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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学盛行于两汉，泰山一带是《书》、《礼》、《春秋》诸经中一些重要学派的源头，经学大师辈出，地位重要，影响深远。在以经治国思想的指导下，对政治、文教、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形成具有共同文化生活方式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儒家经学盛行于两汉，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二千多年中，一直是我国封建文化的主体。汉代研究经学的学者多为齐鲁人，列入《汉书·儒林传》的 27 人中，齐鲁籍的就有 25 人。泰山位于齐鲁的中心地区，经学大师辈出，影响深远。故择而论之，聊补泰山研究之一端。
秦始皇焚书后，儒家经典几乎断传，幸赖一些学者，潜藏民间，以各种方式保存儒家经典，其中泰山一带的伏生和高堂生贡献最大。伏生曾任秦博士，汉初，他掘壁求书，得《尚书》29 篇，汉文帝特派晁错向他学习，整理出经文 28 篇。历代学者对伏生评价极高，有的学者指出：“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有《尚书》而无伏生，则人不能晓其义”。
伏生以 28 篇教学于齐鲁之间，数传之后，形成西汉《今文尚书》3 家，其中泰山一带的夏侯胜、夏侯建就占了 2 家。夏侯胜，字公长，东平人，其先夏侯都尉，跟随济南张生学习《尚书》，传族子夏侯始昌，始昌传夏侯胜。他是今文学派“大夏侯学”的创立者，著有《尚书说》、《鲁论说》12 卷、《论语传》19 篇（颜希深《泰安府志》卷 20），汉宣帝时立为博士。他以阴阳灾异推说时政得失，批评汉武帝竭力挥霍，杀人无度，反对为汉武帝立庙，因此被捕入狱。这显示了夏侯胜继承孟子民贵思想的勇气。班固对他的评价是“为人朴质方正”，并不为过。夏侯建，字长卿，夏侯胜从父之子，跟随夏侯胜学习《今文尚书》，是西汉今文学派“小夏侯学”的开创者，汉宣帝时也立为博士。他重视从章句入手治学，夏侯胜讥讽其学派是“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夏侯建则反驳夏侯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这种不死守一家一师的治学方法，积极进取的精神，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礼》是儒学的核心部分，具有生活方式、伦理规范、社会一体化的内容。先秦六经中有《礼》，汉代立五经学官，其中也有《礼》。《史记·儒林列传》记载：汉兴“言《礼》自鲁高堂生”。高堂生，字伯，泰山新泰人，其葬地在今新泰龙廷庄西，（颜希深《泰安府志》卷 20），汉武帝时立为礼经博士，他是西汉今文礼学最早的传播者，一生专治古代礼制，著有《礼仪》17 篇。礼学专家多世袭，其后人高堂隆，泰山平阳人，泰山太守薛悌任命他为都督，他引经据典，评论时政。太和（227—233）中，受命议修泰山封禅礼仪。经学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汉代分为今文经和古文经两大流派。一部经书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出各种解释，从而又出现不同的派别。各派之间的盛衰、分合、争辩，往往又与当时的封建政治相关联。以传授《诗经》而论，西汉就有齐、鲁、韩、毛 4 家。号称“鲁诗大师”的东平人王式，以《诗》为太师，并授业于山阳张长安、东平唐长宾、沛褚少孙，其“所传之学皆有博士，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汉书·儒林传》）除泰山王式、唐长宾外，泰山人载入史册的还有栗丰，他治《韩诗》，曾任部刺史。栗丰讲授《韩诗》，四传至泰山人冥都，官至丞相史。树上生株，株上又生株，两汉经学就这样在这种“株生运动”中不断地向前发展。
汉代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提出“独尊儒术”的方针，儒生不论贵贱，只要能通一经，便可入仕做官，成绩优异者还可为三公。夏侯胜在讲课时，经常勉励学生：“夫痛不明经术，苟明经术，其取青绶（卿大夫所佩）如拾地芥耳，学术不明，不如归耕”。（《汉书·儒林传》）通经入仕，当时屡见不鲜。黄霸在狱中跟随夏侯胜学习《尚书》，出狱后举贤良，任颍川太守，行政外宽内明，誉为“天下第一”。宋京以《大夏侯尚书》教授，官至辽东太守。牟融以《大夏侯尚书》教授，名称州里，以司徒茂才为丰令，章帝时为太尉。龚舍好学明经，征为博士，哀帝时为泰山太守。泰山刚（今宁阳）人郑昌，通经术，任太原、涿郡太守。其弟郑弘，官至南阳太守，元帝时为御史大夫。
由于通经入仕成为汉代一时风向，以经学起家的世家大族，在泰山一带也应运而生。夏侯胜及其子孙 4 世，均以明经任中央和州郡要职。魏晋南北朝的门阀世族，推其源流可上溯至汉代，特别是东汉。泰山一带的世家大族，除东平夏侯氏、新泰高堂氏之外，还有泰山羊氏。泰山羊氏在汉魏六朝时，世代簪缨，一传数百年，其地望“或云南城，或云平阳，或云梁父、钜平”，（《重修泰安县志》卷 8）都在今天的泰安和新泰之间。由于政治地位和文化修养的优越性，泰山羊氏衣冠不绝，甚至汉末名士“蔡邕往来依泰山羊氏者十二年”。（唐仲冕《岱览》卷 29）
