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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答《俄国财富》杂志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几篇文章）》（以下简称《什么是“人民之友”》）是列宁青年时代的著作，显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该著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具体实际的革命斗争，确立了《资本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什么是“人民之友”》分为三编，其中第二编遗失。在这部著作中列宁着重批判了民粹主义代表人物、《俄国财富》主编米海洛夫斯基的唯心史观和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深刻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的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中的重大意义。
1861年俄国农奴制被废除，这标志着俄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从19世纪60年代起大工业生产急剧增长，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日益增强，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也开始形成和壮大，同时，农业经济也日益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农民的阶级分化，出现了一批农村资产阶级和为数众多的贫农阶层，但是，这时农奴制残余还大量存在，它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群众遭受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和剥削，还遭受着沙皇专制制度残酷的政治迫害，他们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日益兴起，逐渐走向高潮。
在19世纪70年代的革命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民粹主义运动，民粹派企图发动农民去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斗争。民粹主义思想当时在俄国先进工人和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影响深广，为了发动农民进行反对沙皇的斗争，革命知识青年就穿起农民衣服，跑到农村去工作，即当时所谓的“到民间去”。民粹派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
民粹主义否认农奴制度废除后资本主义在俄国占统治地位，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落后退步的偶然现象，必须竭力加以阻止，继续保持前资本主义的小生产。但是，实际上，农民并没有跟他们走，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农民和他们的根本要求，他们的鼓动不仅没有得到农民的响应，反而受到沙皇专制制度的镇压和迫害，于是他们把谋杀统治阶级个别人物的恐怖活动，当作反对沙皇制度的主要斗争手段。
他们组成了“民意”社这样的秘密团体，谋刺沙皇。1881年3月1日，他们用炸弹炸死了亚历山大二世，但这种行为没有使人民得到丝毫好处。刺杀个别人物是不可能摧毁一个制度的，一个沙皇被刺死，另一个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代之而起，在新沙皇的统治下，采取了一系列“反改革”措施，工农大众的生活更加困苦不堪。
民粹主义者主张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把自己看作“英雄”，把工农广大群众称作“群氓”，以为“群氓”只能等待“英雄”为他们建立丰功伟绩。依据这种理论，他们拒绝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进行革命鼓动工作，热衷于采取个人恐怖的斗争手段，这种行动必然遏制工农大众革命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
特别是他们不了解工人阶级是当时社会上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根本抹杀工人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领导作用，反对在工人群众中的组织工作。“民意”党被摧毁后，大多数民粹分子很快就放弃了反对沙皇政府的革命斗争，而主张与沙皇政府调和妥协。他们抹杀农村贫民生活困苦和富农剥削农民的现实，赞美富农经济的发展。民粹派把攻击的矛头对准马克思主义者，歪曲他们的理论观点，硬说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农村破产，想“把每个农夫都拿到工厂锅炉里去受煎熬”。他们在《俄国财富》等杂志上向马克思主义者进攻，他们以真正“人民之友”的思想和策略的表达者自居，宣布要对“我国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一场“论战”，列宁认为他们已成为社会民主党最凶恶的敌人。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革命运动中的指导地位，为组成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进行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建立起工人阶级政权，在理论上粉碎民粹主义派别的攻击，肃清他们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就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列宁在1894年春夏间写成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中，针对民粹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对俄国国情的错误认识，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正确确立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组织工人阶级政党，实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米海洛夫斯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战，矛头首先对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也就是针对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批判矛头指向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他说：“首先自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他的《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逻辑力量同渊博学识、同对全部经济学文献和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结合起来的范例。……同达尔文比较一下……达尔文的全部著作是什么呢？就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马克思的相称著作究竟在哪里呢？这样的著作是没有的。不仅马克思没有这样的著作，而且在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也没有这样的著作” ［1］（P2） 。米氏对《资本论》说了几句空洞的奉承话之后，却抹杀了《资本论》中的基本内容，即唯物主义历史观。他断定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从未科学的论证过”“它不仅没有经过大量的和多样的实际材料的检验，甚至没有用哪怕是批判和排斥其他历史哲学体系的方法来充分说明过。” ［1］（P16）
列宁针对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无知又傲慢的评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列宁说，读了《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资本论》等，竟然看不出这是用唯物主义方法进行的科学分析，竟然要问“马克思哪一些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没有叙述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 ［1］（P11） 《资本论》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指导下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正是科学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资本论》使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再是研究历史发展的一个假设，而是成为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对米氏批评《资本论》只局限于研究一个一定历史时期，列宁反驳道，按他的思想，那就是“为了概括一切时期而实质上不涉及任何一个时期，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些‘光辉’而空洞的泛泛之谈”。 ［1］
