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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雄峙天东的特殊地理位置，被古代哲学的五行学说奉为“圣山”地位，而泰山地震作为一种自然灾害，经过“天人感应论”的包装，则成为天下安危的晴雨表，由此衍生的稳重文化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并得以传承嬗递，影响至今。
在华夏名山大川中，泰山因其独有的居东方位，与古代政治密切联系在了一起。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们认为只要泰山稳固，天下就平安，从而形成了“泰山安则天下安”的文化理念；而泰山灾异，却被视为不祥之兆，预示着改朝换代或者社会动荡不安，形成了对泰山的畏惧心理。其中，作为泰山最大灾异的地震，历来被封建统治者特别看重，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懈怠。因为在最高封建统治者心目中，泰山地震不仅能导致政坛不稳、险象环生，还会对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古代泰山地震的特殊政治影响力，形成了旧时特有的社会现象，即臣民看着君王的脸色行事，而君王则看着泰山的安危行事，由此可见泰山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泰山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凌驾于齐鲁平原之上。因其基础宽厚而产生稳固感，形体庞大而产生厚重感，大有“镇坤维而不摇”之威仪。所谓“稳如泰山”“重如泰山”，正是其自然特征在人们心理上的真实反映。但泰山真正成为历代统治者眼中的一座“政治山”，则源于先民对太阳、对东方、对大山的原始崇拜。远古时期，由于东夷部落最先开凿了中华文明之源，而后世历代部落首领又均在泰山文化圈内有所活动，所以深受东方民族文化的影响，泰山渐同国家政权发生关系，由一座自然山渐成一邦之镇、一国之尊。
泰山的神圣地位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思想界得到确认，首因应推古老五行学说的诞生及盛行。泰山在五岳中位居东方，为东岳。按五行学说，东，于五行属木，于五色属青，于四季属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这些元素均与生命和生长有关，加之日月经天，自东而始。因此，古人常把东方以及象征东方的泰山视为万物生长之源、起始之地。由于日月又分别代表着阴阳明暗，因此，东方及泰山又成为古人视野中的阴阳交替之所，是起始、交代、更替的象征。泰山又曰“岱宗”，这一名称的由来即源于此。西汉刘向在《五经通义》中对“岱”和“宗”的含义进行了诠释。他认为“泰山，五岳之东岳也，为兖州镇。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报功告成，必于岱宗也，东方万物之始，交代之处。宗，长也，言为群岳之长也”。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卷十亦云：“泰山，……一曰岱宗。岱者，始也；宗者，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在抬升泰山地位的哲学阐释中，战国时期的齐人驺衍等阴阳学家可谓功不可没。他们颠覆了“五行”的原有排列顺序，将代表东方和泰山的“木”推作首位，同时将五行说移植到社会领域，创立了抽去社会本质的“五德终始说”。尽管这一理论属于牵强附会的虚妄之谈，但却得到了争霸诸侯的崇信追捧，以至使其风行天下，成为热门学问，从而进一步推高了泰山的神圣地位。汉代淮南王刘安《上武帝书》中“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的名言，就是这一哲学理念的经典诠释。
