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东林学人有“八君子”、“六君子”与“七君子”等名目。其中，“八君子”是东林学人的核心，除了顾氏兄弟外，还有高攀龙等人。
高攀龙（1562～1626），字云从，一字存之，号景逸，无锡人，早年从顾宪成学，后曾从赵用贤学，进士出身，因疏辨得罪阁臣，屡遭贬谪；削籍家居近30年。天启年间复出。高攀龙品行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顾、高”无异词。他主持下的东林讲学活动已经明显少于以往，不过仍然保持“东林学人”不散，并因形势的转换，在历次与“浊流”或魏奄的斗争中，带领同人，发挥了团队的集体作用。
薛敷教（1554～1612），字以身，武进人。祖应旗，顾宪成兄弟少时，从薛应旗学，薛敷教遂与顾氏兄弟善，用风节相期许。及中进士，与高攀龙同出赵南星门，益以名教自任。任国子助教时，力争“三王并封”，并救赵南星而被谪，遂不复出。薛氏禔身严苦，垢衣粝食，终身未尝受人馈。家居二十年，力持清议；当地大吏有劳民举动，多因薛敷教言阻而止；身后有声誉。
安希范（1564～1621），字小范，无锡人，早年从顾宪成学，中进士，因赵用贤去国之事，疏争之：“近年以来，正直之臣不安于位。……高攀龙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辅臣诤友。……攀龙又窜炎荒。辅臣误国不忠，无甚于此”。希范因而落职，从此30年家居，安心讲学，谢绝朝问，不求复职。
刘元珍（1571～1621），字伯先，无锡人，在“东林八君子”中，年辈较晚，进士出身，1605年，因建言遭罢归，加入东林书院，以讲学为事。他表节义，恤鳏寡，行义重于时，在1614年写出《东林书院志》首稿，由后人续成全书。
钱一本（1544～1615），字国瑞，武进人，进士出身，争“国本”时，一本言最戆直。万历帝衔之。以造言诬君，摇乱大典的罪名，斥为民。一本既罢归，潜心研精经学，与顾宪成辈分主东林讲席，学者称“启新先生”，时有陈仁锡等俊才从之游。
叶茂才（1558～1629），字参之，无锡人。进士出身，万历年间，同邑顾宪成、允成、安希范、刘元珍及高攀龙等，皆因建言去职，直声震一时，茂才仅以“醇德”称，及叶氏官至南京太仆少卿时，清流尽斥，邪议益棼，遂奋身与抗，直至被罢斥，人由是服其勇。有称其：“生平学问，躬行实践，信心为已，感民彝，痛国是，是是非非，如风樯炫矢，触而必发，岂有意与党人争胜负哉”！ ［1］（p.1312）
自顾宪成推荐李三才失败之后，攻击者不绝；待宪成殁，攻者犹未止。攻击者把“东林学人”与朝中“清流”并作“东林党人”，恣肆污蔑中伤；东林人（此后的东林人是东林学人与朝中“清流”的合称），也把这些攻击者归之为浙、宣、昆诸党。双方言辞不避过激，事情不论实有，一有行动，必群起响应。这样的朝廷争论岂止是门户之见，简直是同仇敌忾，形同水火。万历后期，反对东林的党人占据上风，他们“悉踞言路，凡他曹有言，必合力逐之。（叶）茂才既去，党人益专，无复操异议者”。 ［4］（p.6052）
此后的天启年间，开始是东林“小盛”的好日子，被废置多年的东林人纷纷起用，中央职权部门的要地多为重新起用的老臣所居。但好景不长，天启二、三年，魏忠贤宦官集团逐渐形成，东林人奋起抵抗；而原先反东林的“浊流”几乎都依附魏阉，随后阉祸滔天，秽浊一世。新账老账一起算，凡“救三才”者、“争辛亥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场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梃击”者、最后“争移宫”、“红丸”者、忤魏忠贤者，统统入为“东林党人”，抨击无虚日，借魏忠贤毒焰，一网尽去之。杀戮加禁锢，善类为之一空。其中，“东林六君子”与“东林七君子”先后遇难，最为惨案。
