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农村各类教育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农村教育的起点更低，农村学校（主要是初级小学）仅有20多万所，在校生不足2000万人。经过17年艰苦不懈的努力，初步建立了包括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在内的农村教育体系，为新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一、农村基础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上翻身的农民迫切要求在文化上翻身，为此，党和政府始终把普及小学教育和发展初级中学作为农村教育的重要内容，以保证工农子女“能够平等地受到作为新中国一个健全公民所必须受到的基础教育” 。

（一）普及小学教育

1949年，《共同纲领》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的方针。1951年，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提出“到1957年争取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0％，力争10年内基本普及小学教育”。1956年，《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又提出“在7年或12年内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采取了公办与民办“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和多种形式办学的举措。

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仅靠政府的力量举办农村小学，难以满足农民子女入学的要求，为此，政府采取国家办学与群众办学相结合的方针，在稳步发展公办小学的同时，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小学。这一政策大大激发了农民办学的积极性，据1950年对东北六省一市的统计，共有农民兴办的村学2858所，学生205696名。 此后，教育部提出小学教育经费应采取政府统筹与发动群众办学相结合的原则，并要求农民办学“应着重在经济比较富裕和失学儿童较多的大村。贫苦小村由政府设立公立小学” ，充分考虑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文化素质低与生产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1957年，《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农村办学应采取多种渠道，除国家办学外，还提倡集体办学。此后，全国兴起了群众办学的新高潮。为使群众办学热情能持久保持下去，教育部认为应当将鼓励群众办学作为一个长期方针提出来，这就是1958年《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的国家办学和依靠群众办学“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大跃进”导向下，很多地区提出“一年普及小学”、“一年实现无盲县”，“争取在三到五年内做到乡乡有中学”。有报道说，1958年1～10月，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3.9％，83％的县、市基本普及教育 ，显然有浮夸的虚假成分。据国家统计局不完全统计，截止1958年6月底，全国已有1240个县普及了小学教育。 1961年开始进行教育调整，入学率降为56.1％。1963～1965年，由于调整取得显著成效和继续贯彻“两条腿走路”方针，推行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农村小学教育又开始恢复生机。

为扩大学校规模和便于不同类型学生就学，在坚持办好全日制正规小学的同时，采取了多种形式办学的举措。1952年，《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允许举办二部制小学、季节性小学、半日制小学和巡回制小学，或设早晚班；修业年限可视具体情况酌量伸缩，但都应修毕小学课程。1953年，政务院发布《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进一步强调多种形式办学的必要性，要求办好农村完全小学和中心小学，规定除举办集中的正规小学外，还可以办分散的不正规的小学，如半日班、早学、夜校之类；同时在校舍设备上，采取因陋就简，增班为主、建校为辅的办法，充分利用原有条件，如小学增设初中班、利用庙宇办学等。1953年，中央决定允许小学民办，不能将小学办成一样，不能整齐划一，不应过分强调正规化。农村小学分为中心小学、不正规的小学和速成小学三类。为便于农民子女上学，允许私塾改良的小学及不正规的小学存在。

1964年，山东、山西等省创办简易小学（后更名为耕读小学），办学形式灵活多样，有隔日制、半日制、早班、午班、晚班、巡回小学、一揽子小学、季节小学、游动校读小学、识字班等；农村儿童就近入学，课程设置从农村生产、生活实际需要出发，一般开设语文（包括毛笔字）、算术（包括珠算）、常识（包括农业生产常识和史地常识）， 儿童既可以学习，还可以参加家庭劳动。耕读小学的教师一般也是半耕半教，学生只收取少量的学杂费。1964～1965年，全国各地举办了大量耕读小学。据1964年6月统计，河北省农村小学在校生由上一年的375万人，增加到454万人，其中简易小学学生50万人，全省农村儿童入学率由59％上升到71％。 1965年，耕读小学在校生数已达2500余万人，比1964年增长了80％左右，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21.7％。多种形式办学使更多的农村适龄儿童获得学习机会，对农村边远地区、贫困山区小学教育的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更好地普及农村小学教育，教育部要求每个公社举办一所中心小学，人口多的公社可举办两三所。中心小学是农村小学的骨干示范校。加强中心小学的建设，不仅是普及农村小学教育的重要一环，而且有利于促进农村小学教育质量的提高。

