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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金元时期，泰山面貌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即由“神圣祭坛”逐渐转换为“文化空间”。具体体现在封禅大典神圣性减弱，文学艺术创作空前繁荣，学术研究发轫启始及儒学新思想在泰山崛起。故这一时期，堪称为泰山“文化山”的形成期。
当历史发展至唐宋金元时期，泰山文化面貌发生了一次巨大变革，即由原先国家祭祀与宗教信仰中的“神圣祭坛”，逐渐转换为审美、论道的“文化空间”（此处之“文化”取其狭义，特指文学艺术与思想学术）。从“神圣山”到“文化山”，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封禅大典神圣性减弱，文学艺术创作空前繁荣，学术研究发轫启始及儒学新思想在泰山崛起。下分别作一论述。
秦皇、汉武开创的泰山封禅大典，至唐宋仍高潮迭起，先后有唐高宗、唐玄宗与宋真宗三帝接踵东封。这三次封禅规模之大，场面之盛，皆超秦逾汉。如唐乾封元年（666）高宗封禅，“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
[1]
。开元十三年（725）玄宗封禅朝觐盛典，“文武百僚，二王后，孔子后，诸方朝集使，岳牧举贤良及儒生、文士上赋颂者，戎狄夷蛮羌胡朝献之国，突厥颉利发，契丹、奚等王，大食、谢
、五天十姓，昆仑、日本、新罗、靺鞨之侍子及使，内臣之番，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十姓摩阿史那兴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贤王，日南、西竺、凿齿、雕题、牂牁、乌浒之酋长，咸在位”
[2]
。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封禅，亦是“梯航万国，冠带诸酋，四远云来”（宋·王旦《封祀坛颂》）。——“石闾闪烁迎阳洞，玉简光华封禅台”（宋·查道《登岱》），三大盛典，似将封禅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但唐宋煌煌盛典的背后，却能观测到一些不同于前代的讯息。首先是封禅的神圣性与合法性受到广泛质疑。三国吴末帝孙皓封禅国山（今江苏宜兴境），不久即国破身虏。后人讥称：“此朝君臣，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禅，皆是主好名于上，臣阿旨于下也。” [3] 西晋袁准在《正论》中首发“疑古”之论，谓“封禅之言，唯《周官》有三大封之文，齐桓公欲封禅，闻管仲言而止，焚燎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诸侯之所为也，是以学者疑焉”。 [4] 南北朝时，南梁大臣许懋上书谏阻梁武帝封禅之议，先认定封禅为“纬书之曲说，妄亦甚矣”，进而以为“若圣主，不须封禅；若凡主，不应封禅” [5] 。由此开启了对封禅典礼的抨击。隋代大儒王通更认为“封禅之费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汉之侈心乎”！ [6] 唐代反封禅最力者为柳宗元，其于《贞符》中批判“符命”之说，质疑封禅：“汉用大度，克怀于有氓，登能庸贤，濯痍煦寒，以瘳以熙，兹其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类号休，用夸诬于无知之氓。增以驺虞神鼎，胁驱纵臾，俾东之泰山石闾，作大号，谓之封禅。皆《尚书》所无有。” [7] 宋范祖禹《唐鉴》论云：“终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禅为非。” [8] 近人章士钊复大力表彰之。其《柳文指要》上《体要之部》卷一《雅诗歌曲·贞符》论云：“有唐一代，以封禅为非者，止于柳子厚一人，而同时鼓吹封禅者，又恰是韩退之。此一比较，何等矜重？宜于大书深刻。” [9]
