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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朝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晚期，首尾544年（1368～1911）。
从世界历史观察，无论何种民族，凡一种社会制度的晚期，其创新能力当然不可与其前面的上升时期相媲美；但其优点，也可以一眼望到，特别在经济文化方面，晚期的成就往往大于以往。把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比作一条长河的话，这条河就像长江，开始阶段从西部高原奔腾而下，建树多，速度快；中间阶段又从丘陵地带急驰而过，弯弯曲曲，襟带九水；后期阶段流入东部低地，其流速缓、润泽广、作用大。说得实际一点，从政治体制而言，明清时期已经没有前期与中期的创新与规划；仅有的一些变化，还是模拟先贤为多，故可以称作缓；从经济文化来看，明清时期的变化大得惊人，新式事物层出不穷，精神产品极其丰富，故可以称作广；从历史作用来看，明清时期对近现代乃至当代影响深刻，亦为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无法比拟，故可以称作大。学人们对明清历史的重视程度素来不薄。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了大量佳作，本书不敢望厕身其间，只是示以个人的一二研究特点而已。
本书的第一特点是文化名人研究。
在明清历史著作之林，有不少书专致力于士大夫的研究。今天，我们换称文化名人研究，不是特地另辟蹊径，而是考虑本书要讲的人物分布面颇杂且广，用士大夫概称未必妥帖。固然，古代文人，已仕的称作士大夫，未仕的、忽儒忽僧的称作士大夫不妨。但笼而统之地称之为士大夫，还不如直接叫文化名人为好。
还有，士大夫是有社会责任的。士为民范，既仕则浩然养气，事君泽民；未仕则修养洁身，恭敬示民。有了这样一个意识，注意力自然集中到政治方面来。用现代社会的阶级分析法，士大夫是统治阶级的范畴，其言行举止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凡事不能忽略观其立场，假如承认其可能为被统治阶级代言，难免迂道论之。我们换称文化名人，只是不想在一本论述地方文化历史的小册子里，把阶级立场过多地说来说去。
文化人士的精神生活，极其丰富。他们要承担起在不同情况下的力所能及的作用，要言、要画、要唱、要写，用不同方式（包括非士大夫化的方式）抒发情感。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甚至是大相径庭的；但不妨碍他们的各自思考的价值。从整体上看，他们作为文化人士，领先一步的悟性始终是存在的。他们的精神意识包含着人类美好的愿望。褒之为前瞻性强，可以；批评为理想色彩浓，也可以；但是，作过多的指指点点，罗列其不合理性，恐怕成为煞风景的举止。古代文人良莠不齐、才德不双、学养不一等等顽症，应当宽宏地看待。古代社会的政治环境与物质条件，非后人所能体验，苛求先贤不如自勉。总之，我们不想简单地看待历史问题，但又想简单地勾勒出众多乡贤留下的历史遗迹，径直用文化名人，称呼为好。
文化名人研究，不能不评定高低，臧否善恶。
评定高低，就是判别贤庸。贤者，聪慧能干，故与庸对应。对文化名人的能量作出判别，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能力的裁量，一般有客观的标准衡之，古今论者具有共识。
臧否善恶，就是判别忠奸，则不容易。忠者，忠贞不贰，操守如一，故与奸对应。判别忠奸的政治意识浓，必须说明“忠”的内涵与价值；也必须辨析“奸”的内涵与危害。如果，不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当事人的主观动机、事功的客观对比等方面，详细道来；笼统地说，还真是不容易说得清楚。
本书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尽力而为，自有不少想法不同于往说，只当作个人研究或个人观点与大家商榷，并期待批评。
本书的第二特点是区域性。
应当交代本书的“苏南”概念。苏南本是一个地理概念，与苏北、苏中的地理概念相对应。苏南指的是江苏省内长江以南部分。
