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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上，价值问题的提出，是从对商品的认识和研究开始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商品”的论述中开头一句话就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
从商品研究开始，是研究经济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认为：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
这种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物的性质不同其使用价值也不同。商品存在的意义在于交换：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因此，交换价值好像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valeur intrinseque）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
商品交换价值的背后或实质是价值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
实际上，自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产生以来，价值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以后，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着至今为止的百年论争，争论的焦点就是价值决定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共同之点，主要是：①价值必然是商品中同质的东西，只有同质的东西才能使商品相互比较；②价值必然是商品中可测度的东西，只有可测度的东西才使商品具有相互交换的比例；③价值必然是商品中社会所共同认可的东西，只有社会所共同认可的东西才能使商品在社会范围内进行交换。
商品中这种同质的、可测度的和社会所共同认可的东西是什么，是各种价值理论的根本分歧。这种分歧和对立，就其主流而言，集中表现在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对立。劳动价值论坚持认为这种同质的、可测度的和社会所共同认可的东西只能是劳动耗费，效用价值论坚持认为这种同质的、可测度的和社会所共同认可的东西只能是效用或边际效用。
在经济思想史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主张劳动创造价值。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价值论中的最大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于 1662 年在《赋税论》中第一次提出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基本命题，并且在商品价格分析中还进一步把它区分为自然价格和政治价格，自然价格实际上是指价值，政治价格实际上是指市场价格。在配第的经济思想中，劳动价值学说虽然被首次提出，并且取得了最初的理论表现形态，但它只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不具有普遍的、一般的意义。只是到了亚当·斯密，劳动价值学说才具有了完整的意义，才第一次获得了成熟的、一般的理论表现形态。斯密不是把劳动的具体形式，而是把劳动一般宣布为价值的源泉；不是在特殊领域，而是在整个社会层面上来谈劳动的决定作用。同时，斯密在劳动价值论上的贡献还在于，他第一次明确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认为使用价值代表特定物品的效用，交换价值代表对他种物品的购买力，交换价值的大小不取决于使用价值。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是劳动，商品的真实价格（价值）取决于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但是，遗憾的是，在斯密的经济思想中并没有把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在斯密的论述中“劳动”的含义是矛盾的，有时是指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有时是指在交换中所能够购买的劳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进一步讨论价值构成时，斯密最终背离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决定（斯密教条），并把这三者称为商品价值的三个源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克服了斯密关于价值源泉的二元论局限，把价值源泉归结为单一的劳动，并认识到商品价值是由劳动新创造的价值和生产资料转移到商品中的价值两部分构成。但是，由于李嘉图并未严格地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从而无法解决交换价值的高低与其劳动耗费不一致的矛盾；由于混淆了劳动和劳动力，从而无法解决劳动与资本相交换和价值规律的矛盾；由于混同了价值与生产价格，从而无法解决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和价值规律的矛盾。正是这些难以克服的矛盾，最终导致李嘉图学派的破产。
李嘉图学派的破产，也就是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解体，正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建立的时期，也是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向生产成本价值论转变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在经济理论中导致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论的产生，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对生产成本价值论（客观效用论）给予了深刻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和继承的基本出发点，在于马克思坚持价值是人与人的社会历史关系，而不是人与物之间的效用关系，价值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效用价值论，是李嘉图学派解体之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价值论。这种价值论又以 1871 年的边际革命为标志，此前的效用价值论主要是客观效用价值论，此后则演变为主观效用价值论。客观效用价值论强调的是商品本身的效用即使用价值；主观效用价值论强调的是商品价值的本质在于人的欲望及满足程度，并且将这种欲望的满足程度归结为个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主观效用价值论与客观效用价值论的融合。这一融合的杰出代表是 20 世纪初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马歇尔。马歇尔的价值论实际上就是价格论，在他看来，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是等同的、一样的。不过，与以往经济学家不同，马歇尔的价值或价格指的是一种供给与需求之间均衡时的价格，即均衡价格。这样，原来意义上独立于价格论的价值论就不复存在了，从此价格论代替了价值论。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就成为此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价格理论只是对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
