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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天地文化三阶段：巡狩时代，以天地日月星辰山川风雨为对象，适应、利用，谋求生存与发展；封禅时代，天地偶像化、神化，祭祀、礼拜，谋求国家统一、权力扩张与巩固；现代及未来，重新面对天地日月山川自然环境，谋求科学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史记·封禅书》说，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封禅”一词，大概始见于此。《尚书·舜典》说：“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所以《史记》引《管子》，将舜列入泰山封禅者之一。说“舜封泰山，禅云云”。那么，“封禅”和“巡守”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我们还是将两件事的过程和内容作一番比较。先看封禅：
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 [1]
再看巡守：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观四岳群收，班瑞于群后。 [2]
质言之，封禅就是祭祀天地。而巡守则是“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按照前人的解释，“类”“禋”“望”都是祭祀的名称，简言之就是祭祀。上帝，天帝。六宗的说法有三，一曰日、月、时、寒暑、星、水旱；二曰天、地、东、南、西、北；三曰水、火、风、雷、山、泽。虽然包括内容较多，综合而言，皆在天地范畴之内。远古之人，生存能力简单，对自然既依赖又恐惧，于是，对自然天地产生了原始的宗教思想，极为自然。退一步说，祭祀“上帝”“六宗”“山川”包括了祭祀天地的内容是毫无问题的，何况“六宗”解释之二是“天、地、东、西、南、北”呢。值得注意的倒是《尚书》用“巡守”而《史记》用“巡狩”。我以为，就原始人而言，最早的走四方加强联系的“巡”，大概离不开“狩”，或者“狩”竟是重要的生活方式。“守”可能是过分政治化社会化了的结果，是后世文人理想化了的结果。与本文无关，姑且不论。
要之，远古的“巡狩”或“封禅”共同的祀主是天地。这天地代表着一种文化现象。《史记·封禅书》中引用《管子》记载的封禅泰山的七十二家中十二家为：
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
伏羲封泰山，禅云云；
神农封泰山，禅云云；
炎帝封泰山，禅云云；
黄帝封泰山，禅亭亭；
颛顼封泰山，禅云云；
帝喾封泰山，禅云云；
尧封泰山，禅云云；
舜封泰山，禅云云；
禹封泰山，禅会稽；
汤封泰山，禅云云；
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 [1]
细节的真实性无法考证，即使考证翔实，也无法在本文中展开。我们用法国人列维·斯特劳斯《野性思维》中社会人类学的思维方式来考察中国的古代社会，特别是中国古代的东方地域，或许不无道理。
现在，我们将《尚书》《史记》《帝王世纪》《世本》《古本竹书纪年》中有关这些人的信息加以汇集，以供研讨：
伏羲：《帝王世纪》：“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尧：《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喁夷，曰踢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呈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舜：《尚书·舜典》：“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此段文字，前人以为当是“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修五礼，如五器，卒，乃复。”古书脱简，错行是常有的事，不知孰是，录以备考。我们重视的是“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而这是“巡守”重要内容和目的。