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灾害天谴论”政治文化观，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后，广泛渗透于社会政治生活之中，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更加神化了泰山的功能。西汉元光元年（前 134），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诏问时，上疏《天人三策》，其中首策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在肯定君权神授的同时，又以天象示警、异灾谴告鞭策约束帝王的行为，认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汉书·董仲舒传》）。这就使得臣下有机会利用灾祥天变建言君主应法天之德行，实行仁政；君王应受上天约束，不能为所欲为，这在君主专制时期无疑具有制约皇权的恐吓意义，有利于政治制约和平衡。而“天人感应”的最佳结合点，被公认为至高无上的东岳泰山，所以泰山的安危为历代王朝帝王所密切关注，其政治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据《汉书》、《后汉书》记载，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光武帝等几个皇帝，在出现日食、旱灾、蝗灾、洪灾、地震等灾异时，都下罪己诏。后世帝王逢灾荒之年无不祭祀泰山、实行免租减赋、开仓赈灾等措施，均是一定程度上受天人感应论的影响。其中，祭祀泰山是首位的，无形中抬高了泰山的地位。
在这种“天人感应”舆论环境中，汉宣帝于神爵元年（前 61）以诏令的形式，确定了五岳祭祀制度，其诏旨“令祠官以礼为岁事”，“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东岳泰山于博，……皆使侍者持节侍祠。惟泰山与河岁五祠，其余皆一祷而三祠云”（《汉书·郊祀志》）。由此可见泰山政治地位的显赫。王莽新政代汉自立后，于天凤四年（17）在首都长安明堂举行封建诸侯之礼，特命“钦告岱宗”（《汉书·王莽传》）。这一大典仅祭告泰山而略他岳，将泰山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由于泰山处于五岳之首，象征着社稷安危，所以每当泰山地震发生，统治者们多半会坐立不安，内心忐忑，或者为此更弦易辙，改变政治路线图，或者为了维护政局稳定，秘而不宣，瞒而不记。于是，泰山不安而天下不安，逐渐成为一种令统治者恐惧的传统政治文化心理。
这种文化心理的形成，还与泰山地震的不断“警示”密切相关。据今本《竹书纪年》卷上记载，泰山最早的地震，发生在夏帝发七年（约前 1650），“七年陟，泰山震。”就是说，夏帝发死时，泰山发生地震。南梁任昉在《述异记·上》记载：夏帝桀时期（约前 1650—前 1600），“桀时泰山山走石泣。先儒说，桀之将亡，泰山三日泣。”不久，夏朝就被商朝取而代之。后世在总结夏朝倾覆的原因时，往往与稳固江山的象征——泰山联系在一起。又据《战国策》卷十三记载，周赧王三十一年（前 284），泰山周边的嬴（今莱芜西北）、博（今泰山区旧县）之间地裂，并现涌泉。《史记·燕世家》载，同一年，燕国大将乐毅率燕、秦、魏、韩、赵五国之师伐齐，攻破70 余城，齐国几近灭亡。当时，正值齐国阴阳家驺衍在世，五德终始说盛行。在方士们的心目中，抑或“主生”的泰山发生地震，昭示了齐国的灭顶之灾……如此等等，在唯心论者的视野里，泰山地震预警了政局的不稳和社会的不安。
从夏代晚期至清代末年，见诸史册的泰山地震共有 28 次。泰山地震并非每次都有典史记载的重大政治影响，或者产生重大影响而被统治者刻意隐瞒了，但有史可查的仍不乏成例。
