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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界，不仅存在着环环相扣的食物链，而且也存在动物之间的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共生现象。例如：在海洋与陆地之中，许多庞大的动物几乎都不伤害帮助它们清洁身体的小动物（小鸟、小鱼）。
《读者》2009 年 21 期风之桦的《甲型H1N1 的前世今生》一文指出：“流感病毒和人类这一对寄主和宿主，彼此处于长期的共生状态，在人类掌握了更多克病招数的同时，病毒也总能通过突变，在不经意间向我们发动突然袭击，在英国作家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世界大战》中，流感的威力甚至波及了入侵地球的外星人：正当他们在地球上纵横捭阖，无往不胜之际，小小流感病毒的出现顿时使其丧失了战斗力。正是这种小说家的警告促使人类早作预防。”该文指出：“流感病毒平均每年有 10 次突然变异，30 年就有 300 次，大概在 300 次突变中，就有一次变成强毒型”，“重组病毒一旦流行，注射疫苗也无补于事。”“此次病毒正处于科学家的严密监控下，人类将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该文指出：“据估计，我国有望在 2009 年10 月前生产出 2600 万剂，可供 1300 万人注射的甲型流感疫苗，届时将对易感人群和高危人群实施接种，并进行必要的国家储备。”
科学史不少事例也都显示出共生现象，如万有引力定律、进化论学说、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说等发现都不是一个人单独完成的。
牛顿之前的开普勒、惠更斯（发现向心力）、胡克、哈雷等人已有所发现，不同的是牛顿解决了数学论证的问题。
达尔文之前的布丰、沃尔夫、基尔迈耶、歌德、奥肯、贝尔、拉马克、洪堡及与达尔文同时的华莱士、赫胥黎都分别提出了进化论学说。拉马克（1744—1829）首次建立了生物进化的系谱树，人类起源于高级猿类并提出用进废退与获得性遗传两个著名的法则，但他生不逢时（正值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宗教神学敌视他的学说而受到冷落，在贫困中死去（刘健统《科学技术史》，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6年）。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在了达尔文的肩上。遗传学之父孟德尔也如此，他的遗传学研究与种植试验，在他生前虽受到冷落，后人却在同样的研究中发现了他的成就，找到了理论依据，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而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者则更多，从 18 世纪末的汤普逊、托马斯·杨，到 19世纪 40 年代的焦耳、迈尔、格罗夫、卡尔文、柯尔丁、赫姆霍兹、克劳胥斯、莫尔、赛占恩等科学家都对确立能量守恒转化定律作出了贡献。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一书中也认为：这一现象，“不过是对已经存在的概念的综合，而这些既有概念自身也都是以往经验的成果和综合”。共生现象产生的原因也在于此，他指出：“当这种因素出现之后，文化互动的进程必定要促成这综合”。“这种状况颇为类似铀 235 的连锁反应，如果金属体的体积低于一定尺度时，连锁反应便不可能发生。但当达到一定尺度即‘临界点’时，连锁反应便是不可避免的。”（第 198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年）发明与发现也同样，只有在一定的基础、条件、水平都具备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
马克思主义也如此，如果没有哲学史上许多哲学思想的积累，如果没有三大来源（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形成，至少不会这么快的建立与完成这一庞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人类先进文化的结晶与集大成者。如果没有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工人运动的经验，没有自莫尔《乌托邦》到圣西门、付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也许产生不出《共产党宣言》。
19 世纪末垄断资本的形成造成中小资产阶级的恐慌，焦虑及绝望感，文化史学者们也强烈地意识到这一严重趋势，德国中学物理学教师斯宾格勒敏锐地感到了《西方的没落》，发现了西方资产阶级也会出现精神衰败，他总结了历史上的文化都有从萌芽，发展，壮大，到走向衰亡的周期，英国史学家汤因比也发展了这一思想。
人类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意识——前意识——潜意识的学说，也引起了一系列精神分析学家的重视与共同的研究。在人类精神领域中有了新的发现与突破，有了伟大的分界线（潜意识与意识），与更深入的研究。这和 20 世纪哲学界，医学界，文学界对人类精神研究都向内转有密切关系，由研究外界联系向研究人自身转化，是研究更加深化，细化的结果。文学上人们已经不愿意再去看巴尔扎克的细腻描写人们的活动的场景，环境，住所，复杂的人际关系，而是直接深入探索人的内心世界。以及更加频繁的潜意识的心理流动的繁杂的内容。
总之，文化共生现象是具备了一定的条件的产物。
共鸣也表现在许多领域：如山中叫声的回音；动物间的叫声，一只狗，一只狼的叫声会引来群体的响应与叫声；音乐的共鸣引发人们的感情的喜怒哀乐的变化也十分强烈；文学作品中感情的共鸣更是如此，引起的共鸣越强烈，作品的影响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