“东林六君子”，是指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和顾大章等六人。（其中杨涟、左光斗、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皆为万历丁未同科进士。）先是杨涟，于天启四年（1624）六月，奏上“魏忠贤二十四罪”疏，要求对窃国篡权的魏奄“以正国法”，并表示“用消隐忧，臣死且不朽”。接着，黄尊素、李应升、袁化中、魏大中等几十余人先后上疏继之。一时间，魏阉有些慌乱。但是，年幼的天启帝被魏阉控制在手，形似专制，实为傀儡。魏阉迅速反击，且手段异乎寻常的残暴。天启五年四月，魏阉爪牙以无中生有的手段捏造“六君子”罪状，下令逮捕，入狱后，“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惨不忍睹；“诃垢百出，裸体辱之”，毫无人道。从四月至九月，“六君子”相濡以沫，激以正气，先后惨死狱中。他们的浩然正气，感动了正直的士大夫与社会大众，使得魏阉的淫威并不能真正压服天下士民。
“东林七君子”，是指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李应升、周顺昌、黄尊素和周起元等七人。他们都因反对魏阉专权而已遭罢斥在家。天启六年二月，魏阉爪牙以无中生有的手段，编造“七君子”的罪状，下令逮捕。高攀龙自杀，余六人被捕入狱，经受酷掠毒打等刑罚，百般折磨之后，延至九月，先后致死。
“七君子”在就捕与受刑期间，表现得十分勇敢。缪昌期坦然面对被捕事，他与高攀龙相见。有一番对话：
高云：“大臣受辱，则辱国。吾旧为大臣，焉能受辱？”缪云：“不就狱，何以明志。我必就狱以明志也。”高子开尊共饮。从容语缪公曰：“我辈败，青史上，毕竟我辈胜。”然后送之高桥之北，挥泪而别。 ［7］（p.847） 高攀龙竟自杀，不肯取辱；缪昌期怡然入狱，身受“五毒备至”，却仍然“慷慨对簿，词气不挠”。
周顺昌每次受刑，“必大骂忠贤，”恶人用“椎落其齿”，自起问曰：‘复能骂魏上公否？’顺昌噀血唾其面，骂益厉”。（按：以上引自《明史》本传，不另注明。）
“七君子”中，高攀龙本是东林书院主讲人；缪昌期在29岁起，受顾宪成延聘为家庭教师，以后长期追随“顾、高”；李应升称缪昌期为姑父，与东林的关系已久。但是，周宗建、周顺昌、黄尊素和周起元等四人，并没有直接加入“东林学人”圈子，但在政见方面与“东林”合作，概称为“东林党人”。
此时的“东林党人”成为反抗魏阉专权的旗帜。“六君子”与“七君子”的英勇行为，激励天下正直的士大夫坚持与魏阉作斗争。社会舆论一面倒，同情与支持“东林党人”。在苏州、常州等地，相继发生了人民群众自发的援助“东林党人”、打击魏阉的斗争。苏州士民的斗争颇具规模，影响大。事由逮捕周顺昌而起。逮捕令下苏州，周顺昌本人坦然处之。城内士民闻之，打抱不平，“咸愤怒，号冤者塞道”。数日后，缇骑欲逮人走，苏州城内“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周顺昌曾任职吏部，故称。）乞命”。缇骑厉声恐吓群众，激起群众愤怒，群起攻击缇骑，毙其一人，余负伤而逃。事后，周顺昌自赴狱，以免家乡百姓受到更大的波及；又有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及周顺昌舆夫周文元等五人挺身而出，甘当事变责任人。五人面临死刑，颜色不改，英勇就义。五义士就义后葬于虎邱山旁，称之为“五人之墓”，成为后世文人题咏之重大题材。如吴应箕作《苏州行》，刘城《五人墓之歌》，李继贞作《五人咏》、《义士行》，周永年、长洲朱隗各作《击官旗》讴歌之，姚希孟作文追记五人事；杨廷枢作文追记周顺昌被捕事。其中，张溥的《五人墓碑记》最为出众。《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录长洲林云凤《五人墓》诗：“五人埋骨处，客过每停舟。姓氏闻
阕，精灵傍虎丘。宦官应敛迹，缇骑尚含愁。若不锋端死，空成侠少游。”（第1089页）
