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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顾宪成出生于南直隶无锡县的城镇市民家庭。后几年（1554年），弟弟顾允成出生。顾家比较贫寒，兄弟俩人立志向学，师从薛应旗，书生气十足，以风节相期许。万历四年（1576年），宪成得乡试第一；中进士时（1580年），与同年刘廷兰、魏允中皆负俊才，并同为解元而名声大噪，人称“三解元”；先后任职于户部与吏部。时为首辅大学士张居正（1525～1582）执政期。张居正为相十年，权重势隆，趁势作一些经济改革，如“一条鞭法”，旨在严厉监督地方赋税收支、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强化国家机器的功能，御外与守内，以及开展一些水利工程；因此后人理应予以肯定。但其中问题也不少。比如，由此引发的增收政策，成为明朝后期弊政。另外，居正私心较重，收受贿赂；一些怀有私心的官员只求迎合张居正，对居正的举止，无论是朝政，还是家务，都百般奉承，朝廷内出现了阿谀媚上的不良风气。因而自有一些正直的官员，针对张居正改革的弊端、以及张居正的不廉、朝臣的阿谀之风，不顾张居正的打击，不顾个人的仕途顺逆，敢言敢怒。这些正当行为，不能一概斥之为“保守派”或“大地主利益集团的代表”。
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等首辅大臣继续执行张居正制定的政策，因而来自朝野的批评声愈加激烈，言官攻讦大臣成风。批评者的言辞激烈与反驳者的手段严厉，使得朝政局势出现混乱。随着议论的激化、言辞的冲动、处置的非理性化，渐渐形成派别。社会舆论把那些坚持正谊、敢于抗疏、直吐箴言、哪怕是得罪权贵，甚至受罚都不在乎的官员，归作“清流”；又把不顾是非、惯于媚上、无事生非的官僚，看作“浊流”。“清流”以赵用贤为代表，他气节盖世，耿直敢言，言必震上，赢得很多官僚、士子的尊敬。史载向来用嘉笔懿言形容之。
顾宪成兄弟俩人都景仰赵用贤，取法于彼。如张居正生病，朝士群为之祷，顾宪成执意不从。同官代之署名，竟亲手削之。其弟允成在京（1586年）应会试，中进士后，为海瑞受屈事，与执政辨论，结果被削籍归乡。
顾宪成与首辅大臣有隔阂后，请假回乡授徒讲学，有安希范、高攀龙等人从学。3年后，宪成再仕，还是面临困境。如按内心的境界做事，必受排挤；而要干进求得志，则必须作出许多妥协。宪成还是选择了前者。在大计之年（1587年），都御史辛自修主持计事，宪成时任职于吏部稽勋司，做配合工作。辛自修能够秉公办事，却因违背执政阁臣的意见，遭到罢免；宪成因此不平，上疏语侵执政，被旨切责，谪为桂阳州判官。以后，宪成在几个地方担任司法官员，治绩优异。1592年，重新进京，擢为吏部考功主事，历员外郎。
但是，宪成的仕途生涯快结束了。次年（1593年），宪成的几位同人遭致贬黜：安希范任南吏部主事，因劾首辅大学士王锡爵挟私植党被革职归乡；吏部考功郎中赵南星在考察京官时，不听首辅王锡爵等阁臣的安排，遭报复，被斥为民；薛敷教因疏救赵南星而被谪；赵用贤也被罢官，高攀龙因争赵用贤罢免之事而被谪广东揭阳。京察时，宪成是支持赵南星的；事后，宪成疏请同罢，王锡爵希望宪成回心转意，反而迁其职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当时，宪成与王锡爵的关系尚可。如：“诏封三皇子为王”，宪成上疏反对，并遗书王锡爵，反覆辨论，其后“并封议”遂寝。）宪成在文选司所做事，还是与执政阁臣牴牾，吏部缺尚书。王锡爵欲用罗万化，宪成没有听从，却推荐了陈有年。后来（1594年）又与万历帝抵牾，该年廷推阁臣，宪成极力推举因批驳万历帝意见而遭罢黜的原大学士王家屏，“忤帝意，削籍归”。
宪成还乡后，再也没有复出，结束了官僚生涯。宪成不可能得意于万历政局，因书生气十足的缘故。当时有陈瓚为宪成打抱不平。他因顾氏谪官，去责问大学士王锡爵：“宪成疏最公，何以得谴？”锡爵答曰：“彼执书生之言，徇道旁之口，安知吾辈苦心”。陈瓚马上说：“恐书生之言当信，道旁之口当察，宪成苦心亦不可不知也。”锡爵默然。
顾宪成未得功名之前，家贫娶妻，岳父朱氏不嫌其贫，怜其才而欣然嫁女。顾夫人朱氏贤惠，善持家。以后，宪成“举高第，官吏部。淑人（顾夫人）食脱粟，衣补衣，戒其家人阖门操作，曰：‘夫子犹故书生也。我知为书生归而已。’” ［1］（p.1457）
宪成的仕途不顺，但其政治表现可圈可点。他在地方治绩优异，在吏部不唯上、不媚上，秉公守法，即使受打击也认真理、而不徇私枉法。这就是他的宦道与气节，上承赵用贤、海瑞等人的耿直风格，下启以后东林的道义精神。
从退职（1594年）到去世（1612年）前的18年间，宪成专门从事讲学工作。前期（1604年前）的讲学场所，移来移去，并不固定；到1604年重修东林书院之后，才固定下来。与宪成同好并相与讲学的，还有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及叶茂才等，并称为“东林八君子”。这个学人团体被称为“东林派”（后称“东林党”），成为朝中“清流”的政治伙伴。