无须过多地抄摘资料。纵观古代典籍，远古的首领在依赖自然、恐惧自然、崇拜自然、利用自然的社会氛围中，研究自然，总结经验，创造了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天时文化、渔猎文化、种植文化、治水文化、养殖文化、度量衡文化、记事文化、战争文化……是不是古籍上载在他们名下的那些发明创造都是他们的实绩？不敢一概说是。但是，有些是他们的发明，大都是他们总结、认可、推广，却是可以首肯。需要解释的是，他们为什么频繁地到泰山来。我想可能与泰山周边古人类的分布有关。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之世，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地区（山东大部、江苏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北部）有“九夷”。中国古人习惯，三六九或三六九的倍数，常常不是实数，而是虚数，言其多或竟是概数。因为在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之外，尚有徐夷、淮夷、蓝夷、泗夷之说。这可以说明，泰山及其周边地区人丁繁盛。为什么人丁繁盛？东靠大海，雨量丰沛。黄河西来，在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省交界处发水泛滥，此间又河流众多，易于生存。著名的大汶口遗址和山东境内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便是最好的证明。其次，就大汶口遗址所反映的文化年代大约是公元前四千年至八千年，而泰山及泰山南麓至曲阜正处在汶河、泗水、柴汶河小水系交汇点，所以古籍中说少昊曾以曲阜为中心，黄帝似乎也一度以曲阜为据点，是可以相信的。史书上十二帝中有九位“禅云云”。云云，小山，位于曲阜与泰山之间，今日山东新泰之楼德镇。距大汶口遗址仅 10 公里。质言之，古代汶河、泗水小流域内人丁兴旺是可信的，一些部落首领来进行联系，交流经验，扩大威望，是极可能的。
需要指出的是，各部落酋长在东夷地区广泛而持久的活动，借祭祀天地山川，直面自然，探究自然规律，创建新知识，推广新经验，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谋求新发展。这个过程中，虽然免不了“战争”以显威力，但此时的战争效力是有限的。战争的威力，大概到进入奴隶社会之后，才有持久的惊人的效力。
毫无疑问，这种借祭祀天地山川，直面自然，探究自然规律，创建新知识，推广新经验，改善人类生存条件，谋求新发展的时间并不是永恒的，当人的群体日益扩大，剩余产品日渐增多，祭祀天地山川的文化就会变化。倘若要给这种变化找一个标志，窃以为青铜器的出现并广泛使用，应该是可信的。
据郭沫若先生在《青铜时代》一书中的考察，殷商的青铜器相当精美，他推理最早的青铜器应该相当粗糙，于是他揣想：青铜器冶制在殷器之前，地点可能在江南。这使我想到禹。前文提到十二位“封禅”泰山的帝王中，“禅”地的地点在泰山附近的有十一家，只有禹，封在泰山，却禅到了会稽（今浙江绍兴）。这一细节曾使人怀疑上述十二家泰山“封禅”的可能性或真实性。我个人揣想，禹往江南，是否有探索江南的冶炼技术有关？因为大禹治水是疏导，而疏导开挖需要锐而强的工具。这正是禹追求的。若不然，禹在泰山活动后，突下江南？惜无记载可为佐证。我之所以揣想青铜器有关的问题，是因为青铜器的出现是新生产力的标志，会引起经济生活与意识形态的变化，即会引起在泰山祭祀天地的文化形态的变化。毫无疑问，任何历史文化形态的转换，都有一个过渡期，而且会相当长。我们只是朦胧地意识到商周两代的首领对战争和权力的关注，大大超过了对生产过程和社会安定的关注。因为他们在泰山祭祀天地山川神祇活动和他们的权力形成与强固，越来越密切。以周而论，周建国后，分封天下，其中姜尚封于齐，周公封于鲁，姬旦、姜尚在周初的政治格局中是肱股大臣，分到齐鲁后，两家几乎世代交恶，争斗不已。这争斗，就是对权力的关注。周成王的东封泰山，与此似乎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周的分封，说明统治集团对权力的认知和控制是幼稚的，到秦始皇的郡县制，才完成权力的控制。完成了权力控制的集团就深切体会到了权力所带来的利益和荣耀是多么令人为之折腰。因此，他们全身心地为权力而战，将对自然和人生的研究与改善的实务性工作放给了非统治集团的人士，任其自由兴灭存亡。这已超出本文范畴，姑且不论。
从秦代开始，直到清代，泰山封禅祭祀中天地文化被抽象化、虚化，不再崇拜日月星辰，山川风雨，也不研究日月星辰、山川风雨以谋求生活的提高改善，一心谋求权力的扩大与巩固。对权力的崇拜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谋求今生，还考虑来世；不仅谋求地上，还经营地下，匪夷所思，令人瞠目结舌。为了说明这个权力拜物教的产生与确立，我们将秦始皇封禅泰山的刻石辞全文抄在下边，以供欣赏：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3]
