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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教育百废待兴，经过17年的艰苦努力，初步形成了农村教育的体系和格局。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建立，也形成了发展我国农村教育的基本路子。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农村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经历了无数艰难和坎坷，农村教育的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农村教育体系基本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17年，在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方针指导下，在发扬老解放区教育优良传统、吸收旧教育有益经验、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以农村中小学、农业中学和农民业余学校为主体的农村教育体系，在扫除农村青壮年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创办农业中学、发展农民业余教育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和突出成绩，探索了中央主导、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和“两条腿走路”的办学体制，建立了一支总数约514万人的农村教职工队伍。17年间，全国累计扫盲10272.3万人；1962～1965年，农村学校共培养小学毕业生1758.1万人，初、高中毕业生1981.1万人；1958～1965年，共培养农业中学毕业生50.72万人。
农村教育按照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也为以后的农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二）农村教育基础差、重心低、结构失衡
1949年，农村人口约有80％是文盲，适龄儿童入学率低于20％，农村教育基础非常差，为此国家将扫除青壮年文盲和普及小学教育作为发展农村教育的主要任务，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扫除农村青壮年文盲和普及小学教育。但由于农村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再加上屡受政治运动冲击，普及小学教育和扫盲的工作进两步退一步，左右徘徊，始终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直到1964年，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2.5年，农村教育一直维持着低重心的局面。农村普通中学、中等职业教育和农民技术教育发展缓慢，1958年之前，农村中等职业学校还是空白，农林学校学生只占中专生的12.74％，教育结构发展不平衡。半耕半读的农业中学是在“大跃进”的特殊条件下催生的，虽然暂时解决了部分小学毕业生升初中的问题，但其出口与大学不接轨，不能得到农民的普遍认可。农村成人教育以扫盲、学文化为主，技术教育十分薄弱。教育结构比例失调，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加剧了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经济和社会实际的状况。
（三）农村教育“城市化”倾向严重
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
。在“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指导下，实现工业化所需的经济积累主要来自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国民经济分配向工业和城市倾斜，户籍制度又在城乡之间竖起了一道壁垒，逐步形成了一种城市优先、“城市中心”的价值倾向。
为适应工业化的需求，模仿苏联的模式建立了教育体系，农村教育模式与城市教育模式基本相同。对此，毛泽东曾提出过批评，他反对农村学校使用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材，主张“教材要有地方性，应适当增加一些地方乡土教材”
，农民扫盲也要根据合作社的需要，不能用统一的课本，他还提出要“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
，提出教育必须直接和间接地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服务。
但现行的教育政策却与毛泽东的主张有出入。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教育政策必然会向城市倾斜，忽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利益和需要，出现了以城市学校的标准去规划农村学校发展的问题。“在学校布局、学制、教学内容等方面反映城乡特点，体现以农业为基础和适应农业需要的思想很差，对农村教育体系、全日制、半日制和业余的三类学校的发展比例，教育部通盘考虑统筹安排不够，过去偏重全日制。而全日制学校的学制，假期制度城乡没有区别，教学要求相同，课本也一样。过去教育部所编的课本内容，甚至课本插图画楼、堂、馆、院多，画娃娃穿的衣服也多是城市式样，而对农村生活反映少，对为农业服务、提倡艰苦朴素讲的也不多。”
农村学校更像城市学校的翻版，鲜有自己的特色。
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大，居住分散，文化程度低，应将教育资源配置向农村适当倾斜，使农村教育真正符合农业、农村和农民需要。早在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学时就说过“今后的教育，应该以农民之需要而定”
。农村学校照搬城市学校的标准，只能扩大城乡教育的差距，这在20世纪80年以后已经演变为严酷的事实。
（四）政治化倾向严重
将农民教育与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紧密结合起来，这是革命根据地和老解放区农村教育的基本经验，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教育总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农村教育也被作为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过分重视政治功用，教育的“工具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50年代初期，农村教育主要服务于政治上的巩固政权，为配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运动的开展，着眼于巩固农民必须享有的政治地位，强调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将农民引向社会主义道路。50年代末，农村教育又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高歌猛进。60年代初，农村教育主要服务于在经济上巩固政权，着眼于提高农民的思想和文化水平，“发展农村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有觉悟、有文化知识的农民，培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为的劳动者”