授徒讲学，为古代文人之本事。明朝中期，有俩位出色人物，一是平定“宁王之乱”的功臣、理学大师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一是执政阁臣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俩人带动起朝野立书院、讲学之风。如《浙中王门学案二·王畿传》记载，王畿退出仕途后，“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莫不以先生为宗盟。年八十，犹周流不倦”。 ［2］ 又如《泰州学案三·王艮传》记载，王艮开门授徒，于江浙间往来讲学，直以社会为讲席。他不重理论辨析，而是“百姓日用即道，虽童仆往来动作处，指其不假安排者，以示之，闻者爽然”。 ［2］ 这些人的讲学仅仅在局部地区造成影响，还不能引起朝野的全面关注。
宪成与其“东林学人”成为明朝后期朝野全面关注的焦点，当是与其从政的经历、讲学的内容、社会的反应等三个方面有关。
宪成的仕途进退与“清流”人物相始终。“东林八君子”的其他人，也无一不是因耿直抗疏而被贬斥的“清流”人物。万历年间，各地与“东林八君子”相类似经历的士大夫众多，据《明史·何士晋传》记载，万历末期，“有诏起废，列上二百余人”。他们彼此关注，声气响应，无形中建起一张疏而不密的网络，影响极大。东林书院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联络点。朝中的“清流”官员是同情与支持“东林学人”的，并从“东林学人”那里得到舆论的支持；朝中“浊流”官员是反对“东林学人”的，污蔑“东林学人”结党，意图沽名、谋利、营私；特别防范“东林”与朝内“清流”联手，因而密切关注东林书院的一举一动。朝中另外一些依违于清浊之间的官员，也出自观察时局的需要，关注东林书院的行动。
东林书院的讲学内容，分作经学与时务。宪成诸人的讲学起初并不直接涉及时务，而是以治经学为主，兼顾学子的举业。他们对经学的讲解，拘泥于宋明理学范围内，没有大的突破；并没有多少新意。宪成的基本观点是：“以考亭（朱熹）为宗，其弊也拘；以姚江（王阳明）为宗，其弊也荡。拘者有所不为，荡者无所不为。拘者人性所厌，顺而决之为易；荡者人情所便，逆而挽之为难。昔孔子论礼之弊，而曰：与其奢也宁俭。然则论学之弊，亦应曰：与其荡也宁拘。此其所以逊朱子也。” ［3］（卷三） 可见他在朱熹与王阳明的取舍方面，偏向于朱熹。他对朱熹是有所肯定的，肯定朱熹强调“格物”时，人各异之的实践功能。他说：“朱子之释格物，……盖谓内外精粗，无非是物，不容妄有捡择于其间。又谓人之入门，各各不同，须如此，方收得尽耳。” ［3］（卷七） 他的讲解，只是满足举子的需求，没有致力于学理上的争辩。
高攀龙的理学思想接受顾宪成的影响。本传称：“初，海内学者率宗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之宗。” ［4］ 他十分重视个人的亲身实践，说：“虚言无益。”“学问不贵谈，而贵行。”不过，他的实践观所指不是社会实践，而是个人的品行修养，所谓“以性善为宗，以居敬格物为要，以躬行实践为主，以纲常名教为本。” ［5］（p.1717） 他向人宣传：“天下原是一身，吾辈合并为公，即天下如一气呼吸。何谓合并为公，人人真心为君民也。为君民心真，则千万人无不一。故曰如一气呼吸。” ［6］（p.2） 完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惜在宪成去世后，攀龙在思想上有所消沉，最后还是受“王学”的束缚，半入禅学；与其早年仕途上的果敢风格两致。
总的看来，顾宪成、高攀龙还是用朱子或“王学”的术语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并没有独自创设哲学术语；因而仅仅于两家之间，寻找恰当点，不免显得在两家之间来回摇摆。他们对经学并没有多少贡献，其影响力不是在经学方面上，而是在时务辨论方面。《明史·顾宪成传》称：“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 ［4］（p.6032） 这里说的“讲习之余”，应是早期讲学的情况；自1604年重修东林书院之后，主次逐渐变化了，经常是以时务为讲题。
为什么要讲时务？从办学宗旨看，顾宪成认为办学是为了收揽天下人才，应把立志救世放在第一位。他说：
“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之学问。吾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一国矣；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而为勿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东林书院志》卷三）
