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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自唐宋开始即已成为北方漕运“贡道”的要冲。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皆过境东平，将其纳入南北水运大动脉的怀抱，其生态环境、生产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均发生巨大变化，打上了深刻的运河文化印记。具体表现为：交通运输、商业贸易、旅游服务业兴旺发达；运河城镇码头的市井生活繁华奢靡；元杂剧唱响北方；信息丰富，传播快捷；首次进入马可·波罗等西方人的视野之中。
东平古文化特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先秦时期，东夷文化西渐、华夏文化东进，以及齐文化、鲁文化都在这里交汇，呈现兼收并蓄、多元包容的特点；秦汉至唐宋，在强势政治地位影响下，精英辈出，今文经学、文学艺术独领风骚；元明清时期，东平文化深受京杭大运河影响，钤上了运河文化印记。
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皆过境东平，把东平纳入南北水运大动脉怀抱，使东平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生产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均发生巨大变化。借助运河之利，东平的商品经济从自然经济母体中孕育成长。其运河印迹具体表现为：交通运输、商业贸易、旅游服务业兴旺发达；运河城镇码头的市井生活繁华奢靡；元杂剧唱响北方；信息丰富，传播快捷；首次进入马可·波罗等西方人的视野之中。这些都构成东平运河文化的主体内容，而其整体文化面貌、文化形态则明显表现出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和进取性等特点。运河通，东平兴；运河废，东平退。失去运河航运，东平便回到了“十年九不收；收一收，吃九秋”的小农经济老路，可见京杭运河对于东平发展的生死攸关，颇值得今人深思戒鉴。
东平在隋炀帝大运河开通之后、元朝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前，早已纳入国家漕运系统，是宋代北方四大漕运的“贡道”之一。因为古济水的南支从今河南原阳、开封、兰考进入山东定陶，注入钜野泽，再由济宁北折进入梁山、东平，进而由东平的大、小清河与北济水（今黄河鱼山以下）汇合，东流入海。这条水路，在武则天时开通为“湛渠”，“以通曹、兖赋租”。五代后周时，周世宗重新疏浚，在开封附近用汴水作为补给水源，河宽五丈，称“五丈河”。宋代更是倾力浚治。宋太祖开宝六年（973）诏改“五丈河”为“广济河”，成为东京汴梁通向曹、济、郓、青等东部地区的漕运要道。
东平自秦朝就置有须昌县（今老湖镇埠子村以西的湖水之中）。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开始在今郓城县设置郓州，辖须昌县。隋炀帝大业元年（605），改郓州为东平郡；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再改为郓州，治所未变。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因郓城卑湿，郓州治所迁至须昌县城，自此至北宋真宗咸平年间，虽建制名称有所变更，但治所始终都在须昌县城（须昌县在后唐时因避李国昌讳，改称须城县）。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旧《志》云：“（东平）州自昔为望郡，金尤为重镇，以至于元，并专制一路，城郭规制，甲于东藩。明朝为水陆之冲，号称繁庶。” [1] 须城自宋代就处于济水运道的要冲，是“北通燕赵、南控江淮”的水路咽喉，也是开封的东北门户，因而这里一向风物繁华，商贾云集，名流荟萃。李商隐曾任郓州参军，李白写有《送梁四归东平》诗，高适住东平时有《东平路中大水》诗，韩愈有《郓州貉堂诗序》，柳宗元写了《贺东平表》。
