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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会本色化（Indigenization）的进程，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世纪如何有效地在中国传播福音，二是在20世纪如何有效地建立真正的本土教会。差会的本色化包含了传教士的本色化与差会组织的本色化两个层面。就传教士本身的改变而言，19世纪晚期内地会传教士所到之处，大多是风气未开的内地城乡，加之“疑洋排外”的情绪，造成宣教的种种困难。因此，在内地会本色化进程的初期，主要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消除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芥蒂，如何与当地同工搭配合作。
差会的本色化，意味着要建立适于中国宣教的机构，制定合适的机构运作规章。
因此，按内地会规定，传教士无论男女都必须穿着中式服装，男士还要剃发束假辫子。戴德生认为：“在不违反真理的大前提下，让我们把自己中国化……我们换上他们的服装，学习他们的语言，效法他们的习惯……外国人穿上中国服装，虽然还是被人认出来，但至少不会到处被人群围观；在街头讲道时，虽然衣服不吸引，但话语却吸引了很多人。”
为提高传教士的汉语水平，内地会于1866年开办了传教士语言训练学校，专门对传教士进行汉语及宣教事工的培训。名为语言学校，实则是传教士的培训中心，设男子部与女子部，分别位于安庆与扬州。学校主要的目的是“为新来的传教士服务，不仅是在语言学习方面，而且在传教工作的原则方面，给予他们最大的帮助。”
[1]
日后在傈僳族地区传教的傅能仁、杨思慧、杨志英等人均在此处接受过培训。
内地会在华宣教伊始，即着力教会自传、自治与自养的建设，建立真正的属于中国人的教会。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中国教会的领袖也提出了本色化教会的观念，主要有两个焦点，一是如何使基督教适合中国之需要，二是教会的一切事工，应交由中国信徒负责
。
内地会从一开始就注重本土同工的培养与运用。在二十年代以前，内地会雇用的中国同工约有1412人从事福音布道工作，是所有在华外国差会雇用中国职员最多的。雇用从事教育事工的职员为629人，居于第4位，而从事医疗事工的只有84人
。由此可以看出内地会对福音布道的重视。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同工更多从事的是辅助性的工作，教会仍然由外国传教士管理。担任教区监督管理的中国同工数量很少，例如席胜魔负责山西平阳地区、洪洞等地区
，王来全负责浙江北部地区等，到1920年，尽管中国牧师的数量只有32名，却是所有来华外国差会中人数最多的。20年代以后，内地会加快了教会自治的步伐，总主任何斯德（D.E.Hoste）认为：“……建立自治、自养和自传的教会，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必须将教会的监督权由传教士完全转移到中国领袖手上。”
[2]
1943年10月，内地会在重庆召开大会，总主任华福兰（Frank Houghton）再次重申内地会将工作交由中国同工的原则，认为内地会应成为教会的“辅助者”而非“管理者”。二战以后，中国同工已在内地会各个传教点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正如华福兰在谈及外国差会与中国教会关系时指出：“所有基督徒的工作自此都必须以教会为中心，而不是以差会为中心。只有这样，外国传教士才能为变化的中国所接受。”
[3]
自养是教会本色化进程中最难以实现的部分。内地会的收入，来自欧洲、北美及中国等地信徒的奉献。自内地会在华宣教伊始，尽管面临许多困难，自养的政策仍严格地得以执行。但20世纪以前的“自养”，虽然奉献收入都源自信徒，教会按规定也没有负债，但其中很大部分的奉献并非源自中国信徒。这是因为内地会以尽快将福音传至中国每一个省为目标，传教士所接触的多为下层民众，信徒大部分非常贫穷，根本无力奉献。进入20世纪后，这一情况有所改善，到1920年，来自中国信徒的奉献已占到教会总收入的42％。后因社会动荡，部分教会自立，奉献收入降低，至1940年，中国信徒的奉献占教会收入的约19％
。由于内地会并未建立大学，在教育、医疗事工方面投入较少，且中国同工的薪金在所在差会中是最低的，加之内地会以福音布道为主的传教策略，使得中国信徒的奉献能够基本满足教会日常运作所需。到1949年之前，内地会在各地建立的教会已实现自养。
[1] J.J.Coulthard，“The Province of Gan-hwuy”，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January 1903，p.4.
[2] D.E.Hoste，“A Re-Statement of Policy”， China Millions ，American Edition，Jan，1929，p.3.
[3] Frank Houghton， China Calling ，London：China Inland Mission，Newington Green，N.16，revised and enlarged by L.T.Lyall，1948 revised，p.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