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国际贸易在发展中开始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内分工和贸易逐渐取代传统的产业间分工和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而从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国际生产又由产业内分工和贸易向产品内分工和贸易转变,由此带来了国际外包业务的兴起和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转移。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迅速的发展,使得新古典贸易理论失去了对劳动力收入差距的解释力,这也促使理论界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并形成了新贸易理论,并推动新贸易理论不断地发展。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与新古典贸易理论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新贸易理论突破了古典贸易理论的假设,分析了规模收益递增和商品市场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各国的按照各自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产品进行生产,从而降低生产成本,然后再通过国际交换,获取本国不生产的产品,从而满足消费者的多样性需求。因此,在新贸易理论中,贸易对劳动力工资收入变化的影响与生产的规模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在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到生产规模,从而导致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产生变化,引起工资差距,因此确定的分析贸易对劳动力收入变化的影响是较为困难的。在这个时期,学者们通过在新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下加入限定性条件的方法来研究贸易开放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其中,产业内贸易对工资差距影响的代表性的模型为技术内生化模型,产品内贸易对工资差距影响的代表性的模型为中间品贸易模型。
随着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生产商通过不断的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推动产品的差异化并获得利益,这种趋势促进了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并且伴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各行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要不断增加,从而影响一国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因此,在新贸易理论的框架下,很多学者认为技术进步机制是目前贸易开放影响劳动力工资差距的主要传到机制,而不是新古典贸易理论研究的价格机制。艾克默鲁(1998,2003)扩展了克鲁格曼关于技术进步对工资差距有重要影响的思想传统,从寻找技术外溢的根本原因入手,探讨了存在内部规模经济条件下产业内贸易对工资差距的影响。该理论认为一国的技术进步有偏向高技能的,有偏向低技能的,如果一国的技术进步是偏向高技能时,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相对增加,从而扩大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反之,如果一国的技术进步偏向低技能时,贸易会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并且当低技能劳动相对丰裕的发展中国家与高技能劳动相对丰裕的发达国家进行产业内贸易时,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工资差距将会缩小。
在该模型中,假设一国有高技能劳动力H和低技能两种劳动力L,本国低技能劳动充裕,外国高技能劳动丰裕,两国生产两种产品q 1 ,一种为低技能密集型产品q h ,另一种为高技能密集型产品。在封闭经济的情况下其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2.6 式中, σ 表示两种产品的替代弹性,对此式求效用最大化,可以得到高技能密集型与低技能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比:
假设两种产品的生产函数为:
A h 和 A 1 分别表示高技能和低技能产品的生产效率,即技术进步因素。将 2.8 式整理代入 2.7 式,得到商品价格比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式:
同时,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可以分别表示为:
由 2.9 式和 2.10 式可推导出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的表达式:
由上式可以看出:当高技能劳动的相对供给H /L增加时,会降低了高技能劳动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使劳动力工资差距缩小。同时,当技术进步偏向高技能劳动时,会使高技能劳动的相对工资上升,因这种高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会提高高技能劳动的相对生产率,从而提高其相对工资,扩大了劳动力工资差距。
下面我们分析,在封闭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对外开放时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变化。假设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外国用*表示)。当贸易开放后,高技能密集型产品对低技能密集型产品的国内外产品共同的价格比可以表示为:
其中 O 表示贸易开放,因本国低技能劳动充裕,外国高技能劳动丰裕,可得到 H/ L < H * /L * ,利用该不等式,运用 2.11 和 2.12 式可推导出下面不等式:
由此,可以看到低技能劳动力丰裕的本国在贸易开放后,高技能劳动力对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下降了,即劳动力工资缩小。这是因为在贸易开放后,因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充裕,本国出口,进口集产品。结果本国低技能减少,而高技能上升,因此劳动之间的工资差距缩小。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国际分工的细化,产品制造过程中包含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的国家进行,从而形成了以工序、环节细化分工为特点的产品内分工,并且这种生产分工格局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明显扩大,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产品内贸易的发展是造成发达国家工资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该理论认为,随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品内分工的发生和范围的扩大,发达国家将低技能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样会降低发达国家国内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相对提高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扩大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水平要高于发展中国家,承接的生产环节对发展中国家可能要比国内的生产环节技术高,因此,这也将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扩大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
1996 年,芬斯彻尔和汉森在多恩布什,费舍尔和萨谬尔森(1980)模型即DFS模型的基础上,构造了中间投入品贸易模型,将由外包活动引起的产品内贸易的扩大与工资差距扩大联系起来。之后,芬斯彻尔和汉森系列论文对该模型进行了完善和扩展。模型假设,有两个国家。发达国家 N 与发展中国家 S ,每个国家都有一个连续的中间品投入品,即 ,同时每个国家拥有高技能劳动 H ( z )和低技能劳动 L ( z ),资本投入 K ( z ),相应的三种要素的价格分别为 w i 、 q i 、 r i ,其中 i = N , S 。每一单位投入品 z 分别需要使用低技能劳动力 a 1 ( z )和高技能劳动力 a h ( z )。中间品投入的生产函数为:
