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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艳芳（2010:19～42）指出赛珍珠被中美两国所接受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30年代～1940年代中期尽管不乏争议，但以肯定为基调；1940年代末～1980年代中期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大背景影响下受到双方的排斥和冷落；1980年代末以后是“重新发现”和“历史地评价”。与这种大起大落情形形成对照的是赛译水浒研究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尤其是前两个阶段，基本无人开展翻译角度的专门研究；至后一阶段（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局面虽有所改观，但研究数量及影响相对仍严重不足，研究基调以负面评价为主，而且研究方法存在较大问题。就翻译而言，钱歌川先生在《翻译的基本知识》中举了赛译中“放屁”的翻译作为误译的例子。（钱歌川，1981:10）此后，赛译被说成“文化陷阱”、“误读”、“歪译”、“死译”、“胡译”、“超额翻译”、“亏损”、“偏离”、“失真”、“语用失误”（马红军，2003:124）。对赛译的大规模笔伐一直持续到2002年底。这一时期除了少数几位学者在论及赛译时对其持肯定态度的评价外，其他的评价几乎是全盘否定。直到2003年，对赛译才开始“翻案”，其中马红军（2003:122～126）的“为赛珍珠的误译正名”和姚君伟（2003:62～66）“我们今天研究赛珍珠什么？”两文改变以往“一边倒”批评的局面，但此后的研究仍然是“褒贬共存”的情况，陈智淦（2004:106～109）对赛译中的缺漏进行了批评。作者列举了赛译本中大量的“吃”字译例，对赛译本中一些“吃”字的准确把握以及翻译中流露出的谨慎仔细的翻译态度十分欣赏，但同时也指出了一些值得商榷的译例。胡天赋（2006:79～83）探讨了赛译本的缺陷。该文以赛译本第二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为例，作者在肯定赛珍珠在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的同时，指出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其中包括赛译在处理人物形象再现方面的缺失，同时对赛译本《水浒传》的后殖民主义进行了批评。可以说以上两研究者是比较公允的。
此外，许燕（2009:106～110）研究认为赛译本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陌生化取向，作者结合历史语境，从文本特色分析出发，认为译本在文学范式、叙事形式、形象构建和语言特色方面所体现的多维度的陌生化取向，是译本赢得西方读者喜爱的主要因素。
事实上，赛珍珠前后耗时五年，终于将《水浒传》翻译成了一千多页的英文，其翻译态度是相当认真的。赛珍珠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极力保持原文的风采，尽最大努力向西方读者展现一个逼真的中国，这一点无疑是应该肯定的，其翻译的过程中因追求贴近原文可能会产生一些看起来不自然的译文，这也在所难免。研究者似乎应该用更加客观的态度去评判赛译本，应该拓宽研究视角，依照某一理论框架下或多元辩证地审视赛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唐艳芳和董琇的博士论文为研究赛译开创了一个新的思路。
唐艳芳（2010）著的《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后殖民理论的视角》主要内容是，作者首先总结了相关研究的弊端，例如论文研究大多流于道德评判，将译本中某些词语的直译理解为死译、歪译、误译等妄加评论指责。作者还指出一些研究容易以偏概全，拿译本中个别词的翻译就对整个译本的质量妄下评论等；在理论层面，欠缺理论高度，缺乏对文本的深入研究。作者认为作为20世纪最具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之一，后殖民理论的特点在于它并非铁板一块的僵化理论，其着眼点随着历史、地域、文化身份、政治等因素的演变，已从最初对前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关注和批判，发展成为一种集多种批评理论与批评方法于一身、表现出“大理论”和“大叙事”特征的理论体系，近年来在文学、文化、翻译研究等诸多领域均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对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进行了细致地爬梳的基础上对其适用性作了探讨和论证；尤为可贵的是，作者以清醒的眼光，对后殖民理论的利弊得失作出了合理的分析和判断，并在赛译《水浒传》的译者研究和翻译策略研究中一直坚持这一客观公允的立场，从而使研究结论令人信服。