时至今日，世界上存在着三大价值（价格）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体系、新古典主义价格理论体系、斯拉法主义价格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创立的科学的、以彻底的劳动价值论为核心的价值理论。其内容主要包括：商品二因素理论、劳动二重性理论、商品价值量决定理论、价值形式的发展理论、价值规律理论，等等。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是一条科学地考察商品流通中深层次的内在联系的正确途径，正是由于它的创立，使马克思完成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变革。
新古典主义价格理论，是指以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这种价值理论体现在马歇尔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在该书中，马歇尔虽然使用了“价值”这个概念，但他所说的价值是价格，他对价值的分析只是对价格的分析。因此，马歇尔的价值论，实际上就是“均衡价格论”。所谓“均衡价格”，就是由供给和需求或者买卖双方达到均衡时所决定的价格。马歇尔在说明均衡价格时，吸收了边际效用论和生产费用论，用前者来说明需求及其变动，用后者来说明供给及其变动，并以供给、需求和价格三者函数关系的公式来论证均衡价格的决定和变动的规律。同时，马歇尔根据供给、需求的变化，列出了一个供给表、一个需求表，画出了一条供给曲线、一条需求曲线，认为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相交之点，决定了均衡价格，也决定了均衡产量，买主和卖主对此交易的数量和交易的价格都感到满意。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 年出版以后到 20 世纪 30 年代凯恩斯主义产生，在长达 40 年里，一直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支配地位。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乃至今天，即使它丧失了支配地位，但在西方经济学界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仍然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其价值论成为当今世界上三大价值理论体系之一。
斯拉法的价值（价格）理论。皮罗·斯拉法是著名的意大利籍英国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60 年斯拉法出版了他的名著《用商品生产商品》，提出了自己的价值（价格）理论。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斯拉法主要做出了两项理论研究：一是与新古典相对立，试图建立一套客观的、物质的价格理论和分配理论。所谓客观的和物质的，是指在一定生产技术条件下，物质资料的生产再生产中，用商品生产商品的物质联系中，从产出商品和投入商品的交换中，找出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从而计算它们的价格；同时，还要考虑在一定社会关系下，“剩余”（不同于剩余价值，而是v ＋ m）在工人和投资者即资本家之间的分配，这也是决定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据此，斯拉法构造出一套联立方程式，求解得出各种商品的价格、利润率和工资。二是试图找出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以解决李嘉图未能解决的矛盾，即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的矛盾。也就是说，这种不变的价值尺度，既可以作为价值尺度，又可以作为生产价格的尺度。按照斯拉法的说法，这种不变的价值尺度是一组基本商品，又称合成商品。所谓基本商品是指它既是一种产品，又是生产其他商品的投入。这组基本商品合成起来成为不变的价值尺度，其条件是：合成商品的各自产量之比等于这些商品作为投入的量之比。斯拉法价值（价格）理论提出后，受到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重视，有的经济学家称它是继凯恩斯之后对新古典理论的第二次革命；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这解决了李嘉图未能解决的而使其理论体系瓦解的矛盾，发展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生产价格理论，因此主张用斯拉法的价值（价格）论代替马克思的价值论。
资料来源：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有关资料整理而成。
不同价值理论的提出、演变和转换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现象，而是有其深刻历史背景和原因的。正是通过对这种历史原因的分析，我们才能够真实理解价值论的意义。
1.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产生的社会原因
在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 100 多年的时间，为什么价值理论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为什么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论能够成为当时的主流价值论，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当时，经济社会的基本情况主要是：（1）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方式，其统治地位尚未稳定，需要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寻找根据。经济学家是通过经济学的分析来完成这一使命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商品交换的市场社会（或称市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贯彻的是法权原则，而不是特权原则。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种法权原则是通过商品、价格、货币、买卖、市场面前人人平等，即通过贯彻等价交换的原则来体现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经济社会，是等价交换的社会，因而是平等的社会、公正的社会、合理的社会。那么，什么是等价交换，等价交换的基础是什么，如何衡量交换是等价的？这一系列问题，自然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可回避而必须给予正面回答的问题。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把价值问题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进行研究的，并在一定意义上发现了等价交换背后存在一种决定价格的力量，而这个力量的本质便是价值。