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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谓“举贤治国”，就是把那些有道德，有才能，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或具有一技之长而又年富力强之人，选拔到政府各级机构中来，授之以位，付之以权，甚至破格擢用，委以重任，以振兴国家，达到长治久安。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曾经说过：“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势，古今之通义。”（《王安石全集》卷 69 《兴贤》）是的，只要一翻开中国史册，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凡历史上每一个盛世出现之际，也正是贤人云集国家机构之时。举贤则国兴，用奸则国颓；选贤任能，除奸去恶是历史上每一个盛世出现的重要因素。
西汉初年，几经战乱，户口锐减，土地荒芜，府库空虚，“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社会经济凋蔽不堪，一些封王拥兵据地，北方匈奴也不断南下骚扰，新兴的西汉王朝摇摇欲坠。面对着这种形势，汉高祖刘邦深深地感到，要想使汉王朝长治久安，就必须有千万个“猛士兮守四方”（《大风歌》），有大批“贤士大夫”为他出谋划策，治国安邦。因此，他下令求贤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并表示：“贤人已与我共平矣，而不与我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贤之。”（《汉书·高帝纪》）他还下令规定，凡品德才能突出的人，官吏要亲自登门聘请，立档备用。这样，刘邦便云集了大批“猛士”“贤士大夫”为其效力。他接受了萧何、张良、陆贾等贤者的建议，采取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统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西汉的强盛奠定了基础。汉初的文、景二帝，任用先朝功臣，听取贾谊、晁错、申屠嘉等贤者的建议，广招贤良，减省租赋，把西汉王朝推向了盛世。当时，“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史记·律书》）“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相反，东汉末年，由于桓、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互相攻杀，结果汉室衰败，最后在惊天动地的黄巾起义声中土崩瓦解，出现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集·蒿里》）的惨象。两汉的兴衰，给后人留下了深刻教训。三国时杰的政治家诸葛亮曾明确地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出师表》）真是一语破的，入木三分。
举贤则国兴，用奸则国颓，两汉兴衰是这样，唐朝的兴衰也是如此。唐太宗李世民，他目睹隋朝的灭亡，深知贤才治国的重要，他告诫下属说：“能安天下者，唯在用得贤才。”（《贞观政要·择官》）他求贤如渴，知人善任，凡“贤者所举，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长，常恐不及”（《唐太宗十思疏》）。从而网罗了像魏征、杜如晦、房玄龄、尉迟敬德、秦叔宝这样一大批有名的文臣武将。唐太宗正是依靠他们出谋划策，效力实施，才造成“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米斗不过四五钱”（《新唐书·魏征传》）的贞观之治。唐玄宗李隆基执政前期，继承了贞观用人之风。他曾拒绝兄长申王、宁王为人说情求官；曾不顾大雨、宫中泥泞盈尺，令侍卫用自己的步辇抬姚崇前来议政。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说：“自古急贤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由于唐玄宗起初注意选贤任能，倚重姚崇，韩休等贤相，改革弊政，励精求治，故造成了“天下大治”“财物山积”“四方丰稔，百姓殷富”（《开元传信记》）的“开元盛世”。到了晚年，唐玄宗对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斗鸡之徒的高力士、杨国忠等人，百倍宠幸，言听计从。于是，便有了坏人当权，政治腐败，终于发生了“安史之乱”。强盛的唐王朝从封建社会的顶端跌落下来，从此，江河日下，走向灭亡。
上述历史事实告诉我们：选贤任能，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任人唯亲，重用奸佞，国家必乱，甚至倾覆。
2. 治理国家，为什么举贤则国兴，用奸则国颓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杰出人物的活动对历史发展进程所具有的重大作用。