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方针，使农村小学教育有了很大发展。1952年全国小学在校生为5110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由此前的20％提高到49.2％，增长一倍多。1957年农村儿童入学率达到60％，超过民国时期40％的最高水平。1965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达84.7％， 河北阳原县实现了普及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 农村小学在校生达到10145.4万人。1949～1965年农村小学发展情况详见表1－1。

（二）发展普通中学

20世纪上半叶，普通中学多集中在城镇，很少设在农村。新中国成立后，农村中学在数量和分布上都难以满足农民子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为此，教育部决定采取小学“戴帽子”和推行二部制的办法 ，大力发展普通中学。1957年，第三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要求改变中学布局过于集中在城市的缺陷，提出要面向农村发展初中，农村初中在教学质量上不能强求同城市一样要求。1958年，《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的目标，导致普通中学在1956年、1957年连续两年扩充的基础上继续大规模发展，1958～1960年的增长速度达到30.7％，而1958年以前的前八年增长速度为23.9％。（1949～1983）》相关数据整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1959年国家提出“应当首先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中学，以便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迅速促进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提高。” 1962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学，其比例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这一制度的实施对农村中学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重点中学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而农村的重点中学没有被列入该计划中。据统计，1963年，北京、吉林、江西等9省、市、自治区共135所重点学校的布局，城市有84所，占62％；县镇43所，占32％；农村8所，占6％；有7个省、自治区没有选定农村中学。 社会对此反响很大，于是，教育部发出《关于城市中学招收少量优秀的农村学生的通知》，试图纠正一些有偏差的做法。在限制人口流动的年代，上大学是农家子弟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上述政策使农村学生升学的信念备受打击，这似乎预示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开始出现功能性的差别，培养人才的层次成为一个分水岭：前者是为适应农村生活而进行的非正规、低层次的教育；后者是为升学做准备的“英才”教育。这一体制与以往的教育发展模式和教育价值观形成了矛盾和冲突，对以后的农村教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抓重点以带动一般，是符合教育事业发展规律的，但应当兼顾全局，毕竟农村学生数量占绝大多数。1949～1965年农村普通中学发展情况详见表1－2、表1－3。

二、农村职业教育

新中国在农村职业教育上创造性地建立和发展了农业中学和农业中等专业学校。

（一）农业中学

农业中学肇兴于“大跃进”时期，是在刘少奇倡导“两种教育制度”、实施“半工半农”教育制度下，由农民自创的一种半耕半读型农村职业中学。虽然农业中学存续的时间不长，但却为农村培养了一批新型农民和初级农业技术管理人才，为探索农村新的办学形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1.农业中学产生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中小学教育得到空前发展，但是，由于农村教育基础薄弱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农村学校教育面临着重重困境：

第一，农村普通中学数量不足，难以满足升学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小学教育发展很快，同时，农民生活稳定，农村人口大幅增长，学龄儿童入学多，高小毕业生也日益增多，他们渴望学到更多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但当时国家办的全日制普通中学数量很少，大部分又集中在城镇，难以满足大多数农村高小毕业生继续升学的需要。虽然政府也采取增加班次、扩充班额、在完小附设中学班等措施，但仍不能满足农村逐年增长升学需求。1953年、1954年进行教育整顿，减少了中学招生，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压力骤然加剧，同时，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饱和，大批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必须回乡务农，为此，他们感到非常的失望和不满，“认为反正也是回乡干活，书读多了也没用” ，致使1955年下半年农村出现了中小学生辍学风。

