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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他的言行事迹与文治武功，至今仍然引人瞩目。其中，唐太宗的求贤如渴，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充分发挥贤才作用的用人之风，更是为后世所乐道。王船山说：“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读通鉴论》卷二十）高度评价了贞观时期人才济济的盛况，肯定了唐太宗的人才思想及用人政策所起的重大作用。唐太宗是怎样发掘和选拔人才的？又是怎样使用和管理人才的？他为什么重视人才，并善于发掘、选拔、使用和管理人才？拙文欲从这些方面略做粗浅的归纳和论述，以求证于各位专家和同仁。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素来人才济济，英雄辈出。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专制主义的腐朽统治，往往有众多的贤能志士被埋没，千里马老死槽枥。因此，如何发掘和选拔人才，便是历代统治者所面临的重要的实际问题。有“明主”之誉的唐太宗是颇为重视人才的发掘和选拔的，并较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择要而言，唐太宗发掘和选拔人才的方法大约有四种。
第一，明辨善恶，舍短取长。
发掘和选拔人才，使人的才能得以施展，关键之一就在于发掘、选拔者是否有分辨选拔人才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唐太宗是颇有见地的。贞观晚年他曾总结自己的用人经验道：“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知能不举，则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始。又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绰优于大国之老，子产善为小邦之相。绛侯木纳卒安刘氏之宗，啬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长，然后为美。”（《全唐文》卷十《金镜》）这就是说，发掘和选拔人才，使人的才能得以施展，首先，要求选拔者必须具有辩证的人才思想，懂得明辨人才的善恶、优劣，客观地看待和评价人才，正确地分析旁人对人才的评价，以区分优劣、全面衡量。如唐太宗评价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品评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这些品议无不恰到好处。
其次，在明辨善恶知人优劣的基础上，选拔者要做到有贤能则举，发现劣迹，坚决罢黜，不得姑息。因为，正确认识一个人，并非一件易事，它需要一个过程。选拔出来的人才是否货真价实，还须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考察检验，才能得出完整的结论，正如唐太宗所说：“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偏识”（《贞观改要·择官》），指出了认识人才的限度性。
再次，凡人才各有所长，不可能样样兼通，选拔人才应舍短取长，量才录用，做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太宗“舍短取长”的用人方针是十分成功的，他任用房玄龄、杜如晦、戴胄等人，就是舍短取长的范例。房、杜的短处是不善于理狱与处置杂务琐事，长处是多谋善断。唐太宗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其相才，以“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的房玄龄和“刻断如流”的杜如晦为相，让他们贴然配合，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之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贞观政要·任贤》）。戴胄的短处是“无学术”，不通经史，但忠直，办事秉公，处事干练，敢犯龙颜。于是，唐太宗让他担任大理少卿，秉公执法。后来戴胄不负重望，使唐太宗发出了“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的赞语（《旧唐书·戴胄传》）。
第二，广开才路，不拘一格。
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都有自己的杰出人才，只要选拔者善于发掘选拔，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他曾表示：“（选才）不以卑而屈，不以辱而不尊。”（《帝范》卷一，《求贤》）为了广开才路，首先，唐太宗打破魏晋以来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实行士庶并举。他早在藩府时，就注意物色有才能的庶族地主房玄龄、张亮、侯君集等人；同时也信用士族地主高小廉、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人。即位后，罗致士庶地主的条件更加优越了，王珪、韦挺、魏征、马周均是他们杰出的代表。