米海洛夫斯基蔑视《资本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他说《资本论》“并不是确立经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过是涉及某类历史现象的经济方面” ［1］（P17） ，“事物的历史进程的实质根本不可捉摸，经济唯物主义学说也没有捉摸住” ［1］（30） 。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必然使剥夺者被剥夺的论断，带有‘纯粹辩证的性质’” ［1］（P35） 。他歪曲说这个论断不是根据有关事实，而是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个黑格尔公式推论出来的，很明显，这只不过是从早已被恩格斯批判过的杜林先生的著作中抄袭来的，但他却由此断言“经济唯物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1］（P28） 。
列宁认为，《资本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科学的方法论的确立中，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因为马克思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和发展，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并井然有序地对这一经济结构及其运动规律，做了科学的叙述和生动的描绘，把它一目了然地展示在人们眼前，迄今为止，还没有另一种历史观做到这一点，因此，列宁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1］（P10）
《资本论》不仅使唯物主义历史观从假设发展成为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它也标志着社会主义最后完成了从空想到科学的演变。列宁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 ［2］（P439）
正因为《资本论》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紧紧抓住《资本论》的基本思想，系统地、有重点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对米氏的错误观点进行了严厉批判。
列宁认为《资本论》中把人类历史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为了把握这一思想，首先必须有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个概念。
列宁指出，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没有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认为这一概念是多余的，因为在他们那里只是谈论“一般社会”，在他们看来，社会的目的是为社会全体成员谋利益，因此，正义要求有一种组织，凡不合乎这种理想的组织和制度都是不正常的，应该取消的。例如，米氏说：“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列宁针对这种观点指出：“可以看出，这位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只是使人的本性得到满足的社会，而完全不是什么社会形态，何况这些社会形态还可能是以少数人奴役多数人这种不合乎‘人的本性’的现象为基础的。同样可以看出，在这位社会学家看来，根本谈不上把社会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 ［1］（P5） 持这种唯心史观的人看来，人类社会没有发展问题，只有是非、好坏问题，在他们眼里，社会谈不上发展，而只能谈“由于人们不聪明，不善于很好了解人的本性的要求，不善于找到实现这种合理制度的条件而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种种违背‘心愿’的偏向，‘缺陷’。” ［1］（P6）
列宁详细地阐述了《资本论》中确立的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概念，驳斥了米氏等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观主义方法。
列宁指出，与以往谈论一般社会不同，马克思提出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概念，认为抽象的一般社会在人类历史中是不存在的。因为不存在抽象的人，单独的个人是不能生存的，个人只有与其他的个人通过一定的形式结合起来，结成社会，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现实的社会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社会，不同的社会关系就形成一定的社会形态。从人们相互结合的社会关系上观察，就可以看出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形态，这些不同的社会形态就是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形式。
社会关系包括多个方面，包括物质关系、精神关系、宗教关系、道德关系、伦理关系等。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方面的关系是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并使人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 ［1］（P8） 如果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时候，就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因此，这种对人类历史的研究方法往往至多不过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把各国制度概括为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 ［1］（P8） 这就使人们得以从单纯记载现象发展到进行严格的科学分析。由此可见，将不同国家社会的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加以分类概括，就可以把具有共同之处的国家列入同一类型的经济的社会形态，它们有相同的基本特征和共同的发展规律。
经济的社会形态，也就是社会生产关系总和。由于这个概念的提出和论证，才使得人们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彻底把从人的本性出发来论证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的观点排除出去，揭示社会发展及其规律才有了可能。列宁深刻地阐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在这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像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直接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下来，把它看成最终的原因，于是，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这种观点显然是与一切历史事实完全矛盾的。列宁指出：“社会成员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作一个由某种原则所贯串的一定的完整的东西，这是从来没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的事情：恰恰相反，大家是不自觉地适应这些关系的。” ［1］（P7 ～8） 这些关系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客观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人们来到世间所遇到的现成的关系。在列宁看来，这种观点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在说明人类社会的运动时，它否定了把抽象的人或自然人作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核心，而是把一定的社会关系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核心力量。列宁指出，“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呢？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 ［1］（P6） 了解了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就能理解该社会其他一切关系，也就能理解该社会的人的现实特征和他们的追求。
有了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概念，而且把它看作一个有机机体，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理，就为在它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中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提供了思想基础。