第二，农村中小学培养目标脱离农村生产实际，难以提供大批符合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人才。1956年底，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随着农业生产合作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开展，迫切需要一批有文化的干部来组织、引领农民群众参加集体生产，迫切需要培养会计、记工员、技术员等人才，但由于农村中小学以普通文化知识的教学为中心，学生缺乏农业知识与技能，因此，难以培养出大批有文化、懂农业科学技术的农民以及初级的农业技术和管理人才。

上述种种问题一直困扰着国家和各级教育部门的领导，他们一直在积极探索农村教育发展的新途径。1958年1月，共青团中央做出《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提出可以按照不同条件，倡导和组织学生分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农村副业和手工生产劳动、基本建设工地和运输业的劳动、校内外的服务性的劳动、工业生产劳动等。2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大力支持团中央‘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的通知》，明确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是“使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措施之一”，要求各地应根据具体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做，注意发现经验，并及时总结和推广。2月20日，时任中宣部长陆定一向江苏省委提出鼓励群众自办农业中学来以解决高小毕业生升学困难及农村技术力量短缺的倡议。3月8日，江苏省海安县双楼乡农民率先响应，成了全国第一所农业中学——海安双楼乡农业中学。

2.农业中学的发展过程

农业中学从发端到消亡前后经历了这个几个发展阶段：

（1）迅猛崛起

继海安双楼乡农业中学成立之后，3月15日，江苏省邗江县施桥乡的两所农业中学又相继成立。17日，江苏省委召开座谈会，介绍推广海安县双楼乡、邗江县施桥乡创办农业中学的经验，陆定一、教育部长柳湜及北京、上海、福建、江西、山东、浙江、安徽等省市负责人应邀出席，陆定一指出“动员群众力量办各种职业中学，特别是创办农业中学，使不能进普通初中的小学毕业生都能升学，这是一个好办法”，他要求苦干三年，发展和巩固农业中学。3月24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教育会议，将“大力举办农业中学”作为教育工作的五大任务之一。4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民办农业中学问题的报告》，指出“发展农业中学，对于满足广大农民学习科学文化的强烈要求和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有重大的作用。……凡是有条件的省、市和自治区，应当仿效江苏的办法，大力发展民办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4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大量发展民办农业中学。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意在“国家经费不至于增加太多”“可以比较充分地满足许多人的升学要求，劳动就业的人可以多些”，充分肯定了农业中学的办学方向。

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运动深入展开，中央下放了教育事业管理权，兴办农业中学的热潮迅速席卷江苏、浙江、河南、福建、辽宁等省，农村中学犹“一夜春雨，满园花开”，1958年，“从3月中旬到4月下旬短短40多天的时间内，江苏省就办了农业中学和各种职业中学6568所，7767班，学生数达342605人。前三年未升学的50万高小毕业生，已有66.6％的人进入农业中学或职业中学” ；上海“从3月26日到5月7日的40天内，共发展608所民办农业中学和农民业余中学，吸收了26000名学生参加学习。” 到年底，全国农业中学猛增到2万所，在校生达199.99万人。此后的两年，由于受大跃进“高速度”、“浮夸风”的影响，各地在创办农业中学过程中只重视发展数量，忽视了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致使大多数学校因为缺少基本物质条件和必要的师资准备，教育教学质量难以保证，更难以巩固和发展。

（2）调整压缩

为了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左倾”错误造成的困难，1960年，中央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0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又多又好地办农业中学》的社论，指出农业中学的办学方针是：积极提倡、大力发展、及时巩固、不断提高。1961年7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开始对教育事业进行调整。对农业中学调整的措施主要有二，一是调整办学规模，大幅度压缩农业中学的数量，减少在校学生人数，精简工作人员；到1963年，农业中学由1960年的22597所减少至4303所，在校学生数由230.2万人减少至30.8万人；二是调整办学形式，只有少数农业中学实行半日制，绝大部分都改为“四四”制、“六二”制（即4小时学习、4小时劳动或6小时学习、2小时劳动），农忙劳动、农闲学习。

