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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一子义修，号荆川，武进人，祖与父皆为官僚。顺之生有异廪，稍长，洽贯群籍。嘉靖己丑年（八年1529年）会试第一，殿试为二甲第一，改庶吉士，授兵部主事，引疾归；久之，除吏部稽勋，嘉靖十二年秋诏选朝官为翰林，乃改任编修，校累朝实录。当时首辅大臣是唐顺之的座主张璁。张璁识才，对顺之有所偏心，留顺之在翰林院；不料顺之对座主故意保持距离，固辞，愿改任他职。此时，座主仍有惜才之意，“持其疏不下”，但是“有言顺之欲远璁者，璁发怒拟旨以吏部主事罢归，永不复叙”。结果使得顺之一下子从翰林编修被削为民。至嘉靖十八年（1539年），张璁失势，顺之才复任翰林编修兼春坊右司谏。此后，其耿直风格再现，他与罗洪先、赵时春等人上疏“请朝太子”。这本是正常之事，却遇嘉靖帝的猜忌，看作是大臣与太子的勾连，竟下诏削三人籍。顺之回到家乡，在宜兴阳羡山筑屋隐居读书，达十余年。
嘉靖后期，倭寇蹂躏东南沿海，朝廷迭遣重臣督师出战，（1558年）由赵文华视师，文华与顺之为同年，因荐顺之，随军出征。顺之任南兵部郎中，与胡宗宪协谋讨伐倭寇，因战功擢为右佥都御史兼凤阳巡抚。常年作战，顺之已经劳累过度，身患疾病。但重任在身，他不肯后撤，终于在一次巡视中，倒下不起，捐躯于海防前线。
唐顺之是一位大学者，学问大，著述多，与王慎中、李开先等人并称“嘉靖八才子”。其论文重本色，主识见；论学习方法，倡圆活洒脱，似乎信手拈来，实有巧思在其中。黄宗羲《明儒学案》总结为：“取道欧、曾，得史、迁之神理，久之从广大胸中随地涌出，无意为文而文自至。” ［6］（卷二十六）
其学术成就体现在历法、理学、兵学、文论等方面。
历法方面，完全出自于顺之个人的勤奋好学。古代农业社会重历法，把它看作有用实学。“按明制，历官皆世业；” ［1］ 但是，顺之非世代历官而是靠自学历法。他与周述学等人共同研讨历法，取历代史志，正其讹舛，删其繁芜，卓然自成一家。
理学方面，他从师于魏校。魏校（1483～1543），昆山人，移居苏州葑门，进士出身，官至太常卿。魏校是一位梗直的士大夫。当时宦官刘瑾权重势盛，中外阁臣皆不敢抗之。独魏校敢直行己意，无所徇。魏校主程颐“性理说”，但又贯通诸儒之说，择执尤精。顺之在为人梗直与治学广博等两方面，继承乃师。顺之还从罗洪先问学。洪先与顺之为同年进士（罗洪先是一甲头名），是理学家王守仁的私淑弟子，人品高洁，因直言劝谏，触犯专制君主而受谪，削职为民。洪先在文学方面，初效李梦阳，既而厌之，乃从顺之说。所以，顺之与洪先互为师，实为友。在是否接受赵文华推荐复职问题上，顺之专门听取罗的意见，然后才行；在理学方面，顺之向洪先学习；对“良知说”颇下力，常闭户兀坐自悟，多所自得。在顺之眼里，世况已是卿大夫在上，“名不正、言不顺”，庶士在下，消极应付；“人欲”横流，追求享乐，理学传统荡然无存。因而，他要有所作为，要以维护道统为己任，他疾呼“克己复礼”，倡“人欲之为苦海，而循理之为坦荡”，力求维护理学尊严。 ［1］ 他的理学观点集中反映在经史著作中，传世有《乐论》八卷、《春秋论》一卷、《左氏始末》十二卷、《五经总论》一卷、《史纂左编》一百四十二卷、《右编》四十卷、《儒编》六十卷，等等。
唐顺之的理学立场保持着儒本佛补的观点。黄宗羲欣赏唐顺之辨儒佛：
“儒者于喜怒哀乐之发，未尝不欲其顺而达之，其顺而达之也，至于天地万物，皆吾喜怒哀乐之所融贯。佛者于喜怒哀乐之发，未尝不欲其逆而销之，其逆而销之也，至于天地万物，澹然无一喜怒哀乐之交。故儒佛分途，只在天机之顺逆耳。夫所谓天机者，即心体之流行不息者是也。佛氏无所住而生，其心何尝不顺？逆与流行，正是相反，既已流行，则不逆可知。佛氏以喜怒哀乐、天地万物，皆是空中起灭，不碍吾流行，何所用销？但佛氏之流行，一往不返，有一本而无万殊，怀山襄陵之水也。儒者之流行，盈科而行，脉络分明，一本而万殊，先河后海之水也，其顺固未尝不同也。或言三千威仪，八万细行，靡不具足，佛氏未尝不万殊。然佛氏心体事为，每分两截，禅律殊门，不相和会，威仪细行，与本体了不相干，亦不可以此比而同之也。”［ 6］（第七册，P693）