米海洛夫斯基由于没有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只去追求对一般社会的理解，所以他必然只能依靠用追求人的本性的实现来解释社会历史的运动，他把自己的研究任务规定为探寻“使人的本性得到满足的社会”。针对这一点，列宁阐发了《资本论》关于社会运动规律是自然规律的观点。
把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确认为自然规律，这就表明社会经济的运动不是人们按照符合人的本性设立的理想状态去行动的过程，而是不以人们的意识和意图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之所以称作自然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说，它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 ［3］（P33） 。他在讲到价值规律时说，这个经济运动规律“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 ［4］（P92） 。
很明显，马克思揭示的现代社会经济运动的自然规律的思想，与米氏所说的“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的观念是根本对立的，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列宁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一版序言中指出的“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的思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自然规律和自然史的过程，是《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基本思想。怎样才能确定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呢？列宁对此作了经典的概括，他说：“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 ［1］（P8～9） 列宁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的“自然史过程”观点，并深刻指出马克思这一唯物史观的科学意义，可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说相媲美。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神造的”、不变的东西，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样，马克思在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上，则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随便改变的、完全由偶然性支配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上” ［1］（P10） 。
依据社会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理论，马克思提出了对个人和阶级的新看法。他说：“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4］（P10） 因为，既然是一种自然史过程，那么一定的社会关系都是像自然规律一样有它存在的根据，都在历史发展环节中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从而在这种关系中的个人或阶级，都是由这种关系发展所必需的职能担当者，不是个人能够选择的。
正是由于把社会发展看作自然史过程，这也就使得共产主义运动从构建一种新社会的幻想，转变为实实在在地探讨它真正得以实现的物质和社会条件，而这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进步过程。一些人把主要根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早期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与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立起来，用早期的思想贬斥后来的思想，好像马克思从重视“人”，倒退到不重视人或见物不见人了；似乎马克思讲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从追求全人类解放，倒退到只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了，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的误解。
对此，马克思说得很清楚，他说：“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取代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以及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力量的日益积聚。但是，乌托邦主义者在前面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后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宣布的最后目的。只是手段不同，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为乌托邦寓言的云雾所掩盖。” ［5］（P108）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工人阶级革命的实践，更为明确地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 ［5］（P60）
综上所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假设发展为被证明了的原理与社会主义发展为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同步的过程。这两个过程，都是在《资本论》中完成的。因此，列宁说《资本论》是“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基本的著作”。
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列宁批判了米海洛夫斯基把历史必然性与发挥个人作用对立起来的错误思想。
米氏极力贬低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思想，认为这种思想古已有之。他说：“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发明或发现的新东西”“他们（指马克思——引者注）对历来为探明这个真理所耗费的心血和精力，至多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1］（P24）
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马克思的思想是全新的。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要指明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压迫的事实，只要指明使每个人都可获得自己生产成果的那种制度的优越性，只要指明这个理想制度适合“人的本性”，适合理性、道德生活概念等就足够了。马克思认为，不能以这种社会主义为满足。这种只限于评论、评价和斥责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制服它的，必须对这个制度做出科学的解释，对这个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出客观分析，指出这种剥削制度存在的必然性，并且要进一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及其实现的途径，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思想的全部内容和全部实质。而米氏撇开了它的内容和实质，只把这个理论归结于“必然性”一词，是“一个太一般的括弧”，是一个空洞的外壳，列宁对此批评说，你把其内容都抽掉，它当然就是一个词，一个括弧、外壳，如果你把鱼的内脏都剜去，当然只剩下一个外壳。但是，关于历史必然性的立论是有着实实在在内容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的揭示和阐述就是这个括弧的内容，历史必然性就是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
米海洛夫斯基还从历史必然性与个人作用的关系上，批判马克思的“必然性”思想。他在谈到“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和个人活动的作用之间的冲突”时说，社会活动家是“被动者”，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的暗窖里牵出来的傀儡”。列宁指出，这种话题是历来一些主观哲学家喜欢的话题，他们强调决定论和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之间的冲突，他们的目的就是在这个“冲突”的解决过程中使道德观念和个人作用占上风，以压制必然性和发展规律性的思想。列宁斥责了这些错误观念，指出这都是基于小市民道德捏造出来的。
