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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虞山老民、东涧老人、等等；人亦因其官衔或籍贯尊之为宗伯、虞山、常熟，等等。他的一生经历复杂，可分作三个阶段进行观察分析。
钱谦益出生于苏州府常熟县的仕宦人家，祖居县东坊桥外。他少年才俊，青年闻名遐迩，29岁（万历三十八年、1610）中进士，殿试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但因丁忧，家居未出；10年后方出补翰林院编修，管理诰敕撰文。天启元年（1621），典试浙江，即报命；二年冬，以病乞假； ［1］（p.1774） 四年，返京任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编修，充经筵日讲，历詹事府少詹事、纂修神宗皇帝实录；五年，魏阉打击“东林党人”，遭“除名为民”的处罚。 ［1］（p.845）
钱谦益与“东林”结有两代人的关系，其父亲与“东林八君子”关系颇近。谦益本人自少年时即随父辈从“东林”游，后尤与高攀龙等人近。但谦益性格怯懦怕事，天启二年冬，他“请告将出都门。”赵南星对他说：欲携酒与高攀龙俱来，“剧谭尽日而别。”钱谦益则以“时内计戒严”推却。 ［1］（p.1774） 因其做事谨慎的缘故，在东林骨干中，“天巧星”谦益得除籍的处罚，算是轻的。
崇祯初年（1628），钱谦益与“东林党人”重新起用，并迁职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此时，东林骨干丧失殆尽，谦益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以其资历、地望、文才，本可以有一番作为；可是，旋因廷推阁臣、结怨温体仁、周延儒等人，论其前有“浙江乡试案”，现有廷推舞弊。经崇祯帝裁定，谦益有失大臣之体，竟与其弟子、同籍，担任吏部主事的瞿式耜一起被削职还家，而温、周反而渐渐得到重用。此为罕见的“阁讼”，以钱氏彻底失败而告终，使得他终生为此耿耿于怀。
钱谦益南归，得到东南众士人的安慰。苍雪和尚有《过访钱虞山北归》诗：“东山高卧人依旧，南国同声喜欲狂”（按：通读全诗，本诗应作于此时。） ［2］（p.1010） ；反映江南的社会舆论还是偏向谦益，很多江南现任官员仍与其保持良好关系。
崇祯十年，又有乡人张汉儒等人进京告状，诉钱、瞿俩人在乡把持一方、欺凌吏民；钱、瞿遭到逮捕。此狱，经多般打点，求助于大太监曹化淳等人，钱、瞿免予重罚，仅以微责而了结。然而，张汉儒等人死于狱中。 ［3］（p.792）
以后为钱谦益作辩解的人，说张汉儒等人是依附温体仁的奸民，妄想借诬告钱、瞿，结好温氏，谋得一官半职。不过，我们认为：此事或与阁臣温体仁有关联，看作温氏借机打击宿敌，尚可；说成温氏为了防止钱氏东山复出，预先策划此事，则不能成立。（温氏的影响力甚大，在弘光年间，温氏已去世多年，朝旨仍多次为其追加荣誉，而此时谦益任礼部尚书，并不反对。由此可见，活着的温氏不见得惧怕钱氏。）至于张汉儒氏，其控告乡宦作威作福，不论其动机如何，即使有张冠李戴之罪，罪亦不当死。乡宦的作威作福，在当时比较普遍。钱、瞿在生活上的奢侈与风流本不能掩盖，至于把持地方的事情，钱氏也是有的。张氏入狱致死，完全因为曹化淳滥用刑具、包庇钱、瞿的缘故。（曹氏在崇祯末年表现极其恶劣。）
崇祯年间的两次坎坷，使得钱谦益本人心灰意冷，如沈德潜语：“至六十以后，颓然自放矣。” ［4］（p.1） 此时，钱氏纳名姬柳如是为如夫人，成为其淡出政治与藐视礼教的表示。谦益曾为礼部侍郎，娶风尘女子入室，文史大师陈寅恪先生说：“为当时缙绅舆论所不容”。不过，“柳爱松圆日得酬，尚书消遣绛云楼”， ［5］（p.369） 并没有引起东南士人的非议。这是因为明末东南士大夫的靡丽之风特盛，彼此所染相似，久矣不知其丑。在社会闻达中，只有少数人士，如黄道周、黄淳耀等人不苟同香艳习气。
