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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创作方面，前文已说沈周、唐寅、祝允明等人，相当不错。但以徐祯卿最为突出，堪称这一时期继高启之后的“吴中诗人之冠”。 ［11］
徐祯卿（1479～1511），字昌谷，又字昌国，吴县人（今苏州市），在“吴中四子”中，或许是最为幸运的，仅有他高中进士（时年27，弘治十八年，即1505年），在仕途中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称号，是十分重要的。唐寅因科举中受挫，一蹶不振；文徵明与祝允明因不能入“进士龙门”，同僚以画匠视之，耻于同列。祝允明看似人生态度荒诞不经，但是对晚辈的再三关照，还是劝戒以学养为先，以科举为正途。这不仅仅是人生经验之谈，更重要的是必须面视社会现实。但是，仅有进士出身而没有其他各方面条件，欲于仕途展宏图，是不可能的。
祯卿在仕途上的蹇运不比前三人少，他中进士后，先任大理寺左寺副，后两度因事降职，改为“五经博士”。对一个苏南才子来说，在京薄宦生涯，简直是受罪。他自己写道：
“昔居长安西，今居长安北。蓬门卧病秋潦繁，十日不出生荆棘。牵泥匍匐入学宫，马瘦翻愁足无力。慵疏颇被诸生讥，虚名何用时人识。京师卖文溅于土，饥肠不救齑盐食。”［ 12］（p.223）
一位同乡前辈顾璘对徐祯卿的遭遇颇为同情，寄诗慰之：
“前年共饮燕京酒，高楼雪花三尺厚。酣歌彻夜惊四邻，世事浮沉果何有？一为法吏少书来，心结愁云惨不开。昨传学省移新籍，坐啸空斋日几回。”［ 12 ］（p.226）
孰不料，徐祯卿在仕途的蹇运，倒成全了其传世的成就。他在短暂的时间内，创作了许多诗文，后人编为《迪功集》六卷行世。在京期间，他心思不在钻营宦道，而与李梦阳等文人交游，成为“前七子”之一。
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是明弘治年间的文学英才。他们提出自己的诗文创作理论，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表示诗文创作要有典范，把秦汉的古文、盛唐的近体诗，当作诗文创作所必须学习、效法的最高典范。“前七子”的意义是，从此掀开了明朝文坛百余年之久的“复古”潮流。就“前七子”本身而言，他们首倡“复古”，是要勇气的。要知，在他们之前，统治明朝文坛的是“台阁体”的风气。“台阁体”由明初“三杨”（重臣兼诗文创作家）长期倡导而成。他们的文章与诗歌（主要是文章）因其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对摒除元季柔靡的文风是有进步作用的，有一定的历史贡献；但是，久而久之，因“台阁体”的自身不足，应该被淘汰了。但是，“台阁体”前有中央枢府的大人物所倡导，后继者亦不乏其人，如苏南籍显宦吴宽、王鏊也是以“台阁体”创作诗文的重要人物。反对这些大人物，的确是要有勇气的。
虽然，李梦阳等人身任部吏；但各自的身份地位尚不能与前辈阁老相比。可是，李梦阳等人所创政绩历历可数，多是敢于斗狠犯禁的诤言耿骨之士。在诗文创作方面，因“台阁体”拘泥于四平八稳，有板有眼的形式，作者在情绪上不能起伏奔放，因而比较适合于常年侍君、随时应对的辅臣发表言论，但是不能反映士大夫中下层人士的各种情绪。所以，“前七子”要以“复古”的名义，摆脱“台阁体”的框架束缚，以古人为标，放开手脚，肆意表达各自真实的心情，喜怒哀怨，不必默然不语。所以，这个“复古”潮流，实质上是一种小小的进步，其“复古”的外貌掩不住其创新的内涵。
当然，“前七子”作为“复古运动”的首倡，不会没有缺陷。其理论的草创特性、其成员在创作实践中表露出来的元季明初文风的惯性特征、追求形式模拟的趋势等等，都为后人所不取。