然而，光绪版《东平州志》载：至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黄河决郓州，东南注巨野，入淮泗，城中积水坏庐舍……州守姚铉旨移建州城于汶阳之高原，即今城也”。从此，东平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迁移到今州城镇（当时仍称须城），而曾经的郓州治所须昌城则淹没于东平湖水之下，遗迹难觅。民国《东平县志》称：须昌“沦没陂泽中，旧址无存。埠子头东岳庙，其东关也。西南陂中有石刻‘南门’二大字，为南门遗址。遗址今淤水中”。州城在元明清时期，已发展为京杭大运河上的一粒璀璨明珠。
《新元史·河渠志》载：“元之运河，自通州至京师为通惠河，自通州至直沽为白河，自临清至直沽为御河，自东昌须城县至临清为会通河，自三汊口达会通河为扬州运河，自镇江至常州吕城堰为镇江运河，南逾江淮，北至京师，为振古所无云。”可见在元代京杭运河线上，东平须城（今州城）是北连“会通河”南接“扬州运河”的枢纽地段。
济宁以北至东平的这段运河属于会通河的南段，别称济州河，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开挖，经开河、袁口向西北，到梁山县安民山，长 150 里。此时，漕运由江淮入泗，到达安民山后，出大清河，由利津入海，再由海路转运至大都。后因海口沙壅，路转艰难，遂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又开挖了会通河，自安民山接济州河，向西北经张秋、聊城至临清，长 250 里。南北运河最终贯通，既保证了南粮北运和京都物资的供给，也给东平带来了经济繁荣。安（民）山地处两河交接处，为漕运中转总汇，其码头文化盛极一时。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河于河南原武决口，洪水漫入安山湖，元代所挖济州河大部淤平，停运 20 年之久。永乐九年（1411）六月，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奏请疏浚济州河，明廷命工部尚书宋礼主持疏浚工程。宋礼主要采取三大举措：一是废弃自袁口（今梁山县韩岗镇）以北至梁山一带的元代运河故道，东移 20 余里（一说50 里）另挖新河，即从袁口向北经东平大安山、戴庙，至十里堡与北段运河衔接，长 90 余里。二是设昭阳、马场、南旺、安山四大“水柜”，为运河汛期蓄水，旱时补水。三是在汶河下游修筑戴村坝，遏汶水至南旺，给运河补水。
宋礼疏浚济州河，于当年六月“仅二十旬而功成”。然而，会通河重新开通后，新问题立刻凸显，即南旺（今汶上县南旺镇）以北河段，因补水困难，经常处于浅水状态，重载漕船难以航行。这主要是因为南旺的地势，高于南方的沽头（今江苏沛县城西）116 尺，高于其北方的临清 90 尺，故而有运河“水脊”之称。此前，元代对这段运河的补水办法，是在宁阳县筑堽城坝，引汶水经洸河，至济宁入运河。而进入济宁的补水却难以穿越南旺“水脊”向北流淌。为解决这一难题，宋礼广求乡贤，采纳汶上白英老人
的治运良策，决定堵塞堽城坝，另在东平的汶河上新建戴村坝，遏汶水入小汶河至南旺，利用南旺的“水脊”地势，通过南旺分水枢纽，使来水南北分流，形成所谓“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态势，这便有效地解决了补水北流的难题。
南旺分水枢纽系统工程，主要由戴村坝、小汶河、“水柜”、分水“石鲅”、节制闸五部分构成 [2] ，各部分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具有引水、蓄水、防洪、泄洪、控水等多重功能。这一分水枢纽，非常符合现代科学“系统论”中关于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的原理。康熙皇帝曾赞叹：“朕屡次南巡，经过汶上县分水口，观遏汶分流处，深服白英相度开复之妙。”而这一系统工程的首要构件便是戴村坝，它是运河航运的生命之门。假如没有戴村坝的遏汶入运，南旺枢纽的其他功能就难以发挥，因此，戴村坝的地位和作用是无可取代的。另一方面，若单从戴村坝工程本身的科技含量以及在运河废弃后它对后世仍发挥的巨大作用来看，戴村坝被誉为“北方都江堰”，也是实至名归。
戴村坝位于今东平县城东南 20 里汶河左岸的戴村附近。戴村坝所在的龙山之阳，其汶河河床高于南旺，在此筑坝拦汶，可使汶水自然南流至南旺。当年八月，宋礼、白英在这里最初建成的是长“五里十三步”（约 423 米）的土坝。土坝北边的坎河（今汇河）口，则预留缺口，需要时，用刮沙板聚沙为堰截水南流；大汛时则作泄洪道使用。
据清人张伯行《居济一得》卷三《戴村坝议》载，“戴村坝在坎河口石坝之南，五里土坝是也”。土坝之所以长五里多，是因为它“不像现在的戴村坝那样横卧在河道上，而是斜卧在汶河上，坝体顺水流方向成锐角（35°）。这自然是白英对戴村坝设计思想的精巧不凡之处，只是坝体长度大大增加了” [3] 。
