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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文化说明大汶口及其周边地区是远古人类活动的地域。其中泰山曲阜最为耀眼。泰山封禅祭天地形成中国从原始的自然崇拜到天地神祇崇拜的发展和延续。孔子学说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中国农耕社会的伦理体系，一直延续到清代。泰山文化和孔孟文化的结合是中国整个农耕社会的主流文化，二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其中介便是封建帝王及其权力体系。
远古时代，人们将中国划分为东、西、南、北、中，具体的疆域却没有界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地域概念逐渐增强，人的群体概念也日渐萌发。到了中原的政治权力形成之后，东夷、西夏、南蛮、北狄的名称才出现。其实，东夷之夷也并非专指东方各人群，古人以帝都极远之处为夷。成语有“志在四夷”。所以西北的犬戎，也被人称为畎夷，南方人被称蛮夷。此类细节与本文无关，姑且不论。但《礼记·王制》说“东方曰夷”，是没有疑问的。需要指出的是，从远古到周，夷的概念比较复杂。周以前，东方以“夷”称的群体很多。据称，东夷有九：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按：畎夷亦作昆夷、混夷，是西北的犬戎，此列东夷，未详）。有人以为，“九”非确数，仅言其多。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仅我个人读书所及，以夷称者尚有蓝夷、徐夷、泗夷、淮夷等等。我们说九夷只是想说明，远古时代，东方人口繁盛。那么东夷的范围有多大？历来说法不一，汉人将日本、朝鲜皆列入东夷范围，失之过宽。泛泛而言，就是中国的东方。具体地说，将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东部、山东大部放在东夷的范围，大概是比较合理的。以这个范围来论述古代东夷及其文化，也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山东，属于大汶口文化范畴的，还有北辛文化、龙山文化，但大汶口文化却有一个比较优越的条件，就是北有泰山，南有曲阜。从地貌上说，这个地域正处在鲁东、鲁中山区与鲁西、豫东大平原的交接处，高山、丘陵、平原、河流纵横交错，构成了原始人极好的生存环境，发大水则有高山丘陵可居住，遇大旱则有河流平原可依存，谋生极为方便。简言之，与其他地理环境稍差的地区相比，这里是物质条件相对充裕的。从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掘情况看，我们可以推断，在公元前四千年到公元前六千年前后，大汶口人完成了从渔猎生涯到种植、养殖过程（请参阅《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和《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下同）。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发掘出土的器物有女人用的发梳、发卡。更有甚者，女人不仅有项饰，而且有指环、臂环。乍看起来，这些小事物不过是用品或饰品，细细考较，这其中蕴含着历史的奥秘。众所周知，从旧石器开始，远古人从寻觅工具逐渐到制造工具，当时人的兴味在石器工具上，常常不在人自身上，虽然他们为人自身而寻觅或制造石器。后来随着工具的改进、生活方便、食物的增多，人们逐渐发现人自身的重要，价值观念逐渐强化。女人用的这些东西，充分说明了女人对自身价值的理解。女人对自身价值的重视，说明男人对女人自身价值的认可。这种文化的出现、发展、叠加，不断地促进生产的进步，不断促进文化的发育与繁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大汶口及其周边地区，自然成为古代氏族首领和部落首长热衷光顾的地方：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伏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史记》卷 28）
炎帝自陈营都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颛顼始都穷桑，徙商丘。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
黄帝生于寿丘，在鲁城东门之北。居轩辕之丘，于《山海经》云：“此地穷桑之际，西射之南”是也。（晋·皇甫谧《二十五别史》）