虽然魏晋以下，奏请封禅声浪始终不绝，但均遭帝王拒绝，即与此质疑之论有关。唐太宗虽久怀封禅之梦，思想上却受到许懋、王通等人的影响。当贞观初群臣上书请封时，唐太宗作了如下表示：“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阙封禅之礼，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亦何异桀、纣？昔秦始皇为暴虐之主，汉文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无假封禅。且《礼》云：扫地而祭，以表至诚，何必远登高山，封三尺土也！” [10] 唐太宗最后诏停封禅，虽有政治、军事上的因素，但也与他这一理念不无密切关联。足见封禅大典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唐初便已遭受严峻挑战。
其次是“符瑞”神话的败露，导致世人对封禅神圣感的破灭。武则天为宣示其代唐的顺天应人，大肆宣扬符瑞，如诡称《秘录》言中岳神与武后同姓，天祚岳姓，必将封祀 [11] ，定于嵩山举行封禅。随着武周的覆亡，种种符瑞真相被揭露，封禅之仪的神秘光环遂为之消减。唐玄宗虽“有意于神仙”（鸳鸯碑开元七年题记），但其惩于武后符瑞祸国，于封禅中一反前君虚妄之举，先出示前代秘而不宣的玉牒文书，以示“此行皆为苍生祈福，更无密请”。告成后所撰书《纪泰山铭》中，饱蘸浓墨对秦汉封禅予以诟病：“方士虚诞，儒书龌龊，佚后求仙，诬神检玉”，认为荒唐之举致“秦灾风雨，汉污编录”。铭末提出“道在观政，名非从欲”，正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一宣示“充分反映了唐玄宗在开元盛世时的雄心壮志和务实施政的特点，是思想文化由神本向人本、由天命向民本演进的徽记” [12] 。概言之，泰山封禅的主旨，至此由原始宗教的神本位，演变为“道在观政”的政本位。这一变化，无疑使封禅所具的神秘性与神圣性大为减弱。
宋初在“澶渊之盟”阴影下的真宗封禅，又一反唐玄宗之所为，极力假托天书，渲染符瑞，宣称其“陟介丘，禅社首”，乃“奉符而行事”（宋·杨亿《天贶殿碑》），欲借“图箓”与“殊祯”（宋真宗《登泰山谢天书纪二圣功德铭》），增强泰山的神秘性与其封禅的合理性。但宋真宗此一“天书封禅运动”，不但未能使泰山神圣性为之增强，却直接导致封禅之仪被世人唾弃——在宋真宗当世，大臣孙奭便谏言直揭天书虚妄：“天何言哉！岂有书也！” [13] 真宗之后，不断有非封禅之论出现。如叶适直言：“封禅最无据。……至秦始封禅，而汉武因之，皆用方士之说，虚引黄帝而推于神仙变诈，是以淫祀渎天也。” [14] 胡寅则把封禅与汉代谶纬之妄相联系：“世无达理大儒稽古正言以祛群惑，遂使有天下者于无事时肆其侈心，千乘万骑，巡狩费侈，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秘祝以祈不死，取笑当代，贻讥后来。” [15] 后代史臣更讥刺真宗：“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16] 由于天书运动的破产，致使自秦开启这一国家大典，至宋终于走向末路。
诚如唐人诗中所颂：“天齐标巨镇，日观启崇祠”，“建岳诚为长，升功谅在兹。”（唐·李义府《在巂州遥叙封禅》）泰山“政治山”神圣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以封禅大典为依托的。然“翠华行不归，石坛满苍苔”（元·元好问《登泰山》），随着封禅神秘化的减弱，特别是当大典成为绝响之后，泰山便不再被仰视为帝王与上天对话的圣坛。虽然其山作为五岳首山继续享有国家致祭，但在王朝祀典的地位无形中大为滑落。此一状况，在消融了泰山神光之同时，也带来世人观念的转变，泰山逐渐由神圣祭坛转化为“悦神”与“畅神”的对象，进而激发起相关的文艺创作与学术思考。《文心雕龙》论山水诗兴起时云“庄老告退，山水方滋”，若将此语改作“封禅渐替，山水方滋”，则差可比拟这一时期泰山文化之演进。