其次，唐太宗实行官民同申，注意打破历代从官中选官的常例，把网罗人才转向民间。贞观三年四月，他下诏说：“白屋之内，闾阎之人，但有文武材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谨，堪理时务……亦录名状与官人同申。”（《唐太宗诏今集》卷八，《赐孝义高年粟帛诏》）如唐初名臣马周，原是中郎将常何的布衣家客，因帮常何代草奏事二十军条，甚合圣意，被唐太宗发现，“四度遣使催促”马周面见（《贞观政要·任贤》），交谈后，深为满意，马上授官门下省，最后累官至中书令。欧阳修对此议论道：“周之于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对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新唐书·马周传·赞》）道出了马周由“一介草茅”而一鸣惊人的必然性。
再次，唐太宗注意摆脱重汉轻夷思想束缚，实行汉夷并用，起用少数民族有才能的人。重汉轻夷是中国古代帝王的共同特征，唐太宗则不然。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太宗针砭古人皆贵中华的偏向，匡正为不贱夷狄的民族政策，起用有才能的少数民族将领。如突厥的阿史那社尔“以智勇闻”，深为太宗器重，贞观十四年，出征高昌，太宗以他为“交河道行军总管，战毕，美其廉”（《新唐书·阿史那社尔传》）。阿史那忠，“所历皆以清谨见称，时人比之金日磾”（《旧唐书·阿史那忠传》）。铁勒族酋长契苾何力内附后，太宗授职左领军将军。贞观九年平吐谷浑，唐军汉将被围，“何力驰壮骑，冒围奋击，虏披靡去”（《新唐书·契苾）何力传》），太宗擢为北门宿卫。
复次，弃怨拒亲，不以“新故异情”。古代帝王能放弃个人恩怨，不以亲疏、新旧选拔人才的可谓甚少。唐太宗在选拔人才时，对于那些献身于“贞观之治”的贤才们，或仇或疏，或恩或亲，均视同一体，予以使用，以求贤致治。如：魏征原为太子李建成谋士，曾力主斩秦王以免后患。玄武门之变，魏征成为阶下囚。唐太宗慕其出众才华，不报私怨，出以公心，初授谏议大夫，后擢侍中，位极人臣，使魏征治国才华在贞观之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太宗曾浑然自得地说：“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旧唐书·魏征传》）贞观七年十一月，唐太宗任长孙无忌为司空，高士廉劝阻，说：“以外戚位三公，嫌议者谓天子以私治家。”太宗不以为然地说：“朕任官必以才。不者，虽亲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虽仇如魏征，不弃也。”（《新唐书》传第三十）李神符是唐太宗的叔父，虽有功，但不会管理下属，且腿脚有病，故不重用。长孙无忌虽是太宗皇后的哥哥，但有才，故太宗决定重用他。长孙无忌“固辞”。太宗坚决地说：“吾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无才，虽亲不用；如有才，虽仇不弃。今日之举，非私亲也。”（《纲鉴易知录》卷四十三）长孙无忌只好受命，他在“贞观之治”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对待新故上，唐太宗也说：“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唯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又曰：“今所以择贤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旧寻情？……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岂是至公之道耶？”（《贞观政要·公平》）宋代进步思想家陈亮赞曰：“其先后新故之不同，亦已甚矣。太宗并举而大用之，以究尽其才。而诸公亦展布四体以自效，不复知先后新故之为嫌也。”（《陈亮集》卷九《王琦确论如何》）唐太宗广开才路，不拘一格地发掘和选拔人才，受到了后人高度赞扬，刘昫曾高度评价说：“臣观文皇帝，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终平泰阶，谅由斯道。”（《旧唐书·太宗本纪史臣曰》）所谓“终平泰阶，谅由斯道”，是指最终打下太平之世，实现“贞观之治”，是由于他不拘一格，不私于党的任贤致治的用人政策所致。
第三，科举取士，云集人才。
治国理政，只靠立功擢迁少数贤能官吏和征辟少量社会贤达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一种能广泛、大批地发掘和选拔人才的制度。在唐朝，广泛地大批地罗致人才的有效方法便是科举制。
科举制起源于隋，但很不健全。唐太宗即位后，为了广泛地、大批地发掘和选拔人才，决定进一步完善科举制。贞观之年，唐太宗“盛开选举”，兹后又通过科举考试选取才士（《旧唐书·戴胄传》）。唐太宗曾接受刘林甫提出的“今选者众，请四时注拟”的建议，一度打破隋代的当年冬十一月到次年春的考试制度（《旧唐书·选举志》），这样，就收到了“选集无限，随到补职，时渐太平，选人稍众”的效果（《旧唐书·唐临传》）。这事也说明唐太宗是多么渴望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治国安邦的人才。