因此，价值问题的讨论是与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2）在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的时代，资产阶级是代表当时社会的进步力量。资产阶级为取得其统治地位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敌对力量是封建地主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反而要联合无产阶级共同对抗封建地主阶级。这种联合实际上是以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因而，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价值论中，就不能不对无产者存在的合理性，不能不对无产阶级活动的合理性给以部分的承认，这种承认最为集中的体现便是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当然，这种承认是有保留的甚至是矛盾的。因为如果彻底贯彻劳动价值论，就意味着利润和地租也是劳动创造的，资本获得利润和土地获得地租的正义性、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其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把无产者劳动的正义性、合理性置于资本占有的正义性、合理性之上的，所以以斯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提出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又提出三种收入决定价值论。因此，这一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提出劳动价值论，根本目的也是为了证明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正义性、合理性，以联合无产阶级共同对抗封建地主阶级，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
2.劳动价值论转向效用价值论并进一步以价格论替代价值论的社会原因
我们先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价值论为什么从劳动价值论转向客观效用价值论。客观效用价值论直接来源于亚当·斯密的价值论。斯密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同时又提出了三种收入决定价值论。这种相互矛盾的价值论，如何协调、统一？按照斯密的解释，无论是劳动，还是利润、工资、地租，都是生产成本，都决定并构成商品的价值。不过，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生产的条件不一样，各种成本在商品价值中所处的地位或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如原始社会发展阶段，构成商品价值的主要成本是劳动，因此说劳动创造价值，但在后来的资本发展阶段，构成商品价值的成本则包括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因而这三种收入同时构成商品价值的源泉。斯密认为，在资本发展的一定阶段，劳动价值论便要让位于收入决定价值论。西方经济学价值论演变和转换如图 1.1所示：
图1.1 价值论的演变和转换
李嘉图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是沿着斯密的这一思想逐渐展开而发展的。应该强调的是，斯密的三种收入决定价值论包含了对资本和地租存在的合理性、公正性的论证，即它不仅体现了对地主阶级的妥协，承认地租存在的合理性，而且特别论证了资本获得利润的正义性。这一思想恰恰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证资本主义合理性、必然性所需要的。但是，斯密的二元价值论存在着一系列理论上的深刻矛盾，尤其难以解释收入决定论与劳动价值论之间的矛盾，混淆了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李嘉图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的劳动价值论推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能够达到的极致。李嘉图坚持一元劳动价值论，即认为价值的源泉是劳动，效用和生产要素并不决定商品价值，尤其是资本和土地等自然条件，只能影响使用价值的生产，但不能影响价值创造，不构成价值源泉，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李嘉图的一元劳动价值论也存在致命的缺陷，由于他没有把交换价值（价格）与价值区分开来，难以解释交换价值（价格）与价值背离甚至大相径庭的现象；更没有利润平均化理论、生产价格理论，难以解释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的问题。李嘉图的追随者们，出于论证资本合理性的阶级本能，也是出于解释价格与价值背离现象的需要，不得不把死劳动，尤其是作为劳动创造价值的积累——资本，也作为创造价值的源泉，甚至把自然力的作用也作为创造价值的源泉，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破产。李嘉图学派的解体直接导致了主流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向客观效用价值论（生产成本价值论）的转变。因此，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之所以发生主流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向客观效用价值论的转变，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理论不彻底及其矛盾缺陷的直接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合理性、必然性、正义性的需要。
在客观效用价值论产生的同时，也出现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它们产生的理论背景都是基于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解体。与客观效用价值论不同，主观效用价值论强调这种效用不是物本身的效用（使用价值），而是人对物的欲望满足程度的效用。而这种欲望及满足程度又被归结为人对物的效用的主观评价和感受，价值的本质是人的主观评价。这样，主观效用价值论不仅与劳动价值论对立，与客观效用价值论也对立。不过，在西方经济思想上，具体地说，在李嘉图劳动价值论解体之后，首先发展并完善起来的是客观效用价值论，主观效用价值论尚处于提出阶段。1871 年边际革命发生之后主观效用价值论上升为主流，替代了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位置。