我们先看梁父、云云、亭亭、社首、曲阜、穷桑、寿丘。按照前人的注释和我们的查证，梁父山在今泰安市岱岳区和宁阳县交界处，在徂徕山西南，距大汶口 10公里左右。云云山在今新泰县楼德镇距大汶口不足 20 公里，南距曲阜不过 20 公里。亭亭山在大汶口之北三五公里处。社首在今泰山下。至于穷桑、寿丘，文中自明。毫无疑问，这些地方都在大汶口前后左右 50 公里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视为同一地域。质言之，夏殷周以前的氏族首领、部落酋长，乃至“帝王”，持续不断地在大汶口或大汶口周边地域进行社会性活动。其目的不外是：一、学习或传播新的先进的生产、生活经验。据说黄帝亦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二、寻找更丰富的生活资料；三、加强各人群之间的联系，哪怕是相对松散的。从学术的角度看问题，这里的记载难以有细节的实证，并且很难确认是历史的真实，只能认为是历史的传说。但是，历史的传说虽不是历史的真实，但常常是历史的影子。
需要指出的是，少昊在曲阜的活动却是事实，曲阜的少昊陵，大概不是后世的好事者拉名人以自壮的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东夷的群体很多，我们现在发掘的遗址也不少，为什么大汶口文化一枝独秀，除了我们前边讲的两个原因之外，历史的惯性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个惯性是泰山的封禅，从远古的无怀氏，到清代，历代帝王向往泰山，崇拜泰山，以登泰山为荣。到泰山封天禅地，实际上是与天地对话，告成功于天地，从精神理念上取得天子的资格和地位。这个祭祀的延续性，标志着泰山代表天地文化的永恒性和重要性。第二个惯性便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思想。这个思想体系后来成为中国农耕社会的核心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维护者和黏合剂，延续了两千年。这两个历史的惯性使大汶口文化成为东夷文化的标志，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有人以为，中国文化是多元的，先秦有百家争鸣，汉代以后又有佛和道。其实，佛与道从未进入主流文化，其余“百家”也因为自身的局限，没有成为主流文化，成为中国农耕社会主流文化的只有帝王文化和儒学文化。
通常说的泰山封禅，人们又称巡守、巡狩、祭祀。其实，准确地表述，这四个概念中，应该以祭祀为最佳。因为封禅是封天禅地两种祭祀仪式的合称，巡狩、巡守是“帝王”巡行的方式，一为巡查所守之土，一为巡行中狩猎以解决生活问题。因为古人没有单纯的政治性活动，他们的社会活动大都以祭祀的形式出现。《尚书·舜典》说尧让位于舜时，舜便展开一系列的祭祀活动，以示庆祝：
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这里的“类”“禋”“望”都是一种祭祀的名称。其中六宗，前人说法不一。一谓水、火、雷、风、山、泽；二谓天、地、东、南、西、北；三谓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不管是哪一种解释，我们都可以概括为今天“天地”的概念，是天地的客观事物或天地的自然现象。准此，我们可以认定，古人对自然事物或自然现象的崇拜是普遍的，崇拜的对象是具体的，实在的。这就是后人概括的封天禅地的由来。
《史记》记载的第一位封禅泰山的是“无怀氏”，我们没有找到他封禅的具体记载。能见到具体描述的，还是《尚书·舜典》中的帝舜的东巡：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
东巡的目的十分清楚：一是柴、望，举行祭祀，据说柴是燔柴以祭天，望是祭山川。二是肆觐东后，前人解为检视东方诸侯，乃至诸侯以下的首领。三是协调四季、月和日的关系。因为月和年都有一个日的多少的问题。各地人群对年、季、月的观察不同，所以需要协调，企求统一。有人说“正日”是确认年之始的第一天，这类问题与本文无关，兹不赘。“同律度量衡”和“协时月”一样，就是我们前边说的到大汶口来宣传自己的经验，学习大汶口的经验。至于“修五礼，五玉”是礼仪等级制度问题，前人已解说良多，请参阅前人关于《尚书》的著述，毋庸抄录。需要指出的是，舜的作为与尧是相关的，因为《尚书·尧典》说尧已派专人研究年、四季的问题。尧的成果，舜来推行，不仅是主观愿望，而且是客观需求。因为种植、养殖都和季节、气候有密切的关系。此外，古代氏族首领、部落酋长乃至“准帝王”不断巡行，还有加强各群体之间的联系，增强各群体之间凝聚力的潜在作用，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形成，是十分有意义的。我们想补充的是，古代酋长们的巡行，并非如此温文尔雅，常常伴随着战争，或者叫武斗，不过武斗的凝聚效应很短，长时间起凝聚效应的还应该是生产经验的传播和生活经验的扩散。例如一个比较准确的年时月日，对生产、生活有长久的影响，也就有长久的凝聚力。
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嬴政灭东方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统一大帝国。据说秦始皇相信堪舆学，认为东南有“天子气”，“因东游以压之”（参见《史记·高祖本纪》）。本人少年时代在江南听老人讲故事，说秦始皇在南京附近找到了“天子气”之原，一说是江苏南京城东的紫金山，居然挖山洞塞铜以破其风水；又说是江苏与安徽交界处的“秣陵”（山名，在今南京市南），公然下令将该山从中切断，成为关口，今人称秣陵关。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失去天堂的六国遗老遗少，要恢复往日的荣华富贵。项梁、项羽、张良，乃至张耳、陈馀，无不属于此类。因此，东方的安危，事关秦王的政权稳固与长治久安，所以秦始皇不能不时在念中。其实，秦始皇的东方情结至死也未解开，他的兵马俑行伍整齐，威风凛凛，面向东方，时刻准备着与东方反抗势力决一死战！可以说是秦始皇情绪的真实写照。