（3）渐入佳境

1963年以后，我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农业中学开始恢复，再次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活跃期。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要求办得好的农业中学，要继续巩固提高；办学方向有问题的要继续整顿，重申半农半读的要求。在中央政策的积极推动下，1965年，农业中学迅速增长到54332所，比1963年增加了11倍之多；在校学生数也由1963年的2457万人增加到31669万人，达到农业中学发展史上的巅峰。

（4）消亡转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两种教育制度遭到批判，农业中学作为“修正主义制度的产物”被彻底否定，一夜之间，农业中学停办或解散。“文革”结束后，虽有一部分农业中学复课，但《关于1974年教育事业计划（草案）的通知》不切实际地提出“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全国掀起社社办高中、队队办初中、小学附设初中班的热潮，原有的农业中学几乎全部转型为全日制普通中学，那种半耕半读的农业中学从此不复存在。

1958～1965年农业中学发展的基本情况详见表1－4

3.农业中学的办学特色

农业中学作为一种新的办学形式，具有以下特色：

（1）农民自办、自管、自养

农民群众是农业中学的办学主体。农业中学由公社举办，公社负责组织学生入学，解决校舍、设备和经费等问题；学校成立办学委员会，吸收农民代表参加，负责招生、聘请教师、教学和劳动安排等具体事项。教室一般是利用闲置或暂借的公房、农舍，甚至祠堂、庙宇也被当作教室。办学经费主要依靠收取学费和生产养校，农业中学的学费一般略高于高小，略低于普通中学，学生可以直接交钱或由农业社代扣工分，经济困难的学生可适当减免。“学校的开支主要靠学生从事各项生产事业的收入，其中最主要的是靠耕作集体划拨给学校的土地。” “社房当学堂，书桌自家扛；大门当黑板，田做试验场” ，这是农业中学办学的真实写照。办学委员会可谓农村学校管理制度上的一种创新。

（2）教学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

农业中学的教学面向农村、面向农民、面向生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农业中学的课程包括文化基础知识和农业技术知识两大类，主要设置政治、语文、数学和农业知识等课程，尤其重视农业知识与技术的教学，1963～1965年，不少农业中学还开设了农学、林果、养殖、畜牧、家庭经济、农副产品加工等专业，凸显了农业中学的职业教育性质。

农业中学的教学形式是半农半读，上课时间采取半日制，半日上课，半日劳动，可机动掌握，基本原则是“农忙少学，农闲全学”。学生既能学到知识，又能挣到工分；教师一边教书、一边耕种、一边自修。学校一般都设有试验田，学生在这不仅学到农业知识、技术，也扭转了轻视劳动的思想，为农村培养了一大批掌握生产技能的农民和初级技术管理人员，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3）教师来源“就地取材”

农业中学的师资来源主要有三：一是没有升学的地高中毕业生；二是下放的农业技术干部、乡社干部；三是兼课的普通中小学教师。许多农业中学还聘请有丰富经验的老农做“特聘教师”，“旧社会里当长工，从没进过校门口。如今农中当教师，样样活儿都拿手。” 乡社干部担任政治课教师，农技干部及老农负责农业知识和技术的传授。虽然，农业中学的师资还比较薄弱，但却是“就地取材”，是因陋就简的一种“无奈”选择。

4.农业中学的历史作用和存在的问题

农业中学的历史只有短短的八年，但它却为农村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建设人才，为改变农村文化、教育的落后面貌、探索新的办学形式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农业中学解决了高小毕业生的升学难问题。农业中学的招生对象是13～16岁的高小毕业生，学制一般为3年。农业中学不仅解决了应届高小毕业生的升学问题，而且还吸收了不少往届高小毕业生，使农村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中学。

（2）农业中学为农村培养一大批适合农村建设需要、能扎根农村的劳动者、管理者和初级技术人才，彻底改变了“中等教育进不了农村，农村也留不住中学生”的现状，促进了农民素质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3）农业中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各类教育水平的提高。农业中学的大量举办，消除了高小毕业生升学的后顾之忧，推动了农村小学教育的普及。农业中学的性质是中等职业教育，它的出现突破了农村单一的中等教育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人口的就业压力，同时，也有利于农村成人扫盲教育推广，促进业余文化技术学校的大量出现。