泰山题材的文学创作，自先秦业已问世。但与此时泰山作为“政治山”“宗教山”的主体地位相对应，唐代之前的泰山文学，几乎都以崇山祀岳的面目出现。——先以诗（包括词、赋与铭）为例，最初出现的泰山诗作，与“昉于虞书”“见诸周制”（清·高怡《泰山道里记序》）的山岳祀典紧紧相连。《诗经》“泰山岩岩，鲁邦所詹”这一最早专咏泰山的诗句，出自鲁国宗庙诗《鲁颂·
宫》之中，既是对鲁之首“望”的礼赞，兼寓对“鲁侯之功”的颂扬，浸染着浓郁的宗法政治色彩。汉魏六朝泰山之诗，如“幽岑延万鬼，神房集百灵”（西晋·陆机《泰山吟》）、“登封瘗崇坛，降神藏肃然”（南朝宋·谢灵运《泰山吟》）等，少山水形态的描摹而多神坛鬼府的刻画。这一状况，至唐方有巨大改变。以杜甫《望岳》为标志，泰山文学的主题由崇山祀岳一转为范水模山。杜诗中展露的“才华和胸襟，令后世咏泰山之人望尘莫及”，“一览众山小”成为咏岱第一名句！在今人统计的“唐诗排行榜”中，《望岳》位列第五十三，已进唐诗中最脍炙人口的名篇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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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杜甫同擅胜场的咏岱之作，还有李白的《游泰山六首》、李德裕的《泰山石》、韩偓的《晓日》等。其中李白“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堪与杜句并列的岱咏双璧。
宋人吟咏泰山的大家与名篇有石介《泰山》、梅圣俞《登泰山日观峰》、苏轼《和子由韩太祝送游泰山》《送杨杰》、苏辙《岳下》等。除了艺术续有创新，题材上也有新的开拓，怀古咏史诗开始大量出现（内容以凭吊封禅居多）。辛弃疾之“泰岳倚空碧，汶水卷云寒”，又将岱咏拓展至词中。金元之际泰山诗创作涌现一个新高峰，泰山金末遭“贞祐之兵”，“其宫卫，其辇辂，其祠宇，自经劫火之后，百不存一” [18] 。严实入据东平后，致力于礼乐文化的重建，“四方之士，闻风而至，故东平一时人才多于他镇” [19] 。泰山附近成为大动乱漩涡中的一块“王道乐土” [20] 。文坛巨公如元好问、王若虚、杜仁杰、商挺、阎复、徐琰、王磐、李谦等竞赴东原，作岱宗之游，其盛况确如今人所论：“良好的政治气候，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多方面艺术擅长的文人队伍，由此形成浓厚的审美气氛。君臣唱和，师生酬答，挥毫泼墨，弹琴吟诗，不啻于汉、魏时期的梁园邺下。” [21] 泰山文学之繁荣，不仅金元盛时不能比拟，即较之唐宋两代亦足抗衡。其中元好问的《登泰山》《清平乐·泰山上作》、杜仁杰的《天门铭》《太平顶》，郝经的《泰山赋》《太平顶上读秦碑》等篇，达到了李杜（咏岱）而后的最高水平。今知第一部泰山诗歌专书《泰山雅咏》，即成书于这一时期。
除去诗坛辉煌之外，山水游记创作也呈异彩。提起泰山游记，人们首先想起的应是东汉马第伯《封禅仪记》。其不仅是泰山的首篇记游文字，同时也被视为“游山记开山之祖” [22] 。然如王立群先生所言：“马第伯的《封禅仪记》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具有文体意义的山水游记；它只是汉代封禅大典的真实记录。从马《记》的写作目的、行文重点——对泰山封禅全过程的详细记述中都可以看出来。” [23] 严格来说，马第伯《封禅仪记》应列入《仪注》或《起居注》一类（故汉应劭将之采入《汉官仪》）。真正以行踪为序，准确、形象地再现泰山山水风貌的作品，应以北宋赵鼎臣《游山录》为始。