首先，贤能之士能辅佐君主，正确总结历史上的治世经验，制定适应历史发展所需要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促进社会向前发展。西汉能从贫弱走向强盛，一个主要原因是汉高祖刘邦任用了大批贤士来帮助他总结秦亡的教训，以制定正确的统治政策。大政治家陆贾曾著《新语》十二篇上奏刘邦，指出秦朝速亡是因为它兵马不息，事烦法滋，“举措暴众，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天下初定，人民穷困，封建国家应革除前朝弊政，轻徭薄赋，省刑劝善，选贤任能，“克暴除殃”。汉高祖每看一篇“未尝不称善”（《汉书·陆贾传》）。他博采众议，制定和推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继汉高祖之后的惠帝、文帝、景帝亦继续沿用和推行了这一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统治政策，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西汉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相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搞任人唯亲，实行门阀制度，造成政治昏暗，经济凋敝，最后导致长达三百年之久的战乱和分裂，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从以上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出，封建社会的某些当权者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尽管都是为了巩固他们的家天下，但客观上毕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其次，贤能之士是贯彻推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决定因素。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在谈到立法和用贤关系时指出：法是治国之“端”，“君子（贤人）”是法之“原”。有“君子”，法简略而能通行；无“君子”，法尽管详备，也会使法失时，或者不能应变，或者乱立法。因此，“唯便嬖亲比己者之用”，实为亡国之政（《荀子·君道》）。一个阶级的组织路线，总是为本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历史上的开国之君或“中兴”之主，大都能够推行选贤任能的用人路线，这对于安定民心，发展生产，巩固政权确实起了重大作用。被后世史家誉为“中兴之主”的汉光武帝刘秀，礼贤下士，凡“德行高妙”“明达法令”者均在他征聘之列。在他的统治下，形成了以“云台二十八将”为支柱的东汉稳定的统治集团，出现了“光武中兴”这样有名的“盛世”。但是，东汉末年，由于桓、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外戚、官宦交替专权，造成汉室衰败，最后在黄巾大起义中土崩瓦解。东汉兴衰的历史告诉我们；贤能之士是贯彻推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决定因素。
第三，贤能之士大都公而忘私，锐意改革，致力于安定社会，发展生产和富国强兵。齐桓公不记一箭之仇，任用政治家管仲为相，改革内政，整顿军队，使他成为春秋的第一个霸主。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大力发展封建经济，增强军事实力，结果是“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李斯列传》），巩固和发展了秦国的封建制，使积贫积弱的秦国，一跃而成为先进富足的强国，为后来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相反，在楚国，由于楚怀王听信靳尚、郑袖等一般奸佞之人的谗言，放逐主张变法图强的屈原，不仅楚怀王身死异国，而且楚国的政治日趋腐败，最后被秦国灭掉。
上述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任人唯贤，有利于改革弊政，安定社会、发展生产，促进社会进步；任人唯亲，则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阻碍社会进步。
3. 既然举贤则国兴，用奸则国颓，那么怎样来选贤使能呢？在我国历史上，除了影响长达千多年之久的科举制外，历代统治者中的有识之士，在举贤任能上有一套较为成功的方法：
一、广开仕途，招揽人才。统治阶级要想获得大批贤能之士治理国家，只靠少量“社会贤达”是远远不够的，而应广开仕途，招揽人才。在这方面汉武帝是做得较好的。汉武帝从公元前 134 年起，采纳下属的建议，实行察举制度，令郡国每年“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遣送到京师，以备选用。并规定，如有“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书·武帝纪》）公元前124 年，武帝又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每年考试，能通一经以上的就可以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优良的可以任郎中。公元前 117 年又令丞相设四科，来辟举“异德名士”。经过试用确有能力就授以各种官位。另外，汉武帝还不定期举行贤良，由皇帝出题策问，应举者在对策中发表政见，提出建议，如果对策有方，符合需要就可得到不同的官职，由郎官直至卿相。汉武帝通过这些措施，出现了“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的局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增补了一批有才能的人。
二、不念旧恶，唯才是举。用人唯才，不拘小节，更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和恩怨做准绳来选拔人才。曹操在这方面是做得较好的。他在公元210 年颁布的《求贤令》中指出，自古受命和中兴的君主，没有不依靠“贤人君子”共同治理天下的，并公开宣布“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方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对人才的选拔更是不拘出身，拔幽显微，推心以待。即使是“出身贱人”，“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的高才异质之人，也要让全国老百姓“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不能因为个人有所“偏短”而“遗滞”不用。他“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俘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他还重用曾写檄文辱骂自己祖宗三代的陈琳。由于曹操在用人上不念旧恶，不忌前怨，唯才是举，故在他的营垒里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这是曹操击败群雄，完成统一北方的重要条件。
