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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物质生产方式，因为人们要生存，就需要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只能是生产出来的，所以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着一个社会的面貌及其历史运动。
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一是劳动者和他用于征服、改造自然的劳动资料，这叫作生产力；另外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即生产关系。孤立的个人生产是不能存在的，人们不通过一定的形式结合起来，就不会有社会生产，所以生产关系是物质生产中与生产力并存的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
人们谈论物质生产时，往往忽视生产关系的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把研究对象只定义为资源在生产部门间的配置，却不提资源合理配置的另一个前提——资源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而只有把资源在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分配形式与资源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合理配置结合起来，才能有物质生产发生，也才能对物质生产有真正科学的研究。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基本关系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生产力更快发展，哪种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它就能更好地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有利于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得到在这种关系中生活的人们的拥护。如恩格斯所说的，只要它能推动物质财富更迅速的增长，在这种关系中吃亏的人都会拥护这种关系，这是观察社会现象和社会实践的基本方法论。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
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这就有了历史发展的观点，因为生产力是不断向前发展、不会停顿的，所以生产关系也是要不断向前发展、不会停顿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不停顿的运动，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一个类似自然规律那样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使人类的行为有客观规律可遵循，有可能自觉地创造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由历史实践与理论论证证明了其正确性，列宁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
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这个方法那样清晰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及其运动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抽象的人性论，即认为满足人的共同本性的要求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和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作为人，是否存在某些共同本性呢？我认为是存在的。例如每个人都有生存和延续后代的欲望，都追求生存条件的不断改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食色，性也”。另外，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存在和发展，因此为维系社会存在所必须具备的某些共同的情感，例如，维护人的尊严和人格，相互尊重、平等对待，同情弱者，以及亲爱、情爱、友爱等等，这些也属于共同的人性。人们常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中的“性”，就是指为维系社会存在所必要的共有情感，由于存在着这种共同的“人性”，所以，现代人可以与古代人在情感上沟通，古希腊的神话故事和文艺作品同样能引起我们感情上的共鸣，随意屠杀人类被看作是泯灭人性的，剥削压迫行为被批评为不公平、非人道的。如二战时期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南京的大屠杀，都被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阶级共同谴责为泯灭人性的兽性行为，共同的人性存在使作为人的人之间有着共同的语言。
这里所说的“人性”是指人所共有的一般特性的抽象概括，但是由于没有抽象的人存在，这种共同的“人性”在现实中也不是抽象的，而是都深深地打上了特定阶段社会关系的烙印，往往从属于现实社会制度的要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毛泽东也曾针对宣扬抽象人性的错误观点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如果我们深入地看看那些抽象人性论者的主张，就可以看出他们所说的共同的“人性”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把一定阶级社会关系现实中的“人性”说成是一般人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就把追求私利的“经济人”的“人性”作为一般的人性，看作人本身固有的本性，把这种“经济人”作为建立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用它来推演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他们作为出发点的“经济人”绝不是一般人性，而是资产者特有的“阶级性”。把追求私利的阶级性说成是一般人性，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永恒性，这表现了资产阶级看问题的阶级局限性。
“经济人”观点至今仍支配着西方经济学理论，这是因为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资产者的规定是符合实际的，从而对该社会许多重要现象有解释力。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量现象的确是在追求私利最大化的动机下发生的，所以西方经济学仍把“经济人”作为根本出发点。
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和实际经济工作者中也有人认为，“经济人”观点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运行过程。用经济人行为假定来解释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和指导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不恰当的。产生这种看法有它的客观原因，一是我国还存在着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它们仍然是把利润最大化作为生产经营的根本目的，二是与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型时期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与此相联系，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的基本任务转变为面向市场，使国有资本保值和增值，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与资本主义企业是一样的，因此就有人认为“经济人”的行为假定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
但是，这种简单套用的方法是不恰当的，它抹杀了社会主义企业与资本企业之间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不是追逐私利的“经济人”，而是社会主义企业家，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是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根本不同点。当然，既然是经营管理企业，其任务和目标就不同于政权机构和文化教育事业单位，即企业必须做到使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要获取尽可能大的盈利，以保证不断扩大再生产，不过这里的盈利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后者是把利润作为生产和经营的根本目的，作为生产的绝对目的和动机；而社会主义企业必须重视盈利，但盈利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是手段，是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增大财富和服务总量，以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和使他们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