柳如是来到钱氏身边后，使其心理出现了变化。一方面是惜时恋生；另一方面是激起宦情。前者是因生活有了新的乐趣，除了贪图青发白肤的欢悦之外，还在共同读书、吟诗、待客、交游、著述之中，找到红颜知己。后者由彼欲引发此欲，白发青肤不能不想恢复其社会地位。所以，他“以东林之末响为复社先”， ［6］（p.1408） 借力于复社人士，暗中策划周延儒复出；劝重返政府的周延儒“含弘光大”；还上疏崇祯帝，建策输诚。随后，他见到了复出的希望，有“甲申三月十一日，赐环召公”，不幸，“而遇十九日之变。” ［7］
终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钱氏通籍35年，为仕尚不足4年，在仕途上碌碌无为，既无政绩，也无重要奏章可言，反而留有监考失察之过，却总是以栋才自任、宰辅在望，可见其不自量。不过，由于钱谦益出身显、地望隆、文才优，屡遭不幸，得到了东南士人的普遍同情，口碑尚好。如：
黄道周上疏言：自己有“七不如”，“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 ［8］（卷.255）
侯方域答张溥：“天下所观望者，惟虞山（钱谦益）与娄东（张溥）耳。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西铭（张溥）必有以处此。敢因明教而僭及之。” ［9］（p.225） 张溥为当时闻名遐迩的复社领袖，而钱谦益则是在“东林党人”中为翘楚。
王铎“答牧斋”云：“妒造物私以青缕管厚足下也。足下之外，谁复才负渊岳，与足下七雄中，推为秦楚者乎？仆御儿港弱兵也。殳矛缺短，实不敢执小旗鼓而见足下孙吴之垒。” ［9］（p.22）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南明福王政权由马士英等人拥戴成立。马氏贵州籍，但久任东南地方官员，与东南党社人士来往密切。如，他与钱谦益等人共同为陈子龙所主编的《皇明经世文编》作序。马氏因拥戴之功，把持朝政。久居南京的阮大铖，是大才子，曾降节沦为魏阉集团成员，遭到罢黜；后又结揽一批文人墨客，与马士英声气相通，最终同谋专政。马、阮先后起用几批闲置在家的东南仕人；却没有很快安排谦益出任官职。谦益不能无动于衷，急切地讨好马、阮。他上疏荐政敌蔡奕琛，一并颂马、雪阮。这一行为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但在马、阮一边却得到谅解，安排谦益担任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充经筵日讲官。可笑的是，同列礼部尚书的蔡奕琛，对谦益的讨好并不领情，反而上疏驳斥钱氏。这在当时，“人两哂之”。 ［10］（p.336、348） 《爝火录论略》因云：“钱谦益身为党魁，被逮获释，自当息影山林，绝口不谈朝政，庶不失为东林人物。何乃荣利熏心，奥援干进，吞马、阮之饵，出报国心长一疏，尽丧其平生所守。吁，富贵利达之溺人。若是之深哉？” ［10］（p.987）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谦益此时标榜调和党争，似乎公允；实际上企图掩盖其向恶势力妥协的实质。阮大铖是一位工于心计而有才华的奸臣。张岱云：“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如就戏论，则亦镞镞能新，不落窠臼者也。” ［11］（p.133） （野史中还有不少钱、柳向阮氏套近乎的材料，或可忽略不论。）此时，钱谦益接收驻镇江水军将领郑鸿逵送来的贽礼，从而收其侄子郑成功为门生（见黄宗羲《赐姓始末》）。
