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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上看，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次。泰山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具有历史的悠久性、发展的连续性、构成的多元性、影响的广泛性等方面的特征。从文化结构的视角对泰山文化进行考察发现，泰山文化有着清晰的核心层——和谐。
对于泰山文化，学者多有论述，泰山文化也常作为“专有”名词而被广泛使用。泰山正是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被人类所认可。郭沫若认为“泰山应该说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局部缩影”；季羡林则称“泰山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象征之一。欲弘扬中华文化，必先弘扬泰山文化，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清代经学家、方志学家阮元在《泰山志》序中说，山莫大于泰山，史亦莫古于泰山。从中足见泰山文化的厚重及其非同一般的地位。但泰山文化的核心究竟是什么，迄今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以致限制了泰山文化的弘扬与进一步发展。本文拟对博大精深的泰山文化作粗浅梳理，提出关于泰山文化核心的一种观点，求教于同人。
何谓文化？《辞海》称：文化，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在日常词汇中，文化是指文学、艺术等，扩大一些则包括宗教、风俗、习惯及信仰、道德等。
在中国，最早把“文”和“化”两个字联系起来的是《周易》，提出了“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1] 的主张，其意思是用儒家的诗书礼乐来教化天下，可以使社会变得和谐。在西方，“文化”（culture）一词最早指的是“培育”（cultivation），或称为“耕耘”“栽培”，只是到了 19 世纪，文化这个词才被赋予具有影响人的行为的社会属性。
最早提出“文化”科学定义的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E.B.Tylor），他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2] 。之后，“文化”为多种学科所关注，提出的概念繁多，多达 250个有余。其中，引用较多的是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Kroebter）和克鲁克洪（C．K.M.Kluckhohn）在其《文化：概念的批评考察》一书中给出的综合性定义：“文化是通过符号而获得，并通过符号而传播的行为模型，这类模型有显型的和隐型的；其符号也像人工制品一样体现了人类的成就；在历史上形成和选择的传统思想，特别是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文化系统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进一步行动的制约因素。”该定义之所以被广泛认可，一是在于其将文化视为或显型或隐型的行为模型；二是在于其认为后天的文化获得与传播是靠符号实现的，而符号本身又能体现出人类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其将人类的价值观念视为文化的核心，反映文化既具有结构又具有明确的核心。
多数人认为，文化结构由三个层次组成，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3] 物质文化是指满足人类生活和生存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把握、运用、改造的深入，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它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是整个文化发展的基础。制度文化，亦称社会文化。反映个人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人们在参与社会活动过程中，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逐渐形成规范有关行为的准则就成为制度。制度一旦形成，便成为人们正确行为的依据，并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而且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和影响。精神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育化出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是人类在改造和创造自然和社会过程的思维活动和精神活动，是文化整体的核心部分。
三种文化相互联系、相互结合，共同营造出一个有机联系的文化整体，表现为文化上的“三位一体”。三者各有侧重，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泰山文化具有历史的悠久性、发展的连续性、构成的多元性、影响的广泛性等方面的特征。泰山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从自然崇拜，到帝王封禅，直至雅士审美、文人创作、大众游览；从宗教活动到民间信仰；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观，无不渗透出丰富的文化内涵。
泰山文化开始于原始的自然崇拜。据考古发掘及志书记载，大约在 5000 年前的母系社会，自然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已在泰山地区形成。 [4] 自然崇拜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与大自然物质交换过程中所产生的精神活动。这种与大自然的精神联系，最初是以祭天地祀山川等自然崇拜的形式出现的。泰山因地处东方、形体高大，符合中国“万物皆相代于东方”的传统观念，使其成为吉祥之山、神灵之宅、紫气之源、万物之所，成为中国神圣之山，成为人与自然精神交往的场所与象征。先民们围绕着泰山所进行的精神文化活动（如祭祀、崇拜等）由来已久。泰山周围的人类活动十分久远。远古文化的遗存表明，泰山地区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主要发祥地。 [4] 泰山是炎黄子孙的根源之山，是华夏历史文化的两源之一（详见徐北文《济南史话》）。泰山远古文化的历史地理背景，是形成泰山在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发展史上特殊地位的人文基础。