例一，震落东平国。泰山地震影响政治兴亡的例子，莫过于西汉晚期的废除东平国。据《汉书·宣元六王传·诸侯王表二》记载，宣帝立东平国（治无盐村，今属东平镇），封其子刘宇为东平王。元帝即位后就国。刘宇死后，其子刘云嗣位。建平三年（前 4），无盐境内瓠山（又称峗山，今名白佛山）之石自行立起。这是由地震引发的山体异变，属于自然现象，但瓠山系泰山余脉，两山间距仅百余里，从而引起深受“灾害天谴论”影响的刘云极度惊惧，慌忙前往立石处致祭，以求国泰民安。不料这一善举却被政敌诬告谋反罪，招致杀身之祸。按汉律，诸侯王是没有资格祭祀泰山及其余脉的，刘云的行为显然触犯了朝廷规制。最后，刘云被逼自杀，东平国遂废，改为东平郡。一个西汉版图中的东平国，就这样被震落了。直到五年后的元始元年二月，汉平帝继位后才平反了刘云冤狱，封刘云之子开明为东平王，但国号已销，不可再圆国王梦，只能屈就郡王。
瓠山地震是一次史书不曾记载的泰山余脉地震，竟然导致了封国被废，国王自杀，由此可见泰山在汉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崇高地位。最高统治者不能容忍诸侯王打破礼制、擅自致祭泰山及其余脉，谁若违反，就会以谋反罪论处。当然，残酷的政治角斗不可能如此简单，但拿擅自祭祀泰山说事、削藩集权、剪除政敌却是名正言顺的。
例二，吓死南燕帝。泰山地震影响政治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南燕皇帝慕容德被泰山周边一次地震吓死。慕容德系慕容垂之弟，南燕开国皇帝。晋太元二十一年（396）八月，北魏拓跋珪率 40 万大军，兵分三路，对后燕的中山（今河北定县）、信都（今河北冀县）、邺城（今河北临漳市）发动猛烈攻势。慕容德虽然取得了邺城保卫战大捷，但信都和中山却被北魏攻陷，国君慕容宝逃跑，后燕政权严重受创。晋隆安二年（398）正月，慕容德从邺城移师至滑台（今河南滑县）代行帝制，史称南燕。晋隆安三年（399）三月，慕容德与前秦对攻之际，不料后院起火，滑台在内奸的策应下被北魏占领，南燕面临着迁都的重大抉择。尚书潘聪力排众议，建议慕容德迁都广固（今山东青州市西北，古青州治所），慕容德采纳了潘聪的建议，放弃滑台，越黄河，定兖州，拔琅琊，占莒城，克广固，成功控制了今山东全境。晋隆安四年（400）八月，慕容德在广固城登基称帝，大赦天下，更名备德，改元建平，尽展治国之才，雄踞齐鲁，窥视周际，图谋发展。晋元兴元年（404）二月，桓楚武悼帝桓玄被刘裕打败，江南大乱。慕容德闻讯，立刻调兵遣将，准备攻取江南，然而磨刀霍霍之际，却被一次泰山周边的突发地震吓病而无奈放弃。
据《十六国春秋》记载，晋元兴元年二月，广固城附近发生了一次地震，属泰山余脉地震。“二月，夜，地震，在栖之鸡皆惊搅飞散”（《南燕录》）。从史籍记载来看，这次地震很轻微，不过让那些正在栖枝的鸡“惊搅飞散”而已。然而，慕容德却非常紧张，联想到当时盛行的“灾害天谴论”和上年四月境内爆发的王始起事，“泰山贼王始聚众数万，自称太平皇帝，署置公卿”（《资治通鉴》），慕容德不能不把这次地震看作是上天对他的谴告。于是，地震使慕容德“疾动经旬，几于不振”（《南燕录》）。直到三月份，有人用偏方拿白酒内服外揉，慕容德才缓过劲来。因此，慕容德不得不放弃进兵江南的绝好战机。到了九月，慕容德的病情有所好转。然而，恰恰在这个非常关键的特殊时间，广固城再次发生地震。这次地震，明显要比上次强烈，导致“百僚惊恐”（《资治通鉴》），“百寮惊越”（《南燕录》）。对此，《青州大事年表》对此次地震亦有相同记载。慕容德是一个极其敏感的皇帝，震后又闻河水泛浑，就吓得魂不附体，说不出话来，当天晚上就死了，享年 70 岁。在现有的文献记载中，慕容德是唯一被泰山周边地震吓死的皇帝。
例三，惊破易储梦。泰山地震吓阻阴谋易储的典型事例，莫过于明成化年间的太子固位。明孝宗朱祐樘的母亲纪氏是广西纪姓土司的女儿，进宫后先被选送内书堂学习，然后被派充内藏看护皇家典籍。一个偶然的机会，纪氏被明宪宗朱见深临幸，就此怀孕。当时后宫众妃中得享专宠的是年长宪宗 19 岁的万贵妃，她恃宠而骄，一手遮天，将所有妃嫔视为仇雠，唯恐别人争宠。《明史·万贵妃传》载：万妃“机警，善迎帝意，遂谗废皇后吴氏，六宫希得进御”。“成化二年正月生皇第一子，帝大喜，遣中史祀诸山川，遂封贵妃。皇子未期薨，妃亦自是不复娠矣”。受此打击后，万贵妃益发专横跋扈，心狠手辣。万妃察知纪氏身怀有孕，便丧心病狂地命人给她强服堕胎药，结果派去的人同情纪氏的遭遇，心怀恻隐，象征性地让她吃了一点，未能堕胎。在善心宫女和太监的掩护照料下，纪氏有幸平安生下了皇子，并小心翼翼、东躲西藏地养到了五岁。然而，“孝宗之生，顶存许无发，或曰药所中也”（《明史·万贵妃传》）。这位侥幸存活的皇子，就是后来的明孝宗朱祐樘。
