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属于高职高专秘书专业的文化普及性教材，我本人与文化史专家及文化理论专家相比，没有研究成果，只是在史学与理论专家们研究的基础上，汇总了文化史与文化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并把这些研究成果放进文化理论框架中加以综合性论述，旨在起到文化传播的作用。在此特别应该感谢的是中国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月刊为文化研究的理论专家与爱好者们开辟了论鸣与科研的阵地。

在研究文化与宗教的关系时，让我印象最深的书籍是《易经》《道德经》《圣经》《古兰经》这些原著；世界通史中的宗教、艺术部分；任继愈总主编的《佛教史》《基督教史》《伊斯兰教史》；吕鸿儒的《宗教的奥秘》；朱维之的《圣经文学十二讲》，朱韵彬的《圣经文学通论》等，如果不去读这些经典著作、史学论著与论述，我写不出《文化与宗教的关系》的论文。在这些基础上编写的教材，才能起到很好的文化传播的作用，在此特作说明。

这部教材是被“逼”出来的。1981 年 10 月我于河南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省社会科学院情报所搞研究工作。过去教过三年中学，很喜欢教书，外向性格的人适于同人们交流感情，能够站在讲台上热情洋溢的给同学们灌输知识，是我深感愉快的事情。于是我又回到了学校教书，1988 年，由于我的老师的引荐，我调往中州大学中文系。以教外国文学为主，兼教大学语文、应用写作、财经文书、法律文书等课。

20 世纪 90 年代初，社会上开始流行“孔子与儒学文化热”，系主任孟昭泉为秘书专业开设了中国文化课，并建议我由开外国文学，进而再开一门外国文化课。1992 年我开始涉足文化书籍时，最先引起我兴趣的书是复旦大学副校长、教授庄锡昌先生主编的《世界文化之谜》三册（文汇出版社，1989 年）及他编著的《世界文化史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孙鼎国主编的《西方文化百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年），还有（美）伯恩斯，拉尔夫的《世界文明史》（四册，商务印书馆，1987 年）等。之后曾因访问学者一事同庄先生有过通信联系，他曾建议我看《世界文化丛书》（计划出版 40 部）（周谷城、田汝康主编，庄锡昌任常务编委）。我当时买到 18 部（庄先生说其余 20 部还待出版）。我读后受益匪浅。这些富有各国特色文化的书籍博大精深，追根溯源，展示了迷人独特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以及这些文化传统精神对其民族的神秘而又深远的影响。由于复旦大学《世界文化史》是多卷本，我们学校的秘书专业只能选用简本作为教材，我只好放弃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我经过一番备课，参照许多书籍与工具书，自编一套《外国文化史》讲义，1994 年开设了外国文化史课，学生用书是征订南开大学中文系（用于给社会开办的秘书班）印行的庄锡昌先生的《世界文化史通论》一书。

1995 年 7 月，在郑忠信教授的帮助下，我与南开大学的俞久洪先生取得了联系。在南开大学作访问学者的一年时间里，我参加了由俞久洪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化史》简编教材的撰写（参编近代文化三章），这部书 1997 年由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我们的系主任孟昭泉教授退休后，2003 年我又接讲了中国文化概论课，在参考多种版本的《中国文化概论》（如张岱年等主编的权威版），张凯的《中国文化史》（专题角度）的基础上，先自编出时间系列的《中国文化史》讲稿（参考了各种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建筑史、美术史、音乐史、科技史，等），把发展过程归纳集中，分阶段梳理清爽。很遗憾的是：对现当代的各科，由于我们图书馆缺乏系统的各科史学书籍，获得的一些知识与信息仍然显得不系统或散乱，只有放弃，先梳理到清末为止。写出的《中国文化概论》的教案，也只能一半讲文化理论常识，一半讲中国传统的四大专题文化（即经济文化、政治文化、科技文化、精神文化）。还不知道该怎么把理论与史学糅合在一起。

我一边给文化与传播学院秘书专业讲中国文化概论，一边继续给经贸学院旅游专业开外国文化史课，专注于文化课的教学与研究。两次放弃了同仁预约的《外国文学》《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

由于喜爱这门课，浏览于中外历史、宗教史、哲学史、思想史、科技史、音乐史、建筑史、美术史，加上过去中外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的学习基础，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有关文化方面的论文，并用于本书各章。

我们学校后来归属高职高专。这个学校成立于 1980 年，原是郑州大学的分校，后改为郑州市走读大学（在一片荒草地上建起了新学校），专科本科兼有，1986 年改为中州大学，并由老校长王洪延从北京全国人大会上，带回了陈云的清瘦苍劲的亲笔校名题字。这使得全校师生欢欣鼓舞，深感改革开放的春风雨露带来的欣慰与动力。“为社会培养普及型实用人才”，已成为学校的发展方向。2001 年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建起了北校区。中文系改为文化与传播学院后，主抓教学工作的校领导在两个新兴专业中选定了秘书专业为全国试点专业。秘书教研室计划开设《文化概论》课程，教研室主任韩冬梅强调给学生们讲一些中外文化的基本常识。这对秘书专业的学生走向社会是极有帮助的。他们不仅是办公室的文员，更应该具有文化大脑，站得高看得远，视野开阔，能为企事业的领导部门出谋献策。