《游山录》历代泰山文献中均无著录，仅见于赵鼎臣《竹隐畸士集》，故少为人所论及。此篇融摹写山水、追述往史、考辨地理、记录民俗于一炉，时有文情并茂的动人之笔。如写岱顶观日景象：“复至日观峰上。山间莽苍，晓色未分，俄有赤光发于极望之东，道人曰：‘未也，是阳辉之先至者尔。’须臾，霞采四出，炫晃腾射，众皆注目视之。少顷，金规一缕，隐起于青冥杳霭之间，道人呼曰：‘日将旦矣。’既而大明赫然涌出云端，恍如车轮，万里直上，光耀所烛，东极沧海，波涛动摇，远接天际。是时，山下荫翳，尚未辨色。道人以手加额曰：‘贫道居山七八年，昨宵之月色与今旦之日光，天宇清明，洞徹太虚，殆未曾有也。’”这段日出的景象描写，较之马第伯笔下“鸡一鸣时，见日始欲出，长三尺所”更为绘影传神，也胜于时人邵博《闻见后录》中的传闻之辞，实为最早关于泰山日出的写实性描述。有评者称此篇“精于组织，善于描述，传达出泰山瑰丽雄奇的景致风光，使人情为所牵，如身临其境，艺术感染力十分强烈。世人熟知姚鼐的《登泰山记》为写泰山之景的名篇，而不知前此的赵鼎臣《游山录》亦为写泰山之景的佳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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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誉非虚。《游山录》还详细记述没字碑、玉女殿诸遗迹及香会、山轿等民俗，皆具存史价值。金元之际泰山文学的再度炽盛，也体现在游记创作上，出现了元好问《东游略记》、杜仁杰《东平张宣慰登泰山记》等名篇，尤以后者为杰出。杜《记》写元初宣慰使张德辉登岱所历，其中对雨中望岳、岱顶观日诸景象的描摹，千姿百态，瑰丽雄奇：“登日观峰，六合蹇开，肃然无纤滓。待蒸黍时，东方
，乍离乍合，移晷，日露其半，恍然如入无量金色界中。凡行在者，莫不惊诧。”这一奇笔“把日出一刹那之景，与观日出者惊奇之情融为一体，真乃物与神会，景与情通，达到景情交融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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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者于记文之末，复畅论人之“纯诚”可格于天，借山之异景讴歌张德辉促成元廷推行汉法、变夷为夏之伟业，融入了对历史的反思、现实的关切和时代的诉求。照观明清时期，虽然泰山游记数量激增，记述更加深入细致，风格亦呈多样化，但总体而言，除了明人张岱与清人赵国麟二家艺术上有所创新与突破外（张略山景而重记山俗，赵国麟借对话打破游记的时空局限，皆属变格），他作皆未能超宋越元，别出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宋元游记创作不仅具开山之功，也是这一领域的高峰。
在小说创作上，此一时期也有较大发展。泰山题材小说始于魏晋。晋人《搜神记》中《胡毋班》《蒋济亡儿》皆以泰山神祇与东岳阴府为背景，但情节较为简单，人物形象不够丰满。至唐代，泰山题材志怪类作品开始大量出现，除了《冥报录》中之《泰山四郎》、《集异记》中之《泰山三郎》等述泰山神府故事，《河东记》中之《李敏求》《柳澥》等篇演泰山阴司场景外，人神恋情与世情公案等题材开始出现，如《集异记》之《白衣花仙》与《宫山僧》《裴铏传奇》之《封陟》等即是。这些篇目大都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发展至宋，出现泰山小说中优秀之作《盈盈传》。此篇见于北宋嘉祐年间的王山《笔奁录》中，作者自述薄游东山时，遇歌妓吴女盈盈，其年十四，善歌舞，喜辞翰，遂与相恋。后“予”辞归，盈盈垂泣悲啼，寝梦红裳美人执书告曰：“玉女命汝掌奏牍。”其夕竟卒。后五年，“予”登岱岳，至绝顶玉女池。是夕梦游日观，与盈盈重会。小说用第一人称写就，时以诗词连缀，幽婉奇幻，意挚情真。小说史家论其篇“笔致婉转，辞藻丰艳，很像唐人传奇” [26] 。泰山玉女在此小说中出场：“中有一女子，年可二十四五，玉冠黄帔，衣绛绡曳地。长眸眣容，多发而不妆。” [27] 其所司掌，乃普天下为情所困之痴儿怨女，这是古代文学作品中首次出现的爱情女神形象。入元以后，开始有较多泰山题材的白话小说出现，如话本中的《杨温拦路虎传》、《红白蜘蛛传》（即后世之《郑节使立功神臂弓》），都是以东岳庙会为背景而铺演故事。