苏南又是一个历史概念。苏南与“三吴”的名称相对应。古称“三吴”：东吴，含苏州、上海、无锡等地。中吴，含常州、丹阳等地。西吴，含湖州等地。
苏南又是经济文化概念。在江苏的江南区域内，南京、镇江地区与更为南边的常州、无锡、苏州地区仍然存在不小的差异，一般把苏南指定为后者。
本书所指的苏南，综合历史因素与经济文化因素，把它确定为大致相当今天苏、锡、常地区的范围，外含镇江地区的丹阳（县级市），不含松江府与崇明县（今天的上海），湖州府（今天的湖州市），也不包括今天的南京、镇江地区大部分地区。
这样本书所指的苏南区域，其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沿革情况简要说明如下：
先秦，这里先后为吴、越、楚国领地；秦设会稽郡，在此设立吴县等6县；汉仍之，东汉改为吴郡，设县不变；三国至南朝末，机构设置变动大，主要特征是形成了以吴县、晋陵县为区域中心的局面，与太湖西南角的吴兴郡并称“三吴”；隋、唐、宋、元时期，苏南发展速度加快，已设有10县，苏州与常州各领有4县，另两县分别由江宁与镇江管辖。
进入明清时期，设县最多，见表：
另外，本书的编写是在对明清历史的若干问题作了自己的思考之后，在大的格局中认识若干乡贤。古人云：知世论人。如今我们研究明清苏南文化名人，必须先要考察这些历史人物所处的社会背景，然后才可能了解、分析、评判历史人物。明清历史为读者所熟知，没必要从头讲。在此，只将我们加以留意的若干个大问题，揭示出来，为人物的研究作好铺垫。
一是明初立国的优势与弊端，对于整个明朝关系重大，也对于明朝人才的构成、发展或破坏影响极大，应有所说明。
明朝立国恢弘，气势不凡，宜乎国运长久、经济文化繁荣的封建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年号洪武，又称洪武帝），在位31年（1368～1399），是一位奇特的皇帝——以其流丐出身终能推翻元政权，夺取天下是为奇；以其天子身份君临天下，不忘民生，惩治污吏是为特。另外，他重用经生，加强君主专制、加强思想文化管制，形成严厉的社会氛围；对外不断发动军事攻势，以攻为守，加强了国防，使国力不断得以加强，时称“凡天下道里，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驿无不与焉”。 ［1］（p.883）
洪武之后，有明成祖（年号永乐，又称永乐帝），在位22年（1402～1424），与洪武年合并53年，堪称明初盛世。值得一提的是，永乐帝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了国家对外政策，采取对外开放、稳定周边的策略，把中国的稳定发展与世界、尤其是周边邻国联系起来，力争一个长治久安的局面。因而，永乐帝把派遣郑和下西洋，作为当时的一项重要国策。事已600年了，回忆起来还足以使国人自豪。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一般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刘家港集结，然后沿海南下，在福建长乐太平港再次集结，并候季风出远洋。所以，在江南期间，收揽了各路人才，随之出使西洋的便有不少苏南子弟。
但是，从明朝立国伊始，明朝的政治建制与政权构架就有特别的缺陷。如过分依赖中央集权，限制地方政权，同时严格监控在京文武百官，创设由宦官领衔的特务机构，使宦官势力由此坐大，一发而不可收拾，成为贯穿有明一朝始终的政治大隐患。魏忠贤为历代宦者之最，自称上公，小宦官称其九千岁，无耻官员称其九千九百岁。魏阉权倾朝野，飞扬跋扈，其势力成为晚明一大社会政治黑帮。总之，在大多数时间内，宦官势力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长期妨碍统治阶级组织有效的自身力量与社会力量，去克服一次次的内忧外患；又因外患内忧并发，导致亡国。
如在加强国防方面，没有合理的机制，协调备战与作战期间各方面的关系，合理地调配好一个大国应有的物力与人力，形成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使得明朝除了开始几十年尚能有所开拓进取、对外保持攻势之外，余下的大部分时间内，经常疲于应付来自国内北部游牧民族向中央政府的挑衅与掠抢中原居民；甚至对付邻国海盗集团的武装侵犯与掠抢东南沿海居民，也是办法不多，久久不能平息。