。教育不能脱离政治，但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决不能用政治取代教育。将教育的政治功能提高到绝对化的程度，只能使教育事业发展蒙受损失，之后出现的“文革”对农村教育的破坏就是例证。
（五）农村教育发展主要依靠政策推动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农村教育往往不顾经济承受能力和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缺乏法律、制度的刚性约束，而完全用政策操作和支配，教育规划缺乏综合调查研究和科学预测，必然会导致农村教育发展的盲目性、高指标、“一刀切”等失误，致使在每一次“大发展”之后，不得不进行“大调整”。在政令的支配下，农村教育往往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运行，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如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1957～1958年的“大办民中”，短短两年内，民办初中由1所发展到64所；1964～1965年的“大办农中”，农业中学由18所发展到78所；1969年全县完小附设初中班，增加初中班700个。
这种群众运动式发展农村教育的做法存在着较大的弊端：其一，只注意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片面强调速度而忽视质量，一些领导为了要“政绩”，甚至会浮夸造假；其二，由于头脑过热，往往不会冷静思考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比如对于农村扫盲教育，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扫来扫去，总是旧文盲未减，新文盲又添，究其原因固然与脱离农村、农民的实际生活有关，但只注意“热闹”的表象而无力顾及脱盲学员的巩固提高，是更主要的原因。其三，教育“运动”总是大起大落，在每次运动高潮过后，都会出现低谷，工作开始滑坡，都要进行一番“整顿”、“巩固”、“提高”的补救，这种规律也在农村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多次表现出来。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就制定了面向农村的教育发展策略，他十分重视农村普及教育和农民业余教育。1957年，教育部提出在农村提倡群众集体办学，要求改变中学过分集中在城市的缺点；初中的发展，要面向农村；农村初中在教学质量上不能强求同城市一样要求。但在实际推行中效果并不明显。1958年，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九年来教育工作的成绩，同时也指出“教育工作在一定时期内曾犯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必须同“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和“教育只能由专家领导”的资产阶级思想斗争。到50年代后期，农村教育管理体制基本确立，农村教育体系也初步形成。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和农民对文化教育需求的日益增长，在农村教育内部，一些隐藏的问题逐步显露出来：（1）农村教育管理体制过分强调统一，限制过死；（2）办学体制强调正规化；（3）农村中小学过分重视知识教育，教学内容空泛划一；（4）农村教育城市化标准，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农村生活实际；（5）“为教育而教育”的思想始终存在，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互不相容。显然，农村教育的现实与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农村教育功能政治化、办学形式多样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与社会相互促进等主张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对此，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而且上升到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高度来澄清这一大是大非。于是，他先后发动了两次“教育革命”，即1958年的“教育革命”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一次调整和改革，“当时的教育虽被批判、冲击，但总体上仍在正规教育的框架内，运动之后又恢复了原来的秩序”
。1964年春节，毛泽东的“甲辰谈话”对60年代以来的教育体制、内容、方法进行了抨击，也对农村教育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进行了批评，之后他又发表了许多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毛的目的是创造一种制度，用来减少三大差别，……但是单纯在教科书和教学方法上进行改革是不够的。”
而最奏效的方法是用“革命”手段摧毁旧教育制度，用阶级斗争的方法、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教育内部包括农村教育内部存在的问题。于是，他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事实证明，用“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等“革命”的方式不仅不能解决教育问题，反而会雪上加霜。农村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些是政策问题，有些是体制问题，有些则是机制问题，这些问题本可以通过不断调整和改革加以化解。正如80年代初，经过拨乱反正之后，农村教育全面恢复，针对“文革”前农村教育积存的一些老问题和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问题，在体制、政策、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可见，解决教育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方式不同，带给农村教育的是截然不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