最终商品的生产函数为:
根据生产函数,可以得到单位产量成本函数:
在两国贸易开放的情况下,两国进行合作生产,两国的单位成本线与国外的单位成本线至少相交一次,同时对于所有的中间投入品 z 来说,劳动的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份额都为 θ ,所以发达国家的单位成本线与发展中国家的单位成本线至多相交一次。假设在成本线相交时对应的商品为 z 1 ,此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本相等,即 。当随着 z 的上升, 为 z 的递增函数,并且 ,可以得到 时, c s ( w s , q s , r s , z )> c N ( w N , q N , r N , z ),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本大于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相应的生产在发达国家。当时 z. [ z 1 ,1], c s ( w s , q s , r s , z )< C N ( w N , q N , r N , z ),此时生产环节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然后,通过对 2.18 式两种劳动力的价格进行求导,可以得到发展中国家对两种函数的需求函数:
整理 2.19 与 2.20 式得到发展中国家的两种要素的相对需求函数:
在 时,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本较低,中间品的生产就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于该阶段生产环节的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度要比发展中国家先前阶段的生产环节更高,而比发达国家先前阶段的生产环节低。因此,这必然会同时提高两国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而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最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随着贸易开放带来生产的细化与生产环节的外包都会使得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扩大。
新贸易理论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假设,为 20 世纪以来国际贸易中新出现的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它代表了国际贸易对劳动力工资收入差距影响进行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的方向。并且以新贸易理论为基础,经济学家对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问题进行了新的一轮的实证分析与应用。
拉文斯和斯劳特(1993)、巴德文(1995)、巴格瓦蒂(1995)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工资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造成的,而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对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是很小的。俾斯瑞德斯(1997)利用一般均衡分析指明贸易开放会扩大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差距,因为贸易的研发和技术进步都是偏向高技能劳动力的,从而贸易会提高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所以带来工资差距的扩大。酷柏(2001)的研究也表明美国的进口可以在 10%的程度上解释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下降的原因,工资差距主要来源于技术的进步。但同时因一国技术进步是无法完全衡量和表示的,所以这种结论也是推测性的。而罗伯森(2000)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高技术与低技术的定义是不同的,这会导致分析的结果也会有不同,因为在美国认为的低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可能被认为是高技术,结果两国都可能增加技术的需求,从而劳动力工资差距都扩大。迪克森(2001)分析说明贸易开放通过技术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分析中发现贸易会带来技术外溢,这种效应会提高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但同时,因为高技能劳动力在劳动力中的比重比较小,导致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并不明显。博曼和玛琴(2000)经研究认为,贸易带来的跨国技术进步是技能偏向的,国际技术进步使中等收入国家扩大了相对工资差距。范兹博尔和弗楠德斯(2004)研究的结果表明,在巴西、中国和马来西亚,FDI和进口都会带来技术进步,从而都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
而产品内贸易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的应用分析主要是以芬斯彻尔和汉森的一系列论文为代表。芬斯彻尔和汉森在 1996 年首先运用 1972~1990年美国 435 个行业的数据为依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认为外包这种贸易形式是导致美国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然后在 1998 年用二阶段估计法估计了贸易和技术对美国 1997~1990 年期间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加大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包的贸易形式和技术变化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的提高都有影响。之后的 2001 年又使用产业内简单差异模型发现中间投入品贸易对劳动需求的影响与技能偏向型的技术变化相同,二者都将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扩大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同时,技术进步可能是引发外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贸易是外包的结果,贸易与技术进步共同作用,加剧劳动力工资的不平等。霍德·王(2005)的研究发现香港将一些低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的生产转移外包给中国大陆之后,这种包形式的产品内贸易外会提高大学毕业劳动力的工资,降低了中小学毕业劳动力的工资,因此扩大了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收入差距。而且外包活动与两种类型劳动力工资差距扩大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我国相关的研究和实证包括孙辉煌(2007)、盛斌、牛蕊(2009)、王中华等人(2009)、熊宇(2011)、徐毅(2011)、张梅(2010)、赵明亮,臧旭恒(2011)、邓军(2011)、刘翠翠、卫平(2012)、白积洋(2011),其结果都表明在我国外包、产品内分工会扩大我国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高的工资差距。
从上述的理论实践分析来看,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变化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还是由于贸易方式变化引起的,还是二者共同引起的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和结论,并且这种争议至今仍在进行。另外,在贸易开放的技术进步在对劳动力工资差距影响的研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因在技术上的差距与国际分工地位的不同,其结论上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以新贸易理论为基础,分析贸易和技术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尤其是需要考虑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定位的区别和在外包结构影响的区别,这些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