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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人，进士出身，官至刑部尚书。历任嘉靖、隆庆、万历3朝，为官近40年。
“文以载道”，是一句老话。分析明朝中期的几种文学思潮，“前七子”、“后七子”、以及“唐宋派”，可以印证这句老话的不易之理。
由杨士奇、杨荣、杨溥形成的“台阁体”，笼罩了明朝早中期文坛。“台阁体”自有其合理的地方。辅臣本是写作高手。时务策、应酬诗文、还是写景抒情短文长诗，都能平易纡余，雍容典雅，在静思中得其余味。他们作品的缺点就是平和柔弱、格调乏味，甚或一味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社会各阶层的人士都效而仿之，使得整个一代人的文艺创作颇显衰飒不振。
进入弘治年间，随着社会矛盾的逐渐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加剧，一批对现实政治有不满情绪的士人，也对“台阁体”笼罩文坛产生不满情绪。其中登高一呼的是李东阳。
李东阳也是辅臣，但他顺应时代要求，带头改变文风。他不主张诗文辞句追求典丽，反对摹拟剽窃之恶习。他主张诗文应重个人性情，还主张“诗与文各有体，”“夫文者，言之长章，而诗又其成声者也。章之为用，贵乎纪述铺叙，发挥而藻饰；操纵开阖，惟所欲为，而必有一定之凖。” ［2］（p.34） “诗之体与文异，故有长于记述，短于吟讽，终其身而不能变者。其难如此。” ［2］（p.33） 作诗固然要学李白、杜甫，袭其法度音调；但要不拘一格，多所涉及。李东阳以师古的名义，告别“台阁体”，另辟蹊径，成为“茶陵诗派”的开创者，对转变萎靡一时的文坛风气起了积极作用。
受李东阳的启迪，继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领袖的“前七子”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领袖的“后七子”的出现，又称“李、何、李、王”四大家。
“前后七子”结交之时，多为新科进士，年青且正直，初任官员，怀志抱道，敢于表达对时政的意见，敢于对擅权的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提出批评，如李梦阳因此5次入狱，可见其斗志顽强。他那敢作敢当、疾恶如仇的政治风格，运用于诗文之道，以气骨见长，不少作品真抒性情，敢于讽喻时事和揭露现实的不合理。再如李攀龙、王世贞、吴国伦、宗臣等人挺直腰杆与权臣严嵩斗争。在“杨继盛事件”上，很明显地表达了他们的政见。1553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劾权臣严嵩“十大罪”、“五奸”，被杖下狱致死。“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在兵科给事中任上，为杨继盛说情，触犯严嵩，因而被贬出京，谪为江西南康推官。李攀龙时任顺德知府，也不顾严嵩父子的淫威，迎送吴国伦，赠诗相别。
“前后七子”，官职不大，锐气十足，令权势者不敢小觑。王世贞侧身其间，他敢于批评嘉靖帝崇信道教、不理朝政、委国事于严嵩的做法。如散文《海游记》，就是借古讽今，批评嘉靖帝一意孤行搞荒诞不经的事情；长句《西城宫词》说“袋里相公疏书在，莫教香汗湿泥封”；是批评嘉靖帝只顾谯斋，不顾朝政，常年不见辅臣；做谯斋时带着数侍女，辅臣上报奏章竟由侍女照管。“自缘身作延年药，憔悴春风雨露中” ［3］（p.375） 是揭露嘉靖帝荒诞到听信炼丹师言，用美人作药。封建专制君主不允许臣下公开的批评；尤其是嘉靖帝是古代暴君的典型，更是一意孤行，无法听得进忠言。严嵩父子垮台后，嘉靖帝年事已高，佞臣有所收敛；但嘉靖帝本人变本加厉，朝臣都不敢直谏；嘉靖四十五年，海瑞大胆上书，引起嘉靖帝大怒，要处以极刑；当事者还算清醒，借故暂缓执行（后因嘉靖帝病死，海瑞获释）。王世贞此时解职在家，无法直接参与朝政，仅能作诗抒发心思而已。
