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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较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公元 8 年，王莽篡汉改制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群雄并起纷争。刘秀同兄刘縯抱着“复高祖之业”（《后汉书·齐武王縯传》，以下只注传名）的雄心起兵反莽。为了倾覆王莽政权、镇压农民起义和铲除群雄割据重建汉王朝，刘秀十分重视人才的发掘选拔和使用管理。
第一，礼贤下士，招揽人才。更始元年十月，刘秀奉更始之令到河北镇慰州郡，他“所到部县，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吏，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复汉官名”（《光武帝纪》）。由于刘秀“尊贤下士，士多归之”（《邓寇列传》），“英俊云集”（《冯异传》），“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光武帝纪》），遂使其麾下人才济济。当时，信都太守任光、昌城人刘植、宋子人耿纯，先后率宗亲子弟和部众归附。刘秀依靠这些力量，取得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援助，击败河北声势最大的王郎，随后逐个吞灭了铜马、高湖、重连等部农民军，为其称帝和平定天下奠定了基础。
第二，不论贵贱，唯才录用。刘秀招揽人才，但论其才，不限出身门第。在他的众多功臣中，既有“世为著姓”和“世吏二千石”的李通、邓晨、寇恂、马援等，又有“受业长安”“少好经学”的邓禹、冯异、贾复等，也有“家贫、给事县为亭长”的吴汉，“历都列掾、州从事”的盖延，“少为郡吏”的陈俊，“少为县亭长游徼”的臧宫，“初为乡啬夫、郡县吏”的任光及绿林军中出身的王常、马武。（散见《后汉书》各自本传）不论贵贱，唯才录用，是刘秀麾下人才济济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三，不计前嫌，弃仇相纳。大将军王常，本是更始政权的得力支柱。刘玄曾以王常为廷尉、大将军，封知命侯。后又“以常行南阳太守事，令专命诛赏，封为邓王，食八县，赐姓刘氏”。更始败亡后，王常投奔刘秀，他不计前嫌，特别赏赐，拜为左曹，封山桑侯，并对群臣说：“此家率下江诸将铺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心臣也。”王常果然不负刘秀所望，“南击邓奉、董，令诸将皆属焉”。王常一生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官至“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王常传》），成为中兴名将。又如曾参与谋害刘秀兄刘縯，“又谏更始无遗萧王（刘秀）北伐”的朱鲔，刘秀甚爱其才，朱鲔降后，被他拜为“平狄将军，封扶清侯”（《冯岑贾列传》）。刘秀不计前嫌，弃仇纳士，是有利于收揽人心和争取各派杰出人才归附的。
第四，知人善任，扬长避短。无论是怎样杰出的人才，有其长必有其短。故用人者须知人善任，扬长避短。大将贾复初归刘秀，“光武奇之”，“于是署复破虏将军督盗贼”。“官属以复后来而好陵折等辈，调补鄗尉，光武曰‘贾督有折冲千里之威，方任以职，勿得擅除’”。然而，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了解，刘秀便深知贾复轻敌好胜，于是扬长避短，“希令远征”，从而保证了贾复“从征伐，未尝丧败”。（《贾复传》）
第五，推心置腹，用人不疑。更始二年秋，刘秀率军在蒲阳大破铜马军后，“封其渠帅为列侯”。但“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阵。降者更相语：‘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光武帝纪》）王霸曾因慕刘秀威德追随至河北，其“宾客从霸者数十人，稍稍引去”。刘秀得知后，加以安慰勉励。王霸感刘秀知遇之恩，屡立军功，官至上谷太守。刘秀对臣下能推心置腹，臣属自然感知遇之恩而竭尽智力报效了。
第六，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东汉初年，官僚机构庞大，不仅加重了人民负担，而且造成了人浮于事和滥竽充数等弊端。刘秀从“务从节约，并官省职”和“补复残缺”（《百官一》）的原则出发，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建武六年刘秀下诏说：“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仅这一次就“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光武帝纪》）。这不仅减少了东汉政府的财政开支，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而且客观上有利于发挥人才作用，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
第七，整顿吏治，赏善惩恶。征虏将军祭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兵，家无私财，身衣韦绔，布被，夫人赏不加之，帝以是重焉”。祭遵死后，刘秀“诏遣百官先会丧所，车驾素服临之，望哭哀恸。还幸城门，过其车骑，涕泣不能已。丧礼成，复亲祠以太牢，如宣帝临霍光故事”。“至葬，车驾复临，赠以将军、侯印绶，朱轮容车，介士军阵送葬，谥曰成侯。既葬，车驾复临其坟，存见夫人室家。”（《祭遵传》）刘秀如此吊慰祭遵，其皆当在劝勉文武百官廉洁奉公。对贪官污吏，刘秀则实行严惩。如建武十五年刘秀下令度田。“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刘隆传》），“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光武帝纪》引《东观记》）。刘秀得知后，下令严惩。南郡太守刘隆“坐征下狱，其畴辈十余人皆死”（《刘隆传》）。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伋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光武帝纪》）。严惩枉法者是有利于促进吏治清明的。
第八，关心疾苦，不泯其功。大将军贾复在真定大战中受了重伤，刘秀甚为关心，他说：“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贾复传》）后来贾复伤愈十分感激，作战比以前更为勇敢。又史载“五校引退入渔阳，所过虏掠”，陈俊向刘秀建议：“宜令轻骑出贼前，使百姓各自坚壁，以绝其食，可不战而殄也。”刘秀采纳陈俊之议，“遣俊将轻骑驰出贼前。视人保壁坚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贼至无所得，遂散败”。战役结束后，刘秀没有掠为己功，而是极口称赞陈俊：“困此虏者，将军策也。”（《陈俊传》）君上能关心臣下疾苦且不泯其功，臣下自然能人人自奋甘愿效力了。