帝王封禅将泰山推到了“与天相齐”的高度。泰山因其高而被视为连接天地、“直通帝座”的天堂。因此，受天命而帝王的“天子”必去泰山封禅，并成为帝王权力的象征。据《史记》引《管子·封禅篇》：“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可见先秦时代，早有帝王封禅或祭祀泰山，但是否七十二家，则另当别论。封禅的雏形是“柴望”。“柴”即燔柴祭天，“望”即望祭山川。对于“柴”，前人解释为：“积薪于焰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烧之。”所谓封禅，“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史记》）。封禅泰山列入史实记载最早者是秦始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登基的第三年（前 219）东巡登泰山封禅。史载“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史记·封禅书》）。公元前 209 年，秦二世相继封禅泰山，并命李斯书诏勒于始皇所立石侧。汉武帝刘彻相继 7 次封禅泰山。史书记载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前 110）第一次登封泰山时，“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
。建武三十二年（56），汉光武帝刘秀东巡封禅。汉后唐前除西晋与隋有过短暂的统一外，皆处于纷争割据的动乱时期，封禅大典也就停顿下来。唐初，经历过“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后，沉寂已久的封禅大典又被提到日程上。唐高宗李治，在武则天的陪同下，于乾封元年（666）封禅泰山。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十三年（725）到泰山封禅，留下摩崖石刻《纪泰山铭》。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到泰山的岱顶与社首谢告天地，并从此改封禅为祀神，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到泰山封禅的皇帝。清代康熙、乾隆都登临泰山，乾隆 10 次朝泰山谒岱庙，其中 6 次登岱顶，均不属封禅。从康熙、乾隆登泰山祭祀活动来看，已带有浓厚的游览观赏成分。此后，除了派使臣祭祀泰山，再无帝王祭祀了。
文人墨客将泰山视为高层次精神文化的审美对象。对文人墨客而言，泰山既不是“神道设教”的假物，也不是镇妖辟邪的神灵，而是一座蕴藏美质、激发灵感、触动爱国情思的灵山、美山。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有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审美观，其后又有了孟子“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名言名句。汉代的班固、蔡邕、马融、应劭都曾登临泰山。三国曹植的“晨游泰山，云雾窈窕”，晋代陆机的“泰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都是歌咏泰山的名句。南朝山水诗人谢灵运，登泰山写下了专咏泰山自然美的诗歌——《泰山吟》，成为泰山作为游览审美历史的时代篇章。唐宋以后，游览审美更盛，泰山的美学资源得到了深度发掘和颂扬。李白《泰山吟》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杜甫《望岳》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都成了反映泰山美质的千古绝唱。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等都在泰山留下了诗文墨迹。金人元好问《登岳》的“奇探忘登顿，意惬自迟回”，则写出了作者登山探奇、忘掉劳顿、乐而忘返、融情于山的意境，把山水审美提高到更高层次。明清时代，文人学士乃至平民百姓游览泰山已蔚然成风。此时，游人已从山神崇拜和宗教信仰中走向游览观赏、审美求知的新方向，泰山的游览审美功能愈益突出。
宗教信仰的繁盛，大大丰富了泰山的文化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中起主要作用的道、佛、儒三教，都与泰山有不解之缘。泰山经历了三教的兴起、繁盛、衰落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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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间先后来讲，三教中，对泰山影响最早的是儒教
。儒家创始人孔子，生于泰山之南不远处的曲阜，长期流连于泰山，从事政治，学习礼仪，并收泰山人为门徒，使泰山成为儒教的重要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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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封禅强化了儒家在泰山甚至全国的影响。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到泰山封禅时，曾召集齐鲁儒生博士 70 余人，讨论封禅大典的具体礼仪，虽最终仍沿用秦国祭祀上帝的仪式进行封禅大典，并未采纳儒生所言，但儒家文化向帝王封禅的渗透已经开始。之后的汉武帝的封禅从具体制度上开始了儒家化的过程，汉光武帝的封禅则完成并实现了封禅制度的儒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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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时，封禅大典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就更为明显。秦始皇的封禅内涵，已具有儒家大一统思想的萌芽，汉武帝封禅前则南征北讨，为的是天下晏然，四夷宾服。汉光武帝亦是“海内治平，夷狄慕义”（《后汉书·祭礼上》注引《东观书》）。唐代封禅时则有四方附属国的代表参加。所有这些，都是儒家大一统、以夏变夷思想文化的高度体现。中国历史上，每当大一统局面形成时，封禅大典被重提及至具体实施，也是儒家思想在国家政治上的反映。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从原始巫术与秦汉方术仙道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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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方士眼中，泰山是神仙发源地之一。无论是《山海经》中记载的昆仑——泰山的巫师活动，还是秦皇汉武的求仙，从最早的《太平经》到明清民间的秘密教派，都把泰山视为洞天福地，作为修炼、长生的灵应仙界，因此泰山成为道教的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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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著名的黄巾起义，就是以道教（太平道）相号召的。三国、晋、唐、宋、元、明各朝代，均有著名道家在泰山从事道教活动。尤其唐、宋、元时期，朝廷崇道，给泰山神以种种道教封号。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封泰山神为天齐王，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宋真宗封东岳为天齐仁圣帝，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世祖又加封东岳为齐天（天齐）大生仁圣帝，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去掉泰山神的一切封号，只称东岳泰山之神，这种称号一直沿用到清代。清代以来，道教在泰山逐渐衰微。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从其传入之初即进入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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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晋高僧朗公创建朗公寺以来，佛教在泰山得到不断发展。灵岩寺、四门塔、佛爷寺、普照寺、竹林寺等著名的佛教建筑，历史上或扩建或重修，一直传至今日。
