说当时的修撰动机是：“今之五礼仪注，贞观、显庆两度修，前后颇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威信，删改行用。” [21] 开元礼中许多内容，都是贞观礼和显庆礼折衷的产物，如昊天上帝与五方帝的并存，但它们又有等级上的区别。这种折衷模糊了王肃之学和郑玄之学的界线，使礼制变得更具有灵活性，适应性也得到加强。所以在唐以后的历史上，再也没有王学与郑学的针锋相对和激烈讨论，是封禅仪注的成功实践和开元礼的系统总结逐步固定了礼制的模式。
开元礼问世后，据《新唐书》卷 58《艺文志二》载，当时就开元礼还出现了四部书：萧嵩的《开元礼义镜）100 卷、《开元礼京兆义罗》10 卷、《开元礼类释》20 卷、《开元礼百问》2 卷，足见开元礼对当时的影响和规模。贞元时期，又有韦渠牟的《贞元新集开元后礼》20 卷等。
德宗时期，开元礼成为习礼的范本和行礼的依据。贞元二年（786），德宗下诏鼓励习修开元礼为官：“举人有习开元礼者，同一经例，选人不限选数，许集通大义百条、策三道者，超资与官；大义通七十、策通二者，不在放限。”贞元九年又规定：“通大义百条、策三道者为上，大义通八十、策二者为次。”国家的倡导鼓励，为开元礼的普及和广泛接受起到了促进作用。元和八年（813），又规定“习开元礼者先授太常官，以备讲讨”。后周和北宋都以开元礼开科取士，开宝六年（973）的二十六名进士中，有七人是以开元礼高中的。后来开宝通礼逐渐取代了开元礼的地位。 [22] 从开元礼的撰成到开宝年间，已经有了 250 多年的历史。
宋真宗的封禅，则是对开元礼中封禅仪式的又一次实践。他同样采用一封一禅的模式。
[1]贞观政要（卷 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册府元龟（卷 36）[M].北京：中华书局，1996.
[3]旧唐书（卷 23）[M].北京：中华书局，1995.
[4]资治通鉴（卷 212）[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资治通鉴（卷 205）[M].北京：中华书局，1996.
[6]旧唐书（卷 8，卷 23）[M].北京：中华书局，1995.
[7]张用衡.泰山[M].北京：知识出版杜，1995.
[8]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3—155.
[9]旧唐书（卷 189）[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0]旧唐书（卷 190）[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1]旧唐书（卷 102）[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2]旧唐书（卷 190）[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3]新唐书（卷 200）[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4]资治通鉴（卷 201）[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5]资治通鉴（卷 212）[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6]旧唐书（卷 97）[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7]册府元龟（卷 36）[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8]旧唐书（卷 23）[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9]旧唐书（卷 194）[M].北京：中华书局，1995.
[20]刘慧.泰山宗教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21]全唐文（卷 224）[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2]大唐开元礼[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方百寿（1967—），男，安徽桐城人，泉州华侨大学旅游系教师，历史学博士。
原载于《泰安师专学报》2001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