这一时期的泰山小说成就，仅从影响后世的几个事例便可见一斑：《大唐新语》、《独异志》所述玄奘“摩顶松”故事，是《西游记》题材小说的嚆矢；《杨温拦路虎传》摹写的岳庙打擂场景，开《水浒传》有关回目的先声。而《盈盈传》不仅“对元明时期《娇红记》、《剪灯新话》一类传奇小说当有影响” [28] ，更直接启发《红楼梦》“太虚幻境”与“警幻仙姑”的塑造 [29] 。此后众多的小说名篇，无论文言还是白话，较多将故事场景置于泰山（如明代《金瓶梅》、清代《醒世姻缘传》、《绿野仙踪》等等），似都与此期小说创作的巨大影响不能分开。
在艺术领域，此期绘画、书法创作都充分开展，而戏曲领域成就则达到最高。
先举绘画。汉魏以降流传的泰山图画，多为《五岳真形图》一类图箓，难称之为绘画艺术。今传南朝陆探微《五岳图》，摹写山光，点缀人物。但此图真伪美术史家素存疑意，创作时代尚难定。真正意义泰山绘画，实开启自李唐一朝。
“俨若翠华举，登封图乍开”（唐·马戴《府试观开元皇帝东封图》），唐宋帝君的泰山封祀，促成了封禅图的创作。唐玄宗封禅被画工竞摹粉本，吴道子、程伯仪等各有《东封图》之作。最著名者当推众家合绘《金桥图》。据唐郑綮《开元传信记》云：“上封泰山回，车驾次上党。……遂诏吴道玄（子）、韦无忝、陈闳，令同制《金桥图》。……图成，时为三绝焉。”元和间相国裴度尝命工绘《开元东封图》，奏上内廷，科举中曾以图为闱试之题。宋真宗封禅也有图绘传世，史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三司使丁谓、翰林学士李宗谔等上《泰山登封》、《社首山降禅》、《朝觐图》三，《祥瑞图》百五十二。昭宣使刘承珪又上《天书仪仗图》” [30] 。画家董逌描述其图：“龙旌千节，豹尾万纛，天清地夷，日开月辟，诸福毕应，形势呈露，羽卫威仪。” [31] 钜丽壮阔的场景跃然纸上。后世《康熙南巡图》（第三卷绘告祀泰山场景）、《乾隆南巡图》的绘制，均可视为唐宋《封禅图》的余绪。
山水画是泰山绘画中的主体。今知最早之作品（南朝陆探微图存疑不计）为唐人王维的《泰岱秦松图》。同时李思训也画有一幅《泰山图》，明人称其画笔“超出寻常万万”。五代关仝、宋赵伯驹亦各有《泰山图》。“山樵平生多墨妙，此图妙绝天下无。”（清·方文《岱宗密雪图歌》）——“元四家”之一王蒙所绘《岱宗密雪图》，则成为泰山画苑中最负盛名之作。
同时肇兴的还有泰山壁画创作。唐李隐《大唐奇事》记有泰山人廉广“于壁上画鬼兵百馀”之故事，说明唐时壁画在泰山已多绘制。北宋苏辙《游泰山四首·岳下》诗中写岱麓所见：“登封尚坛壝，古观写旗队。戈矛认毫末，舒卷分向背。”言泰山古庙中有“旗队”“戈矛”之画，这应即是后世“泰山神启跸回銮图”的雏形。今传岱庙壁画虽绘于清乾隆间，但许多美术史家认为，其图部分保留了宋画的风格，犹可想见唐宋丹青的余韵。
此期在石窟造像、雕塑等方面，也多精工妙品。如灵岩寺四十尊宋塑罗汉像，被近人梁启超誉为“海内第一名塑”，其工艺为后世叹为观止。
再举书法。此前出现泰山秦篆刻石与北朝经石峪，均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崇高地位。而此期泰山书法又有新的发展，不仅续有唐玄宗《纪泰山铭》、李邕《灵岩寺碑》等名作问世，而且还推出了一位主盟书坛的大家党怀英。党氏尤善篆书，《金史·赵沨传》称其“小篆李阳冰以来鲜有及者”。金人赵秉文在《题竹溪黄山书》中论称：“竹溪先生篆第一，八分次之，正书又次之，皆为本朝（金）第一。”又云：“怀英篆籀入神，李阳冰之后一人而已。”清叶昌炽《语石》更誉称：“党碑分书第一，篆书次之。其所书苍苍茫茫，一洗万古凡马空。”评价之高几无复加。现泰山上存有所书“玉泉”、《十方灵岩寺记》、《谷山寺记》、《天封寺碑》等石刻，其成就实为金代书法第一人。本土大家的出现，标志着泰山书法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此前南朝书家羊欣祖籍泰山，但早南渡，未在泰山活动，故不计入）。
