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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是人们对历史的根本见解。在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前，人们总是从神的意志、卓越人物的思想或某种隐秘的理性，即从某种精神因素出发去解释历史事件，说明历史的发展。这样的结果，不是曲解人类历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历史。资产阶级历史观，用“人”的观点解释历史，比中世纪用神的意志说明历史的神学观点是一个重大进步，但其所理解的人是一种抽象的人，即脱离历史发展条件和具体社会关系、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生物学上的人，或失去感性存在的玄虚的自我意识。从这种抽象的人出发，必然把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归结为人类的善良天性或者神秘的理性。
历史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如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和作用总是受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的制约等。这与以前一切历史理论不同，它承认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但历史唯物史观所说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和离群索居状态的抽象的人，而是处于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现实的人无非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人格化，他们所有的性质和活动始终取决于自己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只有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物质生活条件去考察人及其活动，才能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描绘出人类发展的真实过程，揭示人类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历史进行客观、辩证、全面和实事求是的阐述，这是2011年《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的基本指导思想，并在“前言”部分的“课程基本理念”以及“实施建议”部分的“教学建议”“教材编写建议”中有多次明确表述。
当前史学界流行多种历史观，如文化史观、近代化史观、文明史观、全球史观、后现代历史观等。课标组在修订《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过程中，确实有人建议将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等纳入《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作为历史新课程编写的重要指导思想。课标修订组和课标审议组之所以没有采纳这些意见，主要是这些历史观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不能全面科学准确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如“文明史观”，一般认为，文明史观作为一种文明史研究范式，是研究历史的一种理论模式。文明史观发端于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集大成于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其中，汤因比于20世纪初发表的《历史研究》是文明史观研究历史的代表作。文明史观认为，历史研究中可以独立说明问题的基本范畴或单位是文明。“文明”按照纵向可以分为农耕文明（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工业文明（手工工场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等），横向可以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其划分标准是生产力，纵向的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包含那个时代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文明史观重视至今仍有重大影响的文明成果，从现实追溯历史，从历史联系现实，说明现代文明是如何传承演变的，把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在研究方法上，文明史观强调多学科的综合等。
实事求是地说，文明史观在历史研究上确实有其可取之处。如有人主张以文明史观作为研究思路，把中华文明纳入世界文明中考察，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考察中国文明的演进，同时又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待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这就值得尝试。但我们必须明白，文明史观毕竟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提出来的，“西方学者撰写的世界文明史著作，多立足于西方人的视角，强调西方文明的地位，带有‘西方中心论’的意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宿命论的痕迹。”
同时，在林林总总的文明史研究者中，各家的观点和思路都存在着极大差异，有些明显存在着为西方文明和政治经济发展服务的意图。如有的文明史观者认为，要正确评价各种文明成果，正确认识人类文明成果与代价的关系。人类文明每前进一步，都须付出代价，如战争、浩劫、争权夺利和历史暂时的倒退……这些代价与文明进步所带来的成果相比是次要的，我们不能过多地讲代价，从而忽略了人类坚韧不拔的追求文明的诚恳的步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文明史观实质上是在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和掠夺进行辩护。因此，“当我们在课堂上为西方近代‘文明’历史唱足赞歌的同时，可曾揭露其另一面——不文明的‘野蛮’本质？接受了‘落后就要挨打’观点的国家和民族，可曾意识到上了‘丛林法则’——强盗逻辑的大当？历史一再表明，世间野蛮事‘文明人’干了不少，你落后他要打你，你先进他更要打你，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根由恐怕恰在这里。它们唯恐你中国强大，唯恐你中国不乱，唯恐你爱自己的国家。”
