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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假设是涉及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经济制度根本出发点的问题，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根本区别所在的重大理论问题，所以，弄清它的实质，揭示它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揭示它的唯心史观本质，对于树立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地位，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经济人”思想是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突出地提出的，用它来推论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揭示该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斯密对“经济人”这种描述和规定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客观现实，是当时的商品生产者和资产者本性的真实写照，是现实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客观反映，因此，斯密对“经济人”的规定，其错误不在于他把“经济人”说成是具有利己心的，把利己作为经济活动的根本出发点。
斯密的“经济人”思想以及后来其他学者对“经济人”假设所做的补充和修正，其错误或不科学的地方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斯密没有提出这种“利己人”或“经济人”在历史上出现的条件，如马克思所批评的，“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马克思从历史的实际发展指出，斯密的这种独立进行生产的个人在以往的历史中并不存在。“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
实际上，这里的“经济人”不是人与生俱来不变本性的体现，而是在当时“市民社会”里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本性，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者的本性，或者具体地说，是从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的资产者的本性。恩格斯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他指出：“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指政治经济学——引者注）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但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
斯密自己对这种利己主义者也作了具体描述，他说：“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假若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所得，不能多于他们垫付的资本，他便不会有雇佣工人的兴趣；而且，如果他们所得的利润不能和他们所垫付的资本额保持相当的比例。他就不会进行大投资而只进行小投资。”
这里的“人”不就是典型的资产者吗！
斯密的“经济人”思想把追求私利作为经济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公开确认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和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表现了斯密的科学勇气，他所以坦然承认这一点是因为那时替代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唯一最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增长的一种生产方式，是最能富国裕民的，这种观点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
斯密从人的本性引出“经济人”假设一方面表现了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从当时理论界的状况说，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从人性出发说明制度的产生，也就把这种制度看作是自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就否定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方法，即把人类历史看作是由英雄人物按照主观意志进行选择以达到一定目的的活动，这是一种主观唯心史观的方法论。斯密从人的本性出发，把历史看作是单个个人为私利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然结果，是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发过程，各个人都追逐个人私利，其结果就形成了资本主义这样一种经济制度。确定这一点，历史就不再被看作是天神、上帝、绝对观念或某个英雄人物按照一定目的所创造的。斯密的这一观察问题的方法与马克思关于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性的观点是相通的，马克思就一再强调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斯密的“经济人”思想另一个重大不科学的地方，就是他把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者的“特殊人性”——对剩余价值的追求说成是一般人性，是一切人所具有的“共性”。
斯密的“利己人”或“经济人”，这种概括虽然是现实关系的反映，但这种表述有着很大的缺陷。首先，这里的“经济”“利己”是一些抽象、模糊的概念，它没有表明“经济”和“利己”的具体内容，也表现不出它与以往历史时代的“经济”和“利己”的区别，表现不出它的历史特殊性，这种泛化的概念当然也难以对现实经济制度有解释力。
马克思对资产者的本性作了科学的概括，把他叫作“资本人格化”或“人格化资本”。这个概括首先使我们看到，这里不是讲一般的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是讲一般的利己主义，而是讲通过占有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发财致富的“利己心”。雇佣工人的利己与资产者的利己是截然不同的，如马克思所生动描述的，“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揉”。
利己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欲望，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只能获取自己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愿望，抹杀这种内容不同的抽象的“利己心”分析，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特征和运行当然不可能有解释力，它不能解释这个社会为什么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内容的“利己心”和经济利益的要求。