戴村坝的现存状态，是后来经过多次改建、完善的结果。明朝天顺五年、弘治十七年都曾修筑坝体，并植柳。万历元年（1573），侍郎万恭在坎河口垒石滩；十七年（1589），总理河道潘季驯拆石滩，改筑石坝。清雍正四年（1726）重修，统建漫水石坝三段，自南至北分别称为滚水、乱石、玲珑三坝，通长 126 丈 8 尺，高出旧坝 1尺。雍正九年，将滚水、乱石二坝削低与旧坝高度相平，拆除了玲珑一坝，改建为矶心垛 56 座、水门 55 孔，设闸板以备蓄泄。后冲毁 27 洞，遂在闸板的后面填实，筑土堤，名曰春秋坝。乾隆十四年（1749），将玲珑坝两头各留 5 丈，中间落低 7寸。道光二年（1822），在坝体北端筑三合土溢洪坝。光绪五年（1879），四坝重修、加固，在南北端各筑坝头一座，新铺设的坝面条石用铁闩铁锔钩连，以油灰锤炼勾缝；把旧坝的面石，镶嵌铁扣锁链。光绪三十年（1904），漕运大臣窦子桂修复被冲毁的石坝，并在原土坝（俗称太皇堤）的迎水坡铺设片石，后人称为“窦公堤”。民国八年（1919），略事修补。民国二十二年，整修加固了遭损坏的坝体，加宽玲珑、乱石两坝。
今之戴村坝的总长为 2119.5 米，分为 5 段，自南至北依次为：南引堤 450 米，戴村石坝 437.5 米，窦公堤 900 米，灰土坝 262 米，北引堤 70 米。其中，主体戴村坝是溢流坝，自南而北分别为：滚水坝长 71.6 米，乱石坝 152.1 米，玲珑坝 149.4米。坝头现存石刻水兽一对，做工精细，栩栩如生。完整保存有碑刻七块，其中光绪六年（1880）、民国二十二年（1933）重修戴村坝碑，记载尤详。民国碑刻，其碑阴载有总监修孔令瑢所撰“工程纪实”。“文革”前这里还曾有龙神庙、白公庙、将军庙等。
宋礼、白英初建了戴村坝，后世无论怎样新建、改建、加固、整修，都不过是对原坝的优化和完善，以使拦汶、溢洪、引水更趋合理，而其原河线和坝址并没有本质性改变，这就充分说明戴村坝的选址和建设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概而言之，戴村坝本身所体现的科学价值，主要有：
其一，科学的设计理念。白英发现南旺“水脊”是运河的制高点，要解决元代堽城坝引汶至济宁后无法使之北流的难题，必须选择南旺“水脊”作为分水处；而要把汶水引到这一制高点上，又必须选择比它地势更高的汶水河段建坝拦水，才能使之自然流淌。在当时条件下，白英能够测出相距 70 里的南旺、戴村之间有 14米的高差，这需要有丰富的地理知识。而堵塞堽城坝、疏通小汶河作为引水渠，既缩短了距离，节省了民力，又能借其“一溜十八弯”的河势，增加蓄水量，减小对运河的冲击力。后来的坝体由主石坝、太皇堤、泄洪道三者相互配合，有效解决了“持续供水”和“坝体安全”之间的矛盾。戴村坝、小汶河、南旺分水工程三者有机组合，又构成了更大层次的系统工程。如此层层相联、环环相扣，使之发挥最大整体功能的设计理念，完全符合现代科学的系统论思想。
其二，巧妙的建筑构造。为实现“水盛则漫入清河，以疏其溢；水落则尽挟入南”的设想，工程采取了使三段坝体的高程相互错落的办法，即南端滚水坝最低，北端玲珑坝次之，中间乱石坝最高。若洪峰到来，三坝同时漫水高度超过两米时，则“窦公堤”护卫下的最北端坎河口泄洪道开始泄洪，既保证了稳定供水，又增强了御洪能力。坝体自下而上由两合土、木桩、巨石分层叠压，坝体的立面呈弧形，弓背面向迎水，预应力十足。主石坝下方，再建缓冲栏，以减轻溢洪冲蚀下方的坝体。坝体高度的设定，兼顾了上游流沙的沉淀问题，能保证沉沙 5 米厚度，以利固坝，减轻沙剥。
其三，精湛的施工工艺。底部用松柏作木桩，每根都要编号并钤盖施工负责人的红印，桩间填筑三合土；桩顶铺多层黄裱纸，使木桩均匀受力；纸上覆压石条，顶层巨石条之间，用亚腰形的铁榫锔合，用杨藤水三合土灌缝。又在主石坝的南北，各建巨型坝台，使弓形的石坝两端插入台中，起到了弓形桥墩那样的受力效果，使坝身更加坚实牢固。而位于主石坝与坎河口泄洪道之间的窦公堤（太皇堤），则采取跟主石坝相反的弓形，亦即使凹面迎水，以舒缓来水，减轻对主石坝的直接冲击。这种严密的施工流程和精湛的施工工艺，令人叹为观止。民国初年，到过此地的美国水利专家方维赞叹说：“此种工程当值十四五世纪工程学的胚胎时代，必视为绝大事业。彼古人之综其事、主其谋而遂如许完善之结果，令我后人见之，焉得不敬而且崇耶！” [4]