三、打破门第，任人唯贤。官爵世袭和恩荫入仕是我国古代史上官吏选拔制度之一，它不仅把大量治国有方的贤能之士排斥于国家机构之外，而且还往往导致国家的衰亡。王安石指出：“夫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此乃纣之所以乱世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主张废除世袭和恩荫入仕的择官之法，选拔官吏应先由乡党和学校的群众推选其贤能以告于上，然后由最高统治者们“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之。”（同上）实际上，王安石这种废除官爵世袭和恩荫入仕，不计门第高下，选拔贤能的用人主张。早在战国时期，著名的变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等人就实行过，并且还卓有成效。
四、选拔人才不唯资历，用人注重年龄，升迁察看政绩。凡用人之道，唯才是举，不要论资排辈，而应注意被用者的年龄和政绩。在这方面金世宗是做得比较好的。金朝自太宗以后，选官以资历为准绳。金世宗则认为“止限资级，安能得人”。“明资考所以待庸常之人，若才行过人，岂可拘以常例。”（《金史·世宗本纪》）按照这种思想，他统治期间，朝中任用了一些出身低微的小吏。如移刺道，原来不过是个都督府长史，世宗得知他的政绩，建议提升。按照资历只能升迁为翰林直学士。世宗认为这还不足以尽其才，就委他为转运使，不久，又升其为宰相。金世宗在选拔官吏之时，还注意被选拔者的年龄。他说：“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他以自己为例说：“朕今年五十有五，若过六十，必倦于政事。”（《金史·张汝弼传》）因此他规定朝中大臣“许六十致仕”，也就是允许六十岁辞去官职。金世宗在官吏的升迁上，主张以政绩为准，反对苟且因循。他认为对官吏应“察其奋勤则用之”，凡是“苟简于事，不须任满，便以本品出之”（《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二）。在金世宗统治期间，金朝的政治较为清明，北方的经济逐步恢复发展，出现了“仓廩有余”（《金史·世宗本纪》）“户口殷充实”（《大金国志》卷十八）的“中兴”“盛世”局面。女真社会也在金世宗时期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4. 举贤则国兴，用奸则国颓。为什么在我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有些能任人唯贤，有些则任人唯亲？有些前期能任人唯贤，而后期则任人唯亲？这是因为：
（一）天下为私，任人唯亲。大凡一些被誉为广纳贤士，知人善任的“圣明之主”，他们一方面想广招贤士，治理国家，使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另一方面又念念不忘使自己宗室弟子，亲戚朋友紧握权柄，永享荣华富贵，摆脱不了任人唯亲的束缚。汉高祖刘邦，在铲除异姓王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家天下，又大封同姓王，并严令规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后本记》）唐太宗也曾下令规定：凡“皇家宗室及勋贤之臣，宜令作镇藩部，始厥子孙，非有大故或黜免，所司明为条例，定等级以闻”（《通鉴纪事本末》卷 29）。“明主”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用说了。
（二）喜好谄谀，不辨真伪。在这方面唐玄宗李隆基表现得最为突出。唐玄宗即位之初，尚能夙兴夜寐，勤勉奋发，虚怀纳谏，到了开元末期，他陶醉于自己的文治武功，“怠于政事”，“晚年自持承平；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资治通鉴》），听不进逆耳忠言。安禄山正是利用唐玄宗不理政事和喜爱阿谀的心理，玩弄权术，爬上了节制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宝座。当时，尽管有人多次告发安禄山将反，但唐玄宗始终不信，还明令“自是有言禄山反者，上皆缚送”（《资治通鉴》）。真是昏庸至极！
（三）嫉贤妒能，杀戮功臣。凡贤能之士均以兴国安民为己任，他们刚正不阿，抨击时弊，反对骄奢淫逸，主张励精图治。这种高尚的性格和品德，与统治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士不为王者所用皆杀之”的信条是水火不相容的。历史上有名的“圣明君主”唐太宗，曾发誓总有一天要杀掉敢于直言进谏，多次冒犯“圣颜”的“乡下佬”魏征，魏征后来虽没被戮，但他表明了统治者是不喜欢这种贤能之士的。像贾谊屈死于长沙，司马迁惨受宫刑，曹操枉杀华佗和朱元璋残杀功臣的事例在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第 493 页）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表明，有贤臣良士为明主的股肱，则国泰民安，社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倘若昏君和奸佞掌权，必然会出现祸国殃民的乱世。总结历史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搞好我们的工作是大有益处的。
注：本文于 1985 年 7 月发表于《湖南史学通讯》第六期，湖南省历史学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