他认为：“士子号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泾皋藏稿》卷七）东林后人、清初儒学大师黄宗羲也说：“先生（宪成）论学，与世为体。尝言：‘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 ［2］（第八册 ，P731）所以，东林的“座右铭”明确无误地道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八君子”，以其风骨魄力，倡道节义，以扭转焦虑功名富贵的世风，是有醒世的作用。“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批评、污蔑、恶意中伤，等等，不绝于耳。宪成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夫士之于学，欲农之于耕也。农不以耕为讳，而士乃以学为讳？农不以宋人之槁苗而移诟于耕，而士乃以某某等之毁行移诟于讲学？其亦舛矣！此其不必惑者也，不当惑而惑，昧也；不必惑而惑，懦也。协而破之，是在吾党。”宪成所称的“党”，是乡党的“党”。他认为东林书院不过是乡学，是归田人士“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而已；决不是结党营私的团体，毋庸多虑。
但是，东林的名高，使得“负物望者引以为重”。望重，又使得“猎时誉者资以梯荣”，于是颇有轻浮好事名者附丽其中。“浊流”得以恣肆攻击，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特别是在李三才能否入阁的问题上，“东林学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
1611年，李三才能否入阁，引起朝臣的大辩论。论李三才之才，确有大略，在淮地任职，颇得民心，升迁至户部尚书。当内阁缺人，有大臣建议不当专用词臣，宜与外僚参用，意在李三才。但是，三才的致命缺点是不能持廉。所以，反对者的意见也不无道理。朝中为此争议数月不定。
宪成与李三才一直有着良好的关系。一方面，宪成讲学东林，好臧否人物。李三才主动与“东林学人”相结识；而另一方面，三才请补大僚，选科道，录遗佚，批评执政：“诸臣只以议论意见一触当途，遂永弃不收”，是“负国负君，罪莫大此” ［4］（p.6064） 为“东林学人”鸣冤。三才还批评朝政废坏，请万历帝奋然有为，与天下更始；还力言辽左阽危，必难维持现状，等等。三才这些与“东林学人”意见一致的奏章，宪成抱有好感。所以，宪成致书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推荐三才。
以宪成已经被削籍的平民身份，向政府推荐阁臣，显然越出当时的礼法框架，无论怎么说，都属“出格”行为，因而使得本来对“东林学人”已经嫉恨在心的朝中“浊流”官员大哗。他们以此为口实，开展对“东林学人”的全面攻击。其中，御史徐兆魁上疏攻击宪成，恣意诬诋，谓：“浒墅有小河，东林专其税为书院费；关使至，东林辄以书招之，即不赴，亦必致厚馈；讲学所至，仆从如云，县令馆谷供亿，非二百金不办；会时必谈时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图”，等等。这些无中生有的事也搬到正式奏章上，说明“浊流”官员的丧心病狂，手段卑劣。《明史》记载：“其言绝无左验。” ［4］（p.6033） 但是，“浊流”官员的混淆是非，转移视听，导致有关于李三才的争议更为混乱，而不勤政的万历帝迟迟不表态，使得三才不得不主动辞职，以求息事宁人。这次宪成的推荐书，出自一片赤诚之心，但是，效果不好，成为帮倒忙的显例。
至此，“浊流”开始以“党人”称东林学人。“结党”，这在古代社会属于犯忌枉法的事。“东林党”，是“浊流”恶意赠送“东林学人”的帽子，使得“东林学人”在部分不明真相的社会公众面前，形象模糊了。
此时，朝中“清流”官员纷纷出面，竭力保护“东林学人”不受更大的伤害。光禄丞吴炯上言辨论：“宪成贻书救三才，诚为出位。臣尝咎之，宪成亦自悔。今宪成被诬，天下将以讲学为戒，绝口不谈孔、孟之道。国家正气从此而损，非细事也。”当时已经有“昆党”、“宣党”等，与“东林学人”为难。大儒、名臣刘宗周上言：“东林，顾宪成讲学处。高攀龙、刘永澄、姜士昌、刘元珍，皆贤人。于玉立、丁元荐，较然不欺其志，有国士风。诸臣摘流品可也，争意见不可；攻东林可也，党昆、宣不可”。 ［4］（p.6573） 他们的有力声援，使得“东林学人”坚定了信心，没有乱了自己的阵脚。不幸的是，次年（1612年），宪成因病去世，（顾允成已先于1607年去世。）东林书院接着由高攀龙主持。（本节未标出处的引文均见《明史》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