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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了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政策，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指明了新中国教育（包括农村教育）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之后，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重大的教育方针政策，推动着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广大工农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但是在文化教育上还被置于学校大门之外。当时，全国人口的80％以上是文盲，其中绝大部分是工农及其子女，在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中工农子女所占比例更小。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长马叙伦在开幕词中说，新中国的教育“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应该特别着重于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并提出各级学校都应该“多多吸收工农子女”，“为工农青年大大开门，以期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这是中国新教育建设的工程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
会议明确提出共和国的教育工作必须为工农服务，应该从文化科学与政治上不断提高工农的水平，以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增加其建设和创造的力量。
1950年5月，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在《人民教育》创刊号上发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一文，文中明确指出了“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是教育的总方针，并对农民业余补习教育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
1950年9月，教育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在会上，党和政府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特别着重于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认为加强工农教育就是“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强大的国防和强大的经济力量的必要条件”，“没有工农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也就没有文化建设的高潮”。为了给广大工农群众创造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教育部长马叙伦在政务院85次会议上所作《关于1950年全国教育工作总结和1951年全国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中等学校招生时，应按地区分别规定吸收工农子女的名额比例。1952年，教育部规定中等学校工农子女入学的比例争取达60％～70％，新区争取达到30％～50％。中等以上的学校还通过设立人民助学金，帮助工农学生参加学习。
政府还采取了大力开展工农业余教育、创办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各级各类学校向工农及其子女开门、创办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新型大学等一系列重要举措，初步实现了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目标。据统计，1952年，在全国小学生中，工农成分的学生人数大幅增加，占到了学生总人数的80％；1953年，全国普通中学生中，工农子女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已占学生总数的71％。
为了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还在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冬学扫盲运动，教育部为此专门编写了《农民识字课本》，1953年后，民校成为农民业余教育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农村中长期存在，1954年，参加农校学校的农民达2330多万人，已扫除文盲850多万人，
为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教育向工农开门”，为工农大众服务，明确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深刻地改变了旧学校的性质和功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参与热情，对新中国教育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农民就成为当务之急，因为“从今以后，中国的农民还要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土地改革，然后要在一个长时期内，把自己的分散的和落后的经济，变成集体化和现代化的经济”。
因此，一方面要突出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农民的生产技术教育。
1950年12月，教育部指示要在农民业余学校中进行抗美援朝的时事教育。1951年11月，教育部指示各地冬学应普遍和深入地向农民群众进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并结合当地情况进行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生产互动及婚姻法等政策教育，冬学文化学习要尽可能与政治教育相结合。1955年，毛泽东指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总是伴随着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必须始终贯穿着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农民业余教育突出政治思想教育，目的是要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化道路，这种以政治为“生命线”的思维定式，深深地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27年的农村教育。
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中心方针”
。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要求在普通中小学中加强劳动观点和生产知识的教育。1963年6月，教育部发出通知指出，中小学教育要在提高农村文化和提供技术后备力量方面，大力支援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绝大多数中小学校学生将要参加生产劳动。因此，分别在小学六年级设生产常识课、初中三年级设生产知识课，这两门课主要讲授农业生产知识，每周都是各2课时。1963年10月，《人民教育》发表《倾听贫下中农的意见，改进农村中小教育工作》一文，提出农村中小学教育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怎样更便利于贫下中农子女上学读书；二是教育怎样更适合农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1965年7月，农业部召开全国高等和中等农业教育会议，提出农业院校应逐步实行半农半读、社来社去和进行教学改革，并把学校办到农村去，使农业教育面向农村、面向农民、面向生产。
农村教育为农村生产建设服务，为农村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人才，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屡屡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和“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一直难以落实这一方针，因此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村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在新中国成立初的几年，教育事业发展很快，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受教育的愿望，但国家无力拿出更多的钱来办教育，同时，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出现饱和，农村的毕业生很难转移到城市就业，绝大多数都要回乡务农，这使他们感到非常失望和不满。为了使更多的毕业生可以继续升学，也为了扭转在一些学生中思想中存在的鄙视体力劳动的意识，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成为1958年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最初是要求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试办工厂或农场，学生实行半工（农）半读，后来一些全日制普通中小学和高等学校也随之实行。
1958年5月，天津国棉一厂半工半读学校开学，这是在刘少奇直接关怀下创办的全国第一所半工半读学校。30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一种是8小时的劳动制度，一种是4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意在“国家经费不至于增加太多”“可以比较充分地满足许多人的升学要求，……劳动就业的人可以多些”。
此后，中央和一些省、市成立了半工（农）半读教育的管理机构，全国相继办起各种类型半工半读学校。
1965年3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10月，召开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12月召开全国半工（农）半读高等教育会议。由此，全国再次掀起试行两种教育制度，大办半工（农）半读学校的热潮。此前，11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江苏省委《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的规划（草案）》，并批示：半工（耕）半读学校代表了我们今后教育发展的方向。
两种教育制度、半农半读，促进了农村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开拓了农村教育的新途径，但在“教育革命”、“大跃进”的年代，它被利用的更多的是政治功能，农业中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是这一制度设想下的产物。
总之，“教育向工农开门”决定了农村教育的性质；教育“为政治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决定了农村教育的内容；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半农半读决定了农村教育的教学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