长期以来，道、佛、儒三家在泰山友好相处，但道教始终占主导地位。这样一种宗教格局，大大深化了泰山宗教的社会影响，丰富了泰山的历史文化内容。
民间信仰的普及与大众游览的发展使泰山文化平民化。在泰山的民间信仰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碧霞元君与泰山石敢当。碧霞元君是一位声名显赫的泰山女神，其声名的显赫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泰山女神肇始于原始社会中的女神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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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崇拜在原始社会时期是一种较为盛行的原始宗教意识。文献记载，西王母是泰山地区“大汶口”人的始祖神——一个具体的直观的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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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又逐渐产生出众多女神之说，如东岳大帝之女说、华山玉女说、天仙神女说、黄帝所遣之女说等，但都未离开原始文化和宗教的核心，即女神崇拜。唐代，道教首先把女神拉入其神殿，“元君”是道教神仙谱系中女神的称谓，而“碧霞”之名也与道教神仙的称谓习惯有关，道教神殿中有很多冠以“紫”“碧”之类名号的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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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此时名声甚微。碧霞元君在宋代虽有了些许影响，但还仅是昙花一现，辽金元时期一直默默无闻。明正德、成化年间，泰山碧霞元君逐渐声名远播，以致名满天下。这时需要对“碧霞元君”的出现给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一个高贵的“血统”，由于《文献通考》中恰有宋真宗遇到玉女石像一事，于是就有了宋真宗封“碧霞元君”之说。
明代碧霞元君突然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泰山神地位的有所下降。从宗教地位看，东岳大帝因屡受历代帝王褒封而被供奉为神灵界的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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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它在中国诸神的地位，被誉为“泰山神”，主人间生死，成为帝王受命于天、治理天下的保护神，倍受帝王尊崇。明初朱元璋下诏去东岳帝号，树碑岱庙，自此仅岁遣官员、道士诣庙致祭，没有了“天齐仁圣帝”封号的泰山神，其地位自然要下降。明清时期，上自帝王皇室，下到村氓民夫无不崇祀元君。明代王锡爵《东岳碧霞宫碑》云：“齐鲁道中，顶斋戒弥陀者声闻数千里，策敝足茧而犹不休，问之，曰：‘有事于元君’。问故，曰：‘元君能为众生造福如其愿’。”可见当时百姓信仰元君之盛。碧霞元君是华北一带信仰地位最高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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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民间信仰的影响范围南至赣皖江浙，北到京、津、东北三省，西至陕甘，东达沿海，民间对其充满庄严的敬仰和柔情眷恋，与东岳大帝在民间的苍白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碧霞元君信仰从唐宋正式形成后，就一直处于不断的演化当中，明、清之际达到鼎盛，这是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碧霞元君信仰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正统道教的元君信仰是惩恶度人；民间的元君信仰除祈祷子嗣和保护妇女、儿童外，几乎遍及生活所有领域的困难；帝王士大夫阶层的元君信仰除了和平民一样求祷子嗣康寿外，更重要的是祈祷元君护国庇民，特别注重其教化功能。在碧霞祠的香炉上，锁满了各种各样的“平安锁”“长命锁”，体现出游客的一种精神寄托，这正是人类精神需求的一种真实写照。
自明清之际流传的神祇——泰山石敢当，起源于自然崇拜中的灵石崇拜，后通过人格化而倍受百姓喜爱。泰山石敢当是指泰山石——敢当，即泰山石有灵性，可镇邪压殃，抵挡一切。自然的泰山不能走动，但泰山石敢当却可以走遍神州大地乃至海外。 [14] 关于“石敢当”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西汉史游的《急就章》：“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唐大历五年（770），福建莆田县令在县衙附近修石敢当，在石块上刻下文字：“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可见，石敢当镇门的习俗，乃唐代遗风。“石敢当”加上“泰山”字样，借泰山之威，更是非同凡响。以小石碑立于桥道要冲或砌于房屋墙壁，上刻“泰山石敢当”，以禁压不祥之物，在民间甚为流行。 [15] 千百年来，泰山石敢当早已成为全世界华人乃至日、韩及东南亚一带民众敬仰的“保护神”。
2005 年 12 月 31 日，国务院九部委向社会公示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名单上，“泰山石敢当民俗”榜上有名。泰山石敢当以其深邃的文化内涵，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源于泰山，遍布全国，传至海外，这正是泰山人地精神关系的现代意义。
泰山文化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尽管泰山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但从文化结构的视角对泰山文化进行考察发现，泰山文化有着清晰的核心层——和谐。