（4）农业中学由农民集资举办，减轻了国家教育经费不足的压力，适合当时的国情。

（5）农业中学探索、尝试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开设农业知识课程、实行耕读结合的教学形式，虽然这只是一种浅层次结合，但已触及农村学校的培养目标、农村教育为农村政治经济服务等深层次问题，这些对当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教育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农业中学在创造辉煌业绩的同时，暴露出许多问题：

（1）农业中学受政治因素影响过多，1958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从零发展到2万所，一些地方出现了不顾条件一哄而上、盲目发展的现象。

（2）农业中学一度忽视农村经济实际发展水平及承受能力，许多农业中学校舍简陋、设备匮乏、师资不足，仍盲目扩大学校数量与招生数，严重影响教学的正常进行。

（3）农业中学招生数量与毕业生数量差距悬殊。1958年招生200万人，1960年毕业生仅不足15万人，招生人数是毕业人数的13倍之多，说明大多数人中途辍学、转学或延期毕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农业中学的办学质量存在严重问题。

（二）农业中等专业学校

1950年，全国仅有农林学校107所，与农业发展的需求极不相称。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中等专业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工业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同时应该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开展，注意培养农业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 1957年，农林学校增加到173所，在校生达到99133人。在刘少奇倡导的“两种教育制度”下，农业部召开全国高等和中等农业教育会议，要求高等和中等农业院校逐步实行半农半读、社来社去和进行教学改革，使农业教育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到1965年底，全国有中等农业学校307所，其中，实行半农半读的有220所。就发展速度看，农业中等专业学校远远不如农业中学发展快，详细情况见表1－5。

三、农村成人教育

农村成人教育包括扫盲教育和农民业余教育。严格地说，农村扫盲教育是农民业余教育的组成部分，鉴于它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性，故加以专门讨论。

（一）扫盲教育

旧中国人口文盲比例很高，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因而，“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1950年，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提出“开展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任务。为了“让六亿农民睁开眼睛”，1952年11月，中央成立扫盲工作委员会（1954年合并到教育部）；1956年3月，又成立了全国扫除文盲协会，陈毅担任会长，到11月底，全国有21个省、市、自治区80％左右的县市都成立了扫盲协会。

农民文化素质低是制约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为配合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1956年，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提出在五年或者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文盲，使农村青壮年非文盲率达到70％（1957年提高到80％）的目标。由于政府重视，农民参加扫盲学习的积极性很高。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全国农民入学人数为6200多万，占全国青壮年农民总数的30％；1957年，全国有近2亿农民参加识字学习，扫除文盲700万人；1958年，在“大跃进”的推动下，农村扫盲形成一个“高潮”，从1～8月，全国扫除了9000万文盲，比新中国成立八年来扫盲总数还多两倍，在2200多个县中，已有1500多个县、市（占全国县市总数的67％）基本扫除了文盲。 后来，教育部对此更正说“1958年全国在6000万人当中，进行了扫除文盲的工作” ，扫除文盲4000万 。由于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和秋收、秋翻地、秋种运动的开展，劳动力紧张，很多地方农民业余学习中止，脱盲后复盲的情况较为普遍。为此，1959年，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农村中继续扫除文盲和巩固发展业余教育的通知》，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组织尚未摆脱文盲的农民参加识字学习，特别应抓紧青壮年和基层干部的扫盲工作，并要求在普通话地区推广山西万荣县注音识字的经验，以提高扫盲效率。1959年，参加识字学习的约有6000万人，青壮年农民文盲从1949年的16500万降为8600万，文盲比例从80％减少到43％左右。 1960年，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管理的通知》，要求力争在1962年以前完成农村扫盲的任务。同年，教育部、全国总工会召开全国业余教育会议，提出“巩固起来，坚持下去，提高质量，继续发展”的方针。但由于国民经济极度困难，扫盲教育基本停顿，农村扫盲的指标未能完成。1962年经济形势好转后，农村扫盲又开始恢复。1961～1965年，共扫盲302万人，年脱盲60万人。

