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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又负黄华约，但觉秋风发上生。”在“农耕社会、乡土中国”，承载着浓郁乡村民俗的故园之情与乡愁之念挥之不去。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广大乡村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乡村凋敝、文化失落与美丽乡愁相互交织，乡村文化复兴迫在眉睫。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实现乡风文明和乡村文化兴盛，体现了党中央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在这个宏大背景下，我很欣喜地看到武汉市社科院一批年轻学者走出书斋，走进火热的生活，通过深入农村开展驻点调研，推出一系列乡村振兴方面的高质量研究成果，青年史学家陶维兵的新作《万里故园心：黄花涝古镇民俗文化调查研究》，即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作者三年磨一剑，著作即将付梓，值得祝贺，特为之序。
近年来，武汉市围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世界亮点城市，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加快推进“三乡工程”和农村文化建设，成效显著。武汉市社科院紧贴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组织开展文化强市相关研究，颇有事功。本书正是作者在长期持续关注武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基础上，集中进行调查研究和理论思考的结晶。特别是作者扎根黄陂区黄花涝村三年多，通过问卷调查、入户访谈等方式，与农民交朋友，深入农户了解民俗文化的历史与变迁，几易寒暑，锲而不舍，克服了诸多困难，为本书研究收集和挖掘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国家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相信本书的出版，对研究、思考和推进新时代乡村民俗文化传承与创新，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文化作为“自然的人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民俗文化又是文化中最为活跃的部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域的主要特征和魅力所在。乡风民俗作为重要的地域文化，是人类生产生活的“活化石”，也是“美丽的乡愁”的重要内容，折射着时代的光影，反映出社会的变迁。中国自西周以来，一直有观风问俗的传统。《尚书》中便有“天子巡守”“以观民风”的记载，汉代以来专设掌管风俗的官吏，调查了解各地民风民俗。
作为一门学科的民俗学最早产生于英国，到 19 世纪末，欧美各国已普遍接受民俗学（Folklore）这一学科概念。伴随着民俗学概念的普及，民俗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从最初仅以文明社会民众生活为对象，到纳入“文化较低的民族”或“野蛮的”民族的风俗，民俗学逐渐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20 世纪 20 年代，民俗学传入中国。其时，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一次使用民俗学这个专业名词。30 年代，民俗学这个名称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在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农村文化风俗等虽然受到一定重视，农村民俗调查成果却并不多见。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民俗学才真正进入发展快车道。近几年，农村民俗文化研究虽然大热，但实证性研究则相对薄弱。本书以一个城市近郊农村民俗文化的实地调研为基础，推而广之，探讨新时代民俗文化的传承创新，是一项颇有意义的实证研究工作。
“一夕高楼月，万里故园心。”纵观世界历史，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变奏。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在快速的城市化浪潮中，越来越多的农民洗脚进城，登梯上楼，却又不时在万家灯火之中惆怅于精神家园的消逝与心灵慰藉的失所。因此，乡村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课题。在工业化发达国家，虽然乡村文化发展与民俗传承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受到更多重视，在推进城乡古旧建筑、民俗文化活态化与产业化方面形成很多成功案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成就和经验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基础上对乡村凋敝进行反思后所取得的。比如，英国从意识到乡村文化和自然景观面临的威胁，到实际推动乡村文化运动，经历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德国的“美丽村庄”运动和法国的乡村文化复兴运动经过 50 多年的持续努力，才逐渐达到政策目标；日本合掌村的保护开发从二战前即已开始启动，直到现在其保护策略和政策工具仍在不断改进之中。