在泰山文化结构层次中，属于物质文化的是主要以山水、植物及古建、摩崖、碑刻、道路、桥梁等为依托的山岳文化、建筑文化、石刻文化、交通文化等，它们均以物质形态表现出来且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人工物品与自然景致的完美结合，使泰山的物质文化处处体现出和谐之美。帝王封禅、宗教活动、民间信仰等，随着历史的推进，逐渐演化为一种政治制度或者约定俗成的民间规则，其作为泰山文化中的制度文化，制约、影响着人类的行为，造就了泰山上丰富的物质文化，同时反映出人类的精神状态。帝王封禅泰山，一方面是帝王权力的象征，即借神权以加强政权；另一方面又是海内联合以后国家统一的标志，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凡帝王到泰山封禅，都象征着政局稳定、国泰民安（宋真宗时是个例外）。数千年来，帝王亲临泰山封禅，将泰山抬到与天相齐的高度，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影响无与伦比，对中国的山水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在泰山文化中，作为文化核心的精神文化，集中反映在人类在泰山所从事的祭祀、封禅、朝拜、审美、游览等活动中的追求上，所有这些活动无一例外是在追求平安、祥和、统一，以致形成“泰山安则四海皆安”的共识。尽管时代不同、身份不同，但指导人类活动的价值观念及所体现的思维与精神却始终如一地相似，那就是和谐。
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析，可将人类活动与自然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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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阶段：猿人从类人猿脱胎出来，但尚未完全从环境中分离出来，人类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原始共生阶段：在新旧石器时代，人类从环境中彻底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于环境完全独立的主体，但仍然属于依赖于环境的直接消费者，人地间处于一种原始的协调关系
。人类对环境的顺应阶段：从青铜器时代，经过铁器时代，一直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前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阶段。虽然人类开始逐步从对环境的直接消费者转变为对环境的改造索取者，但人类活动尚没有从根本上破坏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人地间的矛盾仅限于较小的区域范围内。人类对环境的大规模改造阶段：人类进入以化石燃料为主的工业大发展时代，生产力获得了迅速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自然环境遭受到极大破坏，人地矛盾空前尖锐。人地协调共生阶段：面对严峻的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等全球性尖锐问题，人类在努力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资源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以实现“人”与“地”的协调共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由和谐到不和谐及当前对和谐的“苦苦”再追求。
泰山的精神文化自始至终追求“和谐”的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天人合一”的主旨是“和”。在中国哲学与美学史上，虽然公认西周末年的太史史伯最早从理论范畴意义上阐释和，但和的观念由来已久，至少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乃至旧石器晚期。 [17] “天人合一”原初观念的内核在公元前 4500 年左右孕育而成，其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审美文化。春秋战国是人的发现与理性自觉的时代，儒道两家发展了“和”的观念。可以说，自有人类在泰山活动以来，“和”的观念就一直是泰山精神文化的实质，是泰山文化的核心，而且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不断并日益充实丰富。
提出和谐是泰山文化核心的观点，是沿着历史的脉络对泰山文化进行科学梳理的结果，是对“国泰民安”思想的丰富和完善，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泰山文化历史悠久，结构多元，体系庞大。作为载体，泰山承载了诸如宗教文化、山水文化、文学艺术等多种多样的文化元素。尽管每一文化元素都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并成为泰山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其中的任何一个元素都难以体现泰山文化的本质内涵。因此，仅以文化元素的层面探讨泰山文化的核心必然存在明显的局限，往往徒劳无为，难以达成共性的认识。对于泰山，从哲学的高度拓展其文化研究的视野，方能得出其文化核心的真谛。笔者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学术思维，提出和谐是泰山文化核心的观点，这样的一种学术探索避免了仅从具体学科去探讨泰山文化的局限性，进而能高度概括泰山文化的精神实质。和谐是人类的一种终极追求，在泰山的多元文化中无不体现出和谐的思想。
明确了泰山文化的核心，有利于泰山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有利于泰山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从古至今，围绕泰山的人类活动，一直以追求和谐为宗旨，和谐的观念渗透于人类活动的各个层面。和谐包括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中，最根本的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离开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他和谐都将无从谈起。远古的自然崇拜是人类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真实写照，当今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让人类尝到了难咽的苦果，人类在“痛定思痛”后，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和谐实现与否，主要在于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所有和谐范畴中的关键。将和谐视为泰山文化的核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认识被广泛认可，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泰山是和谐之山，泰山的和谐文化必将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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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孟华（1966—），男，山东莱芜人，泰山学院旅游与资源环境系教授，博士。
原载于《泰山学院学报》2007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