他作诗《寒食志感示儿辈》，云：“六度逢寒食，肝肠寸寸哀。岂无悬日月，难拟到泉台。岁每惭新鬼，春从冷旧醅。儿曹须老大，莫忘介山哀。” ［3］（p.368） 这里两个“哀”，前一个哀，是王氏兄弟丧父之心哀，后一个哀，是恨其父忬冤死之哀。诗作于嘉靖四十五年，诗人无法预计当年冬嘉靖帝病故，还在担心生前未必能够目睹昭雪冤案，叮咛晚辈毋忘祖冤家仇。诗人当年不过41岁，就有此担心，既说明诗人内心的顾虑甚或恐惧，又说明诗人对黑暗朝政的不信任。
嘉靖帝死后，王氏兄弟为父亲昭雪冤情获得成功；世贞因此复出。他在政治上的正直态度犹存。他曾经对隆庆帝上疏：“皇上节宫中一事之费，则可以存东南数十家之产；去左右一时之蠹，则可以开国家百千年之利；发一念爱人之诚，则可以或千万人之命；下一言爱人之诏，则可以收千万人之心。” ［3］（p.363） 耿耿忠言，可入千古名臣奏议之林。
当然，封建时代的文人十分顾忌对君主的言辞不逊，世贞也不例外。他只能以极其隐晦的笔法或诚恳劝谏的口气，表达内心的愤懑、焦虑与逆反情绪。
相比之下，王世贞对权臣严嵩父子之流的斗争，就能放得开手脚。杨继盛入狱后，世贞仗义探视，并代其妻撰疏申冤；杨氏被杀后，又为之备棺殓尸。世贞明知这些都是得罪严嵩父子的事，但毫不缩手。他在严嵩专制时期写有不少诗文，就是针对严氏父子的，如《过长平作长平行》诗，云“郭开卖赵赵高出，秦玺忽送东诸侯” ［3］（p.365） 是把严氏比作历史上的奸相佞臣。
严氏父子垮台之后，王世贞更以其少有的五言161韵长句《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吏行》，来清算严氏父子的罪行。他怒斥严嵩揽权专政，“义儿数百人，监司迨卿寺。以至大节镇，侯家并戚里。”揭露严氏父子贪赃枉法，“凡我民脂膏，无非相公有”家里财富可敌帝王，“古法书名画，何止千百轴。玉躞标金题，煌煌照箱簏。妖姬回鹘队，队队皆殊色。银床金丝帐，玉枕象牙席。”对其父子的可耻下场，用词仍然极其气愤：“甲第连青云，冠盖罗道途。以此称无负，不如一娄猪。” ［4］（p.1883） （按：王父入狱时，王氏兄弟曾经哀求严嵩宽贷，事出有因，不能视作妥协；还有赠画送书之说，尚不能以史实论，只能忽略不计。）
嘉靖帝后，张居正执政十年，这是一位功过相当的封建官僚。他敢于有为，但也贪位揽权与营私舞弊。以王世贞的性格也不能与彼善处。后来的事实证明，王世贞的某些意见应当是正确的。
“前后七子”，作为年青人的同人团体，松于政治结盟，密于文学交往。所以，他们的政治举止显得力量单薄、无法承受参政之重。几乎人人都有罢职、辞职、甚或废用不起的经历。一方面是敢于有所作为，另一方面是无所成就，就是这些青年官员参政的基本面。
“前后七子”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同时，接过“茶陵诗派”的旗帜，提出更为具体、更为激烈的文学复古主张，希望以新颖的文风取代“台阁体”风气，表达士子的识见，抒发各人的情怀，文章昌明，诗歌博雅，能够与当时之世态相匹配。
前后七子的“李、何、李、王”四人，均为青年中进士，才高气锐，意气奋发。他们追求的文学目标高远，所谓“法乎上”者。“前七子”对“台阁体”的作秀是不满的，李梦阳批评为“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 ［2］（p.55） ；他们同样鄙视近代文章（隋、唐以后的）与宋、元诗，在他们看来，“宋人不言理外之事，故其失拘而泥”（李梦阳语），即不满宋人的僵固迂执；宋元的诗作也不完美，“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似秀峻而实浅俗”（何景明语）；惟有追随司马迁、杜甫等古代高人，才能与志向匹配。在他们的带动下，形成风气，学诗的范围仅仅定格为：“古体乐府非东京而下至三谢，近体非显庆（唐高宗在位时一个年号，为656～660年）而下至大历（唐代宗在位时一个年号，为766～779年），俱亡论也”。 ［2］（p.110）
“后七子”首领李攀龙以其高华杰起，续一代宗风，七言近体，格韵风调出众；但是持论更苛，贵远贱近，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非是，则诋为宋学”。 ［4］（p.1870） 因而缺点也十分显著，他与其追随者都有泥古不化与简单从事的倾向，并有从摹拟转变为剽窃的倾向。史称：“其为诗，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古数字为己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 ［4］（p.1870）