次年二月，钱谦益上疏请予还家修国史；未准，命在任料理；寻改掌部事。四月，上疏请自督师救扬州，又不许。五月上旬，马、阮携弘光帝南逃后，谦益做好南京迎降的准备。他与王铎、赵之龙等人，多日会议密谋，策划迎降的全过程，然后共率文武官数百员、马步兵22万跪降清军。
钱谦益降清后，在南京逗留半年左右。他为清朝做了哪些事情？
一是劝降。徐树丕《识小录》记：“钱牧斋南京投降表，约有千余字。大半骂明朝诸帝，自成祖而下，鲜有免者。其半则颂清之诸帝也。”钱谦益又以招降江南为己任，亲笔写信，委托私人到苏州、常熟、太仓等地，呼吁各地士民迎接清朝，不必抵抗。
二是献礼。他以私人名义送厚重的礼品给满清贵族；还把从民间采纳的、本来想置入弘光帝后宫的秀女献给满贵。
三是诱降在杭州的潞王。这些事情表明了他在向清朝表示忠诚，立功邀赏。而在他做这些事情时，柳如是就在其身边，有何建议，从无记载。只是事后有说，钱柳在水池边推搡，似乎是柳氏欲投水状。疑信两似，与前几件事实相比，意义不大。
顺治二年秋季，北军挟南明福王、潞王以及包括钱谦益在内的一批降臣到北京，以前资授钱谦益为礼部侍郎，管理礼仪事务。事闲权微，很不得志，浮沉数月之后，他因病请求免职，获准带衔归乡养病。然后谦益于当年秋季，返回故里。 ［7］ 钱氏此次北上南归，首尾一年有余。
钱谦益在京期间，心态十分不好，既以不得新政府信任而懊丧，又为返乡后的遭遇担心，于是写了一封《与邑中乡绅书》， ［12］（p.823） 投石问路，为返乡作了铺垫。书信的要点是：一是申辩“臣服”并招降苏州各地的理由，所谓：“大事已去，杀运方兴。弃身舍命，为保全万姓之计”。“仆挺身入营，创招抚四郡之议”，是为了乡民免受蹂躏。二是述说自己冒死劝清兵停止屠杀乡民，是立功的；所谓：“吴中变后，面启豫王，恳求禁戢抢杀，别明逆顺。抗论往复数四，王颇变色动容。”三是坦白自己，身为降臣，但暗中在掩护家乡抗清的人士；所谓：“海寇之入虞也，有主其谋者，有受其聘币者，有勾引居停者，有飞书走檄者，事后密报，络绎不绝。若非此中有人，一力遮盖，曲意斡旋，恐诸公亦将交臂引领。”最后，他还担心有人反清念头不泯，以劝告的口吻写道：“幸老翁一线弱息，投诚委命，一一听桑梓高贤处分，惟所死生之而已。更有一言，自附忠告。末劫中一切杀运，皆众生恶业感召。今诸公身出汤火之中，目睹屠戮之惨。须相与提醒良心，讲求公道引生机，迎善气，勿增长罗刹种子，勿再落汤火之中。”
这是一封贰臣的自供状。以后，有人把钱氏降清的理由改成：一是欲行文种、范蠡抑或朱胜非之事，意即今后里应外合，恢复故国。二是存身为了写国史。（见顾苓《塔影园集》：“北师入京，乃谬为招谕，阴图伺隙不得而行文种、范蠡之事，计复不售” ［7］ 与吴祖修《书牧斋诗后》：“不死拟将成汉史，孤生忍独守玄经。”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牧斋不死，一以明史自任；一以受温体仁讦未得相位为恨；佐命兴朝，庶展抱负也。此意为柳塘指出。” ［4］（p.833）） 且不论钱谦益如何自我表白，在当时都是惨淡无力的。钱氏门生后学设法为其遮丑，更是徒劳。
对钱谦益这段时期的表现，抗清人士与民间社会舆论开始是十分惊讶、然后是十分愤怒。有的说他是丧心病狂的“蒙面灌浆人”；有的指斥其为“贰臣”，如无名氏《题虎邱石下》：“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阕，官高依旧老东林”； ［13］（p.2446） 有的直把他当作马、阮帮凶，“推其原，马、阮为亡国之奸，而高弘图、吕大器、钱谦益，笃实生厉阶，遂使东南半壁，一日沦丧云。” ［10］（p.341） 。昔日的党人社友也对他作出了激烈的批评。