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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使原有的农村教育体系受到了破坏。一方面，学校管理无序，用政治冲击一切，教育质量大滑坡，甚至无质量可言；但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已经基本普及的五年制小学教育，不少地区已经普及七年（初中）教育，有的还普及了九年（高中）教育”，
“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使农村教育普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关于这一时期农村的普及教育，1976年6月1日，《光明日报》刊登《我国农村教育革命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文，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农村93％以上的学龄儿童都上了小学。……“文化大革命”以来，不仅平原地区迅速普及教育，而且在广大山区、牧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纷纷传来普及教育的喜讯。1965年学龄儿童入学率还只有31％的西藏自治区，十年后的现在已经上升到85％。位于黄河源头的青海玛多县，平均5平方公里一个人。就是在这样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也队队办起了牧读小学，同“文化大革命”前相比，学校增加了8倍多，学生增加了5倍多。居住着蒙古、汉、回、满、达斡尔、藏、鄂伦春等民族两万多人的内蒙古自治区镶黄旗，解放前没有一个贫下中农的子女能上学，现在95％以上的牧民孩子都上了学，各公社小学还附设初中班，开始普及7年教育。曾经被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个传教士断言“在20世纪内不可能有学校”的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今天办起了1230所小学和25所中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
197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对湖南省桑植县西莲公社教育革命的调查，其中称“这个公社共办起中小学35所，五七大学1所，在校学生1117人。同时，还办了业余学校9所，政治夜校49所，参加学习的2034人。农村儿童大部分进了幼儿班。全公社逐步形成一个包括普通教育、业余教育、幼儿教育的农村五七教育网。受教育的人员，占总人口的83％。1972年普及了小学五年教育，1974年以来，先后普及了初中、高中和幼儿教育。”
“文革”时期，农村普及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还有来自于经济、人口、教育政策以及传统观念等方面的影响。
第一，生产发展迫切需要普及教育。“文革”初期，教育事业陷入停顿，1968年开始逐步恢复。由于“抓革命、促生产”和战备的需要，1970年形成一次经济发展的“新跃进”，生产的发展需要大批初、中级人才。“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如何迅速培养一支无产阶级的科学技术队伍和教师队伍，是整个斗、批、政运动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广东省各县（市）革委会从调查研究中，发现目前各地大办地方工业，大搞技术革新，实行农业机械化，开展科学种田，实行合作医疗，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等，需要大批新型的科学技术人员和教师，而现有的科学技术队伍和教师队伍，远远不能适应。增城县石滩公社郑田大队，有二十多部农用机器，但没有一个人会修理，每次机器发生故障，都要抬到县城去修。始兴县附城公社去年办起九个小学附设初中班，因缺乏教师，有六个班只好停办。贫下中农迫切希望办起工业、农业、卫生、师范四种学校，以适应三大革命的需要。”
第二，农村人口脉动式增长要求小学扩招。1962～1970年是我国第二个生育高峰期，在这期间出生的儿童陆续到达入学年龄，需要大规模发展小学教育。因此，从1970年起，农村中小学教育进入一个超常规发展的时期，这也间接导致了1976年农村初中数量和招生数量的激增。
第三，教育政策的推动。“文革”时期，农村“教育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将毛泽东关于教育“面向农村”的思想落到实处，建立新型的农村学校体系，为此，采取了一些实质性的举措：（1）明确普及教育的目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大力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普及小学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要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把学校办到家门口，让‘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1974年，国务院科教组提出“继续大力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在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的目标。（2）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限。“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教育重心全面下移，大大调动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3）实行民办公助的办学体制。1971年，周恩来接见出席教育、出版等七个会议的代表时指出：“必须将小学的经费固定下来，只有民办、集体办，没有公办就办不起来”，“小学教育的经费，年年还要增长一点”
。实际上，农村教育管理权下放后，并不意味着教育主管部门撒手不管，而是由县教育局和公社、大队共同管理。这样，农村中小学经费就有两个来源：一是县教育局将国家经费分摊到全县所有学校；二是基层自筹经费。“农村小学最一般的模式是：国家资助的大的框架和某种形式的地方集体管理及地方集资。正是由于这一模式，连同旨在提高农村入学率的其他措施一起，才使得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可以声称小学教育‘几乎普及’，入学率占学龄儿童的95％，即有1.5亿儿童在上学”；“文革”中农村中学增加的入学人数，大部分是推行民办公助模式带来的。