董琇（2009）的“译者风格形成的立体多元辩证观——赛珍珠翻译风格探源”，基于因果模式，采用历史批评观，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赛珍珠的翻译风格进行分析以期探求影响赛珍珠翻译风格形成的各方因素。将译者放在所处的时空背景中进行考量，摆脱以“原著”或“译本”为中心或以“原语”或“目标语”为倾向的传统翻译研究模式，以“译者”为中心，并运用译者的传记、自传、文学手稿、来往信件、出版合同等史料发掘事实，立体多元地分析译风形成的原因。研究发现赛珍珠的翻译风格具体呈现出五大特点。首先，最明显的特点是贴近原文，偏向异化，力图完整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基本保留当时汉语特有的表达方式和行文习惯，包括词语结构、修辞手段等，想象发挥的成分较少。第二，赛珍珠翻译汉语文本时有用词通俗、口语化的倾向。第三，赛珍珠翻译细致，务真求实，虽略显枯燥，但总体来说可靠翔实。第四，赛珍珠注重句式的工整对仗，即使原文没有形成对偶押韵，她根据需要仍会创造出平衡的效果。最后，赛珍珠翻译倾向使用长句，结构简单，句式略显松散。在以上研究的基础是，作者提出了“译者风格球体模型”，并据此解释赛译风格。
综上所述，赛译是目前《水浒传》英译产生成果最多的一部译作，研究已经从过去的一味批评走出来，逐渐形成基于文本的多元的、多角度的分析的局面。
与赛译形成显明对比的是，沙译作为《水浒传》唯一一部百回英译本，一经问世即获得了国内外评论家和读者的赞誉。
徐学平（2001:96～99）以沙博理的英译《水浒传》为例，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研究《水浒传》英雄绰号的翻译，分析了英雄绰号所具有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深厚的民族渊源，讨论了文化的民族性与翻译的关系，指出翻译水浒英雄绰号时，译者既要准确理解、足额转换信息内容，又要着力突出其民族文化特色。
卢艳春（2005:132～135）以沙译为主，从语用学的角度讨论《水浒传》中粗俗俚语的语用功能，把沙博理翻译粗俗俚语的方法分为四种：直译法、意译法、直译意译结合法和省译法，结合利奥·希基所倡导的“语用对等”原则，作者认为沙博理翻译的绝大部分粗俗俚语都达到了语用对等。路东平（2003:79～81）从社会、文化、语言、历史及传统等角度出发，对该小说中的各种称谓的使用情况作了初步的归纳和分析，并且通过一些较为典型的例证对称谓的汉英翻译问题进行了探讨。以“妻子”的别称“荆妻”、“拙妻”、“拙荆”，为例，沙译把它们都翻译成为“wife”。作者认为，这样译有所欠缺，没有把原文的文化语用含义体现出来，译者应适当加一些注释、阐释该称谓在汉语中的具体含义，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译语读者的理解。另外，王丽虹（2005:54～57）以章回体小说的四个具体特征：标题、韵诗、特定词语、结尾逐一分析沙博理的译著是否力求忠实原文、再现章回体小说独特的讲故事风格。
张彩凤（2006:62～64）以沙译为例，探讨了文学风格的可译性，作者通过列举沙译中具体文化现象和句式结构的翻译，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阐述了文体风格的可译性。认为沙博理基本保留了原著中的文体风格和句式结构，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文，几乎句对句、词对词地翻译，尽管在有些地方译者采取了改译和省略，但并没有影响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崔素花（2009:70～73）以社会符号学理论为依据，通过论述社会符号学中“言内意义”的三个层面，即语音、词汇、句法层面，援引沙译本大量例证，探求了沙译本中言内意义的翻译。认为译者有时必须放弃一些汉语言内意义的翻译，但通过使用补偿等各种翻译技巧可以同样达到与原文表达近似的目的，从而实现语言的功能对等。毛翠（2010:222～224）以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原则为理论依据，分析并总结沙博理在翻译《水浒传》方言词汇时所采用的策略，认为译者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原则的基础上分别采取的不同的翻译策略，以达到使译入语读者充分理解和感受译出语文化和内涵的目的。
综上，目前对沙译研究主要集中在译本中文化现象的处理层面，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具体文化现象翻译的研究，二是研究文体风格的可译性问题。研究者能够运用一定的理论对译本中相关文化现象进行解读，探讨其得失，提出意见或建议，但基本上对译者持肯定态度。在论及风格层次上，由于翻译的复杂性，出现了风格可译和不可译两种观点，在沙译中均体现出来。
相对于赛译和沙译，专门研究杰译和登译的很少。至今没有发现文献以杰译为主要研究对象，实际上杰译的研究一般都是同其他译本在一起对比进行的。登译由于问世较迟，研究亦甚少。目前文献中唯一能检索到的是孙建成、温秀颖（2008:81～86）的研究，文章从历史文化语境、翻译体制、翻译价值取向、翻译策略与方法四个维度对登译进行了考察，认为后殖民语境下的登译《水浒传》体现了译者对目的语读者阅读期待的主动迎合，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在翻译策略上表现为典型的改写和透明翻译。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一切翻译都是两种语言和文化间的妥协结果，翻译活动已远远超越了语际语言符号的简单转换，它受到很多方面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影响，从而揭示了翻译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