更有甚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1996年出版的惊世大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抛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在斯宾格勒、汤因比、布罗代尔等历史学家的研究基础上，亨廷顿确认了六种现代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和两种可能的候选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进而认为：“在后冷战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基本源泉将不再首先是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是文化……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化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下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有的话，必将是所有文明之间的战争。”这样，亨廷顿不仅把文化和文明看作是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变量、国际事务中国家行为的重要基础，而且将其看作是国际冲突的首要原因。享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仅在史学界遭到了广泛批评，就连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的印度裔学者阿玛提亚·森（Amartya Sen）也在2006年10月底“北京论坛”上点名批评了同为哈佛教授的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阿玛提亚·森指出，随着文明冲突论衍生出的种种危言耸听甚嚣尘上，割裂法的文明史观已看似占据上风。古往今来，有关文明冲突的言论时隐时现，但它从未像现在这样，在许多西方国家占据了中心议题的地位。对这一事态的出现，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往往将我们周围发生的种种惨剧归咎于人类文明各部分间的区别，尤其是宗教之间的差异。如果说，割裂法的文明史观本身就有缺陷，这些缺陷而今却被文明冲突论给放大和加剧了。而真正悲剧性的却是，那些眼界狭小的西方人并不奋起反驳那种没有事实根据的不可调和论，反而更加抱着隔段式的历史观和狭隘定义的文明观不放。他们不想方设法淡化反西方的异化，反倒替恐怖主义散布同样的文明史观，这样做，不啻火上浇油，胁从行凶……了解全球文明的本质，其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对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历史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而且也在于避免受到那种割裂的和狭隘的观念的蛊惑，这类蛊惑已日益成为当今世界上的异化和暴力的一个温床……我们今天迫切要做的，是重温和赞美在我们辽远广大的全球文明中的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存已为我们积累了宝贵财富，而我们对它的珍视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
再如“全球史观”，它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全球史观的基本特征是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其代表人物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指出，全球史观“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
坚持“全球史观”的学者还认为，宏观的历史不等于地区史和国别史的简单组合，而是重在阐述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历史的联系与影响。全球史虽然有一些鲜明的时代特点，但也有不少局限性。即使是美国的全球史学者也承认，“目前全球史观还存在着诸多理论缺陷，其中最明显的是对社会内部发展的忽视。”
刘新成教授对根据全球跨文化互动的程度为世界历史进程重新划分“阶段”的方法也提出质疑：“仅仅以‘互动’这一点作为断代根据是否妥当？这本身就是还需要商榷的问题”。
另外，还应充分考虑偶然性是否妥当？如“一战”“二战”的爆发，当然是“若干社会参与其中的历史事件”，但“若干社会参与其中”难道就意味着这种必然性不存在吗？还有，世界史毕竟有一个由分散到整体的过程，全球史在考察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等问题时有明显的优势，但当它尽量追溯以往的历史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方法论。总之，全球史观还是一个不成熟的方法论，把它与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唯物史观相提并论确实不很妥当。
也就是说，用超国家、超民族、超个体等方法考察重要历史事件确实有其可取之处，但其忽视社会内部的发展，彻底摒弃以国家、民族、个体为单元的研究方法论不仅不科学，而且恰恰是全球史观的缺陷。正如任鹏杰先生所说：“由于地球人对以西方（主要是欧洲）中心论为基础的文明史观多有不满，西方一些史学家于是借‘全球化’理论风靡全球之际，不失时机地弄出一个表面上无中心论的全球史观，其实也难掩世人耳目。试问，由文明史观到全球史观，其本质变了吗？没有，而是变本加厉了。全球史观的现实依据——全球化理论，是一切以赢利为目的的众多跨国公司操纵媒体宣传的结果，其本质是要削弱国家和民族的区隔，以便使其对‘天地人’实施奴役和剥削，在所谓‘公平’竞争的幌子下，变得更加‘自由’无碍……全球史观，绝非一个‘全球视野’可以了得！至少目前，还看不出它有什么真切的全球关怀……盲目从之，或许恰如布迪厄在《遏止野火》中所担忧的那样，多元多样的文化会被瓦解，爱国主义亦将被化为虚无，世界在全球化的‘野火’中将无复宁日。谁不明白，丧失了国家的保护，任何一个个人的人生境地将会怎样？过渡‘开放’追求全球化、放弃独立自主，已使一些国家崩溃了……”
2011年《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从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这一时代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需求出发，基于历史课程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基础课程，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课程性质”中体现了“思想性”，并明确指出：“坚持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使学生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拓展国际视野，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