第九，调解私斗，促进团结。执金吾贾复因部将被颍川太守寇恂所杀与其结仇，势同水火，发誓“见恂，必刻手剑之”！寇恂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可收拾，“遣谷宗以状闻”，告知刘秀。“帝乃征恂，恂至引对，见复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之。’于是并坐极欢，遂共车同出，结友而去。”（《寇恂传》）刘秀亲自调解臣下矛盾，严禁内部相互倾轧，对充分发挥官僚机构的功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刘秀重视且善于用人，其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现实斗争的需要，又有儒家思想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还有刘秀的个人天性修养的作用。
第一，群雄并起和天下纷争的客观现实要求刘秀网罗天下英才为其兴复汉室效力。公元 8 年，王莽篡汉改制，不但没有挽救社会危机，相反，频繁的战争、沉重的赋役征发和残酷的刑法，使百姓“力作所得，不足以经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王莽传》），故“天下咸思汉德”（《卢芳传》），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一些地方豪强乘机起兵反莽，拥立刘氏宗室为皇，欲重建汉王朝。当时，有王匡、王凤率绿林军拥立的更始帝，刘玄和樊崇等率赤眉拥立的建世帝刘盆子。昆阳大捷后，“海内豪杰歙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刘玄传》）。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刘秀要战胜自己的对手，具有决定意义的已不是兴复汉室的政治口号，而是邓禹为其制定的“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的政治决策。刘秀一到河北就礼贤下士，招揽人才，复汉官名，除王莽苛政，正是他审时度势所采取的积极措施。
第二，儒家用人思想对刘秀用人产生过重大影响。刘秀少时游学长安，习读儒家经典《尚书》，“略通大义”（《光武帝纪》）“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儒林列传》）。因此，儒家倡导的用人治国的思想必然对刘秀用人产生影响。《尚书》说：“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又说：“（治国理政）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则哲，能官人。”儒家始祖孔子认为，人才和财力是治国的根本，君主治国“依贤固不困，依富固不穷”（《说苑·杂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主张选拔官吏应“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不要责备求全，“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用人需知人善任，“讲信修睦”（《礼记·大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我们不难看出，上述儒家用人思想与前面所述的刘秀用人方法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推崇儒学和熟习儒家经典的刘秀对儒家用人思想的承袭和实践。
第三，人才云集的社会环境对刘秀用人兴汉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刘秀重视选贤使能，故身边云集了不少人才，它又反过来促进刘秀更加重视用人和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如刘秀到河北后，邓禹杖策北渡，投奔为臣。邓禹针对当时四方分崩离析和一般庸人“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的现状，向刘秀提出了“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教万民之命”的策略，并明确指出：“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刘秀听后大悦：“因令左右号禹邓将军。常宿止于中，与定计议”，“时任使诸将，多访于禹，禹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邓禹传》）邓禹对刘秀用人兴汉的影响之深，可想而知。
第四，刘秀谨信、直柔和阔达的性格对其用人兴汉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当时天下纷争，群雄中唯刘秀特别重视选择贤使能和务悦民心，除前述因素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刘秀的个人修养和性格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刘秀“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他曾表示：“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光武帝纪》）又他与人相处“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马援传》）。刘秀谨慎小心，有利于他发掘选拔人才时分辨别人才是非曲直和才能大小，授职得当；他与人不款曲，讲究信用，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才主观能动性；直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使他能不计前嫌，弃仇纳士。
北宋大政治家王安石说：“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兴贤》）能否善于发掘选拔人才和合理管理使用人才，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败存亡。刘秀在重建和中兴汉王朝过程中，由于善于发掘选拔人才和合理管理人才，故有“云台二十八将”“三百六十五功臣”率部众为其兴复汉室效力，使刘秀“复高祖之业”的目的得以实现。相形之下，当时的刘玄、公孙述等枭雄在用人问题上与刘秀相比较则相去甚远。刘玄率绿林军攻占长安后，大封汉宗室，重用旧贵族，日夜饮酒作乐，“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时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内与语”。起义军将领对此大为不满，发出“成败未可知，遂自纵放若此”的怨言。军帅将军豫章李淑上书规劝刘玄“宜厘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国”。他不但不听，反而“系淑诏狱，自是关中离心，四方怨叛，诸将出征，各自专置牧守，州郡交错，不知所从”。（《刘玄传》）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刘玄不以为训，杀起义军首领申屠建、陈牧、成丹，逼走王匡、张卯等，视人才为草芥。如是，岂有不败？又如公孙述，“性苛细，察于小事”。称帝后在用人上“唯公孙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公孙述传》）。至于樊崇等人只是赳赳武夫，所拥立的刘盆子乃是放牛小娃，与刘秀更是无法比拟。应该说，善于发掘选拔人才和合理管理使用人才，是刘秀镇压农民起义、铲除群雄割据，重建汉王朝的主要原因之一。
注：本文发表于《湖南师范大学函授》（文科版），1990 年第 2 期，湖南师大成人教育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