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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它既是人们交流思想、交流经验的工具，就必然要反映人们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所以文字承载着文化信息和对社会现象的客观反映。汉字作为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是汉民族的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承载着上古社会的文化信息；同时汉字作为一种古老的表意体系的文字，其形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说文解字》是东汉末年许慎在研究整理前人有关文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我国最早的一部科学分析字形、解释字义、考究词源的字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字书之一，因而有人说它是“天下第一种书”。对于《说文解字》的功用，清人孙星衍曾做过这样的评论：“唐虞三代。五经文字火毁于暴秦。而存于《说文》。《说文》不作，几于不知六义；六义不通，唐虞三代古文不可复识，五经不得其本解。《说文》未作之前，西汉诸儒得壁中古文书不能读。”我国文字，从殷商时代以至东汉，历时一千四百余年。许慎的《说文解字》的确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功用。
汉字的表意性为分析字形、探求字义提供了可能。形训即“以形求义”，指通过对字形结构的分析来探求其意义。《说文解字》首先运用六书理论来研究、分析汉字的形体构造，说义以明本义为主，旁及引申义与假借义，成为形训方面的名著，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对《说文解字》的形训不断进行修订、修正，并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面对《说文解字》的形训进行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
这一时期的学者对《说文解字》的研究主要是对其进行订补和修正，以及围绕六书理论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本时期对《说文解字》的研究看作《说文解字》研究的发轫及发展时期。《说文解字》一书作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在建光元年由许慎之子许冲奏上朝廷，后来唐代学者李阳冰刊定《说文解字》，代表作是《刊定说文解字》二十卷，现在能看到的只存木部残卷，一百八十八字，其篆与今本相异者有五字。李阳冰不仅规范了小篆字形，对一些字的结构也进行了分析。这些新解是非参半，南唐徐锴在其著作中专列“袪妄”篇，对李阳冰的新解进行驳斥。徐锴的主要贡献在于注释《说文解字》，其代表作是《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小徐本），今传。该书主要部分为《通释》三十卷，用以古书证古书、以今语证古语的方式对《说文解字》字义进行疏证。其兄徐铉曾奉旨与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说文解字》，于宋太宗雍熙三年完成并雕版流布，世称“大徐本”，是流传至今、为世人研习的最主要的本子。以上这些学者对《说文解字》的研究主要是对其进行订补和修正。
另外，还有些学者是围绕《说文解字》及其理论进行更深层的分析，并提出独到的见解。南宋学者郑樵第一个撇开《说文解字》的系统，对字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专用六书的理论来研究文字，其代表作是《六书略》。元代的戴侗力图改变自秦以来的文字研究现状，探究文字的本源，研究本字的变迁，其代表作是《六书故》。与此同时还有杨桓的《六书统》《六书溯源》及周伯琦的《说文字原》《六书正讹》。另外还有明代赵
谦的《六书本义》和赵
光的《说文长笺》。随着这些著作的诞生，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六书”派。