无须饶舌，这样的告白，将权力欲展示得淋漓尽致。众所周知，秦始皇灭六国之后，南至沅湘，北至塞上，西至陇西、北地，东至东海，在如此广阔的疆域之内，结束了数百年的纷争，完成了统一大业，建三十六郡，实施了事实上的有效统治，这权力的成就感和愉悦感是令人心醉神迷的。于是，他要享受这份荣幸，维持与保护这份荣幸，让它成为永久的盛宴。他上泰山封禅，祭祀天地，有趣的是，他和远古的泰山祭祀有了质的差别。
在秦始皇封禅泰山之后的又一位历史名人就是汉武帝刘彻。如果说秦始皇是在用战争夺取权力之后用封禅来巩固既得的权力的话，那么汉武帝则是在继承权力之后，用战争来扩展和巩固既得的权力，无论是宗亲之间，还是与塞外的匈奴人之间，刘彻的封禅泰山，祭祀天地，主要是向匈奴人示威，巩固对匈奴人取得的胜利，巩固大汉帝国的权力。毫无疑问，这也是在巩固他自身的权力。我们要明白刘彻的战争维持巩固权力，应该简单考察一下西汉与匈奴的关系。
汉自刘邦平城与匈奴对垒后，采取和亲政策。六七十年间，不是“和”而不“亲”，就是“亲”而不“和”。匈奴人犯边略地，掠物抢人，时有发生。武帝接位后，以为物力人力，皆可决战。从公元前 133 年用王恢之议，以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为将，率 30 万人马，寻找战机，与匈奴人决战。到元封元年汉武帝第一次封禅时，与匈奴人的战争已经打了 20 余年。战争期间，双方的人力物力消耗甚大。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战争由械斗、戈矛、战车、弓箭发展到汉代，战马、弓箭成为主要工具。遗憾的是，二者在战争中耗损快，要补充，甚至持续地快速补充。因为生物周期的限制，非常困难。20 余年的战争，尽管汉武帝设立许多繁殖马、训练马的基地，马匹依然日渐稀少。虽然汉武帝取得很大的胜利，难乎为继的事实毕竟存在。此时此刻，对匈奴展开心理战，实为必要。据《史记·匈奴传》说，匈奴人崇尚祖先、天地、鬼神，常大会龙城，举行祭祀。汉与匈奴接战期间，汉军深知匈奴人迷信天地，故以泰山封禅天地来威慑匈奴。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在封禅泰山前曾“勒兵十八万骑”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旌旗径千余里，以见武节，威匈奴”。因此，封禅天地，也是“威”匈奴。其次，汉与匈奴之战，大都在沙漠或草原进行，双方的军队飘忽不定，加上骑兵快速，常使人有意料之外的感受。这就是说，战争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必然性受到偶然性的干扰，刘彻也同样存在内心的困惑。在这种情形之下，封禅自然是汉武帝的选择，何况，汉代宫廷亦存在意识形态上的迷信观念。纵观汉武帝一生，权力使他深切体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意义，于是不遗余力，一方面削藩，以增强王权；另一方面开边、扩边，以扩大权力的范围。在享有权力的问题上，连亲生儿子并且也正式确认为权力继承人的刘据亦因犯嫌被误杀，权力欲使帝王异化。
世事变化，气象万千。但是，自从人类社会生产出现剩余产品，并且这种剩余产品越来越精致之后，人类的社会行为无不围绕着争夺和聚敛剩余产品而展开，只是有精致与粗糙、简单与复杂、直接与间接、现实与将来之分。在封禅泰山、祭祀天地（含祭祀祖先）的事件中，最令人兴味盎然的是武则天。武则天从 14 岁被选入宫廷开始，就野心勃勃，可以说是费尽心机，机关算尽，一心一意想当皇帝。一位进入后宫的才人，终于跨父子两代，爬上皇帝宝座，确乎令人侧目。
有唐一代的皇帝对封禅泰山甚为关注。唐太宗数度准备封禅，因种种原因封禅未成。高宗、玄宗都实现了在泰山祭祀天地的封禅大典。据史书记载，高宗李治准备封禅时，武则天身为皇后，“密赞”高宗泰山之行。在封禅的准备过程中，武则天上《请亲祭地祇表》，要求参与封禅仪式中的祭祀地神的活动。这在当时，简直是骇世之举。然而，武则天提出的理由十分正确，无懈可击：
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于行事，皆以公卿。
妾早乖定省，已缺侍于晨昏。今属崇祇，岂敢安于帷祇 [4] ？
理由是两条。封建礼仪，强调男女有别。祭地神时同时祭母亲。而祭母亲的主祭人却是公卿大臣，既有乖礼仪，又对母亲大不敬。高宗李治的母亲是长孙皇后。当年，武则天是李世民的才人，与长孙皇后是主奴关系，如今武则天是高宗的皇后，与长孙皇后是婆媳关系。前者是封建社会伦理自身的矛盾，后者是封建宫廷生活的矛盾，且均十分不合理。武则天以自己合理合法的身份去祭祀长孙皇后，十分得体。需要指出的是，此事与高宗李治还有更深层次的关系。