更为可贵的是，当清末民初京杭运河停运以后，戴村坝作为南旺分水枢纽的“遏汶济运”功能虽然丧失了，但它造福于东平人民的功能，却丝毫没有减弱。它在拦沙缓洪、控制水势、固定河槽、蓄水灌溉、城市给水、水产养殖、旅游观光、生态环境优化等若干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它是古人留给东平民众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值得珍视，已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而东平民众对她的热爱和崇敬也近于神化。每年的元宵节、二月二龙抬头等传统节日，方圆几十里的群众都来戴村坝献贡祭祀，燃香放炮，祈求风调雨顺；家里每有喜事或遇灾遭难，也常来放鞭炮，丢零钱，祈求吉利平安。毫无疑问，东平民众对大坝这种纯朴真挚的感情，完全是缘于大坝所带给他们的无穷无尽的福祉。可见作为京杭大运河必备附属设施的戴村坝，其对东平文化的影响，已融汇于精神层面。
中国大多数传统中心城市的形成，有一个不同于西方近代城市兴起的鲜明特征，那就是它们首先以行政功能为依托，然后才逐渐发展为经济、文化中心。只有一部分中小城镇的发展路径与之相反，而码头城镇就是典型。因为有水有航运，必有码头；有码头，则必先有运输和商贸，随之服务业、旅游业、市井娱乐业大行其道，最后出现行政管理，于是码头文化便应运而生。从这一角度看，码头文化既属于传统的智者型文化，也具有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城市文化的某些色彩。码头文化一般都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和进取性的特点，其鲜明标志就是商业性、市井性、行政次生性。不过，由于东平处于浓郁的水浒文化环境之中，又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浸润，其码头文化也渗入了农耕时代小富即安、急功近利的文化积弊，从而使东平的码头文化具备了自己的特色。
尽管东平古老的须昌城和随后被取而代之的须城（今州城）早在唐宋时代就是济水“贡道”的要冲，然而，它跟元明清时期因大运河而兴起的码头城镇——安山镇相比，在性质和面貌上迥然不同。
安山镇位于今州城西面东平湖的南滨，是明永乐初年运河改道后依托安山闸而兴起的古镇，在清光绪年间官方正式设镇，现为大安山村，隶于东平县商老庄乡管辖。因元代运河不走大安山，故而当时这里仅是渔船停泊和鲜鱼交易的集市。但明代新挖运河改经大安山后，特别是随着明成化十八年（1482）安山大闸的建立，这里便迅速发展为帆樯林立、商旅穿梭、店铺密布的繁华码头市镇。到了清代，清政府在安山镇设文武衙门管理，所设东平分州衙门，为正八品，代表州官管理以安山为中心的“西五保”政务、漕运与湖闸事宜。所设厘金局（俗称关卡），收取河道货物过境税。还在这里派驻兵马，担负屯田、护漕、保粮等任务。
从商旅运输业来看，安山镇是漕运枢纽，明代江淮一带的漕粮，每年约有 400万担经安山闸运往京都。据载，在漕运旺季，安山运河的帆船往往首尾相连，绵延数十里，蔚为壮观。后人将这种“商旅云集，店铺遍布，河道上下，白天舳舻蔽水，帆樯林立，夜晚桅灯高悬，渔火满天，繁华景象盛极一时”的状况，概括为“会河帆影”，为古东平八大景之一。
过境安山的漕运物资，虽以官方漕粮为大宗，但这并不排斥商品的多样化和巨量交易，其主要原因有二 [5] ：一是政府允许漕运船卒在运送漕粮时从事私货贩运，即在规定限额内可以捎带私货在各地码头自由贩卖，以作船丁的经济补偿。这是沿袭了宋太祖“舟人水工有少贩鬻，但不妨公，一切不问” [6] 的传统做法。起初，明政府准许的夹私货额“不得过十石”，后来增至 60 石。清代不断扩大，先后由 100 石、126 石、150 石，增加到 180 石。甚至南返空船可以私载 500 石，其中，政府免税 60—84 石不等。除去官方允许的私货限额之外，实际上运粮军丁还与官员勾结，采取各种非法手段扩大私载数量，如通过改装船身，可以使装载量增加一倍，军丁“置买私货，于沿途发卖，以致稽迟”，“军船多载私物，但遇市镇，湾泊买卖，延住日久，民船亦被淹留”。这种官粮漕船的私货夹带做法，一方面减轻了官方的运费负担，调动了漕运军丁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则极大地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刺激了商品经济的活跃。由于官粮漕船夹带的私货，比民船货物有价格优势，而且这些官船私货又不可能远离运河航线，只能在运河沿岸的市镇、码头作趸买、趸卖，相当于一级批发商。于是，各地商人往往首选运河的城镇、码头作为货源地，这极大地带动了码头商贸的繁荣。二是民间贸易的覆盖面更为广阔。如果说官船私货主要限于南北之间的纵向商品交换的话，那么民间商人的商品贸易，则是纵横交织，其覆盖区域更为广泛。他们既来运河沿岸的市镇、码头购置南来北往的货物，然后将其贩运到东西方更远的地方，相当于二级批发商。同时他们又把所在地区的各种商品运至码头，批发出去，又成了一级批发商。这种大规模搞批发的“富商巨贾操重资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 [7] 。除此之外，安山镇内的零售商户、店铺，更是随处可见。