三举音乐。泰山早自汉魏，便已土风（民间乐曲）盛行，所谓“《东武》、《泰山》皆齐之土风，弦歌讴吟之曲也” [32] 。尤以《梁父吟》最为著名。汉末诸葛亮幼曾从父泰山任所，后因此而“好为《梁父吟》”。《高山流水》《广陵散》等著名琴曲，也与泰山颇有渊源。《唐会要》卷三二载：唐封禅时，玄宗“自定声度，……因定封禅郊庙词曲及舞”，后诏以“东封太山日所定雅乐”为《大唐乐》。促进了泰山音乐的繁盛。僖宗时东岳道士梅复元尤善《广陵散》，门人陈康士、陈拙得其真传，皆成著名琴家。梅复元为唯一被写入中国音乐史的泰山人物 [33] 。另外梅氏以道士而工于乐，可推知此时泰山道教音乐也应盛行。这在宋赵鼎臣《游山录》中可觅得确证：时有岱顶道人张景岩“倚风歌道家曲数阕，飘飘有出世间意”。延至明清，泰山道乐遂蔚为大观，并有《玉音仙范》等乐谱传世，成为泰山文化中的异珍。
最后举戏曲。泰山戏曲演艺活动，始于东岳庙会中的祀神演出。目前所知最早的史料，见于宋代宋元丰间立《东岳永安香经纸经文醮会社建之记》，云：“及清明日，社众开启，鼓乐闻作，□东西三庙，沿路□圣帝及□殿呈戏献□。” [34] 金元之际戏曲作家、散坊散乐、路歧艺人多趋地于东平，不仅促成元杂剧的大繁荣 [35] ，也为泰山戏曲注入活力，引发一个“泰山戏”创作的热潮。如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以泰安神庙进香为场景，无名氏《刘千病打独角牛》以东岳庙会打擂台为场景，郑廷玉《看钱奴买冤家债主》、张国宾《相国寺公孙合汗衫》皆以东岳庙礼神祈福为主线；无名氏《小张屠焚儿救母》以东岳庙舍身风俗为背景；无名氏《朱砂担滴水浮沤记》以东岳庙命案展开故事。流行于南方的南戏也开始出现此类剧目，《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小孙屠》便演泰山府君降甘露救民还阳故事。上述剧作无不展现鲜明的泰山特色——各路泰山神祇纷纷现身舞台，《看钱奴》中外与正末分别饰演东岳神与增福神，《小张屠》中外末饰炳灵公，《朱沙担》中正末饰东岳庙太尉。《看钱奴》与《独角牛》还对岳庙庙貌与庙会盛景作了生动描述。泰山杂剧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高文秀《双献功》与康进之《李逵负荆》并称“水浒戏”中之“双璧”；《看钱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讽刺性喜剧”，“与莫里哀的著名喜剧《悭吝人》相比毫不逊色，所以早在 17、18 世纪就有法译、英译本流行西欧” [36] ，被戏曲史家王季思先生列为“中国十大古典喜剧”之一。总体而观，这一时期的泰山题材戏曲创作，无论在剧目数量还是艺术水准，都后无来者——明清时期此类题材剧作锐减，虽有《狗咬吕洞宾》（演泰山名儒石介故事）、《封禅书》（演司马相如献书奏请封禅故事）等一二力作，但整体水平上却无法与元杂剧相抗衡。
关于泰山的学术研究，可追溯至先秦之《山经》与《管子》。汉代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与班固《汉书·祭祀志》中皆有较多关于泰山封禅的内容，但其记述重点皆在典制不在山体。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涉及了泰山山水、庙祀、风俗等内容，但稍零碎而乏系统。如清徐宗干《泰山道里记序》中论《水经注》云：“昔郦中尉（道元）甄叙诸山，类喜刻画峦情，标领隽致，而独略于岱，不过述马第伯、郭缘生之说而已。”真正对泰山历史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启始于北宋一朝，而其研究重心，则在泰山石刻领域。
宋代为金石学之确立期。王国维先生尝称：“金石之学，创自宋代，不及百年，已达完成之域。……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 [37] 在此背景下泰山石刻也成为学术热点。欧阳修、刘跂、赵明诚等人或训诂字音，或辨证字形，或诠释史实，或品评书法，互作启发，胜义迭出。