另外，“人格化资本”与“经济人”比较起来，它科学地表现出了人的本性与他所处生产关系之间的实在关系，科学地表现了资产者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客观存在决定了资本家个人的存在，而不是具有利己心的资产者的存在决定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存在。资本家的本性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是资本的人格化，而在斯密那里，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阐明了个人与特定生产方式间的关系，他说：“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这里表现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即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研究方法与亚当·斯密有着根本的不同，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是用人的本性说明社会经济制度的本性，说明该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而在马克思那里则把看问题的方法从根本上颠倒过来，马克思不是用个人的特性说明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而是用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说明个人特殊本性的产生，也就是用资本关系的存在说明资产者的存在，“资本人格化”的概括正是体现了这种方法论。资本关系是一个客观存在，资产者不过是这种必然存在着的生产关系的载体和实现者，是这种生产关系的产物。“资本人格化”科学地表现出了一定阶段生产关系和个人本性之间的真正关系，这里既包含了历史的因素，它表现了一定历史阶段特殊的生产关系；也包含了唯物主义因素，它表明是物质生产关系决定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而不是人的意识和观念决定社会经济制度。
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展示了这一点。在封建制度末期，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商品生产的扩展和商品流通的扩大，运输工具的进步使得世界贸易迅速增进。发达的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市场的扩大要求商品生产的快速增加，但是当时的商品主要还是依靠单个的生产者提供的，生产方式还主要是手工业式的，分散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中的行会手工业已不能满足扩大了的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客观上就要求产生新的生产方法，这就是要求改变个体的生产方法，利用协作和分工来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恩格斯说，分工是机器大工业产生前生产发展的最主要的杠杆。
可是要采取协作和分工这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要求根本改变单个人单独进行生产的方式，必须把许多人集中到一个地点，协同进行生产，但这只能通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才能实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是通过建立这样的生产关系：少数集中占有了大量货币财富的人，建立起大的厂房，购买必要的生产资料，同时，还要剥夺原来独立从事生产的商品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使他们成为一无所有的贫民，不再能为满足自己的需要从事生产，从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进入他们的工场劳动，成为雇佣劳动者。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这种生产关系才能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才能促进财富的快速增长。
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性，决定了社会人群分裂为两大阶级，资产者和无产者，从而也决定了资产者的特殊人性，即无限追逐价值的增殖，无产者的特殊人性，即追求自己的劳动力商品价值得以实现。这清楚地表明，只有理解一定阶段的生产关系，才能理解在这种生产关系中活动的人的本性，而不是从人的本性引申出社会生产关系的特性。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
正是基于这种观点，马克思强调说：个人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
哪些人成为资产者，哪些人成为雇佣工人，也许会有一定的偶然性，但社会上存在着两个对立的阶级则是一种必然：一部分人出资建立工厂，购买劳动力，组织和管理生产，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一部分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受雇于资产者，在资产者的支配下，从事劳动。
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人”假设尽管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但在实际上它对资本主义制度是缺乏解释力的，而“资本人格化”的概括却是实在地表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之间关系的现实，从而有更大的解释力。认为“经济人”假设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充分解释力，只不过是一种肤浅的虚伪幻象，因为它说明不了资本主义关系为什么必然存在，从而也说明不了资产阶级为什么必然存在。
正因为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把“经济人”假设作为其根本出发点是不科学的，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性的方法才是科学的方法，才能指引我们正确地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规律和内部结构，才能成为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重要现象的理论根据。
资产阶级经济学为了使“经济人”假设更加靠近资本主义社会实际，具有更大的解释力，不断地对它进行批评、修正和补充，他们似乎是在对斯密的“经济人”规定做理论上的充实和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都在模糊斯密“经济人”规定的本意，抹杀斯密对资产者特殊本性的概括。众多的补充和修正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斯密的“经济人”当作一般的抽象的人，然后指出它在解释一般人行为上的缺陷，这些都有意无意地曲解了斯密的“经济人”只是对资产者这种特殊人性的概括。因此，这些补充、修正不仅谈不上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发展，也没有多大的理论价值。这些所谓的修正、补充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从过去历史的角度批判“经济人”利己思想的谬误性。
从此角度对“经济人”假设进行批判的主要是德国历史学派，该学派指责“经济人”假设将“利己”性看成是其经济行为的唯一动机，这样就把人们受到道德、情感等诸多方面动机激励下去追求的社会利益排除在外，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和有悖常规的。如果真像斯密假设的那样，“经济人”就成了不顾国家、民族和社会利益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并批评斯密“越来越陷入于唯物主义、狭隘观点和利己主义”
。德国历史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则强调了历史与文化在形成人的动机方面的作用。
这种批判的谬误在于没有认识到斯密对“经济人”利己性的概括正是资本主义关系下从事生产经营的资产者本性的写照，它真实地表现了资产者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和动机。斯密坚定地确认这一点并把它作为阐述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表现了他维护资本主义关系的勇气，因为他确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最能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经济制度。