“多行不义，必自毙”，作恶多端的魏阉，于“苏州事变”的次年垮台，成为历史上权势最大、但灭亡最速的权宦集团。应该说，这是与“东林党人”的不屈斗争与人民群众的向背有着极大的关系。崇祯初年，“东林党人”达到“大盛”，完全压倒与其纠缠几十年的“浊流”，将之概称为“阉党”或“附逆”，实行全面的打压。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表明，“东林党人”在失去斗争对象的同时，也失去了锋芒与活力。而崇祯帝作为一个勤政而又猜忌性特强的专制君主，他既不容许宦官或权臣把持朝政，也不容许阁臣结成派别，自主行事。如，他对“东林党人”希望合理的赋税负担，颇不以为然。
倪元璐一日对崇祯帝讲“生财有大道。”崇祯帝反讥以：“今国用匮拙至此，生之者众，为之为疾，何所措手？”倪元璐应之以：“不妨经权并用，臣儒生，但知因民之情，藏富于国耳。” ［8］（卷二） 崇祯帝仍然很不高兴。所以，复出的“东林党人”实在是无所适从，像文臣刘宗周、黄道周，“志在竭忠而穷于效忠之无路”；像武将卢象升，“志在奋死而扼于投死之非时”。 ［9］（p.61） 东林学人的历史使命接近终结，其领袖人物也不复出现。即将来临的“天翻地覆”时代，将由新的社会团体发挥其积极作用。（钱谦益先是被世人称作“东林之末起”，后又被其门生誉为“东林领袖”。）
综观崇祯前东林君子讲学以至于就义，与崇祯期“党人大盛”，应当作出有所区别的评价。东林君子本与明朝后期时政紧密相连。他们弃仕后，以结社、讲学、议政的方式，组织一批青年学子参与政治。他们所具有的“国士风”，就是参政为国，坚持正义，不屈不挠的精神。如陈子龙于明亡后疾呼的那样：“君子惟知为国，故平时则为直言敢谏之臣，遇难则为杖节死绥之士。使杨、左诸臣而在今日，岂不与倪、范（按：指倪元璐、范景文）齐名乎？小人但知为身，故履泰则为容悦谄谀之夫，临危则为卖国事仇之举。使虎彪诸贼而在今日，其望风纳款不言可知矣。” ［10］（p.414）
陈子龙本人便是继东林君子之后，勇于为国遇难的烈士。入清后，黄宗羲认为：“数十年来，勇者焚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 ［2］（ 第八册，P727）
“东林党人”本是“浊流”污蔑“清流”，连及“东林学人”的“恶称”，但因列入“东林党人”的诸君子坚持已见、英勇无比的表现，成为英雄的代名词。以后，朝野士夫不仅不忌此称，反而乐于道之。不过，东林诸君子之后（即崇祯以后）的“东林党人”，结构极其松散，人员隐现不定且良莠不齐、领袖人物时有时无，缺乏统一指挥，没有具体规划，更乏行动方针，徒有党人之名，在政治上并无建树，在人品方面，实在是“负物望者引以为重，猎时誉者资以梯荣，附丽游扬，薰莸猥杂” ［4］（p.334） ，不能一概称誉之。局内人李清对此作出尖锐的批评：“东林诸君子皆以文章、气节，廉隅相高，即间有假借，犹存白日面目。予初入垣犹然。及环召后（按：指崇祯初年），见诸扫门政府者，言夷行跖，恬不知耻，而省中尤横。” ［10］（p.77） 这是正视史实的合理评价。所以，我们评价明末人物，不能简单地冠以东林的名目，便不顾其他一切而一味叫好了；应当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而作合理的定性分析。
［1］钱谦益.初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黄宗羲.黄宗羲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3］顾炎武.小心斋札记［M］.清光绪重刻本.
［4］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M］.北京：中华书局，1958.
［6］周亮工.尺牍新钞［M］.上海：上海书店，1988.
［7］缪昌期.文贞公年谱（丛书集成续编第118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8］陈鼎.东林列传［M］.北京：中国书店，1991.
［9］方苞.望溪先生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0］李清.三垣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