六经，按今天科学门类分：《春秋》主要是历史学和政治学；《诗》主要是文学；《乐》是音乐；《礼》是政治学、民俗学，具有生活方式、社会规范的内容；《书》是政治史、史学，其中又有哲学、历史地理学；《易》是哲学，其中又有数学。汉代就是经学的时代，随着汉代经学的传播和阐述，并不断吸收各家思想来丰富自己，必然会在各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首先，儒家的根本信条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汉代的一些儒生，廉洁奉公，奖励名节。顾炎武说：“三代以下，风俗之淳美，无尚于东京（指东汉）者。”（《日知录》卷 13）泰山梁父人羊陟为河南尹时，“计日受奉，常食干饭茹素，禁止豪右，京师惮之”。（《后汉书·党锢传》）泰山平阳人羊续，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羊续“悬鱼拒贿”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明代于谦有诗赞曰：“剩喜门庭无贺客，绝胜厨传有悬鱼，清风一枕南窗外，闲阅床头几卷书”。这种高风亮节，永远值得称颂。教授《小夏侯尚书》的王良，王莽时累辟不应，东汉初，司徒鲍恢尝过其家，王良之妻“布裙曳柴”从田间归，询知是王良的夫人，下拜叹息而还。由于东汉中期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为了维护儒家理想的君主政治，他们不畏强暴，与外戚宦官殊死搏斗。泰山钜平人王章，刚正不阿，官至京兆尹，当时帝舅王凤专权，他上章弹劾，反被定罪。经学大师马融的弟子范丹，桓帝时为泰山莱芜长，因遭党锢之祸，推鹿车载妻子，到处流离十数年，中平二年（185）去世，参加葬礼的二千多人。（陈甘雨《嘉靖莱芜县志》卷 7）殉者视死如归，生者前仆后继，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重气节的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经学的兴盛，不仅对汉代的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也推动文化教育的发展。与两晋南朝传统的家传不同，两汉重师法，当时立于学官的经学大师，既讲学于太学，又招收私家弟子，国家对私人办学没有限制，私学如雨后春笋，形成“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局面。《后汉书·文苑传》记载：“刘梁，字曼山，一名岑，东平宁阳人也，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书于市以自资”。可见家境贫寒者，也能入私学受业。东汉聚徒讲学之风更盛，伏堪之子伏隆，以《大夏侯尚书》教授，门徒有数百人。兰陵王良以《小夏侯尚书》教授诸生，有门徒千余人。可以想见泰山经学在两汉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由于私学的发展，弟子忠于师长的意识也在加强，师生依附关系逐渐形成。孔子 19 世孙、名士之父孔宙，治《严氏春秋》，桓帝时为泰山都尉，延熹六年（163）去世，故吏门生陟名山，采嘉石，树《泰山都尉孔宙碑》，在碑阴题名的有门生 42人，门童1 人，故吏8 人，弟子10 人。（颜希深《泰安府志》卷25）亲授业者为弟子，转向传授者为门生。在故吏 8 人中，籍贯泰山郡的就有 5 人，占一半以上。这是社会上依附关系发展的结果，在门阀士族形成过程中，私学起了促进作用。
汉代五经博士的设立，是“独尊儒术”在制度上的保证，五经博士可以议政、制仪，包括封禅、祭祀、明堂、辟雍等国家大典，修改刑律、断狱、封赏、改历、巡狩也都有五经博士参加。祭祀的名称、形式、内容、程序，必须符合经学有关的论述。东汉光武帝封禅泰山，就是以《虞书》《河》《洛》作为根据的。封禅泰山是古代最重要的祭祀之一，史称汉武帝“欲效古巡狩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余人”《西汉会要》卷 20）。元封元年（前 110），置奉高邑于泰山脚下，作为封禅大典的基地，奉高成为泰山郡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东汉的奉祀邑，除首都长安外，全国仅保留奉高一处，可见地位之重要。
除封禅外，明堂也是天子举行祭祀典礼，召见王公大臣和颁布政令的场所。周明堂位于泰山东北山谷，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一直没有重建。元封元年（前 110），汉武帝封禅泰山，济南人公玉带献上据说是黄帝时的《明堂图》，其图标示：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茅草作盖，水流宫垣，内设复道、楼阁。是年秋，武帝令地方官依照图样，建明堂于汶水之上（今泰安凤台东）。元封五年（前106）、太初元年（前 104）、天汉三年（前 98）、太始三年（前 94）、太始四年（前 93），曾多次祭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