一个是把利润最大化看作是目的本身，一个是把盈利和资产不断增值作为实现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手段，这显然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事情，这种本质区别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有鲜明的体现，但却不易于为一些人所理解，他们只限于看问题表面，这是导致他们用“经济人”行为来解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活动性质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应看到，“经济人”行为假定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它只是对资本家适用，而对广大的工人群众来说，他们没有资本和生产资料，无法为自己生产，更谈不到追求最大利润，他们的利益只能限制在获得工作机会和获取自己的劳动力价值。有人说每个工人也是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所以，“经济人”思想也能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解释，显然，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例如，为什么会产生资产者与一般工人群众之间这样巨大的阶级差别呢？用“经济人”追求私利的动机无法解释，而只能由现实经济关系的运动来说明，持上述看法的人只固守问题的形式方面，而抹杀了事物的内容，他们看不到这种区别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把资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与工人争取本身存在和延续、争取个人物质利益的动机混为一谈。我们前面说过，争取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是人的本性，是人性的共同方面，每一个人包括奴隶社会的奴隶、封建制度下的农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工人，都具有争取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共同“人性”，但是对立的阶级之间所追求的“私利”的内容是绝对不相同的。作为资本家这种“经济人”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即最大限度地剥削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作为雇佣工人这种“经济人”追求的则只能是获取本身劳动力价值，社会关系已经决定了他们的不同地位。这种巨大差别是不能用“经济人”来加以解释的，如果不是出于为资产者作辩护的话，怎么能抹杀这一阶级差别呢？可见“经济人”这种所谓共同的“人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和变迁也并不具有解释力，马克思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说：“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要问一下，这个仅仅是形式上的意志（不论是单个人的或国家的）有什么内容呢？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抽象人性论的要害还不在于仅仅主张存在抽象的“人性”，而更在于它是作为一种历史观出现的，它用是否符合“人性”作为判断一种社会制度合理性的最高标准，因而“人性”也决定着社会的变革和制度的变迁。
这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解释不了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运动和社会变迁，所以是不科学的，它说明不了为什么奴隶制代替了原始公社制度、封建制度代替了奴隶制度，也说明不了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代替了封建制度。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竭力揭露资本主义初期所暴露出来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指出它多么不人道，不符合人性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尽管这些批判对资本主义“无人性”的弊端揭露得淋漓尽致，却显得软弱无力，只是在少数知识分子中传播，没有对现实历史变动发生作用，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正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也正是在这种制度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因此，甚至在这种制度下吃了亏的人也支持这种制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某些学者提到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时，主张回到早期马克思那里去，即回到受人本主义影响的青年马克思那里。的确，1845年以前的青年马克思主要还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从伦理学意义上说，主张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是没有错误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当高举起这个旗帜，反对一切非人道行为，没有对穷苦劳动群众的人道主义同情，就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人本主义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作为一种历史观，如果不彻底清除人本主义思想，就不可能产生伟大的理论创新，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19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这篇论文清算了德国“真正社会主义”派别的人道主义说教，同时也清除了自己身上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历史观的影响。这篇论文标志着马克思从历史唯心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一种崭新的科学历史观，此后他们运用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发展，由此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关键，就在于把社会变迁的根源和动力从人道主义移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上，这就把历史发展进程不再是看作追求“人性复归”“实现人道主义”的过程，而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人道主义”，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种极大的误解。
把人道看作高于一切是历史上无数伟大思想家的高尚主张，他们认为人性、人道主义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如果不讲人道主义，人与人之间不以“人”相互对待、相互残杀，那真的就会变为“兽道主义”，人本身也就不能存在下去。法国小说家雨果说过：“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但是这位支持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反对封建制度的作家的人道主义呼吁却没能阻止革命进程中的流血斗争，而恰恰是这种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另外，这种人道主义呼吁也没能阻止在自由、平等、博爱旗帜下获得了政权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反过来用把人不当人看的非人道的手段镇压昔日的同盟者工人群众，确立起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如马克思所揭穿的“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可见，在现实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道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说教，马克思作为唯物主义思想家，从来不用人道主义标准去评价某个人物或某种制度。下面一段话可以表达他是如何高屋建瓴地观察历史变迁的：“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不仅如此，人道主义还曾被一些人利用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剧变过程中，戈尔巴乔夫等打着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幌子，瓦解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在通过股份化的形式实行全面的私有化过程中，属于全体人民的国有财产落到极少数迅速暴富的金融寡头手里；又在激进市场化“休克疗法”式改革中，一步放开价格和汇率，造成了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对全体人民实行了再剥夺。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严重地破坏了既有的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在这个过程中，90％的居民利益受损，60％的居民跌到贫困线边缘，失业、退休人员处境更悲惨。所以，那些号称以“人是最高目的，人有人的尊严和人格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理论依据的改革的实际后果说明了什么，不是很清楚吗！这充分证明，抽象的“人性”“公平”“人道主义”等都不可能提供历史发展和变革的客观依据，从而不能提供制定正确改革方针的理论根据。