兵学方面，他情有独钟。明朝早中期，在苏南文人中，有一些知兵用兵的人才，如，朱纨（1494～1549或1550），长洲人，进士出身，1547年奉命提督浙闽海防军务与巡抚浙江，主要任务是打击倭寇。倭寇是古代日本的一些浪人与中外海盗的勾结起来的武装集团，专门在我国东南沿海挑衅、寻机侵入沿海城乡杀人放火、抢劫财物；举止极其凶恶，伤害无辜居民。从明初开始，倭寇就成为我国一患，到嘉靖年间（1522～1565），酿成东南一大患。朱纨带兵打倭寇，勤劳任怨，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有些操之过急，他“严戢闽浙诸贵官家人，疏暴通番二三渠魁，”虽然他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去外夷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但是，他还是因遭势家构陷，失去朝廷信任，愤而自杀。 ［7］
再如王忬（1507～1560），太仓人，进士出身，也以都御史职巡抚浙闽军务。他以都指挥俞大猷、汤克宽为参将，奋力打击倭寇，曾屡次打败倭寇。无奈浙闽地方势力，未到家园被倭寇蹂躏殆尽之时，仍不能齐心协力杀外贼，或袖手旁观，或设法避让，无论数十或百余倭寇，都放过了事；致使四处报警，王忬部队分作几处，调度用兵十分为难，寇情日益加剧。朝廷改派主将，王忬被调任他处为官，后又被权臣严嵩父子所陷害。
顺之也是属于知兵者。他著有兵书《武编》十二卷、《兵垣四编》五卷。他总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想法，贵“出其不意”，思“御敌于外”。他用之于抗倭实践。他对敌作战，有着高亢的斗志，求胜心切，所出“御敌之策”，每与前线其他将领不合。但是，他的英勇气概也由此激发前线将士的勇气。他曾率战舟一昼夜行六七百里，从者咸惊呕，他却意气自如。他临阵督战，曾连遭失利，却也能够整军撤退，尔后再反击成功。
文论方面，最能体现他的学术贡献。首先，他效法宋儒，崇道黜文，强调文章的道德教化功能，重“文道合一”。一种文学思潮，不可能没有社会历史背景。嘉靖帝的淫祀与宋代的造“天书”运动相去不远。唐顺之所选的“宋六家”无不反对造神运动；另外，明朝中期开始，士风萎靡奢侈，吴地狂士尤甚。张翰云：“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也。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逾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 ［7］（p.79） 顺之本人生平苦节自厉，甘受清贫，有称：“荆川先生出入仅一小航船，敝甚，不蔽风雨，中仅五尺。” ［8］ 所以，他看重古文的世教功能。
其次，他强调学习唐宋散文。起初，他受“前七子”的影响，对秦汉散文有偏好。后与王慎中接触，接受其影响，放弃贵远贱近的做法，认为改从唐宋散文入手，收获更大一些。他编《文编》一书，该书所录古文，上自秦汉以来，而大抵从唐、宋门庭沿溯以入。对秦汉之文，不像李梦阳那样割剥字句，描摹面貌；对唐宋之文，也不像后来茅坤那样比拟间架，掉弄机锋。他论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和曾巩等八大家散文的要点，归结为“文字工拙在心源。”能够“直据胸臆，信笔写来，如写家书，”“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否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 ［2］（p.75） 也就是说，文章好坏在于是否有情感内容，而不在于文字是否高华。他给友人洪方洲写信说：“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见其面目，瑜瑕俱不能掩，所为本色，此为上乘文字。” ［3］（p.316） 此后，“唐宋派”的茅坤据此整理出《唐宋八大家文钞》，作为学习古文的门径，流行后世，影响极其深远。