如陈子龙语：“翩翩入洛群公在，剩有孤臣泪不干。” ［14］（p.528） 顾炎武著《文辞欺人》条目，云：“今有颠沛之余，投身异姓，至摒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汙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逾下矣。” ［15］ 夏允彝批得最严肃。他说：“钱声色自娱，末路失节。此皆国运所关。生此辈以致朝野纷纷也。”（见《幸存录》）其子夏完淳说：“谦益不过欲得揆席，为此丧心之事。”（见《续幸存录》）
然而，黄宗羲批评得委婉一些：“往往以朝廷之安危，名士之陨亡，判不相涉，以为由己之出处。” ［16］（p.374） 吴伟业也仅仅以怜惜的口吻，说钱谦益与其门生瞿式耜之“末路顿殊。” ［6］（p.943）
钱谦益的丑行，殃及池鱼。社会舆论对柳如是也作了一些批评，还揭露柳氏在钱柳分离时期的隐私。平心而论，柳氏并未随钱谦益上北京，赢得自尊；但是，柳氏在马、阮时期有过一些出格的表现，不能得到东南士人的尊重；在南京、苏州出现一些嘲讽诗，贬低钱柳人格的传闻日甚一日。计六奇《明季北略》云：“钱声自色娱，末路失节。……丑状令人欲呕。” ［17］
到清末，钱谦益的全部作品公诸于世之后，还有人试图回护钱谦益降清行为，如常熟金鹤冲先生作《钱牧斋先生年谱》（《瓶粟斋诗话》作者沈其光认为金氏“颇多回护”。 ［18］（p.575） 但同样是邑人的黄人先生毫不回护，说：“盖蒙叟才大而识暗，志锐而守绥，故愈巧而愈拙。” ［19］（p.293）
总之，这一阶段，是钱柳俩人不光彩的年月。按传统政治道德所要求的，论仕人为君子小人的评价之尺，一是量以“夷夏大防”，二是量以“君臣之义”。二者皆是“东林党人”、复社以及其他文社忠节之士视作等同生命的操守，也是清初八九十年间，明遗民赖以自存互勉的绝对观念。钱谦益开始是依附马、阮，“已见利禄溺志”；以后，
颜迎降，成为“贰臣”。其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汲汲功名利禄的无耻之人，哪里像“东林领袖”？
这一时期钱谦益的表现，异常奇特，不容易把握。
钱谦益返乡后，故里舆论对其不利。因谦益在降清后，立即劝乡人也降清，当时流传只要“送款”，“兵至不戮一人” ［6］（p.226） 。结果是大批乡人遭杀戮。《爝火录》云：“（顺治二年）七月十四日，时钱谦益已降于大清，读书者意其家必无兵到，多躲入半野堂绛云楼中，第三日传说绛云楼尸最多。大半是带巾秀才，读书人面孔也（自注：见《妖乱志》）。” ［10］ 遇难者亲友不仅记恨新朝，也记恨劝降而又无力保护乡民的钱谦益，说明仇恨的种子早已播于故土。
另一方面，清政府对明朝降臣、不论文武、不计劳逸，均报以半信半疑的态度，在使用中严密监视，一旦发现有异常，毫不留情；对闲置在家的降臣，更有严厉的监督措施。钱谦益南归后，各地时常发生一些原本降清的文武官员的“反叛”传闻，清廷十分注意这方面的动静。所以，钱谦益还乡后，接连两次被抓，事非偶然。
第一次，时为顺治四年（1647）三月底，在苏州寓所被捕。案发突然，柳如是为了宽慰谦益，与其结伴而行；直至河北真定，柳如是暂时落脚在当地显宦梁氏家，谦益被捉进北京，投入刑部狱中。钱谦益再次遭遇京城狱中无比的痛苦，直到十几年后，临死前，他还记得此次被囚惨状。 ［21］（p.649） 好在此案在押时间不长，钱柳在本年冬季即南归了（此据葛万里《牧斋先生年谱》说）。
第二次，在顺治五年（1648）春夏之际，钱谦益被抓到南京，是因牵涉“黄毓祺案”。 ［21］（p.768） 此案，在押、结案皆在江南。所以，钱谦益受的罪小于前一次。到了次年暮春时，谦益得到初步解脱，可以在江宁、苏州两地走动了；直到年末，正式结案，牧斋完全放归，可以在常熟家内大事宴请新老宾朋了。 ［21］（p.916）