安山镇的三里长街，有1000 多户居民和商户。运河南岸有300 多农户、船户、渔户，北岸 700 户多为作坊、商铺、行会、饭店等。有一处规模较大的山西会馆，陕商、晋商、济南商人、章丘的手工业者都纷纷在此经营，设有盐店、当铺、钱庄、粮行等数十家。在回族聚居的回族街建有清真寺，回族主要从事餐饮业和屠宰业。清道光、咸丰年间，这里有多达 18 家粮行，经营寿张集、郓城以北的高粱、大豆，汶上、东平一带的小麦，最多时每天成交一二十万斤。还有一个颇具特色的“粮船市”，即每到漕运来临的春秋两季，商会便提前向数十里内的集镇张贴广告，组织各地商户准备粮食交易，有时还要伴唱大戏。每次“粮船市”开始，粮食交易量巨大，一度成为北方粮食市场价格的晴雨表。他们有四大货栈，可代客户买卖各种货物及其储存，并联系漕船发运。其发往南方的货物主要是干枣、棉花、干鱼、干虾和当地盛产的优质中药材如香附子、栝楼、芡实、枣仁、菟丝子、车前子等；而南方来的卸船商品主要是糖、江米、茶叶、甘蔗、竹器、丝绸、麻线、夏布和南方中药材。
从服务业来看，由于运输与商贸活跃，人流密集，其饭店、茶肆、旅馆业等生意兴隆。官宦差吏、文人墨客、富商巨贾、游客市民等常在这些场所，畅饮以“济水伏流”酿制而成的“梁山义酒”，啜食别具风味的“东平糊粥”，品尝蛋蛤蟆、东平湖麻鸭、毛蟹、团鱼、鲤鱼、糟鱼等地方名吃。郑板桥品尝东平糟鱼后赋诗赞曰：“做官山东十一年，不知湖上鲫鱼鲜。今朝尝得君家味，一包糟鱼胜万钱。”安山镇内有著名的“五行八作”。“五行”指车行、船行、秤行、斗行、牙行，都属于服务业；“八作”指粉坊、面坊、油坊、麯坊、宰坊、纸坊、香坊、豆腐坊，虽属手工业作坊，但也兼有饮食和信息服务业的功能。各行业都有行会、行规，要承担官差派遣的义务和镇上的杂费。
从市井娱乐业来看，安山镇的大戏短剧、曲艺弹唱、歌舞杂耍、纤声硪号、渔鼓叶牌、四音高跷等等文艺活动，可谓随时可听、随处可见、随人可赏、随心所欲，呈现出一派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市井文化气象。
从东平一带水浒文化的产生路径来看，一般是先有民间的水浒说唱，继有水浒题材的元杂剧，最后才有小说《水浒传》的诞生，三者的传承关系清晰可辨。东平不但是水浒戏的创作中心，也是演出中心，至少自元代开始，“东平的戏曲演唱活动，一定很繁盛”。元初杜仁杰的套曲《庄家不识勾栏》，记述了一个庄稼人进城观看“勾栏”（舞台）中的杂剧演出。从作者使用的方言俗语、对城市生活的稔熟，以及剧目与高文秀《黑旋风敷衍刘耍和》的相似性来看，这个演出地点实指东平。元曲作家夏庭芝的《青楼集》中，还记载了一位女演员叫聂檀香，其“姿色妩媚，歌韵清圆，东平严侯甚爱之”，她是活跃在东平杂剧舞台上的一位名角。 [8] 东平的演出舞台，一开始主要集中在须城，至明清时，安山码头更为活跃，它把北剧中心北京和南剧中心杭州，通过运河航线串联在一起，其文化地位不容小觑。
东平“瞎腔”，是河南坠子沿运河北传的结果，已经以河南坠子的总名义被列入了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曲艺以坠子弦为伴奏乐器，唱腔委婉，吐字清晰，故事情节连贯，在东平民间流行广泛。另外，肇始于唐代的东平“端鼓腔”，脱胎于扬州“香火调”，是微山湖端鼓腔的嫡传，已被列入了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四音戏”则是东平的四弦戏，由曹州北传而来，在四弦胡琴伴奏下，演员背鼓，边打、边唱、边舞，动感十足，深受欢迎，已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另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平“硪号子”，是在修筑戴村坝和运河大堤的过程中由劳工创造的打夯号子，它在“嗨唷，嗨哟”的不同节奏中，自由添加念词，念词内容包括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等，这既适应合力打夯的劳动需要，又能消解劳动者的疲劳，增加知识。东平渔鼓原称“道情”，是道教宣讲经卷时唱诵的一种道曲，南宋时用渔鼓和简板作伴奏；元明以来，随着丘处机全真教龙门派的兴盛，“道情”广泛传播；清朝中叶它开始被民间改造为一种板腔体说书曲艺，现已被列入泰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叶子牌”是东平的一种古老而独特的纸牌游戏，它应是唐代“叶子戏”的遗传，只是在传承过程中发生了某些变异而已。它既像麻将，又掺入了扑克的“花”“千”等，它最为别致的是，牌内一至九“万”上的图案全是水浒人物故事，并且在打牌过程中必须伴随着说唱进行，例如其唱词“打了个一还是一，一‘万’燕青了不起，保着宋江闯东京，泰山打擂数第一”，轻松活泼，饶有意趣。