王世贞承认自己是追随二三君子抑宋者，但是他与彼鄙视韩、欧散文和宋诗的态度有所不同。比如他同意“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 ［2］（p.37） 的评价，“然而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余所以抑宋者为惜格也。”又说善用者“以彼为我则可，以我为彼则不可。” ［2］（p.110） 可见他承认宋人有可为我所学、所用之处。他主张即贵远也贵近；不过，他认为宋格还是弱，故我之“体”、“格”不能像宋人那样。
他反对单纯摹拟乃至剽窃的行为，他说：“剽窃摹拟，诗之大病。” ［3］（p.364） 他主张真抒直书，联系现实，与世相接；希望复古而不守旧，力求变化，所谓“佛有筏喻，言舍筏则登岸矣，登岸则舍筏矣（何景明语）” ［2］（p.38） 意即从学古入手，达到创新目的，而不能“刻意古范，铸形宿模。” ［2］（p.37）
这些有意义的主张，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有难度，就是创说者也不能够很好地贯彻，追随者更不能准确把握，贯彻得好。陈子龙的评价是：
“夫诗衰于宋，而明兴尚沿余习，北地、信阳，力返风雅；历下、琅琊，复长坛坫，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也。特数君子者，摹拟之功多，而天然之资少，意主博大，差减风逸；气极沈雄，未能深永。”［ 2 ］（p.240）
“前后七子”在文学上的主张比较绝对（他们自己是学宋文、宋诗的，却要排斥宋文、宋诗），不讲回旋余地，拿来指导一世文人的文学创作实践，确属失败的理论，导向空疏无据，也是必然的。
不过，后人简单地形式主义地贬抑其文学理论的创见与实践的尝试，因而否认他们在明朝中期诗文创作方面的重要地位与贡献，也大可不必。须知“前后七子”提倡的“复古”主张，寓有创新的含义，有合理的成分。论“古为今用”的见解，在我国上古时代已经司空见惯。只是完美的东西是不容易做到的；而人类又总是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来接近完美。一个文坛领袖必须引领文学思潮求创新，改变习惯的固有的现有的风气，标新立异；因而每一个文学思潮（包括“前后七子”）几乎都伴随着若干缺陷。前人的缺点，后人容易找到，并且可以尽量批评；只是不要苛刻与嘲讽；苛刻与嘲讽的批评者未必能超越前人，反而贻笑于世。
果然，在“前后七子”之后，有一些文学批评家走了火，被陈子龙嘲笑：
“后人自矜其能，欲矫斯弊者，惟宜盛其才情，不必废此简格。发其聈渺，岂得荡然律吕。不意一时师心诡貌，惟求自别于前人，不顾见笑于来祀。此万历以还，数十年间，文苑有罔两之状，诗人多侏离之音也。”［ 2 ］（p.240）
“前后七子”理论的空疏无据，不影响他们自身的创作实践，也不妨碍他们出精品；如，李梦阳有很多的诗，音节之美，语句之新，风人之旨，为明朝中期诗创作的典范；何景明的诗创作也很出色。俩人的诗向为后人的明诗选本所重，沈德潜的《明诗别裁集》竟选俩人的诗各近50首。何景明有一些优秀的散文，情感深沉，气势颇大，胆识与辞采兼备。王世贞更是以其博学寿长，追远慎近，文集之富，独步百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 ［5］ 该书目所收王世贞的书有16种，尚不是全部。
他年未四十，已编有诗文集《海岱集》十二卷、《少阳丛谈》二十卷、文论《艺苑卮言》；以后还有《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艺苑卮言》载入《四部稿》中）、《弇山堂别集》一百卷、《弇州山人四部续稿》二百零七卷、《嘉靖以来首辅传》八卷、《觚不觚录》一卷、《爽鸠氏言》二卷、《读书后》八卷、《阳羡诸游稿》一卷，传还有《鸣凤记》传奇，所篡辑有《书苑》十卷、《画苑》十卷、《尺牍清裁》六十卷、《苏长公外记》、《艳异编》五十八卷。朱彝尊认为“后七子”：“当日名虽七子，实则一雄。” ［4］（p.1879） 在“前后七子”中，论学问淹博，王世贞当为第一人。至于后人称：“世皆知《四部稿》为弇州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宋起凤《稗说》，成书于1673年。）则尚待确凿的证据，才可定论。