我们知道，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使贵族垄断了官场，埋没了人才。鉴于它的种种流弊，有识之士纷纷要求予以改革。隋文帝统一中国后，采取以才选官的科举制，唐太宗又进一步予以健全。对此，李百药赞扬道：“弘奖名教，劝励学德，既擢明经于青紫，将升硕儒于卿相。”（《旧唐书·李百药传》）唐太宗提拔的这些明经硕儒，既以才选入官，多数必不凭借门第家世。因此，唐朝科举制度的实行，一方面为真才实学之士铺垫了进身之阶，使他们有机会为国家效力。唐太宗曾在金殿端门看到新进士鱼贯而出的盛况时，情不自禁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唐太宗网罗的儒林群英，基本上排除了其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的弊病，代之以学识拔士，故以才选为特点的科举制，打破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贵族官僚垄断官场的局面。另一方面，科举制的实行也扩大了庶族地主参政掌权的机会。如庶族地主出身的李义府官至宰相。同时，科举制度也有利于安定社会，使那些能人志士沉迷于科举做官，老死考场，以免他们聚众造反。唐人赵嘏有诗为证：“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摭言》卷一引），真是一举三得。
第四，建立选用才行兼备之人标准。
自古以来，凡人才必有大小、优劣、贤恶之分。有些人，虽然才能卓著，但其心术品行不正，他们不是凭自己的才能为国效力，为百姓谋利，而是凭自己的才能投机钻营，营私舞弊，巧取豪夺，鱼肉百姓，如此亦不可用。因此，发掘和选拔人才，必须有一个标准，唐太宗的用人标准是“才行兼备”（《资治通鉴》卷一九四）“举行能之人”（《旧唐书·杜正伦传》）。所谓“才”与“能”是指办事能力而言，所谓“行”是指品德，是政治标准。
唐太宗用人主张德才兼备。贞观二年，他对左右亲近大臣说：“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崇儒学》）他对“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总是“多进甚阶品，累加迁擢焉”。（《贞观政要·政体》）贞观六年十二月，他对大臣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魏征答曰：“然。天下未定，则专用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资治通鉴》卷194）它说明，用人必须选拔道德、品行、学问和见识高的人，要德才兼备，而不可偏废。
唐太宗发掘和选拔人才，一方面注重被选拔者的真才实学。有一次，唐太宗曾亲自对诸州上举 11 人进行口试，见举子皆“莫能对扬，相顾结舌”，唐太宗以为他们初入宫阙，心怀惊惧，有碍辞令畅达，于是改为笔试。但他们仍“构思弥日，终不达问旨，理既乖速，词亦庸陋”，太宗不禁大失所望，将所举之士“宜放还，各从本色”，对失职的举主，“以举非其人，罪论仍加一等”。（《全唐文》卷五《荐举贤能诏》）另一方面，唐太宗十分注重被选拔者的德行。他曾在责备吏部选人不顾德行时，对吏部尚书杜晦说：“比见吏部择人，唯取其言辞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贞观政要·择官》）强调对于才优行薄者，即使亲如故旧，亦不轻易予以重任。如许敬宗终贞观一代末至高位重用就是一个显例。刘昫指出：“许高阳（即许敬宗）武德之际，已为文皇入馆之宾，垂三十年，位不过到曹尹，而马周、刘洎起羁徒步，六七年间，皆登宰执，考其行实，则高阳之文学宏奥，周、洎无以过之，然而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阳才优而行薄故也。”（《旧唐书·许敬宗传·史臣曰》）它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唐太宗用人是全面坚持才行兼备标准的。
发掘和选拔人才的目的，不是把人才当做花瓶摆设，装潢门面，而是为了使用他们，使他们的才能在治国安邦，为民谋福利中得以施展。要想使人才得到科学、合理的使用，必须对各方面的不同专长的人才进行妥善的科学的管理，以便使他们的聪明才智有充分施展的机会，以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不致因为管理不善而埋没、压抑了可用之才。在这方面，唐太宗也是做得比较成功的。归纳起来，他使用和管理人才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下列几点。
第一，分任以事，委任责成，充分发挥人才的专长。
凡人之才能，各有所长。因此，在使用人才时，就必须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唐太宗很重视发挥人才的专长。他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资治通鉴》卷 192）他即位之初，曾问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有何治国之道。张玄素建议唐太宗：“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资治通鉴》卷192）张玄素建议的重点是“分任以事”，即在知人的基础上，舍短取长，各司其职，君主不必事事插手，只要在上督察官员是否称职，赏罚分明，就能治理天下，唐太宗接受其建议，并付诸实施。
