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村的“教育革命”

文化要“革命”，教育也要“革命”。农村“教育革命”的核心是：以广阔农村为校园，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实行开门办学，“走出去”（到社、队参加劳动），“请进来”（请农民到学校讲课），把农村各类学校办成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政治性学校。

一、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文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行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同月底，各地贫下中农开始陆续向当地中小学校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或代表，成立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组）或教育革命委员会（组）。“贫宣队”或“贫管队”进驻学校，校长负责制被废除，各校成立教育革命委员会，成员有贫下中农代表和革命师生代表。校教育革命委员会隶属社队“革委会”，实行一元化领导。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使农村中小学校陷入了管理失控的状态，加剧了农村教育的混乱。

二、学校下放、教师遣返

农村“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将公办小学、中学下放到社、队去办，不少地方基本上是大队办小学，公社办中学。1968年11月，《人民日报》刊登山东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小学教师侯振民、王庆余的来信（亦称“侯王建议”），信中建议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人民公社的大队来办，国家不投资或少投资，教师的工资不再由国家发给，改为大队计工分，小学教师都回到本大队工作，外县的小学教师也要回原籍县所属大队。《人民日报》还发起了农村中小学如何办的“教育革命”大讨论。此后，全国大批农村公办小学改为民办，教师改拿工资为记工分，大批公办小学教师被强行遣返回原籍，教师及其配偶、子女被转为农村户口。1969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吉林省梨树县革命委员会炮制的《农村中、小学大纲（草案）》，其中有“小学由大队办，中学由社办，或分片设点，或大队联办，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由大队单办”、“教师的工资改为工分制，实行民办公助（即工分加补贴）”的论调。 学校下放、教师遣返、改工资制为工分制，大大挫伤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使农村教师队伍遭到严重破坏。

三、学制缩短、课程精简

遵照毛泽东“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文革”中各地农村中小学纷纷缩短学制，小学6年制改为5年制，初中3年制改为2年制，高中3年制改为2年制，比以前缩短了4年。据统计，1973年，全国有9个省、自治区农村学校实行9年一贯制。此次缩短学制的“改革”，不是在全面、深入的科学论证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是响应“革命”号召的一种政治化行为。如果7岁入小学的话，初中毕业只有14岁，高中毕业也才16岁，身心尚不成熟，过早进入社会给孩子成长带来不利影响。但是，缩短学制在客观上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普及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64年春节，毛泽东召开教育问题座谈会，会上他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此后，他又多次谈到多的问题。“文革”初期，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暂停开设高小和中学历史课，将政治课和语文课合并，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并选读一些“文革”中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1967年初，中央《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规定：小学1～4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算术、科学常识；5～6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中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文件，批判旧教材和教学制度，以必要时间复习数、理、化、外语和各种必要常识，农忙时期下乡劳动。1968年，各地相继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突出政治的自编教材将各学科的科学体系和知识体系完全打乱，严重削弱了基础知识和系统知识的传授。

1969年以后，为落实“学工、学农、学军”的“五七指示”，许多地方的小学开设政治、语文、算术、革命文艺、军事体育、劳动等课；中学开设毛泽东思想教育、农业基础（“三机一泵”和五大农作物 ）、工业基础（电工、化工）、革命文艺（语文、音乐、美术）、军事体育、劳动等课，课程、教材突出政治化、实用化，学生劳动和参加政治活动占用大量时间，文化课学习所占用时间不足60％，造成中小学教学质量低下。

总之，农村“教育革命”使教育的政治功能得到空前张扬，农村教育被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政治工具，农村教育基本的经济功能被忽视，导致农村教育发展空间极度萎缩。 6eYVfzTwK+zO0GUrSwCs/l122YRb9D8pSxO9fODKTh8baokl9ZfwFac8KBg5kOe7