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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的译本研究虽然有其独特的优点，那就是直接和易于操作。而多译本的比较研究虽然在操作上麻烦了些许，但往往能够通过对比反映和挖掘出单一译本所不能揭示的问题，因而，开展一本多译是很必要的。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赛译和沙译的比较，也涉及杰译或登译，但相对较少。
王克友、王东升（2005:77～80）以赛译、杰译和沙译第47回三个译文为例，考察了该回段落数目上的差异和叙述模式转换上表现出的差异，并对不同译者采用的策略作了描述，得出如下结论：赛译趋向于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属于“异化”翻译，但操作层次偏低，局限在词语表层；杰译采用了以传达原文故事为主要功能，以保证译文流畅性为前提，对原文的情节不太顾及，不论在段落布局还是在句子安排上都打破了受原文制约的表达模式。因此杰译倾向于纽马克的“交际模式”，采用“归化”的策略，以“意译”为主，在多数情况下抛开了原文的表达模式。而沙译在形式上基本忠实于原文，在句式上注意表达原文的功能，有变通，既有句子层面的语义翻译特点，也有交际翻译的特点。
郭梅、亦歌（2006:91～96）以赛、沙及登译中绰号及俚语等为研究对象，在对比三个译文的基础上，肯定了沙译，但文章主要通过挑错的方式进行几个译本的对比，有一定的局限性。
李晶（2006:46～49）运用了多元系统理论讨论了赛译和沙译对书名的不同处理，论证两个不同书名正是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操控的结果。对于赛珍珠来说， All Men Are Brothers 这一创造性的译法是儒学思想与西方宗教思想的契合，也是双重民主意识的契合，而沙博理的译法正是他为顺应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赞助人的意识形态所做的变通。文章得出的结论是证实了多元系统理论的正确性。笔者认为，如果能把四个译名都纳入论证的范围讨论，验证这一理论是否能解释所有的英译书名，这样理论的适用性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刘宏照（2008:129～131）以沙译本和杰译本为对象，对两译本中地名、人名以及绰号的翻译做了比较研究，最后得出结论：杰克逊偏直译，与赛珍珠翻译策略相近似，而沙博理直译、意译兼用，有时会两者结合使用，在翻译时就显得游刃有余。作者同时也总结了两位译者在翻译时的一些误译，认为造成误译的根本原因在于译者对原文和中国文化的误读。
魏莉（2009:219～212）以赛译、杰译和沙译比较研究为主要例证，将三位译者纳入整个动态翻译过程中，从语言层面、风格层面和文化层面分析、探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的客观存在、表现及其文化意义，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能反映出译者的美学素质、文学修养、翻译主张及其文化底蕴且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发挥要受特定的翻译目的、译语读者的美学规范、译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在译文中有所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孙建成（2008）的专著《水浒传英译的语言与文化》首次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系统地对《水浒传》英译进行了比较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水浒传》英译比较研究的新途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比较四个译本译者翻译的意图、策略、方法和效果，用事实质疑了传统思维定式的译者观，重构了译者的翻译主体地位，为唤起社会和译界对译者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实证性参照；二是通过系统考察四个英译本历时效果轨迹与共时效果的关联，验证了《水浒传》英译活动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共生关系，证明了《水浒传》英译史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关系，为翻译史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翔实的佐证；三是通过对四个英译本重要现象的系统描述，拓展了《水浒传》英译研究的视野和空间，为扭转以往零星散见的研究状态、促进《水浒传》英译的系统化研究提供了实证的鉴源。作者从五个方面总结了该译本的价值取向，如非常强调译本的可读性，十分重视《水浒传》中反映出的社会背景、政治制度和权力关系等，特别是细致分析了登特-杨父子翻译的价值取向，总结了五个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特点，得出登特-杨父子采用的是非常典型的归化翻译策略，如强调译本的可读性，避免一切与英语文学规范及英语语境不相适应的内容和形式等。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切翻译都是两种语言和文化间的妥协结果，翻译活动已远远超越了语际语言符号的简单转换，它受到很多方面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