“回首故园千里隔，满天风雨过黄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也上演了世界史上罕见的大规模农民进城运动。在这一进程中，最为震撼我们心灵的是数以亿计的春运大军、摩托车返乡大潮，这场周期性的巨量人口迁移，折射出亿万怀揣城市梦的农民心中割舍不下的故乡情。然而，人们魂牵梦绕的乡村传统文化正日渐式微。在物质形态上，越来越多的传统村落逐渐消失，大量的农村古建筑、古民居、古街道被遗失、废弃。据统计，近 15 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 92 万个，并正以每天 1．6 个的速度持续递减。在非物质形态层面，不仅个体性的手工技艺处于失传境况，而且集体性的民俗活动也出现参与不足、后继乏人的窘境，乡村民俗文化面临代际传承危机。凡此种种，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紧迫性。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正当其时。作者敏锐把握了当前乡村民俗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的时代脉搏及趋势，值得肯定，也令人期待。
作者选择以武汉市黄陂区黄花涝村作为调研对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黄花涝地处汉口近郊，其所在的盘龙城地区具有 3500 年悠悠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民俗风情具有典型性。黄花涝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商业繁盛，历经了从军事重镇、水路要津到商业重镇、城郊渔村的历史变迁，亦城亦乡，民俗文化受到多样文化的影响比较明显。特别是汉口开埠以后，黄花涝既处于黄陂乡村传统文化的浸淫，又受到汉口都市工商业文化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接受城市现代文化的辐射则更加直接和广泛，因此本书以黄花涝古镇为调查研究样本，这对于观察研究近代以来中国近郊型乡村民俗文化变迁史，思考新时代农村习俗承继与文化开新的一系列论题，极具典型意义。作者在三年多驻点调研基础上形成的调研报告，全稿 20 余万字，不仅研究框架比较合理，研究主题把握比较准确，而且调研深入细致，可信度较高，信息容量很大，末章关于新时代我国农村民俗文化传承与创新路径的思考，令人耳目一新，颇具建设性，足见作者用力之勤。
本书首章以文献梳理引入研究主题，交代研究框架。次章介绍黄花涝民俗的文化地理空间，既给读者展现黄花涝物质形态的民俗文化，又分析黄花涝民俗文化赖以产生、变迁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空间。其后三章分别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个方面概述黄花涝民俗文化及其变迁，从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从生产活动到娱乐活动，不啻为近代百年来中国农村风俗史的生动剪影和微缩景观。尾章在调研基础上，提出关于新时代民俗文化传承创新的一系列思考。总体上，研究体系比较完整，逻辑较为严密，各研究环节衔接自然，较好体现了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学术使命。
作者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坚持走村入户开展调查研究，坚持独立思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报告，有不少创新观点。如关于民俗文化的三分法。学界一般以经济、社会、信仰和游艺四分法概括民俗，本书则从物质生活民俗、社会生活民俗和精神生活民俗三个方面界定农村民俗文化的范围，从而形成民俗文化的三分法，具有一定创新性。再如，作者把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间，我国乡村民俗文化的巨大变迁表述为民俗文化内容、民俗文化功能与民俗传承主体的变迁三个方面，并分别从物质、社会、精神生活，民俗凝聚认同功能、道德仪礼规范功能、民俗对外防御性功能，民俗代际传承发生断裂、子代作用增强、传承内生动力不足等方面加以阐释，颇具新意。再比如，作者在对国内外乡村民俗文化传承与创新案例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提出在农村民俗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中应特别重视政府推动，尊重村民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发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客观认识农村民俗文化保护的历史性和阶段性，注重静态展示与动态传承、活态保护的相互结合，坚持传统民俗文化保护策略和政策工具的差异性，培育传统民俗传承意识与内在文化自觉，保持传统民俗文化保护的足够定力和可持续性。这些观点，对推进新时代农村民俗文化传承与创新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此外，作者还提出应在文化治理与治理文化的二元分析框架下，理解乡村民俗文化建构、解构与重构的历史过程，理解在新时代乡村文化秩序重建、价值重生和乡村治理体系及能力优化中，努力促进因俗而治与移风易俗紧密结合的必要性。
民俗文化是当前一个热门话题。尽管前期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但本书通过以点带面，在标本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性价值的观点，确实难能可贵。
当然，本书也还存在调研深入不够、研究不够全面、部分观点有待推敲等不足之处，特别是乡村民俗文化发生巨大变迁，近些年又深受城市文明影响，昨日之俗与今日之风往往难于准确把握，甲之所言与乙之所述时常相互抵牾，因此必然存在某些表述不够准确之处。凡此种种，尚需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加以补正与深化。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武汉市社科院 2017 年入选国家核心智库榜单，是武汉市重点建设的高端新型智库，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立足市情民情，加强调查研究，提高研究质量，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高瞻远瞩的战略设计和切实管用的对策建议。希望作者继续努力，进一步扎实开展“复兴大武汉、开启新征程”系列调查，进一步深化有关研究，也祝愿作者在科研上取得更大突破。
是为序。
李立华
2018 年 4 月于竹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