对秦泰山刻石首作考论者，为欧阳修之《集古录跋尾》，其通过与峄山刻石的对勘，认定泰山刻石为当时所传唯一可信的秦刻。刘跂二度登岱访碑，亲加墨拓，遂得秦篆之真实面貌，并据墨本撰成《秦篆谱》，使“久幽沉晦之迹，今遂历然”。赵明诚《金石录》、徐度《却扫篇》、张淏《云谷杂记》等皆采用刘跂的考订。与刘跂同时的董逌，对此也有新的研论，其《广川书跋》认为泰山秦刻之立，与始皇封禅无关，“（石刻）不书封禅事，立石书诏，非缘封禅发之，疑《史记》自误”。刘、董二家将实地考察与文献互证，已开“二重证据法”之先声。对岱刻进行全面著录的，当推北宋末之赵明诚。明诚于政和间多次来泰山访查石刻，《金石录》著录泰山石刻，较之前贤不独数量倍增（凡著录岱刻 28 种，54 目，并对其中 11 目系以跋尾），且考据更加精审。所录《晋泰山君改高楼碑》、《唐登封纪号文碑》、《唐造泰山御碑记》、《唐修封禅坛记》、《泰山石阙题名》等，皆为独得之秘。跋尾校订字义，考证碑文，品评书艺，称述掌故，如跋《秦泰山刻石》，充分采纳刘跂校勘成果，进而揭出秦篆“皆足以正史氏之误，然则斯碑之可贵者，岂特玩其字画而已哉！”睿见真知，时溢于楮墨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金石家中有多位出自东平——如元祐时吕大临《考古图》所列当时古物收藏之家凡四十，东平之藏家居其二（荣启道与王禹玉）。前述之刘跂、董逌亦皆为东平人，东原俨为宋金石学的中心之一。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或基于以下两点：其一，泰山石刻丰富，吸引四方学人前来搜求研摹，如《广川书跋》记“宋莒公（知郓州宋庠）惜其（泰山秦篆）残剥，摹石于东平郡，凡四十七字；江邻几治奉符，患四方求者日至，厌于供命，又刻其字于县廨”。从秦篆一刊再刊，可见文士搜访之切、求索之繁，这一热潮定然促进本土人士对金石的重视。其二，宋东平发展成京东路一处重要的都会，景祐年间郓州通判王曾兴建学宫，“买田聚书，所成就士为多，而（郓）学以盛” [38] 。著名学者宋庠、富弼、张方平、滕元发、李格非等都曾至东平任职，无不“宠厉士学”。其中宋庠更是酷好古刻之士，其“镇东平日，遣工就泰山摹得墨本，以庆历戊子岁（1048）别刻新石，亲作后序。” [39] 各方名公巨儒群聚东原，使学子频得风气之先，遂泰山地区在北宋之末，一举成为石刻之学的重镇。
宋代之后泰山研论续有开展。元代出现首部以“泰安”命名的方志，即《永乐大典》所著录的《泰安志》。对泰山的系统研究，至明清达到极盛，出现专著逾百种。较著名者有明人汪子卿《泰山志》、袁
《泰山蒐玉》、查志隆《岱史》、宋焘《泰山纪事》等，清人孔贞瑄《泰山纪胜》、林杭学《泰山辑瑞集》、朱孝纯《泰山图志》、聂鈫《泰山道里记》、宋思仁《泰山述记》、唐仲冕《岱览》、金棨《泰山志》、孙星衍《泰山石刻记》等。至民国时王价藩父子辑《泰山丛书》，共收录宋代至民国岱著凡 45 种。泰山研究发凡自宋金石学，故这一时期实可视为泰山之学的发轫期。
北宋时期，在泰山还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中国思想史与教育史进程的事件，这便是泰山学派的崛起。
北宋景祐年间，晋中名儒孙复应泰山学者石介之邀至泰山讲学，先在岱庙柏林地建信道堂，后又北徙于岱麓凌汉峰下，其学馆名泰山书院。在此前后，石介亦在故里徂徕山下筑室，“以《易》教授鲁人” [40] ，称徂徕书院。四方学子群聚于两大师门，泰山、徂徕书院声名鹊起。
泰山书院产生的文化背景，学术界已作了较多的探讨。这里只拟补充一点，即泰山士人姜
讲学对书院的影响。据金姜孝仪《姜氏云亭房题名记》：“广川清远县令讳
，徙居太平镇（今宁阳磁窑镇东太平村），以五经教授，邹鲁间名士多从之。景德二年（1005）举明诗学，再登上第。”这位姜鋐出身泰山巨族，他于宋初社会初定之际，便讲学授徒，以振兴儒术为己任。姜氏讲学于泰山附近，旨在儒学复兴，从这两点上都可将其视为泰山书院的先声。而泰山书院中的重要人物——石介弟子兼侄婿姜潜，又是姜鋐之子，从姻亲关系上也不难看出两者间的传承之迹。