如选拔经生，用为官吏的途径，很快形成依据宋代理学，作为中式的标准，用八股文的形式，引导士子拘泥于宋代理学的成说，不能越雷池半步，从而极大地束缚了学人的思想，甚至于许多举子固守一部《朱子注疏大全》而不放，不问其他学术学问。
二是明朝灭亡的原因，古今论者，议论纷纷，且对于判别明清之际的历史人物忠奸贤庸关系重大，应当加以说明。
1644年，明朝中央政府终于垮台。导致明亡的原因很多，除了上述内在的、长期性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直接原因。
从明朝政府自身角度来看，首先，负有直接责任的应当是明朝后几位不称职的国君——不问国事的神宗皇帝（年号万历）、糊涂透顶的光宗皇帝、傀儡一世的熹宗皇帝（年号天启）、反复无常的思宗皇帝（年号崇祯）；偌大一个国家交给昏君或庸君办理，是古代中国人的不幸。但是，恰恰这一点，古代士民是不会承认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天子无论如何都是神圣的。
其次，明代实施极端的君主专制，无论君主直接执政，还是宦官、权臣揽权专政，都有很大问题。明思宗（崇祯帝）年轻气盛，滥用君主权利，在位期间（1628～1644），不过16年，就下令处死总督7人、巡抚11人，还更换内阁大学士50人次，尤其是冤杀大将袁崇焕，自毁长城，罪莫大焉。
再次，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决定了管理层的整体腐败，导致明朝的灭亡。明宫廷养有宦官十万、宫女九千；皇亲国戚、宦官权臣，放肆截取财富，简直是对地方群众吸髓饮血，然后挥霍浪费；上行下效，各地官场贿赂公行，贪墨成风；并由此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统治阶层内部纷争不止，往往又是以邪压正而告终。吏治大坏、士风亦大坏，难以达成统治阶层内部的团结、形成一股凝聚力，对付随时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从而解救国家危难。
南明（福王）政权是明朝廷的继续，混乱与腐败有过之无不及，几乎拥有百万大军，却没有打一次象样的仗，便纷纷崩溃，不过一年多时间，就上演了一出极其丑陋的历史剧。
从明朝敌对势力角度来看，表面上是明朝直接亡于李自成农民军队，实际上明朝灭亡是由于不能承受后金军队与农民起义军的双重打击。两者相比较，还是后金军队对明朝的危害性与摧毁能力更大。孰不知，由于后金政权的崛起、明朝遣尽精锐部队出关抵抗而不胜、继而后金军队屡屡南下骚扰掠杀河北、山东等地城乡群众、明朝反因“辽事”屡屡增加内地民众的经济负担而招致民怨、特别是在明朝的军事实力与物质力量已经无法同时应付南北两线作战时，明朝迫于无奈，还是把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队卓有成效的两大将领卢象升、洪承畴，先后从南方战线撤出，移向北部前线；结果，南部战事重新吃紧，并且造成两河地区的真空，使李自成部队直驱京城，打得明朝中央措手不及。
然而，李自成农民军果然有力量吗？孰不知，被后金（清）军队一击即破，李自成进京速来速去。与其说李自成农民军因迅速腐败而失败，不如说李自成农民军本身实力不强。由此可知，假如不是后金军队的“协助”，农民军不可能如此顺利得天下；即使崇祯帝自尽后，明朝在各地的实力，也容不得李自成坐稳江山。假如不是后金入关，明朝不会就此为止，明朝的“中兴”是有把握的。
弄清楚明朝灭亡的种种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联系，对于我们评判那个时期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思想动机，应有所帮助。
三是对明末清初的民族矛盾，所谓的“华裔之别”，应当加以说明。
明末，以崇祯帝为代表的明朝中央政府，面临外患内忧、即所谓“辽”与“寇”的两种敌对势力，在“华裔之别”的思想原则指导下，两害相权，以为“辽事”伤及国本，“寇事”不过民瘼。所以，在使用兵力方面，对“辽”使尽气力，也从不妥协；对“寇”时抚时剿，用兵不专。后人根据李自成军因而坐大，并打下京城的结果，去逆推崇祯帝的军事决策错误，是有道理的。但是，也要理解崇祯帝决策的由来，事实上，不仅仅是崇祯帝，当时几乎所有的士大夫都以“辽事”为先。假如从清朝建立的事实来逆推，崇祯帝的考虑，道理就更足了。
比起李自成，清朝的危害更大，尤其是在清朝初期，清政府对经济文化的破坏、对人民的摧残是非常严重的。