当然，秦始皇毕竟是胜利者，他南征北战，拥有了“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大帝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大一统！他登泰山，览东极，发表的是政治文告：“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同上）。遗憾的是他上泰山封天，在梁父禅地，其目的只是利用上天，为自己的帝王之位做意识形态的包装，在理念上取得“天子”的合法性。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谋略。然而他忽视了治天下的行政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可行性与适宜性。他上泰山时先到邹峄山，在山上刻石记功，召集儒生商讨封禅事宜，恰恰忘记了孔子、孟子的学说在“守成”上的积极作用。这是他帝王生涯中的重大失误，立国仅 14 年就被东方人项羽、刘邦灭亡，教训深刻。后来贾谊在《过秦论》中批评秦始皇治国“少恩”，不重视仁义，为汉武帝寻找新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伦理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百余年后，汉武帝刘彻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二上泰山封禅。寻找到了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支柱和政治伦理。拿着这两面大旗，昭示天下，巩固统治，创造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个盛世，人称刘彻“雄才大略”。此后，历代帝王，不管是他自己亲自上泰山举行仪式，还是不曾到过泰山，只派大臣来泰山祭祀；不管他自己亲自祭孔，还是他派大臣祭孔，他们都基本遵循着这两个精神理念和政治伦理，举着这两面大旗，这个格局一直持续了两千年。这就是泰山文化亦即大汶口文化的持续性。
那么，为什么儒学文化会成为中国农耕社会的政治伦理呢？这就需要对儒学作一简要的考查。
公元前 551 年，大汶口文化中心区的南侧曲阜，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文化名人孔丘，习惯称孔子。孔子融汇周代文化形成自己的学派——儒家学派。儒学的核心，是它的社会架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学的社会规范：是礼乐仁义。儒学的社会价值体系：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汉朝的叔孙通说过：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参见《史记》卷 99）。两千年的社会实践证明，叔孙通的论断是正确的。儒学最大的社会功能就是“守成”。
“君君臣臣”是社会的政治结构，“父父子子”是社会的宗法结构。前者构成整个社会的政治统治体系，后者形成民间社会体系。“父父子子”这个社会体系，在农耕社会里是十分稳定的。这两个结构既联系紧密，又相对独立。在上层统治集团发生相对运动、剧烈变动乃至变更之际，下层的“父父子子”依然可以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礼乐”是全社会的规范，不论社会的上层与下层，一概都要遵守，这就是通常说的“克己复礼”。需要指出的是在儒学范畴内，“礼乐”是不可逾越的规范。孔子甚至告诫：所谓克己复礼，就是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乐”的情况与“礼”相似，《论语·八佾》中，鲁国大夫季孙氏的乐舞超过规格，用天子的等级——八佾，孔子甚为愤怒，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凡此等等，越轨礼乐，不遵守礼乐行为规范，儒学是不容许的。可见礼乐是等级的标志，是等级“捍卫士”。
“仁义”是全社会的道德伦理。仁义的概念在《论语》、《孟子》有广泛论述，在不同场合使用的概念不完全一致，难于引用。韩愈的解说言简意赅，可以称为定义：“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由此可见，仁与义是一种社会伦理，是实在的，必须遵循，即所谓“定名”，而“道德”是抽象的，是“虚位”。质言之“道德”是以“仁义”为内容的。先秦诸家的道德标准不同，实在是因为内涵相异而已。