当前理论界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用正义、公平等抽象概念来阐释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用唯心主义历史观去解释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会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并会不知不觉地影响人们思考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最近时期讨论的热点问题，明显地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不多，影响也不大。但有的人误解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一方面肯定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却用非科学的观点对它做出解释，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把劳动价值论说成是马克思对劳动的价值评价：创立劳动价值论是出于马克思对劳动者的深厚感情，其“真谛就是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反对对劳动者的盘剥”；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为了从逻辑上证明剩余价值理论而建立的。这些看法可能源于对劳动者的感情，但把劳动形成价值的理论变成对劳动的价值判断，就否定了它的科学性。1. 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创立的，而是由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创立的。资产阶级古典学派不是站在劳动者利益这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揭示商品生产这一客观规律，它强调劳动形成价值，是利用这一理论去反对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的。2. 劳动价值理论不是哪个阶级出于主观愿望和意志或价值判断而人为制订的，它是商品经济中客观存在的人们之间关系的理论反映。现实的商品生产只能在按由劳动形成的价值进行交换时才能存在和发展。凡是存在商品关系的地方，劳动形成价值就是一个不以任何个人或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范畴只是客观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不是为实现某种“高尚”目的的主观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再看看最近关于剩余价值的讨论。一位经济学教授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提出价值论无外乎两个要点，一个是劳动价值论，一个是剩余价值论。马克思用劳动价值论去否定一切存在私有制和存在市场的社会合理性，用剩余价值论去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合理性”，文中还说恩格斯认为“人和人的社会关系通过货币及市场交换表现的社会都是扭曲的、不合理的，不符合人类发展的历史理想”。作者断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是从价值观上审视一切历史制度的合理性，去批判一切有私有制、有商品、有市场经济的历史的扭曲，尤其是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历史的不公正性，我理解这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讨论的真谛所在。”
上述几段话表明作者把马克思的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理论表述成唯心史观的道义、公平说教了。把揭示资本主义的不公平说成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真谛”，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在马克思那里，揭示劳动形成价值、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些经济现象，绝不是要树立一种符合“正义”“公平”的“价值观”，而在于阐明劳动表现为价值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客观经济规律，阐明按照这一规律，一般商品关系必然转化为剩余价值占有规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没有用不公平、不正义去评论这一历史现象。他运用大量实际材料揭露资本家剥削的残酷性，是用这些客观事实驳斥那些资产阶级辩护士用田园诗般的描述来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但绝不用不公平、不正义去批判资本主义，而只是客观地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阐明这个社会经济形态产生的必然性、基本特征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如果认真阅读《资本论》，就可以得出与前述看法相反的结论：马克思并不是利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去论证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和不公平，而是指出正是在狂热追求剩余价值的动力下，不断增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不到一百年时间里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以往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生产力从手工业发展到大机器工业，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发展为向新的社会制度转变创造了日益强大的物质基础。
由此可见，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说成是“从价值观上审视一切历史制度的合理性”，其“真谛”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平，事实上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
公平、公正、正义都是一些美好的字眼，是人们向往的一种社会状态，但这类抽象概念说明不了任何现实问题，解释不了任何一个重大社会历史现象。1. 在不同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判断公平的标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分工”就被认为是最公平的一种制度安排，它被法律所认可，并加以保护。2. 公平、公正决定不了也说明不了历史的变迁。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用公平是说明不了也决定不了的，而只能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得到说明，在这个领域里，重复“公平、正义”等道德观念都毫无用处，就像牧师的祈祷一样，最多只起某种安慰的作用。
恩格斯强调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如果出现了对某种制度的不公平不正义的诘难，那只在这种意义上有价值，即恩格斯说的“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
可见，把剩余价值理论看作是一个价值观问题，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剥削的不公平，是不恰当的。我们必须摈弃用唯心史观来变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在这一方法指导下创立的各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理论的企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