汉唐以来，清代是又一学术活跃的时代，文字学著作辈出，学术成就极高。训诂学领域也硕果累累，大放异彩，尤其是对《说文解字》的研究达到了鼎盛时期。清代学者对《说文解字》这部著作极为推崇，普遍认为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欲求三代之遗，舍许慎无所适从，故都以通《说文解字》为读书的钥匙。段玉裁等“说文四大家”可谓清代《说文解字》研究的翘楚，在形训研究方面，又以段玉裁和王筠成就最为突出。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不仅严守许说、阐发许说，而且也匡正许说，多有收获。段玉裁在继承前代训诂学成就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形、音、义“三者互求”的训诂方法，并成功运用于《说文解字注》中，较好地克服了单独使用“形训”“声训”的局限，在寻求语源、辨析假借以探求词的本义，以及词义的系统研究、同源词研究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为我国训诂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这部著作有意识地把文字放在历史的使用过程中加以考察，探求文字形变的源流，将字形与训诂紧密联系起来。在这本著作里，段玉裁主要从以下方面来对《说文解字》的形训进行阐发：1.辨析古今字以求本字。（1）古字用本意，今字用假借字；（2）古用假借字，今字用本字；（3）古字兼义今造新字；（4）语音演变而今字另造。2.把握本义特征以求引申义。关于此观点，段玉裁认为：在文字的使用过程中，一个字或词很少只有其本义，大多数字或词总是沿着其本义的某种特征所决定的方向不断地被引申出新义，从而逐步形成以本义为起点的词义系统。3.匡正字形。4.考核异文。
《说文解字》四大家之一的王筠在《说文解字》的形训方面也有显著的成就。他的《说文释例》《说文解字句读》两部著作把文字和所要表示的客观事物联系起来考察，据事以审字，据物以查字，对于省声字、会意字的类别、重文、分别字、累增字以及假借字等都做了科学的研究。《说文释例》的主要内容是对于《说文解字》体例的阐释。他对于“六书”条例有具体的阐释，主要见于他的兼书说，共分 13 类。兼书问题说明了汉字的字形构造是复杂的，存在一些传统六书无法涵盖的构形方法。王筠对重文现象的分析也有其独到的见解，提出同部重文、异部重文、分别文、累增字等术语。《说文解字句读》的形训研究体现为利用金石铭刻等古文字资料分析、校正字形、字义，阐明字的孳乳演化和形义间的关系以及对“六书”理论的贯通与运用。
除了“说文四大家”之外，清代许多学者在《说文解字》形训研究方面也成绩斐然，如江声、严可均等人。江声在研究转注的学说问题上，倡导形转说。严可均的《说文校议》、孔广居的《说文疑疑》、严章福的《说文校议议》、王绍兰的《说文段注订补》、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等也各具特色，各有所长。
这一时期，随着西方语言学的引入，学者们对《说文解字》的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代表性学者主要有章太炎、黄侃、刘师培、杨树达、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马叙伦、丁福保、吴承仕、沈兼士等。章太炎的《文始》以初文、准初文为出发点，探索文字的变易和孳乳。黄侃的《说文解字》研究旨在以声音贯通形义，创获颇多，其代表作为《说文笺识四种》《黄侃论学杂著》《黄侃手批说文解字》。杨树达的研究特点是形音义互相参证，字形上参以金石，语音上参以方言，字义上参以语法，其代表作是《积微居小学述林》《积微居金石说》。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三人的主要贡献是以甲金文字正许补许。马叙伦的代表作是《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和《说文解字研究法》。《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广纳前代各家之长，尤其注重构造分析和语源探索，用甲金文纠正《说文解字》之失，依据六书分析许书文字，各归其类。丁福保的《说文解字诂林》汇集了有清以迄近代《说文解字》研究论著两百余种，集此一时期《说文解字》研究之大成。
建国以后，我国的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波折，其间学术上出现了停滞时期，但也有许多学者涉足《说文解字》方面的研究，从而进一步地推动了《说文解字》及其理论的研究。
“文革”结束以后，随着国学的兴起和国内外的交流日益频繁，涌现出了一批年轻的学者，他们在研究和整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说文解字》研究的范围更加的广泛和系统，研究的层次更加深入和细致。
周祖谟的《许慎和他的〈说文解字〉》、陆宗达的《说文解字通论》、《介绍许慎的〈说文解字〉》，陆宗达、王宁的《〈说文解字〉与本字本义的探求》是《说文解字》研究方面的普及性著作，有开创先声的作用。姚孝遂的《许慎与说文解字》以治古文字学的方法研究《说文解字》，分析细密精审，很多方面都提出了十分令人信服的新见。张舜徽的《说文解字约注》据前人疏释许书之说，博观约取，择善而从，汰其繁辞，存其精义，可以看作是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的缩略本，然而它又十分重视推求语源，又可看作是超出丁书之外的著作。蒋人杰的《说文解字集注》从前人繁多的注文中择优撮要，又引述甲金文字及其考释，考订文字，阐明本文，力求用极少篇幅总括数百家之研究成果。董莲池汇集诸家研究成果，利用可靠的古文字材料，全面、系统地理清了《说文解字》形义说解之不当，其代表作是《说文解字考正》《说文部首形义通释》等。