“礼乐仁义”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黏合剂，有了礼乐仁义，君臣父子的结构才稳固，当着君臣结构因礼乐崩坏，仁义不张而改朝换代时，社会依然稳固，因为以仁义为黏合剂的血缘宗法关系依然存在。当下一个“君君臣臣”的结构出现的时候，与依然存在的“父父子子”一拍而合。因此，王朝换代，相当长时间内的乱象，也撼动不了这个社会结构的稳固性。这不能不说是孔子孟子学说的影响力。在这个社会结构之下，它的价值系统——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汇集了一整套的学习、生活、处世方法，并且于其他文化有广泛的兼容性。毫无疑问，这样的“守成”理论，对任何封建帝王都有巨大的吸引力。虽然他们由于人性的弱点，时时出现损害或破坏这个守成理论，甚至最终以失败结束统治，但是，新的帝王出现后，他们又会积极地遵循这个“守成”的文化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时至今日，儒学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儒学的礼乐社会规范已不存在，只有儒学的社会伦理和人的价值观念尚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但也只能参照新的社会需求和实践，而不强以为是万灵的处方，照搬照抄。
孔子（孟子亦然）的又一魅力，是他的“有教无类”，广开办学之门，广收各界门徒，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国古代，三六九可以是虚数，三的倍数也常常是虚数。这里的“三千”“七十二”，极言其多。孔子之世，他周游列国，宣传他的学术，并未留下著作，死后，弟子们将他的言论汇集成书——《论语》。儒家核心著作《礼记》也是弟子们集数百年努力才完成。最早的《周礼》用的是政治格局中的“礼”，虽然也涉及社会生活（例如《周礼·冬官考工记》），但主要是官衙、官员的制度和礼仪。孔子很崇拜周礼，说夏商二代的礼，记载不详，只有周礼，记载详尽，他表示赞赏，“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相传周公曾参与《周礼》的写作，孔子对周公也十分崇敬，将他作为做人的最高表率，说过“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的话，以自己乏力于推行周公之道而伤感。但是，孔子“衰矣”，孔子的学生并不“衰矣”，他们前赴后继，不仅写出了《仪礼》，而且写出了《礼记》。《仪礼》细微地写出了普通人的生活礼仪，对《周礼》是一大发展。《礼记》则高屋建瓴，不仅对官民的礼仪作出新的记述，更令人欣赏的是对礼的意识形态作了深入的阐述，使“礼”不单是行为规范，而且有深刻的理论基础。由礼的发展，可以窥见孔子及儒学对前人（周）文化的吸收、融汇和提高，给儒学灌注了强大的生命力。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经过历史的选择。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百家争鸣的结果是历史的选择。战国之际，纵横家一度兴盛，为许多统治者和士人欣赏。然而，地处西侧的秦国选择了法家，崇拜法、术、势，提倡君权至上，用非常严苛的手段将人民组成战争机器，最终赢得了胜利。但治国太苛刻，失败随之而来。汉初反秦之政而行之，以休养生息为上，崇信黄老，以清静无为为宗旨。休养生息的结果是生产恢复发展。但是，经济繁荣导致地方势力膨胀，于是，削藩、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成为不可避免的政治斗争。汉武帝内削藩权，外扩张领土。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在意识形态上，上泰山以表明君权神授，说明集权理所当然。举儒学以协调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因为儒学的本质便是确认社会的等级结构及其差别，然后限制各利益集团不要逾越这个等级差别的界限，“礼之用，和为贵”，以“礼”维“和”。
从历史的长河看，大汶口文化带动的泰山封禅祭祀文化和曲阜孔孟儒学文化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主导文化，其他文化或为儒学文化附庸，或与儒学文化互补，与之相敌对的文化范围小且隐蔽，社会作用很小，即使一时泛滥，时效也很短。
据说大汶河原来从大汶口北侧亭亭山前西向流去。《水经注》卷 24 说：“汶水又西南经亭亭山东，黄帝所禅也。山有神庙，水上有石门，盖分水下溉处也。”据此，可知汶水至少在今大汶口镇北亭亭山、文姜台附近有“分水”。不知何年何月大汶河水冲至大汶口南，将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墓葬群冲成两截，汶河北岸大汶口镇南和卫家庄一截，汶河南岸宁阳县境内堡头为另一截，致使大汶口“家道中落”。当着泰山文化和孔子文化“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之际，我们期待着大汶口“家道中兴”，以更闪耀的文化之光，重振六千年前的历史雄风！
[作者简介]汤贵仁（1934—），男，安徽当涂人，泰山学院汉语言文学院教授。
原载于《泰山学院学报》2009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