在“前七子”中，徐祯卿自有自己的位置。他早年即有诗名，其诗作，传递于远近亲友，颇受赞赏；不过对其早期的诗创作，后人不很肯定，认为这些诗声律逸丽，格调不高。然而，祯卿到京城任职后，与李梦阳等人切磋作诗格调，追求古意，汲取唐诗精华，也由于个人的仕途挫折，使之因愁生悲且多愤，后期的诗格变得高峻不俗，熔炼精警，与前期迥然不同。后人十分欣赏祯卿后期诗的诗格。陈子龙云：“昌穀矜贵。”沈德潜云：“迪功诗，大不及李（梦阳），高不及何（景明），而丰骨超然，故应鼎足。” ［13］（p.131）
徐祯卿诗的代表作有《杂谣》：
“夫为掳，妻为囚，少妇出门走，道逢爷娘不敢收。东市街，西市街，黄符下，使者来。狗觫觫，鸡鸣飞上屋。风吹门前草肃肃。”［ 2 ］（p.1153）
此诗为京师故事实录，记正德五年八月间京城政治动荡的局面，被学人所重。
他还有名篇《在武昌作》：“洞庭叶未下，潇湘秋欲生。高斋今夜雨，独卧武昌城。重以桑梓念，凄其江汉城。不知天外雁，何事乐长征。” ［2］（p.1154） 这是一首思乡的诗。此诗为后世诗评家所重视。不过，说法不一。赞之者，如李雯云：“八句竟不可断。” ［2］（p.1154） 王士祯云：“非太白不能作，千古绝调也。” ［14］（p.443） 《明诗别裁集》云：“孟襄阳（浩然）遗志，纯以气格胜人。”［13］（p. 134） 贬之者也有，如李慈铭云：“祯卿此诗，格固高而乏真诣。既云洞庭，又云潇湘，又云江汉，地名错出，尤为诗病。”钱锺书先生则以为有明显的模拟痕迹，“祯卿此篇亦假借韦苏州《新秋夜寄语诸弟》：‘高梧一叶下，空斋秋思多。’及《闻雁》：‘故园渺何处，归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 ［12］（p.228） 李说不能成立，因为明朝湖广为一省，诗人可以非作异地看。洞庭、潇湘与江汉，三地名由远及近，与心境由景入情同为一辙。至于钱说，可以理解为诗人胸中有卷，下笔若有神。凡同一题材的诗创作，前后相似者颇多。不仅徐祯卿，其他诗人中，也很多。
如徐祯卿《王昭君》，也可看作模拟之篇吗？他吟道：“辛苦风沙万里鞍，春红微淡黛痕残。单于犹解怜娇色，亲拂胡尘带笑看。” ［12］（p.229） 再拿同一题材的他人作品，略加比较。杜甫的《咏怀古迹》：“画图省识春风面。”王安石的《明妃曲》：“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看问题的角度相似，故语意相近，然而说成后人模拟前人，显然苛刻。
另外，由于祯卿先后任“国子博士”与“五经博士”，因其职务需要，他努力创作《谈艺录》，成为明诗话中颇具影响力的一部。尽管当时有些太学生还在嘲笑其师仕途不顺，但是，看到《谈艺录》，这些人还是心服口服。
总体来看，徐祯卿对当时苏南文人的诗创作，起了积极的示范作用。《续吴先贤赞》记载：
“徐昌穀初与唐寅、文璧游，其诗逸丽。迨见李、何制作，遂变而益遒，研极诗之变。溯其初，由《卿云》以来，至西京之盛，沿魏、晋而下，其所攻论甚严。《谈艺》之作，出钟嵘矣。吴之文自昌穀始变而为六代”；［ 2 ］（p.1152）
是誉祯卿在苏南的“复古运动”中起了先导作用。王士祯认为：“徐昌穀《谈艺录》：‘未睹钧天之美，则《北里》为工；不咏《关雎》之乱，则《桑中》为隽。’当是既见空同（李梦阳）之后，深悔其吴歈耳”； ［2］（p.1152） 是誉徐祯卿对苏南诗格不高的纠偏。《国雅》云：“徐昌穀豪纵英裁，格高调雅，驰骋于汉、唐之间，婉而有味，浑而无迹，诸体高妙，都无累句可删”； ［2］（p.1152） 此评价似乎过高一些。陈田的评价褒中有微讽，比较妥帖：“昌穀才力不及李、何富键，而清词逸格，娇娇出群；不授后人指摘，良由存诗不多耳。《谈艺》一录，清言微旨，可俪严沧浪（羽）。” ［2］（p.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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