台湾学者季旭升的《说文新证》以“新证”的方法，返本归源而施用于《说文解字》，挑选《说文解字》有误，古文字材料能更正的部分，将研究者正确或有参考价值的说法汇于一编，并加以评析，还不时提出自己的新见。书中尽可能地利用出土材料，探求文字演变之迹，列出不同时代的不同字体与《说文解字》所收字相关的资料。作者认为字形不是越早越好，而在于切合，即发展中的切合，直接或间接地切合。臧克和、王平合作的《说文解字新订》，将大徐本所刊《说文解字》（包括注释、反切和新附），标注新式标点，并附有部首笔画检字表和音序检字表，为研究《说文解字》提供了方便的校订本，但是内容体例上多见错误混乱之处。六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如俞敏《六书献疑》、杨柳桥《六书拨疑》、皇甫权、蒋仲青《六书辩疑》、罗君惕《六书说》、郭子直《六书初探》、李恩江《对许慎六书说的再认识》以及向光忠《论“六书”的本旨与序列》等。在对形声的研究方面：殷孟伦《说文解字形声条例述补》、刘赜《说文形声释例》阐发了《说文解字》形声条例。王宁、李国英《论〈说文解字〉的形声字》详细考察了占《说文解字》总数 87.39％的 8233 个形声字，揭示了形声字的内部规律和功能，指出经《说文解字》存贮与整理过的篆文字符群，是一个以形声字为主体的汉字构形系统。对形声结构方面的省声、多形多声、“右文说”等，也有不少学者做了研究，较重要的有陈世辉《略论〈说文解字〉中的省声》、车先俊《〈说文〉省声字研究》、曹先擢《〈说文解字〉的省声》、何九盈《〈说文〉省声研究》、汤可敬《〈说文〉‘多形多声’说研究》、刘又辛《“右文说”说》等。利用出土古文字研究《说文解字》是此一时期的亮点。裘锡圭《〈说文〉与出土古文字》通过大量证据，说明《说文解字》中保存的古文字字形有不少跟出土古文字资料吻合，研究《说文解字》应和出土古文字结合，合则两美，离则两伤。郭小武《〈说文〉篆籀字汇与甲骨文字考释》举出大量实例，总结了《说文解字》保存古形对于远古文字考释的价值，认为《说文解字》为古文字构形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祝敏申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文字学》充分征引中国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成果，就《说文解字》关于中国文字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做了详细的考查评论，对《说文解字》所收籀文、古文给以新的界说，对六国文字异形和隶书、草书的肇端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蔡英杰《〈说文〉从寸字说解献疑》联系甲金文字，指出《说文解字》从寸字多是“从又（手）”之讹。
理论研究方面，叶斌的两篇论文在《说文解字》形训理论研究方面有创新之处。其《〈说文解字〉的形训理论》着重从以形表义论、形义系统论、形义矛盾论三个方面阐发许慎的《说文解字》的形训理论，从而证明这些理论是关于训诂的理论，而其中的六书说是从不同平面就形义关系所做的理论表述。在文章的结语处，作者这样总结道：“以形表义论是形训理论的核心，指导着全书 9353 个字的训释；是表现理论和还原理论的统一体，表现理论为训诂提供学理依据，还原理论为训诂指示方法途径。形义系统论是形义一致思想的深刻延伸，从联系的观点出发，阐述形声字训释的另一重要理据；同时与十四篇训释系统相辅相成，是这个系统结构的组织原则。形义矛盾论是形义一致思想的补充，揭示表现意义的特殊方式及其结果，并且提出相应的训诂对策。”其《〈说文解字〉造义说解举例》主要论述《说文解字》有关“造意”的说解方式，并就造意说解的得失做出评价。从说解的内容看，有说解形意、说解部件和说解字义等三种方式。从说解的形式看，有主词式、前缀式、后限式、附加式等四种方式。认为许慎的造意说解有利有弊，弊主要有三点，即把语言和文字相混淆、具体释义不准确、体例失衡。
其他方面，还有康殷的《说文部首诠释》，董莲池、曾敏捷的《论利用〈说文解字〉考释甲骨文的方法》，郑权中的《关于许慎假借义例的解释和批评》，杜定友的《象形字》，王群的《论〈说文〉“转注”及相关问题》，王志强、王磊的《简析〈说文解字〉对汉字字源的探讨》，江石的《“品”字型汉字浅论》，黄献的《试论〈说文解字〉与汉字学体系的构造》，张朋川的《中国古文字起源探析》，陈棣方的《〈说文解字〉二体叠文说略》，王作新的《〈说文解字〉汉字聚合论》，罗红胜和刘守安的《〈说文解字〉的汉语史论与结构构成价值》等等。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说文解字》的学位论文，例如雷黎明的《〈说文解字〉象形字研究》，从五个方面论述了《说文解字》中象形字的特征、失误、与古文字的对照以及古代先民的造字思维模式。薛永刚的《〈说文解字〉小篆异体字初探》从四个方面分析和探讨了《说文解字》中小篆的异体字。卢艳琴的《〈说文解字〉误释类型考误》，从整体上考察《说文解字》的误释，把误释的类型分为字形分析有误、字义分析不确、字的归属不确等七类。郭伟的《〈说文解字〉形变字研究》，以《说文解字》中的形变字为研究对象，主要讨论形变字的字形、字义的演变以及对形变字析形、释义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