这两次被捕的真正原因至今不很清楚。在两次被捕前，钱谦益是否抗清、以什么形式抗清，实质性的材料不足，还不能断然评论。那些举报材料说钱谦益参加抗清活动，尽是些似有似无的情况。第一次，是牵涉“谢升案”。（按：《塔影园集》如是说；《清人诗集叙录》 ［20］（p.3） 认同。但是，金氏《牧斋先生年谱》 ［12］（p.940） 不以为然。）结果，弄错了，放了回来。第二次案发后，有不少地方官员尽力为钱氏开脱“罪名”；似乎说明谦益仅仅为蜚闻所中，并无确切证据。清政府不好定性量刑，但是对一个风烛残年、且有过输诚表现的老人，尚且不能网开一面，固然因清朝对降臣的不信任所致，也有可能是上下奸人贪其财，财尽而祸消。
然而，钱谦益真正被激怒了。之后，他做了很多涉及反清复明的事情。像他先前在《与邑中乡绅书》中写到那些行为：“有主其谋者，有受其聘币者，有勾引居停者，有飞书走檄者”他都尝试了。如：钱谦益写书信给抗清将领瞿式耜、姜曰广等人，建策献计（1649）；联络过清金华守将马进宝（1650年5月）；接受抗清将领李定国的来函（1652）；等等。《投笔集》还隐约地说，他如何联络与策应抗清将领郑成功与张煌言的北伐，以及为义军捐款，等等。（见《塔影园集》、《投笔集》）他还写有大量的诗文，或托以古人、或直述对清政府的不满与对明朝的怀念，并歌颂抗清复明的英雄。）至于，有学者猜测钱谦益还在料理郑成功部设置在苏、杭一带的商务，恐怕不成立。因为，经商养兵事，由郑成功部叛将黄梧提供官府，岂不供出经办之人？ ［12］（p.944））
钱谦益受两次被捕的激怒，激活了若干因素。从外部因素看，家乡士民抗清的行动与遭受清政府残暴镇压的情景，时时刻刻地折磨着他；昔日的师友门生，或遇难故世，或英勇就义，或坚持武装抗清、或隐逸自保忠贞。死去的感召，活着的敦促，无不激励老人改辙。另外，还有如夫人柳如是的希望。（然而，柳如是入清后，笃事内典；诗作未有留世。）从内部因素看，自幼的人格素养、积年的学养，时时刻刻敲击着他，促使他下决心与清朝离心离德，与民间抗清势力结合在一起。他在降清的时候，图的是个人的“东山再起”；所以不惜降节辱名，投靠异朝夷主。他盯住的是个人权利地位，期望得宠于新主之后，或许还有类似姜尚、四皓等人的机遇。可是，希望完全落空。他真的反省了，竭力把自己的言论与社会主导舆论一致起来、把自己的行为与忠节隐逸人士连接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钱谦益两次被捕前，真正的抗清行为尚无确切材料，他反而被捕。两次被捕之后，他真正抗清了，言论激烈了；反而没有被捕。无论是编织“文字狱”时，还是所谓“通海案”时；他都安然无恙。其中缘故，非后人可以揣摩得透。（按：陈寅恪先生试图说明钱谦益反戈一击之后免遭清廷镇压的原因，可惜语焉不详。 ［22］（p.1218） 与此相关的是，钱谦益如此积极地表现抗清倾向，还是不能获得当时与后世社会舆论的广泛谅解。
仅以那些与钱谦益交往的明遗民为例。如黄宗羲、归庄，对钱氏以往降节行为有所宽容，敬佩其辞职南归，所谓恕其前愆，嘉其后意；但也坚持了原则。
归庄与谦益的关系密切。论名份，俩人是师徒；论私谊，归庄应感激谦益。但是，归庄对谦益尊敬归尊敬，并非失去独立思考。他对谦益的评价都是有分寸的。归庄在拜谦益为师时，自称“经术”已有师，“诗学”已有师，“理学”难有师，“文章之道”愿拜谦益为师，可见一斑。归庄先后有三篇向谦益祝寿的文字（传世的仅为祝六十大寿与祝八十大寿二篇）。虽为文字应酬，前后文字则有不同意趣。前者尚祈老人能有谢安、姚崇之功；后者亦庄亦谐，仅为老人助兴而已；另外，一幅贺岁联：“居东海之滨，如南山之寿”，仅以地望、人寿言之，且寓意隐晦，并非一味颂扬。尤其是，归庄明知“古称三不朽，立言为下。” ［23］（p.183） 可在“祭钱牧斋先生文”中，归庄仅许死者“立言”之能。 ［23］（p.471）