他的文章法度，被李开先总结为：“有问其为文者，则应以始尊秦汉，继好宋唐。必须完养神明，以深其本源，浸涵经传，以博起旨趣。独存本质，尽洗铅华，透彻光明，委曲详尽。虽从笔底写成，却自胸中流出。如说家常话而作家常书，所谓见理明而用功深者，乃始得之也。” ［9］（p.117）
顺之诗论，不及文论重要。当嘉靖初，称诗者多宗“何、李”，顺之与陈束等人“厌而矫之”，他们主张学诗的面还可以开阔一些。
顺之诗文创作成就也不及文论出众，但也有一些佳品。如《书秦风蒹葭三章后》文，写“雷雨大作”之夜，作者与弟子褚生驾舟，“临流歌啸。” ［9］（p.119） 联想浮翩，忆秦国当世声利所驱之俗士、抑或沈酣豢养之死士，无非趋附权势，那有伊人独醒，避世逃名，可敬可佩。全文起处感慨高远；随后，抒怀布意，气度潇洒，令人涤尘逸思，身心振兴；《跋异僧书心经碑后》文，形容书法之奇特，雄伟之姿；并借异僧之狂草，引发作者的文论之思，以书比文，求法于无法之中。文末的“世固有不反经则不合道者” ［9］（p.122） 是全文的要害，表达了作者的文学主张。他与“前后七子”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复古在于创新，反对模拟之风。《广右战功录》文，实为明大臣沈希仪传略，全文以古文体，“叙事具有法度”，为以后清史馆修《明史》时，全文采用。 ［5］（p.277）
总的看来，顺之的文学创作在当时的影响不大。但到晚明与清代，顺之越来越受人重视，除了其文章本身文简理深的优点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看中其“救世”的良苦用心。
顺之对时文教育，颇多研究。“其阅文所品题，百不失一”。其外孙孙慎行获益于此。慎行（1565～1636），武进人，“幼习闻外祖唐顺之绪论，即嗜学；”考进士以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右侍郎，为官清廉，梗直不避魏庵，有操行峻洁的名声，誉为天启、崇祯搢绅冠 ［1］ 。
顺之的遗憾，在于晚节有所染污。《戒庵老人漫笔》云：“唐荆川罢官家居，颇自特立。知命之后，渐染指功名。因赵甬江以逢严介溪，遂得复职，升至淮扬巡抚，殊失初志。”在严嵩的《钤山堂集》有唐顺之写的序文。乡人惜之，有《送行》诗：“与君廿载卧云林，忽报征书思不禁。登阁固知非昔日，出山终是负初心。青春照眼行应好，黄鸟求朋意独深，默默囊琴且归去，古来流水几知音。” ［10］（p.134） 这是批评他到知命之年，犹看重功名，借赵文华与严嵩结识，谋复职、擢高位。同情顺之的人也为其惋惜。仕人出处弃取有关能否操守贞节。顺之晚节有所玷污，如何自立、如何训世呢？当然，顺之并不是与严嵩、赵文华同流合污的人。他在出山之前，“商出处于罗洪先。洪先曰：‘向已隶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侔处士’。顺之遂出”。 ［1］ 这是当时清流的见解，何况，他最后鞠躬尽瘁于抗倭之事，不同于靠权势贪赃枉法的奸党。宋儒持论向来严苛，唐顺之求道得道，也不必为之深辩。
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号震川，昆山人。他出身于农村比较富裕的耕读人家，即祖上曾有人为官，但后世以耕田兼攻读为业。有光的上两代人科场总是失利，无缘官场。他本人弱冠尽通《五经》、《三史》诸书，师事同邑魏校，35岁中举，以后屡上公车，皆不第。他只能每试罢，重操旧业，授徒讲学，学徒常数百人，人称震川先生。虽然他本人遇试必败，但是他所授制科时文，颇有名声。《明史·文苑传》称：“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前则王鏊、唐顺之，后则震川（归有光）、思泉。” ［1］