太宗李世民在选择皇储过程中，颇费周折。长孙皇后共生三子，李承乾、李泰皆不如人意，而李治似乎又不如李世民之意。几经商讨，在长孙无忌等大臣的赞拥之下，立李治为太子。李世民对李治说：“汝舅许汝，宜拜谢。”随后，李世民又想立吴王李恪，“无忌密争之，其事遂辍”（参见《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由此可见，母党在李治皇位问题上的重要性。非常聪明的武则天利用了这个内在的因素，在祭祀长孙皇后的问题上做文章，高宗李治焉能不首肯？于是，中国历史上一大意识形态突破了，礼仪制度突破了：武则天以皇后的身份参与了泰山封天禅地的历史盛典，主持“亚献”。在社会层面上，她取得了与男人同等的地位，在个人经历上，她赢得了“准”天子的资格。当然，武则天走上皇位，并不仅仅因为她参与封禅，也甚至是她谋求皇位的诸多活动中的次要因素，但她利用了封禅，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毫无疑问，权力使人异化，权力也使封禅异化；于是，泰山盘道成为攀登皇位的阶梯。
需要指出的是，武则天谋求皇帝权力确乎费尽心机，但这不是说武则天是一位权力狂。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帝王，有一些是将权力谋求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的追求融合在一起的，或权力的追求掩盖了治国平天下的业绩，或治国平天下的业绩掩盖了权力的追求，或两者相容，互为因果。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很难用数字化的标准来判断，仅仅是畸轻畸重而已。似乎历史学家常常重视帝王们的治国平天下的业绩，而文学家则常常关注帝王权力欲的追求。就武则天而言，她的治国平天下的业绩常被人们忽视，而她在大臣们中间制造的震荡（或者就指认为权力欲的追求），却为人关注。笔者在这里叙述武则天的权力欲追求而未涉及她治国平天下的业绩，是因为那些业绩与本文无涉，只能割爱（前边的秦皇汉武，亦大体类似，兹不赘）。
从明代开始，朱元璋不封禅，但是清代的两位著名皇帝康熙与乾隆却十分关注泰山，频繁地到泰山举行祭祀活动。毫无疑问，也是政治问题。清人入关，无疑是军事上的胜利，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要取得关内与关外的平衡。众所周知，明朝的政治格局十分有趣，朱元璋建都金陵，他坚持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立长子为太子，长子逝世之后，他的几个儿子都觊觎皇位，例如封在开封的，封在北平的，但是，朱元璋仍旧立原太子之子为皇太孙。朱元璋逝世之后，这位皇太孙就是成就不大而名气甚大的建文帝。朱元璋的四子朱棣灭侄子朱允
，建都北平（北京）。到了明代灭亡之际，金陵（南京）又成为政治中心，江浙闽广又一度成为反清的根据地。清人政权两眼盯着江南：江南和顺，清政权稳固。康熙、乾隆多次下江南，原因在此。
康熙、乾隆下江南，山东是必经之地，路经山东，拜祭泰山、拜祭孔子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康熙、乾隆去见江南人物，需要文化包装，就像演员登场之前进行化装一样。朝泰山，拜孔子就是进行文化包装。这种包装的技术，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众所周知，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郑重严肃，而乾隆皇帝拜泰山时，却特开恩科。《清稗类钞·考试类》有一则记载，耐人寻味：
秦小岘侍郎瀛博学工古文，而书法素非所长。始以单人家居，闻高宗东巡泰山，特赴召试之典。过清江浦，偶于市中见抄白破书一本，皆记零星典故，以五钱得之。归而略一披阅，有一条曰：“东方三大者，谓泰山也，东海也，孔林也。”及试，题为《东方三大赋》，首段浑冒三项，以下分点三段。大臣拟取十余卷，上阅之，无当意者，因问大臣曰：“通场试卷竟无一知题义者乎？”大臣对曰：“有一卷分点三大，以书法太劣，摈之。”上曰：“顾其学如何耳，何以书法为哉！”命亟以进，览之称善，御笔加圈点，拔置第一，遂授中书舍人，入值军机处。不数年，授杭嘉湖分巡道，数迁而为总督仓场侍郎。 [5]
小故事，大政治。用山东的文化去招募江苏的文人，来充当治理天下国家的臣工，稳固、强化清王朝的统治权力。一山东，二江苏，三天下，乾隆不仅文采风流，而且聪慧有术，当了 60 年的皇帝，活了 88 岁，虽不无遗憾，但在古代帝王中，确乎令人刮目。
综上所述，泰山封天禅地的祭祀，明显地形成两种态势。一是以舜为代表的“巡守”（司马迁引《管子》亦称“封禅”）；一是以秦始皇为代表的“封禅”（含历代的祭祀，特别是明、清的祭祀）。前者直面天地，研究日月星辰和天气的变化，总结经验和规则，趋利避害；研究山岳河流和动植物，开创养殖文化和种植文化，发展生产，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由于他们的积极活动，人类由小国寡民到中国多民，由中国多民到大国广民，社会不断发展，人类不断进步。后者将天地文化偶像化，离开天地（自然）的现实，将天地文化神学化，利用天地文化的历史惯性，为夺取权力、扩大权力、巩固权力服务。两者相较，天地文化的概念异化了，社会领袖的人格趣味也异化了。在泰山，天地文化已转换成平民百姓的求平安、求长寿、求后世子孙的兴旺发达的个人行为。虽然和社会发展不无联系，但毕竟有大小之别了。