而历史学派对“经济人”假设的反对，只不过反映了德国封建国家力量的强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相信资产阶级本身追求私人利益的力量，企图利用封建国家来支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以，德国历史学派的批判是一种用虚伪的文化、道德来掩盖资产阶级的本性，限制资本主义制度自由竞争的力量，与斯密的“经济人”的概括比较起来，显出他们的虚伪和怯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害怕谈他所渴求的恶的交换价值，而谈生产力；他害怕谈竞争，而谈国家生产力的国家联合；他害怕谈他的私利，而谈国家利益。”
“经济人”假设的捍卫者对德国历史学派的反对意见曾作过批驳，例如以庞巴维克为首的学派曾指出，如果把伦理道德法律等精神上的因素逐一涵盖于“经济人”假设中，那只不过是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再现；对人的经济行为进行抽象，用欲望和追求个人利益的满足来说明人的经济行为是可行的。他们特别从研究问题的方法上为其辩护，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社会科学，而对人的经济行为的抽象则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庞巴维克虽然完全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目的，但从研究方法上来说这种观点还是正确的，因它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恰当概括，这种抽象方法对揭示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也是一种正确的方法。
（二）把斯密的“经济人”解释成一般的人。
一些经济学者力图泛化“经济人”，使“经济人”不仅能解释资产者本性，而且能解释所有人的本性。他们认为人群是由生产者、消费者和生产要素所有者、政府等各种团体组成的，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动机能解释所有这些人的行为，因此，他们把利润最大化动机中的核心“利润”抽去，也就是把“经济人”中的资产者内容抽去，提出了不同的最大化理论来解释“经济人”。具体地说，就是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政府官员追求选票最大化。如果这样解释，这个社会中的人群都是独立的、没有内在联系的各有不同利益追求的单个人集合体，基本的阶级划分就被取消了。而为什么各种不同的人追求不同内容的最大化，人的活动又是怎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社会整个系统的运转，则都是不能得到解释的。虽然这些学者认为这种对“经济人”假设的经济行为的“补充”更接近现实生活，但实际上是最大的脱离现实，使人们不再能对现实社会有真正的理解。这是因为，这些所谓的“接近”现实的“补充”，只能起一个作用，就是淡化了人们对“经济人”作为资本人格化的特殊人性的认识，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层本质。正如马克思批判耶利米·边沁时说：“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
用理想中的“标准的人”来粉饰“经济人”，用一般人性来美化资产者，归根到底是为了美化资本主义制度。
斯密的“经济人”或者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人格化”，绝不是否认资产者作为一般人所具有的共同人性的一面，资产者作为一般的人同样有七情六欲、同样有个人特别的性格特点和需要偏好；也不否认不同人群会有不同的特殊利益要求。问题在于这里不是一般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而是揭示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运动规律的科学。该科学并不否认道德、情感诸多因素对人的日常行为的影响作用，但作为资本主义这种特殊制度的代表人，其本质的规定应当表明，他行为的决定性动机是什么，这只能是唯一的而不是多元的。用其他诸如伦理、道德、情感来叙述资产者的行为，看起来更接近现实的人，但它却远离了“资产者”的真实的本质规定，所以从理论上说，这是背离现实的，它已经不能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提供科学的认识。斯密的“经济人”利己心的规定恰恰是真正符合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本质规定，资产者也正是因为他无限地追求利润最大化，才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制度的变迁，才确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才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成为可以理解的。
（三）运用制度对“经济人”假设修正、补充的观点的缺陷。
运用制度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修正、补充的观点，错误在于弄不清经济关系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淡化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实际上就是淡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它的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文化、法律、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制度等等性质的决定作用，割裂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以粉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
比较典型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它认为社会、历史和政治因素在经济生活中起着的巨大作用，强调采取制度分析、结构分析方法来说明社会的变动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主张用“社会—文化人”取代“经济人”。
人与人的关系当然不仅是经济关系，还包括社会、文化关系，对一定社会制度的研究当然不仅从经济方面研究，而应从包括社会文化的角度加以研究，才能说明这个社会制度的全貌，而问题在于为了揭示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必须明确哪个方面是基础性的，起根本的决定作用的；哪些方面是居于次要地位的，是被决定的方面。斯密的“经济人”分析的长处正在于他把经济因素提到了首位，斯密也正是把物质财富的增长，对物质财富增长中起决定性影响的经济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结构和经济运行一般规律，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如果像新制度经济学那样，用社会、文化因素代替经济因素，那就等于取消了经济学这门科学，这就不是什么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而是模糊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关系，很难想象，离开了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对社会、文化等各种关系的性质和发展能做出真正的科学的证明，它的“社会—文化人”的面目也就成为一个模糊的难以确定的“人”。
当然，生产关系本身包括多个方面，这里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此外，为维护和推动这些关系不断完善和即时调整的，还有一系列的上层建筑要素，包括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政治、法律、道德等，这些要素都会在保卫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起着直接和间接的作用。