孙复、石介以泰山、徂徕为基地，广施教泽，力倡儒家道统，批判佛道二教；贬斥时文，倡导古文。同时广泛联络学术观点相同的士人，如范仲淹、王曾、李迪、范纯仁、文彦博、朱长文等，遥相呼应，以通声气。“以泰山书院的形成为标志，终于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派” [41] ，此即后世所称之“泰山学派”。
——泰山学派宗旨之一，为抨击时文，反对佛老。这一思想首先在泰山地区产生，可能与宋封泰山事件的刺激相关。宋真宗夸饰天书，崇仙奉神，导致神仙道术复盛；杨亿等人积极参与封岱，撰碑颂圣，阿旨逢君（如《天贶殿碑》即出杨亿之手）。石介对道教与“西昆”的反感可能因此而诱发。石氏反对天书封禅的思想，在为真宗朝名臣孙奭所作《释疑》文中有所披露：“公（孙奭）通明经术，……当祥符间，上书十不可，请停西祀。在河阳，飞疏乞斩朱能，焚天书。真宗方崇大老教，迎礼方士，公屡言神仙非实，请以秦始皇、汉武帝为戒。对今上（仁宗）说《论语》，至‘天何言哉’，直引先朝佞辈（指王钦若等）作妖言、造奇字，谓之‘天书’，云：‘天不能言，岂有书哉？’公之道如是。” [42] 此段文字，既是对孙奭的表彰，也是石介自身政见的表露。相同论述还见于《辨惑》一文中。石介晚年所作有《禁祠庙》一篇（已佚），亦为此一思想之体现。又石介《宋颂》述真宗朝事，绝口不及封禅，正可见其立场。胡适先生曾敏锐地发现真宗封禅与新儒学思潮兴起的内在联系：“我个人认为（宋真宗天书封禅）实在是中古期的最后阶段。公元第 11 世纪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中国的‘革新世纪’，便是这个时代里发生对这种荒谬的一种反抗。” [43] 故孙石学派在泰山诞生，乃是宋真宗“天书封禅”事件从相反方向所促成。
泰山书院不仅促进了鲁地学风的形成，其学派对宋代思想与文学变革均有较大推动，特别是对儒学复兴起了关键作用，成为理学运动的先驱。正如清儒黄百家《宋元学案》卷二《泰山学案》中所论：“宋兴八十馀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始。”同时书院与学派也对本区域产生深远影响。乾隆《泰安县志》论乡邦风俗时称：“泰安旧称淳朴，士习于孙石遗风，多好经术，重气节。”其开启的书院之风，千年中绵延不绝，元代有贾氏书院、明代有泰山书院、育英书院、青岩居、清代有青岩书院、泰山书院、岱麓书院、怀德书院、仰德书院等。诸书院无不继承孙石宗旨，以泰山书院的治学精神教授生徒。孙复、石介则成为泰山人文的代表。人们在宋代书院故址先后建起仰德堂、三贤祠及鲁两先生祠等，世代加以崇祀。石介由于出身岱下，更被视为泰安名贤之首。“天将启淳源，谈经起孙石。巍然齐鲁间，师弟无愧色”（元·王旭《孙泰山书院故基诗》）——历代泰山书院歌咏连篇累牍，成为泰山文学中的一大主题。甚至人们提到泰山、徂徕，很多时候都指的不是“山”，而是孙石两贤。这诚如元人所咏：“师生高掠二山名，千载谁云道义轻。”（元·王奕《孙明复石守道祠堂》）孙复、石介之与泰山、徂徕，确堪称是山以人传，人为山重。
泰山虽自孔子伊始，便与儒学发生联系，被视为儒家圣山。但自汉高堂生、胡毋生之后，千余年间却缺少能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所影响的哲人。至北宋孙复、石介出，始将泰岳儒风重新振起，使之成为与武夷、庐山齐名的儒学重镇，泰山“儒岳”的地位方得以最终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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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郢（1970—），男，山东泰安人，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副研究员。
原载于《泰山学院学报》2014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