人们自然要问，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为什么会发生主观效用价值论对客观效用价值论主流地位的替代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客观效用价值论难以解释并支持 19 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去，以萨伊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坚持客观效用价值论，主张生产自动创造需求，供求会自然趋于均衡，资本主义经济即使出现局部的、暂时的危机，也决不会出现全面的、持续的危机。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固有的矛盾和弊端开始暴露出来，在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每隔几年都爆发一次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现实，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非和谐，资本主义制度也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合理的、完美。这样，在客观上就要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和论证。当时，给予这种解释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需求问题讨论出发而不是从供给问题出发，对价值理论进行研究，把供求之间的均衡与否归结为人们对物品的欲望以及欲望的满足程度，以此来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合理的、有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的欲望，并通过满足人的这种欲望使整个社会经济达到和谐均衡的状态。由此可见，边际革命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主观效用价值论逐步替代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位置，根本原因也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在西方经济学中，主观效用价值论处于主流地位的时间比较短暂，很快其主流地位被马歇尔的新古典综合价值论所取代。马歇尔提出的综合价值论本质上是价格论，确切地说，是均衡价格论，只不过是马歇尔本人提出的价格是局部均衡价格，尔后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在马歇尔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一般均衡价格。关注的热点是，什么是均衡价格，如何去发现均衡价格。之所以出现从价值论向价格论的转变，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在于：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牢固地取得了统治地位，继续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正义性，或者为这种制度的确立并取得统治地位在理论上进行争辩没有更多的意义。当时重要的问题是要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够使经济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从这种意义上来认识，价格论替代价值论，实际上是从回答为什么要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向如何运用资本主义制度的转换。
3.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形成的社会原因
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论在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正义性、必然性，而马克思的价值论则在于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深刻矛盾，意在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不公正性和被更高社会制度替代的历史必然性。
我们知道，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建立的时期，正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解体的时期。这一时期，一个显著的社会变化，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并且伴随着当时产业革命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严重对立的社会两极：一极是资产者财富的积累，一极是无产者贫困的加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突出。这种日益尖锐突出的社会矛盾，客观上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性、不公正性。揭示这种制度的不合理性、不公正性，就是要通过科学的论证来确立劳动者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分享社会财富的应有权利。也就是说，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符合工人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一伟大艰巨的历史使命，客观地落在了马克思的身上。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和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对生产成本价值论（客观效用价值论）给予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的价值论正是在这种继承和批判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这种继承和批判的基本出发点，在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确立。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马克思从商品分析开始，指出任何商品都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是两个因素的对立统一。经济学只在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范围内关注使用价值，但是经济学不研究使用价值，即不研究物的效用。这就在价值论中彻底排除了人与物的关系。这一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但远不如马克思彻底。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属性，一方面是具体劳动，具体劳动与使用价值直接联系，生产具体物品，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另一方面又是抽象的社会一般劳动，抽象的一般社会劳动与价值直接联系，构成价值的源泉，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价值决定或源泉上，解决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包括后来被马克思称为庸俗政治经济学所困惑甚至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劳动对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不同关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创立剩余价值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所以不合理、不公正，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无偿地剥削工人劳动的成果。资本主义制度的病根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以，马克思说，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