时“前后七子”影响一代文风，末流者相与剽窃古人而求附坛坫。唐顺之等人倡导“唐宋派”初起，尚未左右舆论。归有光据六经为本，好司马迁《史记》，又抱唐宋诸家文集，与二三友好研讨，取其行文之法度。多读加思索，逐渐得唐宋文笔，便以“前后七子”为缪说，不当以复古而归之于泥古，自我束缚于一小天地。他指出，要把“唐宋八大家”的优秀散文作为习文的典范。
在当时，论声势，“唐宋派”不及“前后七子”，但论传世深远，“唐宋派”远远胜出一筹。归有光把自己的主张，贯彻于写作实践，完成了许多优秀散文，弥补了唐顺之、王慎中、茅坤等人古文写作方面的某些不足，成为“唐宋派”的“功臣”。有光被清文人评为有明一朝古文大家，如姜宸英云：“当明之有天下二百七十余年，作者林立，唯太仆之文，能独溯太史公以来，得其风神，而合之唐宋诸家体格，粹然一出于正，可谓豪杰之士矣。” ［9］（p.104）
当然，归有光在批评“前后七子”时，意气之辞，不免过激。比如，当时王世贞主盟文坛，归有光毅然与之抗衡，甚至说世贞是“庸妄巨子”。这事不能简单评之为文人相轻习气，还应有其他心理因素。归有光是在屡试不中、人微言轻的情况下，故作狂语，以求引人注目而已。实际上世贞为一代文豪，言其庸，是不很理智的。倒是世贞比较大度，初虽抵牾，其后却对年长的同郡贤达表示折服，在其《续稿》中说：“先生于古文辞，虽出之于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 ［9］（p.104） 《明史·文苑传》载王世贞题“归有光遗像赞”曰：“风行水上，涣为文章。风定波息，与水相忘。千载惟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 ［1］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时年已60岁的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终于有幸中了进士，开始为官，授长兴知县。用古教化为治。每听讼，引妇女儿童案前，刺刺作吴语，断讫遣去，不具狱。上司所下令不便，辄寝阁不行。有所击断，直行己意。上下皆不理顺，仕途前景不佳。大吏恶之，调其为顺德通判，专辖马政；后官至南太仆寺丞而卒，后世称其为归太仆。
归有光的散文创作，后人评价很高。清宋犖《尧峰文钞序》云：“前明三百年，号称文章大家仅十余辈耳。十余辈中又首称荆川、震川两先生，皆吴人也。”
归有光的散文大多数写于中进士之前，故无宦道气，大多写身边的人与事。他把这些看似琐细的人事，如实道来，浅白亲近，事理清晰。如小品文《项脊轩志》，记一北向的百年老阁，“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 ［11］ 但经归有光的笔端，写出三世遗迹；又借物抒情，伤母悼妻，引大母与老妪琐细语，而流露出真情，作者辛酸，读者感其情景无不动容。
小品文《寒花葬志》，记前妻小婢，“垂双鬟，曳深绿布裳。”“目眶冉冉动”，三言两语，能把婢女的神态，曲折描写出来；“孺人笑之”，“孺人又指予以为笑”，把前妻的调笑与家庭的欢乐，一并带出，涉笔成趣，似文中有画。末笔“回思是时，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11］ ，表达了对前妻的悼念与对弱者的怜惜。全文不过百余子，着墨不多，却显得神采生动，所谓骚情史味，在于其中。
归有光的文章善于叙事抒情，另一显例是《解惑》一文。文章从嘉靖己未（1559）年第七次参加会试不第讲起，先讲同情者劝说：“君名，在天下，虽岭海穷徼，语及君，莫不敛衽。”大有惋惜之意。然后，指出：“独其乡人必加诋毁。自未入试已有毁之者矣；既不第，廉外之人，又摘其文毁之。” ［11］（p.355） 令读者莫不为其鸣不平。最后，因当事者的坦然处之，情绪由危归夷，悄然结语。全文一波三折，终归澹然，见出其文风格。