贞观四年，他对大臣说：“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备尽其用，庶几于理也。”（《旧唐书·太宗本纪》）实践他“委任责成”的重大举措是改革中书省与门下省的封驳制度，使宰相及其官员有职有权，各谋其政，以便收到各相监督，反复诘难，务使政事便于施行的效果，目的是调动官员的办事责任感。
唐太宗为了更好地使“分任以事，委任责成”行之有效，还特意制定了“考课之法”，基本内容是“四善”“二十七最”。（《新唐书·百官志一》）它对不同的职事官，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各主管职事官，依据这些具体标准，考核属下的功过本领，评分等级，分别予增加、保持或降低俸禄以示奖惩。同时，唐太宗也坚持亲自考察下属特别是地方官吏，他曾对侍臣曰：“朕每夜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唯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以便根据他们的政事得失进行升黜，加强地方官责任。
第二，信任贤才，充分发挥贤才的主观能动作用。
唐太宗认为，使用和管理人才的一个重要准则，就是信任贤才，充分发挥贤才的主观能动作用，反对君主玩弄权术。他说：“流水肖浊，在其源也。君主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直行，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贞观政要·诚信》）指出：“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贞观政要·政体》）他坚决表示：“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贞观政要·诚信》）唐太宗以水清浊在其源的道理来阐述君主本人在诚信上以身作则管理臣下的重要性，并把君臣相猜的危害，提高到事关国家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并坚决表示信任贤才，这对充分发挥贤才的主观能动作用无疑是极为有益的。
事实正是如此，如武德年间，他收降刘武周大将尉迟敬德不久，敬德手下的两个将领叛逃了。有人猜测敬德必叛，不经请示，囚于军中，力劝秦王赶快杀掉。他非但不杀，反而把敬德放了，并且召入卧室，温语相慰，使之宽心，临别还赠送金宝。敬德被他的赤诚相见感动至深，发誓“以身图报”（《旧唐书·尉迟敬德传》），后来，果然为李唐王朝打天下，为秦王夺帝位，立下汗马功劳。再如贞观三年，长安县人霍行斌诬蔑魏征“谋反”，唐太宗及时识破了这人诡计，指出“此言大无由绪，不须鞫问，行斌宜附有司定罪”。魏征知道后，顿首拜谢。唐太宗又说：“卿之笃仁积行，朕所自知，愚人相谤，岂能由己，不须致谢。”（《魏郑公谏录》卷五）正因为这样，魏征才敢大胆对唐太宗力谏，对国家效力。
第三，保全功臣，不任意枉加黜责杀戮。
在中国古代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帝王创业之际尚能任用贤能之士，一旦创业成功，便开始嫉贤妒能，任意黜责杀戮功臣。唐太宗则不然，他强调指出：“朕览汉史，见汉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人。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旧唐书·尉迟敬德传》）贞观十一年唐太宗又特颁诏令表示：对“义深舟檝”“谋定帷幄”“身摧行阵”的“佐命功臣”自己是不会忘记的。（《旧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十七年二月，唐太宗诏命画家图形二十四位功臣于凌烟阁并刻诏书于其中说：“自古皇王，褒崇勋德，既勒铭于钟鼎，又图形于丹青，是以甘露良佐，麟阁著其美；建武功臣，云台纪其迹。”（《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唐太宗晚年在总结自己不枉杀人时说：“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兵，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资治通鉴》卷 198）询查唐太宗处世行事，基本相符。在二十四位功臣中，除张亮、侯君集涉及“谋反”被诛外，其他功臣皆得善终。唐太宗保全功臣，一方面可以使统治阶级上层趋于稳定，避免了内乱；另一方面开国功臣一般都是才能之士，社会阅历甚深，把他们保存在统治集团的核心内，充分发挥这些人的才能，制定统治政策，有利于安定社会，发展生产，巩固统治，安定下属官吏，使人无寒心之感，积极效命国家。
第四，斥远群小，不受谗言所惑。