朱祐樘五岁这年，明宪宗朱见深终于知道了这个秘密，于第二年将这个独子册立为太子，其母也被封为淑妃。不久，纪淑妃被万贵妃所害，“暴病”身亡。《明史·万贵妃传》载：“纪淑妃之死，实妃为之。”周太后担心万贵妃对孙子再下毒手，遂将朱祐樘时刻带在身边，照料抚养，严防不测，并叮嘱太子远离蛇蝎心肠的万贵妃。万贵妃明白，将来太子继位后，自己绝对没有好下场，一心想置太子于死地，但苦于无从下手，遂改变策略，放松专宠控制，允许明宪宗临幸后宫其他妃嫔，此后皇子渐多。于是万妃就天天在宪宗面前说太子的坏话，劝其改立兴王为太子，同时指使“皆假贡献，苛敛民财，倾竭府库，以结贵妃欢”（《明史·万贵妃传》）的佞臣钱能、覃勤、汪直、梁芳、韦兴等人从旁鼓噪。明宪宗对万贵妃一向俯首贴耳，言听计从，又见宠臣众口一词，便萌生易储之意，并开始着手准备。然而，当明宪宗召来性情耿直、任事恭谨的太监怀恩拟旨时，却遭到了坚决抵制。《明史·怀恩传》载：“宪宗末，惑万贵妃言，欲易太子，恩固争。”竟致以头碰地，誓死不从。宪宗一怒之下罢去怀恩的司礼监掌印一职，贬往凤阳守灵，并继续谋划废立太子。东宫之位岌岌可危。
就在这时，泰山地区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据《山东省地震史料汇编》等史料记载，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二、三月间，泰安州及莱芜等县屡屡发生强烈地震，“震声如雷，泰山动摇”。到四月戊午，“礼部奏：‘近两广、山东、陕西、京畿地俱震。而泰山为五岳之宗，一二月间摇动者四，灾尤异常。宜特降香币，命巡抚山东都御史诣泰山祭告，以祈神贶，安人心。’制可。”
古人相信天人感应。泰山作为五岳独尊的国之镇山，其平安灾异历来被视为国家治乱兴亡的晴雨表。按照五行说，五岳对应五方，泰山在东方，主生，属木，为青，属震位，故太子之宫称“东宫”或“青宫”，且有“帝出乎震”之说。泰山主东宫太子之位，是历代王朝就有的共识。明宪宗得知泰山地震的消息后，惊骇不已，恐慌万分，立即召人占卜，“占者谓应在东宫”（《明史·万贵妃传》）。明宪宗闻听此言，意识到易储乃逆天行事，遂放弃更换太子的行动，下令不准再议废立太子之事，同时派遣官员祭告泰山，表示悔意。泰山地震不仅惊破了万贵妃等人的易储梦，而且也使朱祐樘的太子之位得以稳固。当然，云谲波诡的宫廷斗争内幕复杂，但泰山地震促使明宪宗收手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不是这次泰山地震，明廷势必重新拼图，引发政坛动荡不可避免。
成化二十三年（1487），明宪宗朱见深病死，太子朱祐樘顺理成章继承大统，是为明孝宗，次年更换“弘治”年号。抑或对泰山怀有感恩之心，明孝宗对泰山格外关注，曾数次遣官致祭泰山，并大兴土木，修缮东岳庙和碧霞元君庙。弘治八年（1495），诏修碧霞灵应宫，历时两年，耗银 7000 余两；弘治十二年（1499），又发内帑银 8000 余两，修葺东岳庙。明孝宗还有《御制告文》：“维弘治十六年岁次癸亥正月朔初一日己巳，皇帝遣御马监苗逵，致祭于碧霞元君曰：懿德含宠，仁慈广霈，佑苍生于寿域，鼓群品以沾依。兹因眇躬，偶爽调摄，敬祈神力，永保康宁。特以香帛，用伸告祭，益彰灵应，福佑家邦。谨告。”明孝宗因身体欠佳不能成行，派太监苗逵致祭碧霞元君，将自身的健康和国家的福祉寄托于泰山女神的保佑，其尊崇之情殷殷可鉴。