归有光的《震川文集》（归庄所订本，共四十卷）流传于后世。作品给人深刻印象；但论题材，比较集中于家常事，林纾云：“巧于叙悲，自是震川独造之处。” ［9］（p.105） 所以记体三卷（第15～17卷），佳文比较多。不过，他也有《三区论赋役水利书》（卷八）、《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卷八）、《论御倭书》（卷八）等，多关心时政，留意家乡要务之作。他的建议，如公平赋役、救荒之策、开吴凇江之利、排常熟积水、御敌于口外，毋使登陆、禁与倭互市，等等，未必得到地方官府的重视，也未必适时可行，但是，他的拳拳报国爱乡之心，可敬可佩。
归有光的诗作少有人提及。《别集》有一卷古今诗（第十卷），大多数诗确实不佳。比如“金陵行”之类诗，为古人题咏测试卷，可惜有光卷面不忍看。不过，由于他长期身处乡村，一些纪事诗，还是不错。如，他的抗倭方面的诗，实际上有史料价值，且能因形势悲喜，缘情言志，不失为好诗，理应受到重视。《海上纪事十四首》云：“自是吴分有岁灾，连年杼轴已堪哀。独饶此地无戎马，又见椰帆海上来。”道出三吴居民遭遇倭寇，千愁万忧从而生。又：“任公血战一生余，莲碧花桥村坞虚。义士刘平能代死，吴门今不数专诸。”及《颂任公四首》之四：“轻装白褡日提兵，万死宁能顾一生。童子皆知任别驾，岿然海上作金城。” ［11］ 赞美英勇杀敌的将士，弘扬血肉长城的浩气。
他晚年得仕，涉及时务的文章多了起来，留下一些有特色的散文，可惜成就已经不及以往。如《长兴县编审告示》，是一位年高长者兼初任父母官，对“子民”的告诫之文。文中以“奉法”、“养民”的口吻，告诫以往“刻剥小民”的“大户”，“各思为子孙计，毋得仍前侥幸”，务必“助县官”、“怜恤小民”；否则，“幽有鬼神，明有国法” ［11］ 读过后，感觉这不像惯于量刑绳法的长官，倒似循循善诱、调教儒生的教喻；因为，对能够“刻剥小民”的“大户”，单纯以条文即不能服之，也不能制之。本文特色无非是书生意气，激荡文内；语词流畅，文白理浅；但是本文舍其叙事抒情之长，改用训诰之体，只能说是一篇很少有封建官僚如此写的就职书，是其不善政务的表现。明清苏南文人为吏，显于阁僚词臣的多，扬以能吏干城的少。归有光晚年走上仕途，难有所为，是很自然的；想做一位廉官，其意不错。
［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金性尧选.明诗三百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4］陈田.明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5］上海古籍出版社.四部精要史部六第10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6］黄宗羲.黄宗羲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7］张瀚.松窗梦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朱国祯.湧幢小品［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9］夏成淳.明六十家小品文精品［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10］李诩.戒庵老人漫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上海古籍出版社.四部精要集部六第2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