唐太宗认为，君主要广任贤良治理国家，就必须斥远群小，不受谗言所惑。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在同褚遂良总结自己治国经验时指出：“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不书恶。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贞观政要·杜谗邪》）晚年，他又总结了君所好，臣必趋之的历史经验：“予思三代以来，君好仁，人必从之。在上留心台榭，奇巧之人必至……塞切直之路，为忠者必少；开谄谀之道，为佞者必多。”（《全唐文》卷十《金镜》）为了防佞杜谗，《唐律》中曾做了诬告反坐的规定。唐太宗认为，对那些诽谤、诬陷者，“以谗人之罪罪之”。例如：贞观三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毁谤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想排斥房杜的宰相职位，结果被唐太宗识破，并绳之以法，陈师合因诽谤而被判“流于岭外”。（《贞观政要·杜谗邪》）唐太宗斥远群小，不受谗言所惑，一方面杜绝了那些奸佞小人靠诽谤贤良而投机钻营于国家机构；另一方面，维护了正直贤士良才的声誉，使他们安心任事，充分发挥其治国的才华。
第五，精简机构，裁减冗官，提高工作效率。
唐太宗认为，治国理政的关键在于选贤任能，“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资治通鉴》卷 192）。因此，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着力抓了精简机构、裁减冗员的工作。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大臣说：“致治之本，唯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唯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推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摄，焉得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载在经典，不能具道。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贞观政要·择官》）唐太宗吸取前人经验，引经据典地说的这一席话，中心就是要“并省官员”。房玄龄等根据太宗“量定庶官员位”的旨意，将中央官府的文武官员，从二千人减为六百四十三人。就在这一年，太宗又下诏并省州县，把原来三百六十州并省为三百三十一州，同时裁汰了一批冗员。（《唐会要》卷七十）
官僚机构庞大，冗吏壅塞，一方面造成政府各级机构办事效率低下，开支庞大，使得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另一方面，由于冗吏充塞，不仅妨碍了新的贤能之士的引进，即使是原有的贤能之士也难以充分发挥其作用，以致奸佞之人乘机钻营，为非作歹，损害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唐太宗在使用和管理人才上致力于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唐初政府各级机构的办事效率。元朝学者戈直在注释《贞观政要》时赞叹说：“贞观之善政，当以省官为首。”
第六，重视州县“养民”“亲民”官的任用。
贞观三年，唐太宗说：“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纲鉴易知录》卷四十三）强调要重视州县官的任用。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给唐太宗上书说：“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今重内官而轻州县，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太宗非常重视马周的观点，于是对亲近的大臣说：“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五品以上的各举一人。”（《纲鉴易知录》卷四十四）
州官宰相即可任命，县官一般是七品爵位。唐太宗亲选刺史，调五品京官充任县令，加强地方官的领导与配备，可见他重视地方官的程度了。唐太宗注意精选任用地方官，有利于贯彻落实中央方针政策，安抚百姓，发展生产。
第七，关心和体恤部下，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中国古代的封建帝王，大多过着荒淫无度、奢侈腐朽的生活，不仅很少关心百姓的疾苦，而且身居左右，为其效力的各种贤能之士也得不到关心。三国时期的魏国阮籍曾说：“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咏怀八十二首》之三十一）唐太宗则不然，他比较注意关心和体恤部下。贞观十七年，魏征病势垂危，唐太宗牵太子登门探望。他发现魏征家没有正堂，就把自己拟造殿阁的材料拨给魏征营建。魏征死后，太宗亲临恸哭，并为他写碑文，刻在石碑上。（《贞观政要》）英国公李世勣有次生“暴疾”，民间验方说要用人胡须灰治疗。太宗乃“自剪须，为之和药”（《贞观政要·任贤》）。李世勣感动得流涕辞谢。太宗说：“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资治通鉴》卷 197）贞观二十二年，中书令兼右庶子马周有病，太宗“亲为调药”，并派太子去慰问（《资治通鉴》卷 198）。作为封建帝王的唐太宗，能如此关心和体恤部下，并把关心和体恤部下提高到关心社稷的高度来认识，这是难能可贵的，它对调动贤才的工作积极性显然是极为有益的。
第八，求言纳谏，集思广益，充分发挥贤才的聪明才智。