清朝政权的构建，是以满贵为核心、参以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上层成分作为辅助。这样一个封建政府，建国伊始，并没有像清朝中后期文人宣传得那样的圣明、清廉。清初，统治者固然知道自己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抚顺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先进的大民族，以及很多分散在各地的小民族？但是，清朝的决策层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宁失之于猛，毋失之于宽。以暴立威，是其主要手段；宽容谅解只是次要手段。每到一地，无不屠杀、劫掠。试图以高压政策吓住人数众多的内地各族人民、主要是管住汉族人民，因而实施凶穷极恶的破坏、强暴政策；特别是进入江南之后，强行推出“剃发令”，所谓：“遵依者为我国人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使得汉族及其他许多民族的人民群众共同遭受了一场特大浩劫。如谓不信，谨举几则清朝早期文人的实录：
《尤侗自撰年谱》云：“乙酉五月，王师渡江，福王出奔，南中大乱。予奉父母避地斜塘旧庄。湖寇猝发，烽火相望。寝食不宁。”
又：“尤侗斜塘避难图，伤乱也。乙酉五月，予移家斜塘。八月仍入城。鸡乱飞，狗乱吠。烽火红，刀兵起。城外白布头，半是无□□。□人贱如麻，抄家轻如纸。扶爷娘，挈儿郎，东村逃，走西□□□……朝闻官军捉剃发，夜防土贼来打粮。故乡不可住，他乡不可去，无何买得一扁舟，移家寄宿芦苇处，遥望五湖万里长，何当款乃潇湘雨。”［ 2 ］
《陈安道先生年谱》云：“乙酉夏六月，奉庄介公避乱。闻军渡江，公弃故居，奉庄介公行遁吴中诸野。初至双凤，旋入蔚村，又次澜漕，遂达阳城。七月七日，昆城破，则走任阳。十三日虞城破，则又走直塘之曾家湾，又走何市之王秀桥。七月晦，兵至穿山，又走红庙。明日走白茆。又明日，走沙溪。将东行以大风阻，夜，盗窃舟去。既而依沙溪之曹氏以居。”［ 3 ］
《吴梅村年谱》云：“五月十七日，州役皂隶舆厮等殴张南郭，以积米未明为词。浏河兵以数月乏粮，拥至城，势张甚。十九日，满城民夜皆闻鬼哭。二十日，士民讹言大兵已至苏州，居民惊徙，城市一空。知州朱乔秀吝而懦，卒当时危，惟拥赀阖门为走计。六月初二日盗库币逸。初四日，州乱，焚抢蜂起，先生避乱蠜清湖。” ［4］（p.1451）
朱明镐《小山杂著》云：“七月初四日屠嘉定，初六日，屠昆山，十二日屠常熟，吴郡县七州一，崇明悬处海外，六邑五受伤夷，惟一州为鲁灵光之独存。自杂弁恣意淫刑，悍卒踊跃夺劫，乡城哽咽，互召敌仇。譬之蟹然，取其郭索之物，惟余顽然一腹，究复何济。三县合计，所屠之户不下二十万人，凡厚赀强有力者先遁荒野，遇害间有一二，大率中下户居多。” ［4］（p.1451）
徐崧《百城烟水》云：“松之（崧字松之）少而失怙，华国先生崇祯壬申殁，时松之年甫十六。长更多艰，播迁则屡失其资。初迁钱家泾，乱时又迁八斥、廿八都、蕳村、双杨、曹村等处。死丧则尽倾其产。殇则有增弟、留妹、桂儿、明儿、盛儿、月女、殇女。”［ 5］（p.354）
此类材料举不胜举。
对待清朝的野蛮统治，毫无疑问地遭到各地各民族人民群众的反抗，而受华夏文化熏陶数千年、经宋、明理学激励数百年、形成民间社团组织（如东林、复社、几社）数十年的苏南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能力、甚至身家性命，勇敢地与强敌抗争，试图捍卫自己的文化与家园。这一场斗争，不仅仅是政权正朔之争，也不仅仅是排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更不仅仅是复立明政权的问题；而是体现一个民族、社会群体、一种文化如何自立、如何生存、如何延续的问题；与数千年无数次“华裔之争”一样，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由此而积累、而发扬，是中华民族永存的法宝。
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我们不是强调大汉民族主义，而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强调各族人民的生存权利、民族信仰权利以及保护文化传统的意愿；同时，也是评判当时各类人物的需要。