黄宗羲与钱谦益的关系密切，也很佩服钱谦益的文学成就，但是他对钱氏的总体评价，是有保留的。请观察，黄宗羲说：“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自注：钱宗伯牧斋。）” ［2］（p.45） 又说：“余将行，公特招余枕边云：‘唯兄知吾意，殁后文字，不托他人。’寻呼其子孙贻，与闻斯言。其后孙贻别求于龚孝升，使余得免于是非，幸也。” ［16］（p.375） “平生知己”，又何以未接手墓志、免于进退两难为幸？可见一斑。（还有袖金七两、代写三篇酬文、顾麟生事、撰写塔铭文字，等等不少问题，有待细论。看《钱牧斋先生全集》、《归庄集》、《黄宗羲全集》，无论归庄，还是黄宗羲，都没有与钱谦益一起参与抗清行动的痕迹。那个称红豆山庄为钱谦益抗清据点、便于归庄、黄宗羲往来的说法，仅仅是假设而已。）
为了解释这些问题，有必要理出一些确切的事实：
（1）钱氏的改辙与忠贞隐逸人士的气节不同。后者是自甘枯槁，守贫固节；谦益却在与遗民往来的同时，照样与大批清朝官员相处结好；他对马国柱、梁化凤等地方官僚的阿谀奉承，百般谄媚，也为贞士所厌；他还遣子侄去求新朝功名。（黄宗羲也是这样做的。同样遭到严苛的社会舆论的谴责。）
（2）谦益的真实想法不好判断。比如，他一方面颂扬抗清义士（对陈子龙、夏允彝、李待问、谭贞良、黄淳耀等均有赞颂）；可是另一方面，他颂新贵也不轻描淡写，如，对年轻自己许多的龚鼎孳恭维之至。见吴伟业《龚鼎孳诗序》云：“牧斋晚年不自得，适会先生谒告南还，相与淋漓倾倒与白门、金昌之间。斯二者相知为深。”另外，在吴伟业弃隐重仕的问题上，社会舆论是以规劝吴伟业重节为主，钱氏则是致辞欢送：“花院槐厅多故事，早传音信到菰芦”。 ［6］（p.240） 他一方面似乎是竭尽全力为抗清势力奔跑效命；另一方面同期大部分诗文在哀叹：“伊余久归佛，繙经守僧寮”；“卖身佛门”。 ［21］（p.544、598） 他一方面“每笑柴桑处士，观《山海经》，览穆王图、流咏荆轲、田畴，胸中犹扰扰多事。” ［21］（p.1541） 还自称：“世咸指目以为怪鸟恶物”（《有学集》第1140页）或自愧于谢翱 ［21］（p.732） ；另一方面，他自诩雄俊海内，矜才之骄气仍不减当年，竟以年高八十的周初吕望“自励” ［21］（p.1502） 。
（3）谦益斥清的抗清诗文（如《投笔集》），令人生疑。清初江南抗清人士，诸如顾炎武、归庄、徐枋等人公诸于世的文字都比较谨慎；黄宗羲对容易触犯清朝忌讳的言论，概作删汰，一为全身远祸，二与其送子应试的决定不相违。 ［25］（p.11） 何钱谦益独能无所畏惧，表现得比忠贞人士还要激烈勇猛，触犯朝廷而不顾、置子侄入仕而不虑呢？谦益对一些乡民热衷告发的习气素有警觉，不惜多次暴之于文字。但他把那些充满反清情绪的文字传示门生之时，何以置惯于举报的“小人”而不顾呢？
如此看来，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谦益拙于行而巧于文，那些得以名垂百世的事情多半是言过于行。
总之，谦益在这第三阶段，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个令时人、后人皆琢磨不透的人。他非常特别，一心想在青史扬名，既投靠新朝以求佐命之位，又思赎罪立功；既想认罪思过，又不想付出太多的代价，使人疑其“不著一辞”。 ［4］（p.17） 谦益的功不抵过，心诚可怜，人不谅解，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谦益说：“仆生平痴肠热血，勇于为人。” ［21］（p.1352） 诚以为然，亦有心热力拙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