例四，康熙瞒震情。为稳固政局被皇家刻意隐瞒震情的典型例子，莫过于清康熙年间的郯城地震。康熙六年（1667）七月，年仅 13 岁的康熙在北京紫禁城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后，紧接着就派内秘书院学士刘芳躅致祭泰山神，祝文曰：“惟神天门神秀，日观昭灵，德沛青阳，育成品物。朕躬亲政务，祗荷神庥，特遣专官，用申殷荐。惟神鉴焉。”（《岱览·首编·祝文》）足见康熙帝对泰山的推崇备至。然而令这位帝王料想不到的是，亲政后的第二年六月十七日，泰山南部的郯城发生了旷古未有的 8 级大地震，波及泰山，震感强烈。康熙《郯城县志》载：“戌时地震，有声自西北来，一时楼房树木皆前俯后仰，从顶至地者连二三次，遂一颤即倾，城楼堞口、府舍民房并村落寺观，一时俱倒如平地……人立地上，如覆圆石，辗转摇晃，不能站立，势似即陷，移时方定。阖邑震塌房屋约数十万间……”然而，记载康熙一朝史事的《圣祖实录》却对郯城地震未做笔录，仅记载了震后的赈灾及减免税赋等事项。由于《清史稿》的主撰者皆为清朝遗老赵尔巽等人，所以对这次大震也讳莫如深，避而不谈。相对于强度略低的康熙十八年京师大地震，相关史料却大书特书，记载翔实。官方似乎在有意回避郯城地震。
史家分析认为，正是因为郯城距泰山太近，震波殃及泰山，皇家深恐搅动人心，加重不稳的政局，才缄口不语、默而不宣的。不仅如此，就连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的泰山岱庙，在《重修东岳庙记》碑中也不予记载，将其倾圮的原因统统归咎于明季战乱。在整个事件中，官方还抹掉了康熙六年的那次整修。这就更加印证了史家们的推断。很明显，郯城大地震对于还未完全站稳脚跟的清王朝，对于亲政仅仅一年的少年皇帝而言，绝对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所以讳言郯城地震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另一方面，这也充分说明了康熙对泰山的重视以及泰山灾异对政治的重大影响，以致康熙在位 61 年间，曾三次亲祭泰山，六次遣官代祭。其中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他携“三孽既定，台湾归化”之丰功伟绩，以胜利者的姿态登泰山、祀东岳，履行一个“真命天子”“功成告天”“为民祈福”的宏愿，在祝文中称颂泰山神“惟神屹峙东方，育成庶类。天齐巨震，功开万物之先；日观崇标，尊为百灵之府”（《岱览·首编·祝文》）。为了证实清王朝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康熙还派人实地考查泰山与长白山的延伸关系，并亲撰《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又称《泰山龙脉论》）刊布天下。康熙对泰山的崇拜和倚重，由此可窥一斑。
泰山地震的政治影响，进一步加深铸牢了人们对泰山的敬畏观念，从而衍生牵强附会的“泰山祥异论”。这一论调，在古代思想界颇有市场，很容易被人们认可，得以广泛传播。始修于明代嘉靖年间的《泰山志》卷之四《祥异》，收录了史籍中不少关于泰山祥异附会人事变迁的案例。其中关于泰山地震影响政治生活的记载尤为翔实，旨在强化泰山安危对政治兴衰的决定作用，为泰山稳重观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泰山志·祥异》起篇即开宗明义地说：“《传》曰：‘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又曰：‘和气致祥，乖气致异。’天人交感之际，治忽安危之所由也，不可谨乎？而况泰山宗岳，发育万品，而气化攸先，其为祥异，每关乎天下国家，尤当致谨，而可以无志乎？夫祥异者，天也；乖和者，人也。必先责之人，而后求端于天。是故察乖和以鉴几微、以图治安者，必先于兹山焉可也。”
在泰山地震影响政治方面，《祥异》举例说：“汉昭帝元凤三年（前 84）春正月，泰山大石起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十八尺，三石为足，立处有白鸟数千集其旁。……符节令眭弘以为石阴类下民象，当有庶人为天子者。坐妖言伏诛。其后，宣帝起于民间。”泰山大石起立，系由地震引发，属于自然现象，但在“符节令”的眼里，却是“石阴类于民象”，预示着“有庶人为天子者”。虽然妄言者被诛杀，但“宣帝起于民间”的事实，却验证了预言者的正确。