在古代封建帝王中，最善于求言纳谏的恐怕要数唐太宗李世民。史载仅著名谏臣魏征就给唐太宗进谏“二百余奏”（《新唐书·魏征传》）。唐太宗之所以善于求言纳谏，一方面是因为他认识到了个人才思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新唐书·魏征传》）“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贞观政要·政体》）故贞观三年，他在察知中书、门下不少大臣“阿旨顺情，唯唯苟过”时指出：“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若唯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同上书）唐太宗认为，选贤任能的目的，就是为了集思广益，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在治国中发挥作用，否则就失去了意义。另一方面，唐太宗也认识到了不求言纳谏的危害。他说：“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贞观政要·求谏》）为此，他立制度，订规矩，作启发，假颜色，摆姿态，见行动，下保证，搞奖励，以求得臣下之谏。陆贽曾高度赞扬说：“（唐太宗）道冠前古，泽被无穷者，则从谏改过为首焉。”（《陆宣公奏议》卷三）
正由于唐太宗善于虚心向臣下求言纳谏，它造成了“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贞观政要·求谏》）开明的政治局面，从而充分发挥了贤才在治国中的作用。正如唐太宗自己所说：“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贞观政要·慎终》）唐朝著名诗人元稹在《长庆集论》中指出：“房、杜、王、魏之徒，议可否与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于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岂文皇（太宗）独运聪明于上哉？盖亦群下各尽其言，以宣扬发畅于天下也。”的确，唐初“天下大治”的实现，太宗虚心求言纳谏，君臣“协力同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唐太宗独断专行，上下离心离德，君臣彼此相疑，太宗闭目塞听，群僚万马齐喑，那就只能与“大治”无缘，覆亡有日了！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偶然产生的，它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们长期社会实践的结果。唐太宗人才思想的产生和形成，自然也不能例外，它既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他长期社会实践的结果。
第一，百废待举，极需人才。
唐朝是在隋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唐太宗即位之初，整个社会残破不堪，百废待举。为了克服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困难与问题，一个突出的任务就是要搜集大批人才，以适应大治天下的需要。然而，唐初“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资治通鉴》卷 192）。为此，唐太宗不得不广开才路，“擢将于行伍之中，取士于凡庸之末。”（《旧唐书·房玄龄传》）同时，从隋末到唐初，是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转变时期，风云激荡的历史潮流，造就了各种各样的人才，为唐太宗发掘和选拔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第二，疆域辽阔，便于发掘和选拔各类人才。
唐太宗时，全国统一，疆域扩大，选拔人才的范围比较宽广，它为唐太宗不拘一格的用人政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正如唐太宗所说的：“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旧唐书·高士谦传》）贞观一代的决策人物，来自五湖四海，具有地域与阶层的广泛性。他们当中，既有关陇集团，亦有山东集团，既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等秦府心腹“亲故”；又有魏征、王珪、韦挺等“昔仇”；还有马周、刘洎、戴胄、张玄素等寒门之士和萧瑀、封德彝等元老遗臣。真可谓包罗万象。至于下层官吏的来源自然就更广泛了。
第三，儒家思想对唐太宗人才思想的影响。
我们知道，唐太宗用人标准是“才行兼备”，“举行能之人”。这里的“行”就是政治标准。他曾说：“乱世唯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贞观政要·择官》）因而在贞观一朝，德行是用人时的主要考虑。魏征引《说苑》一书所举臣下有“六正”“六邪”。前者即“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与“直臣”，后者即“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与“亡国之臣”。其中除“智臣”和“具臣”主要指才能外，其余各条谈的全是德行，可见太宗君臣所强调的德行，就是儒家一贯所宣扬的忠、孝、节、义等等。