四是对明清两朝的大势进行说明。
总的看来，明清两朝的大势，各自的前期要比中后期有所建树，社会生活与民众情绪较好；中后期则是问题越来越多，不仅民生维艰，哀鸿遍野；连社会上层人物自身也乱了起来。两朝都没有逃脱这样一种模式，如张溥所说“逆取顺守，道固多途。大抵开辟之忧勤，不敌季朝之燕逸，群贤之劳罴，莫救一夫之顽谗。古今尽然。” ［6］（p.6）
当然，两者还是有所不同。
明朝后期似乎有历史机遇，那就是生长于自身封建生产关系内部的异质因素，被学人称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能否自生自长，从而向高一级的社会形态过渡。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在当时，世人对此也是浑然不识。所以，“萌芽”与当时文人的关系可以忽略不计。
从鸦片战争开始，晚清仅70余年时间，走过了一段现在看来是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所无法避免的一个历史阶段。这70余年，清朝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与民族生存的挑战，与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不同；西方列强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暴力，（如果仅仅是暴力，注定是不长久的。）还有体用并强的西方文化。从而使得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亘古不变的观念受到了比较彻底的冲击，“中央王朝”的优越感洗刷得几乎荡然无存，原有的崇拜被一批“舶来品”所替代，“远来近悦”的假说与单向主义政策变得销声匿迹，“富饶强大”的自信与傲气不复存在，伦理纲常的权威与束缚越见淡薄；洋货充斥城乡各地，都市生活商品化与农村群众贫困化并存，“人口过剩”的危机显露，社会秩序大坏；救亡声日起，民族主义运动压倒一切。
70余年，由一个相对平静的封建大国，迅速向一个近代化的国家过渡，并非坏事。但是，整个过程，是与原来的世界一流大国沦为一个任人宰割、弱肉强食的样板同步的，怎能不激发起这个古老民族的自奋与拼争。晚清忧国忧民者，无不既为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而伤心痛骨，又为亘古以来“华优夷劣”观念的破灭而困惑迷茫。由此看来，清末国运颓废，仅仅归罪于清末统治阶级的“燕逸”、西太后的“顽谗”，是把历史问题看得简单化了。要知，清末一切社会问题与外交问题的要害，在于社会制度的落后与传统文化的落后。这是毋庸讳言的。
当然，我们并不因此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还要指出。传统文化的内核好得很，就是民族自尊、吐故纳新、应“天”（“天”之古义，可训作法则、规律）革命、自强不息。所以，清末的士林不再斯文，民众无法平静，终于形成一股势力，向本国统治结构的最为薄弱处，发起攻击，“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成为一时最强音，清政权几乎无还手之力，迅速垮台。
讲到晚清文化名人，我们认为，人品学养，不能不优先考虑他们的思想是否与时俱进，不论其进步程度如何，都应当尊重；而不能与时俱进的，则不免亮相耻之。
［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73）［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9.
［3］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71）［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9.
［4］吴伟业.吴梅村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徐崧.百城烟水［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6］冯琦.宋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