《祥异》又举例说：“晋武帝泰始四年（268）七月，泰山崩坠三里。京房《易传》曰：‘自上下者为崩。泰山之石巅而下，厥应圣王受命、人君虏。’是后怀、愍二帝俱辱虏庭，沦胥于北，元帝中兴于南。此其应也。”晋怀帝司马炽和愍帝司马邺“俱辱虏庭，沦胥于北”，源于西晋王朝立国之后分封诸王，依靠士族，骄奢淫逸，滥赏滥杀，导致“八王之乱”，激起流民起义，少数民族造反，一些异族贵族乘机反晋，与“泰山之石巅而下”没有因果关系，但史家却将二者生硬地捏合在了一起。
上述记述在今人看来不免滑稽可笑，但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却极具说服力和震撼力，逐渐形成一种企盼泰山平安的朝野共识。所以，每遇泰山地震，官方定要遣官致祭，几乎成为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必修课；即便泰山不震，皇家也要定期祭祀，以求泰山永固，江山安在。而普通百姓的朝山进香，多为寻求神佑，祈祷平安，于是泰山神庙香火不灭，信众延绵不绝。旧时，朝野共同膜拜泰山的文化心理是一致的，就是借泰山的稳和重，诉求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平安。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即便泰山有震，也不会被撼动，被损毁，只有依托泰山，才是最安全、最吉祥的。所以，泰山文化的核心理念，可用“稳重”二字予以概括。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泰山地震的政治影响早已荡然无存，但由此衍生的稳重文化理念，却传承下来，依然左右着民众心理趋向，成为泰山文化的核心内容，并不断得以扩充丰富，弘扬彰示。
其一，“国泰民安”的美好寄托。泰山“雄重盘礴”（金代诗人元好问语）的山姿，自古以来就是稳定安宁的象征。《易经》在《履》卦之后第 11 卦为《泰》卦，“履而泰，然后安”。泰，乾下坤上。卦辞曰：“泰：小往大来，吉亨。”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易经》第 12 卦《否》，和《泰》卦相反，象征闭塞、阻隔，不是人间正道，所以有成语“否极泰来”。民国学者易君左进一步解释说：“盖‘泰’之一字，除训为‘大’外，尚训‘安’也”。人们很自然地将泰山与国家、社会的安定联系在一起。前述汉代淮南王刘安的“天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之说，意为国家的安稳，宛若泰山被结物的大绳所固定一样牢不可移。从此泰山成为体现“国泰民安”民族价值观的最佳载体。泰山南麓金代以降所置军、州、府、县，均循此意而命名为“泰安”，泰山极顶也由此得名“太平”。大观峰上“与国咸宁”“与国同安”“斯山之固，国家柱石”以及丈人峰上的“国泰民安”等题刻，均系人们寄托美好心理的真实写照，切中了泰山文化的这一要义。
这一文化心理还广泛深入地影响到民间百姓，如家居建筑时有条件的人家一定要讨一块泰山石奠基，有讲究的门户要在要冲处安放“泰山石敢当”，奇石收藏者必定有泰山石镇馆，等等，均系泰山稳重文化的心理使然。“国泰民安”的文化观，不仅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而且也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成为朝野共同的祈愿和诉求。