第四，普通中学比农业中学更具吸引力。“在农村，人们宁愿不上学，也不愿去上低人一等的农业中学”
农业中学被视为“不正规”的学校，而普通中学是“公办的”，是受农民推崇的学校。“普通学校是更具吸引力的。学生们首先是参加普通中学的入学考试，只有在这种考试中失败以后，才申请进入农业中学。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两种学历的社会地位的差别，拥有一张普通初中文凭就可以参加高中的入学考试，而农业中学的毕业生们就不得不回到他们原来的公社。同时，人们对农业课程的实用性也存在着普遍的怀疑。”
另外，“文革”初期，被认为是限制劳动人民子女受教育的“两种教育制度”受到批判，中等职业教育被全面否定，导致农业中学和半农半读的技术学校改为普通中学。
上述种种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农村中小学数量的急骤膨胀，形成了普及教育大发展的表象。
究竟如何认识在极端历史时期出现的这一特殊现象？学术界大致有三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文革”时期教育规模有所扩大，教育普及程度有所提高，但这不是“文革”的成果，这里面有人口迅速增长的因素，也有广大农村教育工作者忍辱负重、不懈努力的结果
；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的标准去评价，那么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毕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如同当时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样，它无疑是低水平的，但切合实用，首先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事实上，许多今天在各领域崭露头角的60年代人，正是受惠于对70年代农村的基础教育。”
第三种观点认为“文革”时期“在普及教育方面还是迈出了一大步，农村儿童入学率大幅度提高，成为‘文革’中唯一的受益方面。”
对于这一现象，笔者有几点认识：
1 .“文革”时期农村的普及教育是数量胜于质量、形式重于内涵
“文革”时期，农村中小学数量激增，小学、初中、高中的入学率大幅度提高，在普及教育方面确实迈出了一大步。但是，不能不看到，为了实现普及教育，当时确实采取了一些极端的做法，如缩短学制、精简教学内容等。“文革”中各地农村中小学纷纷缩短学制，小学六年制改为五年制，初中三年制改为二年制，高中三年制改为二年制，比以前共缩短了四年。据统计，1973年，全国有9个省、自治区农村学校实行九年一贯制。此次缩短学制的“改革”，不是在全面、深入的科学论证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是响应“革命”号召的一种政治化行为。如果儿童7岁入小学的话，初中毕业只有14岁，高中毕业也才16岁，身心尚不成熟，过早进入社会给孩子成长带来不利影响。在课程和教材方面，以政治化、实用化的内容取代基础知识和系统文化知识，使绝大部分毕业生未达到应有的程度，造成中小学教学质量的降低，严重违背的教育、教学规律。
2 .“文革”时期农村普及教育的发展是在教育价值观和教育发展模式选择上的一次尝试和探索
“文革”时期农村普及教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聊胜于无”，重要的是其所折射出的教育价值取向。应该肯定的是，当时的教育政策定位在重视基础教育、发展农村教育，这对于一个经济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说，意义尤为重要，“文革”时期农村普及教育的发展是在教育价值观和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的一次尝试和探索。
新中国教育发展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基础教育和农村教育为重心的大众教育模式，另一种是以高等教育和城市教育为重心的精英教育模式。新中国成立后的27年来，教育政策的天平总是在这两者之间摇摆。20世纪50年代，教育向工农开门，工农速成中学、农村各种非正规的业余小学、农业中学、农民扫盲教育方兴未艾；60年代，教育发展的重心转向了以城市和高等教育为中心的精英教育，重点中学与农村学校无缘；“文革”十年，教育资源的配置再次向农村倾斜，农村中小学发展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而到80年代以后，教育的重心又返回到城市、重点中学和高等教育，此后，“城市中心”的教育价值观长时期占主导地位。由来已久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城乡教育发展严重分化的格局，农村教育大大落后于城市教育，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配置明显向城市倾斜，更严重的是，城乡教育之间的显著差距形成了一种定式，固化了人们的心态和农民的受教育意识，使农村教育的发展道路十分艰难。
3 .“文革”时期农村中小学数量超常规增长给农村基础教育的长远发展带来了负面效应
“文革”中，一面扩充普通初中和高中，十年间，农村初中和高中分别增长了11.9倍和88.6倍；一面取消农业中学，共扼杀了5万所农业中学。一些中等农业、林业学校不是被迫关闭就是名存实亡，使中等教育结构遭到严重破坏。
办学规模骤然扩大，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缺乏师资。“文革”初期，由于各级师范院校一度停办，合格师资的来源被切断，大批小学骨干教师被提拔到中学任教，又从社会上招收一些非专业人员担任小学教师，结果是“层层提拔，层层无骨干”，中、小学都没有合格教师。这一时期新增大量民办教师，其中绝大部分人没有合格的学历，比如，1972年，湖南省有中学教师16万多名，其中新教师占6.5万多。黔阳地区1966年以前，中学教师只有1560名，1972年时已有7530名，新增5970名，而新教师中却有50％不能担任教学任务。长沙市几年新增400名高中教师，其中有80％业务生疏，教学有困难。黔阳地区1972年上半年举办的中学教师短训班里，35名物理老师中，没有接触过物理的就有14名；45名外语教员中，没有学过外语的有12名。
中等教育结构单一，民办教师队伍学历低、业务水平不高、超编过多等问题，为农村基础教育长远发展埋下了隐患，以至于“文革”结束后，农村教育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调整中等教育结构，整顿教师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