在以经治国，援经议政的思想指导下，社会生活也受到经学的深刻影响。以丧葬为例，三代祭于宗庙，不祭于野；偏重神灵，不重尸体。所谓野，指的是野祭，也就是墓葬而祭。“古之庙祭，今俗墓祀”（张衡《论衡》）。汉代风气为之一变。西汉中期以后，墓外又筑起围墙，墓前建祠堂。石祠也称亨堂，是举行墓祭的地方。泰山一带的孝堂山石祠，保存较为完好。祠内的壁画和题刻，将东汉的人身依附关系、伦理道德观念、迷信思想和石雕艺术，凝聚在一起，是研究东汉社会的重要资料。汉代丧葬深受经学的影响，在古代的社会活动中，丧葬具有特殊的意义，宗法关系在丧葬之中，都可以得到体现，况且经学本身也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汉代厚葬与薄葬并存。高堂生的墓“封树甚微”（清·卢
《高堂公墓表》），高堂隆死前“遗令薄葬，敛以时服”（《三国志》卷 25）。夏侯胜死前遗言：“衣周于身，棺周于衣，勿随俗动吾家，种柏，作祠堂”（《汉书·夏侯胜传》）。东汉厚葬之风也从地下发展到地上。薄葬的依据是《易》《礼》《论语》等，厚葬的依据是《孝经》，可见经学影响之大。
汉代经学的繁荣，学派林立，出现今古文之争，论难中，各方不得不博通群经，深研精探，旁征博引天文、地理、律历方面的知识来解经，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东汉末年著名的天文学家刘洪，泰山郡蒙阴人，创造了《七曜术》和《乾象历》，前者是一部天文学专著，后者是考虑了月球运动不均匀性的第一部历法。刘洪还是珠算的发明者，徐岳在泰山见刘洪“博识多闻，深于数术”，因而拜刘洪为师。徐岳著有《数术记遗》一书，进一步阐明了刘洪的珠算理论及算盘用法，徐岳自称，这些都是向刘洪学习的。珠算的发明，使人类的计算能力产生了一次飞跃，后来又传到了国外，促进了中国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与发展。
泰山诸儒，传经立说，广聚生徒，全国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士燮，原籍泰山汶阳（今宁阳），其先人因避王莽之乱，移住交州。士燮学习经学，对《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致，《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当时“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三国志》卷 49），计其荦荦大者有刘熙、程秉、许靖、薛宗、袁徽等人，他们广施教化，不遗余力，对中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南方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交州地区，在北方动乱不已的情况下，一度成为我国南方学术文化的中心。
综上所述，汉代经学的兴盛，保存和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这是积极的一面。而泰山一带又是《书》《礼》《春秋》诸经中一些重要学派的源头，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以经治国”思想的指导下，对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形成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生活方式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能看到它的痕迹。但是，事物的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中国学术思想的流变可以概括为先秦诸子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从中国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汉末正处于学术转型时期。东汉中期后，经学日趋迷信、繁琐，尤其是小夏侯一派更为严重，这又是它的消极面，出现“士气颓废，儒风寂寥”的衰落景象，积极入世的儒学进入了中衰期，逃避尘世的老庄思想呼之欲出。儒学是精华和糟粕有机混合的统一体，因此对以儒家经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要认真地分析和鉴别，批判继承这份遗产，这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刘宪章（1931—）男，湖北武汉人，泰安师专政史系教授。
原载于《泰安师专学报》2001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