就世界而言，工业革命至今已三四百年，就中国而言，帝制的消失已近百年，并且也进入现代化的轨道。而以政府或领袖人物在泰山停止封天禅地的祭祀已经三百年。但是，天地文化的研究却并未终止。只是，这些研究呈现了极复杂的状况，有的与政治结合，有的与商业利益结合，有的与人类生活结合……结果是人们索取于天地者多，保护爱惜天地者少，天地不堪其负。地球变暖了，地球的沙化严重了，水资源不能应付人们的需求了，大气被污染了，矿物资源日益稀少，动植物种日渐减少，气候变得不正常……如此等等，有识之士不断发出警报，2007 年 5月 15 日《参考消息》上名人撰文预测：
2080 年，全球 11 亿—32 亿人将面临水资源短缺……到 2050 年将有 10 亿人被迫离开家园。
2030 年——大猩猩灭亡；
2040 年——北极融化；
2050 年——西班牙变成沙漠；
2060 年——海洋吞掉 400 多个岛屿。
这是不是耸人听闻？不敢说。可以说的是我们人人都不同程度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存环境在恶化，却是事实。记得少年时代在农村读私塾，有一本《幼学琼林》很令人有兴味：
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
《幼学琼林》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天地与人或者人与天地的关系。但是，对天地人的解释，各有不同，或以人为本，称人本或民本。或以天为本，以为天命不可违。这些表述都不十分完美。《老子》第二十五章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虽然四大并称，但人列其后，中间又加一“亦”字，意义的权衡上似乎畸重前“三大”，于是接下来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排列顺序，内中也含有逻辑意义。不管老子的世界观和社会观有何种局限，这个“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命题却有借鉴的意义，值得认真研讨。
按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设想，当代政治家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是十分正确的。当然，“科学发展观”“和谐”是个理论指南，如何实现天、地、人和谐共生，人类社会和谐、健康、科学地发展与进步，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艰巨而复杂的事要做，但人类必须走下去，做下去。为此必须重新审视和研究天地文化，确认人与天地的关系，人要尊天爱地，人要敬人。人类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要像宇宙洪荒时代的先民那样，直面天地，直面山岳河流，质言之，直面现实，改变大气变化失常，资源日渐枯竭的现状。泰山曾是天地文化的载体，其持续时间之长，为其他任何地方（古人祭祀天地常在山、河、京城、京郊进行）之冠，从远古到清代，数千年绵绵不绝，可以说与中国历史共存。现在，责无旁贷，应该负起历史的责任，重新拾起历史的话题，为社会分忧，为人类的发展造福。当然，像古人那样“柴”“望”天地，封天禅地，是没有必要了，但是，像讨论经济那样，讨论科学发展观的天地文化，讨论和谐发展中人类面临的现状和对策，唤起政治家、军事家、生产者、商人和消费者的广泛而严肃的重视，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名称就叫“泰山论坛”，如何？
[1]司马迁.史记·封禅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尚书·舜典[M].上海：世界书局，1936.
[3]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董诰，等.全唐文（卷 97）[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徐珂.清稗类钞·考试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作者简介]汤贵仁（1934—），男，安徽当涂人，泰山学院中文系教授。
原载于《泰山学院学报》2007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