辰州刺史裴虔通并没有其他过错就被“除名削爵，迁配騹州”，唐太宗这样处理的理由是：“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裴虔通，焬帝旧左右也，而亲为乱首。朕方崇奖敬义，岂可犹使宰民训俗？”（《旧唐书·太宗纪》）这样强调忠君已到过分程度。东突厥败亡之际，颉利可汗众叛亲离，只有阿史那思摩“随逐颉利，竟与同擒。太宗嘉其忠”而加以重用，并赐姓李。（《旧唐书·突厥传》）魏征因忠侍建成，太宗“器其直，无恨意”“拜谏汉大夫”，后屡加擢迁。（《新唐书·魏征传》）事实证明，唐太宗在用人上是坚持儒家忠、孝、节、义等原则的。
第四，隋炀帝嫉妒和杀戮贤能听任奸佞小人，致使隋朝速亡的恶果是唐太宗重视选贤任能反面教材。
在用人与对待臣下方面，隋炀帝“性多忌尅”（《册府之龟》卷181 《帝王部·疑忌》），“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有的“恶其直道”，有的“忿其正议”，不是“加以刎颈之诛”（《隋书·焬帝纪》），就是因忤旨而贬废。围绕在他身边的是虞世基、宇文述、裴蕴一类奸佞，而对他们却偏听偏信，最后使政治局面无法收拾。隋焬帝杨广的嫉才妒能尤其突出，像薛道衡、王胄、祖君彦等人仅因有“一词章吟咏之长”，“且或死或废”。（《读通鉴论·炀帝》）杀道衡时他还无耻地说：“更能做‘空梁落燕泥’否？”杀王胄时也说：“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隋唐嘉话》）唐太宗正是从隋炀帝的身上汲取了教训，晚年自我评价总结道：“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谋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来尝黜责一人。”（《资治通鉴》卷 198）唐太宗以诚待下，与隋炀帝的疑忌臣属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五，左右贤能之士的力谏和督促。
作为封建君主的唐太宗，在用人上虽然主张选贤任能，但也不能完全摆脱任人唯亲的束缚。他曾不顾魏征诸人的反对，主张分封宗室，实行世袭刺史制。贞观五年十一月下诏：“皇家宗室及勋贤之臣，宜令作镇落部，贻厥子孙，非有大故，勿或黜免，所司明为条例，定等级以闻。”（《通鉴纪事本来》卷 29）到贞观十一年六月正式定制，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世封刺史。贞观十三年，于志宁、马周等上疏极言封之弊，再加上长孙无忌等人“皆不愿之国”，甚至“发言怨望，把茅土之封”看成“与迁徙何异”，李世民才不得不宣布停世封刺史。由此可见，在用人问题上，如果没有魏征、李百药、于志宁、马周等人的力谏，说不定唐太宗用人唯亲的思想也会泛滥起来。
唐太宗在用人问题上并非唯亲一端，还有渐不克终的现象。贞观十三年，魏征上疏指出：“贞观之初，求贤如渴……近岁以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远之。”（《贞观政要·慎终》）魏征提醒唐太宗后期用人已不如前，虽然言有过激之处，但对促进唐太宗继续保持选贤任能是极为有益的。唐太宗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指出：“（朕）居帝位，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好事？”（《贞观政要·戒太子诸王》）是的，如果没一批有才能的大臣居唐太宗左右力谏，谁又能担保他在选贤任能上基本上能始终如一呢？应该说，唐太宗的人才思想和用人政策的成功，是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统治阶级内部大臣智慧的结果。
综观前文所述，可以看出，唐太宗不愧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他那较为完善的人才思想和用人政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成功的，对贞观之治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史称贞观一代人才辈出，“贤人在位众多”（《新唐书·隐逸传》）。“所谓猛将谋臣，知机之变，有唐之盛，斯实赖焉”（《旧唐书》卷六八《史臣》），“得人者昌……唐之昌也，不亦宜乎！”（《旧唐书》卷 61 《史臣曰》）它指出了唐之昌盛与人才之间的密切关系，“贞观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求贤、任贤之治。
今天，正是举国上下改革用人之际，我们正确总结唐太宗的人才思想和用人政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也许能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注：本文于 1985 年 8 月撰写于核工业部中南地质勘探局 303 大队子弟学校。当时，本研究既与本人曾将汉唐史作为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有关，也与唐太宗是中学历史教学重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