京杭大运河所培育的东平商旅业和市井娱乐业盛况，还可以透过外国旅行者马可·波罗等人的描述，得到进一步体现。1936 年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
第一三四章，如此描绘了“新州马头”
：
骑行此三日毕，抵一贵城名称新州马头（Cin-guymatu），颇富丽，工商茂盛。居民是偶像教徒，为大汗臣民，使用纸币。有一河流，彼等因获大利，兹请言其故。
此河来自南方，流至此新州马头城，城民析此河流为二，半东流，半西流，使其一注蛮子之地，一注契丹之地。此城船舶之众，未闻未见者，绝不信其有之，此种船舶运载货物往契丹蛮子之地，运载之多，竟至不可思议，及其归也，载货而来，由是此二河流来往货物之众可以惊人。 [9]
尽管学术界对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存有很大争议
，但由于其游记的成书是在元代初期，而且所记内容多属事实，因此它至少可以证明，在元代时，西方人已对中国有相当的了解，这对于中西文化交流意义非凡。欧洲人通过《马可波罗行纪》，当然也把东平的“新州马头”纳入了视野，东平从此开始为欧洲人所知。
到了明代，经过东平州穿行大运河的外国旅行者，人次更多。据黄仁宇《明代的漕运》一书所载，当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两次经运河北上；日本使团进北京都要走完运河的全程。在清代，彼得·冯·霍姆率领的荷兰使团，以及稍后的法国使团，都曾长期在运河上逗留。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写下了旅行日志和札记，有些记载，对于后人可从中了解运河城镇的社会细微风貌，从另一侧面了解当时东平一带市井生活的多样性、繁杂性。
概而言之，汪汪的湖水，繁忙的运河，一度给东平社会带来近 600 年兴盛，形成了带有一定商品经济色彩的东平文化。然而，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本身，并不能必然把东平带入近代化的商品经济社会，因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与商品经济是根本对立的。在专制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的发展空间极为有限，一旦商品经济的发展危及到皇权永固，它便遭到扼杀；而且既有的商品经济成分，也只有屈服于自然经济的母体才能存在下去。因此，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论，“决定这一系列问题的，并不是自然环境，而是国家，是思想观念” [10] 。上述东平古文化中有关商品经济的论说，也是仅限于这一大前提之下而言的。
[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5.1553.
[2][3 ]尤宝良，邓红.东平湖与黄河文化[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
[4]张志熙，刘靖宇，等.东平县志[M].天成印刷局铅印本，民国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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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兴彬（1962—），男，山东泰安人，泰山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载于《泰山学院学报》2016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