于是我在编写的讲稿《外国文化史》与《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概论》（梳理一番各种史学的主要观点与实例）的基础上，最后编定了这部《文化概论》的试用教材。其理论框架是受到以群主编的权威版《文学的基本原理》（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1964 年）的启发。

过去我陆陆续续还开过中专语文（中州大学曾开办过为时两年的中专班），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文学概论、20 世纪国外戏剧概观、中外艺术简史、21 年来共计开设过 14 门课程。开始一直颇有怨言，以为开这么多课，不利于专、精、深的教学与研究，21 年过去了，现在才深深感到这些博杂的教学内容，反而为《文化概论》的编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省社科院情报所的六年半，也锻炼了我的筛选综述科研成果的能力。生活中充满了辩证法，自认为坏的事情有时反而会引出好的结果。

从 1982 年以来的 27 年中，我在科研与教学的领域中，走了一条从倒金字塔（由研究 30 年中国现代文学的路程到研究文科情报，与教研中外历史，文化史）—由专到杂—到正金字塔—由杂到专（对文化知识融会贯通）的治学之路。时时有进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深深体会到“活到老学到老”的内心的充实感。

苦闷的时候，自己仿佛是在蹉跎岁月，有种在大海里漫游，快要淹死，又不知该往何处去的感觉。累的时候，就想放弃这种没有目标的漫游，有人说：“文化是个筐，啥都往里装。”自己有时也怀疑这门学科是否能够建立？

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怀特曾说过：“文化学是科学的最新尝试”，“只要它的研究主题能够向前，向上，持续发展，则它注定会做出伟大事业的”（见《文化的科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年）。他的话语令人感动，给人力量。让许多在这个领域中跑马拉松的人们看到了希望，增添了勇气。

虽然国外早在一百年前已把文化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但国内大学开《文化概论》这门课的并不多，1995 年访学前，我从全国高校访问学者专业目录中选择这个专业的指导老师时，只有复旦大学历史系与南开大学中文系两个学校有外国文化史专业。15 年后的今天，网上已有《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中西文化概论》，也有为专科开设的《中国传统文化》，书店也有《文化论》的书，但都理论艰深。自己就想给学生编出一部普及性的文化教材，于是有了这部书的编写。由于文化涉及知识庞杂，出现错误在所难免，望各位专家老师同仁，赐教指点。

本书“第十一章文化的分类”中大部分内容，是我一年前交给 2007 级秘书专业两个班的小论文撰写任务，相当于编写工具书的名词解释，要求把每一种文化的定义、起源、特点、分类、主要内容、发展、意义等概述出来。2009年下半年期末又作为考卷中的论述题（小作文），占 40 分。在为时 4 学时的实践课上，两个班的 18 名同学分别讲述了他们的论文，有的还展示了他们制作的课件。其中的一些篇目被编入这部教材中，一些同名文章整合为一篇。由于理论难度大，选中的篇目主要是对参考文献的摘要性整理，或是摘要加综合式的报导所写的专题文化的发展概况。路燕同学的《非语言文化》一文是她在思考、分析与理解之后的独到见解；外语学院 08 级商务日语班的陈妍妍同学平时爱好写散文，我让她撰写了《翻译文化》一文；还有来自广西壮族的蒙莹莹同学撰写了《客家文化》一文，当她在讲台上给全班同学讲解她的论文时，我们才知道她的母亲就是客家人，她还给大家唱客家人的山歌，讲述了客家人的饮食、建筑、语言等风俗习惯与特色、客家人的贡献，令人大开眼界，耳目一新。王露同学擅长写优美独特的散文，在《昆曲文化》中选择了许多演员剧照。潘君同学也是广西壮族人，她的《民居文化》，雨声中的壮家风情一节写的是她从小住过的村庄，文中还有作者从网上下载的 7 幅奇异独特的民居图片。张源源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在网上下载了各朝代的服装，各具特色。很遗憾，因为版权问题，不得不把图片全部删去。徐梁是学校记者团成员，曾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过一篇文章，三年级就做了《中国旅游报》河南记者站的兼职记者。学生会成员曹国辉曾多次在《郑州政协报》发表人物通讯，我也选用了他们的文摘。李春宝同学爱好书法，《中国书法之美》写的是他自己的体会，感受与理解；高职高专强调培养实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也给大家的这次有意义的产学研结合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为文化知识繁杂，对于各种分类文化的摘要，非专业人员很难把握内容是否准确，文责自负。还望各科专家及内行高人批评指正。

此外，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曾多次向河南电视台的翟欣老师请教音乐方面的理论知识，并请她与数字艺术研究生石晗、刘侠医生、杨露工程师，我们院的谢春红老师在百忙之中摘要、撰写了有关文化分类的词条，在此也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冯辉
201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