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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首届中国湖南张家界国际森林保护节开幕式主席台上，500贵宾济济一台。端坐在主席台正中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将军。在廖将军座位的左下侧，一个身穿深蓝色对襟上衣，头戴花格对折手帕的农家妇女格外引人注目，台下观众纷纷打听：“哪个农村老婆婆坐上了贵宾席？”
据知情人介绍，这个年届花甲的农家妇女便是廖汉生将军的农民女儿，叫廖春莲，她一直在老家湖南桑植县桥自弯乡务农。
1991年深秋的一天，记者抽空拜访了廖春莲。憨厚朴实的廖大姐，说起话来轻言细语，却很健谈。
一落座，我就问她，到北京去得多不多，廖大姐连声说：“经常去哩！去年到北京时，爸爸带我到中南海看戏，还特地把我向杨尚昆主席作了介绍，爸爸说：‘这就是我当农民的女儿。’杨主席打量着我，连连点头：‘难得，难得’！”廖大姐接着便向我讲起了父亲鼓励她务农的桩桩往事和骨肉深情。
1929年正当中国革命处于很困难的低潮时期，父亲跟随贺老总投身革命，南征北战20余载，一直与家里断绝了联系。直到1950年，已经担任青海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一军政委兼青海军区政委等职的父亲才打听到廖春莲的下落，并把她接到西宁。这时她已是20岁的大姑娘了。当时，有人劝廖将军把女儿留在身边工作，但他没有这样做，却鼓励她回老家去，安心务农，建设好家乡，同样大有作为。“他给了我一笔发展生产的资金，含着泪花，依依不舍地把我送上了南归的火车”。
“后来，父亲虽然先后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北京、沈阳、南京等军区政委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日理万机，但仍抽空给我写信，询问家乡的情况，并反复叮嘱：家里有什么困难，随时写信告诉我，不要向当地政府伸手，不要让人家觉得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就可以搞特殊化’”。廖大姐讲到这里，神情十分激动，紧接着她又说，“我的母亲白林更是十分关心我，她每年春节都要给我寄一两百元钱弥补生产生活费用。1987年，父亲又一次特地给我写信，吩咐我多养鸡，并一同寄来200元做本钱。”
在吃大锅饭的年代，廖大姐和丈夫刘良臣承担起全家11人的生活重担，上有公婆，下有7个儿女，困难可想而知，孩子们常常是红薯、土豆当主粮，还吃不饱肚子。1976年，县民政局局长王朝春来到她家，看到她家里生活比较困难，便从救济物中拿出5床棉被、5床蚊帐给她。廖大姐坚决不要。这些被帐在她家放了三年也没有动用。1979年，爸爸第一次回到阔别50年的家乡，知道这件事后，直夸我：“不错，就是要这么做，不能随便要国家的东西。”
改革开放以后，廖春莲有三儿三女都陆续按有关政策参军升学或外出工作了。她和丈夫也因在“大集体”时吃过“社筹粮”（廖春莲曾在公社缝纫店工作，丈夫是当时搞水利建设的工程技术员）而按有关政策在1983年“农转非”了，当时他们夫妇已满55岁，但仍然住在农村帮着一个在家务农的女儿耕耘好承包的责任田土，积极发展科学养猪、养鸡事业，并成了全乡闻名的养殖专业户，每年收入都在1000元以上。
“1979年、1984年和1986年，爸爸曾三次回家乡，每次他都要仔细地察看我所种的庄稼和栏里的禽畜，并和乡亲们一道探讨山区致富的途径。”
（此稿原载《中国农民报》《中国老区报》等，1992.8.13《文萃》周报转载，获1991年度全国农民报好新闻作品二等奖）
要成就一项事业，就要有所付出。只有不计得失的人，才有希望沐浴成功的光辉。
——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