从日常现象中寻找都有哪些因素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延长为一个无限长的链条，对这些因素的探讨可以促使一些新学科的产生，但是这样做却脱离了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和研究范围。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找出支配人们行为的最根本因素，找出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动力，并在此基础上揭示社会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从而也说明了其他各种经济的和政治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在整体上是怎样构成的，新制度经济学用多因素与经济因素混在一起，只能起到淡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关系，抹杀了生产关系在全部社会关系中的决定作用。
（四）西方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提出质疑的另一种倾向是把人们对“经济人”质的规定引导到量的探讨上，引导到“经济人”的利己要求能否完全实现的方面。
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论的特点，总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事物质的规定和质的特殊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
，因为量（利润量）的大小才是资产者所真正关心的问题。
比如，有些学者针对“经济人”假设中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不现实性，提出了“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来否定“经济人”假设。例如赫伯特·西蒙（Simon）认为，有限理性理论是考虑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理论，他提议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引入经济分析，在这些约束条件下西蒙认为只能存在“令人满意解”，即现实人只能是追求次优或要求满意的数量而达不到最大化目标，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的最大化理论。表面上看西蒙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挑战和修正，但是从斯密所指的“经济人”本意来看，这种批判显然没有多大理论价值。这是因为斯密提出的“经济人”追求最大化利润是指明资产者行为的根本动机，这里绝不意味着他认为每个“经济人”都能完全理性，并且掌握信息是完全的，用不完全理性和不完全信息并不能否定“经济人”本性的规定，所以这些所谓的“发展”，并没有什么理论意义。一些西方正统经济学家对此已有了比较恰当的批评，例如卢卡斯（Robert E. Lucas）的理性预期理论，以及阿克洛夫（Gorgy A. Akerlof）、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lg）的信息经济学对有限理性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卢卡斯认为，说理性有限只不过说明了对完全理性的偏离程度。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的信息经济学认为，即使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些所谓的非理性行为，但这正是参与活动的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的结果，不能够因为受到信息不完全的约束就改变了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和决策的标准。这些阐述还是比较恰当的。“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规定，其原意本来就是揭示资产者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而没有涉及个别资产者在实践中能够在多大程度实现其利润，这一动机与生产目的和实现程度会由于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而不同。斯密对“经济人”本性的规定的理论意义在于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特征和一般规律，而不是去说明单个资产者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成功或失败的具体原因，这些问题是由那些生产当事人自己去解决的问题。理论和理论贯彻中的日常现象在科学上是应当区别开的，用日常现象去否定一种必然趋势是理论庸俗化倾向的表现。
综观西方经济学对斯密的“经济人”假设的补充和修正，都是打着使这一假设更接近于现实、能对现实更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旗号，但问题在于他们所说明的现实是什么“现实”。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不是要去说明人都有哪些欲望和需要，而是要揭示一定的经济制度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什么？单个个人的欲望当然是多方面的，不同的个人也有不同的欲望，在个人身上不同欲望占有的地位也不一样，若经济学陷于这种研究，那就失去了这门科学的根本任务和目标。上述西方经济学那些“补充”和“修正”实际上是为资产者出谋划策，但却都讳言他们为之服务的资产阶级所追求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而是为它披上一件遮盖本质的外衣。
把作为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的“经济人”假设归结为一般的“人”，就是把资产者的特殊人性说成是一般的人性，说成是人性一般，这是有意无意地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这种混淆影响到了我国的经济学界，表现在有人借这种混淆把“经济人”假设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领导人身上，期望使它成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指针，但这种观点却会促成“人”向“经济人”转化，结果是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向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转化。这里确实存在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之间的一种博弈。
我们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管理经济的方法以推动生产力更迅速稳定的发展，但绝不是要把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因为从整体上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更快增长。要想防止这种转化，就绝不应该把社会主义企业领导人转化为“经济人”，也就是不应转化为“人格化资本”，他们应当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人格化。作为企业的领导人，他的具体任务当然是力争使盈利最大化，但也应看到这不是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机，不能是私人利益最大化。他们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动机是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也利用市场经济的方法，但在这里，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资本主义经济当然关心使用价值，但生产使用价值只不过是手段，它的根本目的是价值、剩余价值和利润，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然要关心价值和价值的增值，因为这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但在这里，价值增值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经营的根本目的是使用价值，是人民需要的最大限度满足。党中央一再强调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这一理论在党的方针政策上的反映，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