（二）农民业余教育

50年代初期，农民创造了冬学和夜校两种扫盲形式。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夜校扫盲的有效形式，认为“夜学顶好”。冬学是一种“适应广大群众需要的与实际工作密切结合着的教育方式”，以识字教育为主。这两种学习方式既可以使农民摆脱文盲，又可以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生产、学习两不误。1949年冬，各地农村积极开展冬学运动，仅老区农民参加冬学的就达1200余万人次，全国达2500万之多。

1950年，教育部要求农民业余教育由“冬学”逐步转向常年业余学习，以识字、学文化为主，配合时事政策教育和生产、卫生教育；设初级班（组）和高级班（组），初级班课程为识字、算术，三年内认识常用字1000以上，并具有初步读写算能力，高级班课程为国语、算术和常识，两年内能达到相当于高小毕业程度；实行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常年学习与季节性学习相结合；除设有高级班并达到一定人数的农民业余学校可设专职教师外，一般实行“以民教民”，经费依靠群众自行解决。 由于政策对路，农民积极参与，农民业余教育发展很快，1953年，全国有1230多万农民参加常年学习，1939万人参加冬学。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农民业余教育机构主要包括业余小学和业余中学。业余小学一般开设政治、文化、农业科学常识等课程，以学习文化为主；业余中学分两类，相当于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的程度。农民业余教育由各级政府教育部门组织领导，其他有关机关的人民团体予以协助。农民业余教育的经费，除少数专职人员的开支、业余教师训练费、主要乡干部离职学习的办公杂支以及一定的奖励费外，都由群众自筹。自筹办法采取学员自出、学员集体生产、合作社统筹等方式，各地按实际情况，在自愿原则下，由群众自定。

毛泽东不仅重视农民的识字教育，也重视农民科技教育，他提出农村凡有条件的地方都应当建立农业技术夜校、农业技术学校，成立农业科学技术站，把学习技术与消灭文盲结合起来。 随着农村生产的发展，农民业余教育不断升级，一是要求业余文化教育必须紧紧与农村互助合作及农业生产结合，逐步提高农民的政治、文化水平，培养农村需要的各种初级技术人员，为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实现农业技术改造发挥积极作用； 二是在普及业余初等教育的基础上，逐步普及业余中等教育。 1958年以后，农民业余中学开始发展起来，这是带有职业性质的学校，除学习政治文化外，还适应生产的需要，加强技术教育， 结合生产进行一定的技术教育。据四川省统计，1964年，农民业余学校办有机电、排灌等56个班，学员1892人；农技（农作、蚕桑、棉花、植保、园艺、药材、烤烟、畜牧、兽医等）班263个，学员17572人；财会班1090个，学员24283人；农业技术函授学校3所，学员460人；在农村业余初中和中级技术班中，结合生产学习农业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12万人。 但各地农民业余教育发展不平衡。

据不完全统计，1964～1965年，全国农村有2284万人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由于措施得力，农民业余教育有较大的发展，到“文革”前，通过业余学校学习达到小学毕业程度的青年农民已有571.8万人，达到初中毕业程度的有40.5万人。农村青壮年中的文盲、半文盲，到1964年已降至48.4％。文盲、半文盲人数的减少，主要应归功于小学教育的普及。但是农村农民业余教育的开展，对于提高农民政治文化水平和扫除文盲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新中国17年的农村教育体系，是在吸收老解放区农村教育的有益经验、改造旧中国农村教育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尽管这一体系是初步的、脆弱的、低水平的，但却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急需人才。 hrOKOdgy4+lL58zZDl0w5XRz+gh85Ok5+XsGifnCdJTue1VKqdw2r1FVqfjqESd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