王世贞的史学成就相当可观，可以称为有明一代私家修史的杰出代表。他对史书的重要性提出自己的见解：“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 ［2］（p.101） 此为落地有声之语。后人延伸为：“六经皆史”、“史外无学”，分别引起后世史家的一阵阵感慨。
王世贞在史书写作实践中，特别重视材料的收集。他从历朝实录、档案文书、私人撰述中，搜集材料，经整理、考订之后，分别汇编成各类史料集；他还把史籍体例分作“史之正文”与“史之变文”等两种。前者是编年、本纪、列传；后者是叙、记、碑、碣、铭、述。他还把史料分作“史之用”、“史之实”与“史之华”等三大类。前者指训、诰、命、册、诏、令、教、剳、上书、封事、疏、表、启、笺、弹事、奏记、檄、露布、移、驳、喻、尺牍等；中者指论、辨、说、解、难、议等；后者指赞、颂、箴、衰、诔、悲，等等。 ［2］（p.101） 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工作，其中大部分想法为后世学人所继承。
积多年努力，王世贞的史学创作成果斐然。传世的有：《国朝纪要》十卷、《天言汇录》十卷、《弇山堂别集》一百卷、《皇朝盛事述》五卷、《皇朝异典述》十卷、《史乘考误》十一卷、《识小录》二十卷、《少阳丛谈》二十卷、《明野史汇》一百卷、《弇州史料》凡一百卷、《公卿表》二十四卷、《嘉靖以来首辅传》八卷、《名卿纪迹》六卷、《札记》二卷、《宛委余编》十九卷。（按：此据《明史艺文志》记载；其中有的是同书异名。）王世贞的这些史籍，为后人写当代史（明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清初国史馆很好地利用了这些资料，特别是明朝早中期的人物传与典章制度，得利不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皆以首辅为主，而间以他人事迹附之，于当时国事是非，及贤奸进退之故。序次详悉，颇得史法。” ［5］（p.301）
王世贞的晚年对自己的文学主张有所自责，不满意一时间文人诗作由复古变成了拟古；对自己的多年诗作，他自我批评为：“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同时，他对民间文学产生了浓郁的兴趣，甚至说：“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而文人学子，顾往往为韵言，谓之诗。” ［2］（p.55） 王世贞也是这样。他情趣广泛，举凡散文、诗赋、词曲、传奇、小说、琴韵、手谈，等等雅事，皆乐于参与，花费不少精力与热情。这些看似不经、移人心志的闲事，他经常是乐此忘疲。他富于收藏，凡书、画、字、帖、彝、罐等等品种，倾力搜集，尤以藏书鸣世。
他的缺点有：一是偏激。《明史·文苑传》云：“所谓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 ［1］ 晚年有所纠正，手奉宋人文集，讽玩不置。
二是贪大。陈子龙如是说，因贪大，“时见卑词。” ［2］（p.240） 此意见大致不错。
三是气度不宏。他是有气度的人，比如对待归有光方面（详见后文）。但是，他在某些方面还是失风度的。比如，王世贞对唐顺之颇记恨。顺之曾经奉命巡视蓟北，然后汇报边塞失禁、兵戎不练、实额空缺等事；使得蓟辽总督王忬以下俱贬秩，又间接促成了王忬的入狱。王世贞有《钦
行》诗，云：“众鸟惊相顾，不知凤凰是钦
。”
［3］（p.367）
不是在谴责严氏父子，而是在影射说三道四的谗臣，极有可能是指唐顺之。
四是好恶高下。《明史·文苑传》称：“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但是，他“其所去取，颇以好恶为高下。” ［1］ 与其游者，各标目为“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以及“末五子”。这些人未必不当名称；但是确有相互提携的俗气。如“末五子”有胡应麟，是诗论高手。可是，胡应麟云：“诗家之有世贞，集大成之尼父也。”不是谀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