列宁深刻地阐述了历史必然性与个人作用的关系。列宁指出：“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屏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动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 ［1］（P26）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个人的社会活动得到成功？历史一再证明，只有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个人的社会活动才能成功，才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
列宁对米海洛夫斯基的唯心史观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深刻阐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都出现了一种类似米海洛夫斯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怀疑和质疑的倾向，例如，有的文章说：“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系统地阐述过他们的哲学思想，有关论述都是适应一定的实践需要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出发的”“我们在他们的著作中也的确找不到任何成体系的哲学理论。” ［6］
当前对所谓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批判有它的特点，他们把该体系的“缺陷”，归之于没有读到或没有读懂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这本著作，他们说，苏联哲学家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时，“人们所能见到的主要是恩格斯的哲学著作，其中人们最熟悉的是《反杜林论》。虽然马克思最具特色的哲学著作《手稿》于1932年已经在苏联以德文全文发表，但是……不可能短时间内掌握，即使斯大林，也不具备领会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哲学素养。……至于列宁……更是只能以《反杜林论》等作为自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 ［6］ 这里我们首先看到这些话说的不是事实，在《什么是“人民之友”》里，列宁并非像只限于从《反杜林论》等来领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列宁最重视的是《资本论》这部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最主要、最成熟的著作，并依此为依据来阐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上述文章作者谈论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时却从未提到《资本论》，在他的眼里马克思的《手稿》才是最重要的，认为这本著作中的观点才“堪称经典”。从他的几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他自己是真正读懂了《手稿》，他的任务是要用《手稿》的思想清理《资本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暂学著作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上引的作者特别推崇的马克思的《手稿》中被他规定为“经典”的是什么呢？这就是用异化复归解释历史的观点。令人惊讶的是他不仅把《手稿》中的这一观点看作“经典”，并说它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指导思想，这表现出他不同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把历史发展看作是自然史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实际上，《手稿》中把人类历史看作从异化到复归过程的看法是不科学的，马克思在写出《手稿》后不久写出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从根本上修正了《手稿》中的上述看法，把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置于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之上，而不再提人的本质的异化、复归这类唯心史观思想。
马克思既然把社会的发展看作是一个自然史过程，这就表明他否定了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一种“异化”的社会制度，而是把它视为人类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只有经过这个阶段，才能进到一个新的更高阶段。正因为如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以后的著作中，“异化劳动”概念就完全不再使用。在以后的著作中，虽然有时也用“异化”这个词语，但只是当作描述一种现象的形容词来使用，只是将其用来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受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违反人性的事实的描述，而不是对这种现象是否正当、是否合理的评判，更不是作为一种历史观的指导思想。
可见，从《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哲学理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是有些文章却对此置之不理，仍把《手稿》的观点当作真正的“经典”，并据此对马克思后来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歪曲的阐述，他们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矛盾冲突中看到的，“是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人的生存条件与人类本质（自由自觉）的冲突，是人的自由的丧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7］ 这“集中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堪称经典，其中的思想贯穿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 ［7］ 他们还不断强调说“共产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是人的本质向人自身的复归，这是异化的扬弃，是人道主义的实现，它的目的是人”。 ［7］ 做这样的概括真令人惊讶！读过《资本论》的人都会看到，在这本著作中像他们文章中上述那样的话和思想一点影子也没有了，不知他们是根据什么概括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中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人的本质异化，而是历史的必然。恩格斯指出：“正像马克思尖锐地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式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 ［3］（P596） 这清楚地表明，把资本主义看作一种“异化制度”的观点早已经被马克思恩格斯抛弃了，根本谈不上贯穿他们的一生。
持上述看法的人至今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思想置若罔闻，仍在复述那些旧的观念：“由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和冲突，实质上是对人的奴役，是人的类本质的丧失，而人的类本质就是自由自觉，所以他们理解的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回归。” ［7］ 这怎么能说是马克思的思想呢？“复归”的概念本来就是一个不科学的用词，历史事实证明：人性只有发展的问题，而没有复归的问题：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同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是由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马克思讲过，人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由人的依赖到物的依赖，再到每个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这里既没有异化，也没有复归，把人的发展说成是“复归”或“复原”到起点，是幻想出来的，现实中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过程，这种异化复归的“异化史观”，既是唯心主义的，又是形而上学的，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史过程”思想是正相对立的。
［1］《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4］《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
［6］安启念：《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几个问题》，《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7］安启念：《和谐马克思主义：一个被长期遮蔽的视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