其二，“重于泰山”的价值取向。由于泰山崛起鲁中，通地拔天，给人以浑厚、稳重的视觉感受，在古人“君子比德”的思维中，泰山顺理成章地成为某种高尚人格的象征。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就振聋发聩地提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报任少卿书》）这一譬喻以及司马迁的重大历史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人生价值的衡量标准，激励着一代代优秀华夏儿女为富民强国而奋斗不止。1944 年 9 月 8 日，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引申此义，称：“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赋予“重于泰山”以时代精神。1996 年11 月9 日，媒体公开发表江泽民同志 10 年前撰写的《责任重于泰山》一文，将“重于泰山”之义进一步拓展，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公民尽职尽责、报效国家的主流价值取向。如今，各行各业已将“责任重于泰山”奉为操守准则，自觉履行义务，勇于担当责任。
其三，“平安文化”的深入人心。泰山作为华东地区的第一高山，最早的文化定义，就是“平安”二字。远古时期，黄河下游经常洪水泛滥，先民借助泰山之高以避难求生。在原始人类的心目中，泰山是安身立命、种族延续和平安度日的重要保障，形成了依赖泰山的文化心理。泰山的护佑，使生活在泰山周边的人们很自然地产生了安全感和敬畏感，又有泰山地处东方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古人的朦胧意识中，泰山就是日出的地方，为自然万物的生存发展带来了光明和热能，而这些又是人们须臾不可离的生存条件，所以产生泰山崇拜不可避免。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符——日、火、山彩绘，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中的山形特别硕大显眼，由此可见大山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昭示着平安对于人类生存的决定性意义。先民的图腾信仰，为泰山的神灵化奠定了广泛的心理基础。无论泰山神的化身是东岳大帝，抑或万能女神碧霞元君，还是民间推崇的泰山石敢当，其核心价值均是平安文化。无论远古部落领袖柴望泰山、封建帝王封禅泰山，还是皇家遣官祭祀泰山，其主要政治目的，都是乞求国泰民安。因此说，“平安”二字，是泰山文化的精髓。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社会的进步，所有披着神秘面纱的泰山祭神仪式均退出了历史舞台，唯一传承至今的泰山文化，就是稳重文化的核心——平安文化。每年数百万人的泰山游客，无不将祈求平安作为首要目的。“登泰山，保平安”的口号之所以叫响，就是泰山平安文化深入人心所致。
概言之，作为自然形成的泰山，从远古社会开始，就登上了广受人们崇拜的首选地位。进入文明社会后，泰山被古老的哲学观包装成了圣山，又被宗教披上了神山的外衣，还被历代皇帝封“王”称“帝”。主要愿景，就是企盼泰山稳固不震，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现代文明揭去了泰山的神秘面纱，还原了泰山的真面目，只剩下了泰山文化的核心“稳重”和精髓“平安”，并将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因为这一价值观，符合人们的共同心愿，代表了人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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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学法（1950—），男，山东肥城人，泰安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山东作家协会会员。
原载于《泰山学院学报》2015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